關於參加編輯《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回憶
關於參加編輯《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回憶
沈津
緣起
「文革」期間，全國各地的古籍尤其是民間的藏書受到的損失太大，古籍中的善本書更是被認為是封建主義的東西，為了保護民族文化的遺產，1975年10月，周恩來總理在病重期間作出重要指示，「要盡快地把全國善本書總目編出來」。總理的指示經國務院秘書長吳慶彤用電話向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局長王冶秋和北京圖書館館長劉季平作了傳達。那時「四人幫」還在台上，各項工作很難啓動，所以開始落實總理指示遲至1977年4月才開始醖釀進行。4月18日，上海市文化局根據國家文物局圖書館處胡耀輝處長的意見，委託先師顧廷龍先生和潘皓平赴北京，就如何編輯全國古籍善本書目的工作，和北京方面的專家共同研究、討論。
根據顧先生的回憶，其時他剛恢復工作不久，去北京是駐上圖工宣隊指導員魏品雲通知的，同去的還有潘皓平。潘在「文革」前曾任上圖黨支部書記、常務副館長。
顧、潘兩人到北京的次日上午，同往文物局會議室，到會者有文物局、北圖諸君，局長王冶秋招顧先生坐其旁。王說了「文革」中各處毀書情況，並傳達周總理病重期間作出的指示，初步討論了如何貫徹落實之事，並就善本書「收錄範圍」和採用何種分類法和著錄方法作了探討。顧先生認為「總理的指示，不僅僅是搞宋、元本，他是要編一本全國古籍善本的總帳」。
在討論善本書收錄範圍時，先生在小筆記本上寫道，「這樣的標準比較大路，照北圖八本目錄（津按：此指《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的規格，王冶秋同志覺得可以。
我們的草目（指《上海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也是這個規格，就是後來一部分比較粗一些，必須核對」，「①簡目的提名，因北圖提出的項目要像藏書志那麼詳細，寫提要，考證藏書章的真偽、藏書的源流等，這樣做是好的，但時間需要多，不能做到盡快。我們意見不作藏書源流及印章方面的考證，所以說簡目，以別於藏書志那樣的規模。②簡到怎樣。③估計工作有不少困難。1、書不在館裡，2、熟手不多。④周總理病中還關心到我們的工作，這是光榮的任務，但是編製目錄，是我們的本分工作，說明2過去做得不夠，亦感到很慚愧，一定要鼓足幹勁去完成任務。外國人著作（酌），宋元殘本全收，明殘本如上海地區只一本的收，叢書零本稀見的收。清刻的條件，一精，二稀，三質。分類，書目原封還是酌改，依北圖。北圖八本書目，趙（萬里）主、冀（淑英）副，按此標準，已有實踐，眾無疑議」。為落實總理指示，在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的領導下，北京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作為試點單位開始工作。不久，此項試點工作又擴大到南京圖書館和浙江圖書館。
顧先生在京討論善本書收錄範圍的具體事宜及試點事，也可見4月23日致吳織、沈津的信：「我們到京次日，即在北圖座談了半天，第二日又談了半天，基本定下先編一簡目，就是像北圖的八本頭，我們的複寫本（指《上圖善本書目》）那樣，分類暫不改。由北圖和我們作試點，逐步擴大。這是周總理病中安排的工作，我們務必努力進行。」
編纂的前期工作
編纂《書目》的第一次會議是在1978年4月，地點在南京，後來人們談及《書目》都稱之為「南京會議」。此次會議，我任會務組組長，雜事多多，還要抽出時間參加會議討論。會議基本上達成了收錄範圍、分類法及著錄條例的草案。後來又綜合了各方的意見，形成了「三性」「九條」。「三性」即歷史文物性、學術資料性、藝術代表性，並正式成立全國古籍善本書總目編輯領導小組。
這之後，又召開了數次全國會議，多是圍繞著善本書的版本鑒定、收錄範圍、著錄規則以及分類等方面的問題，進行了討論和經驗交流。如1979年3月，顧先生偕沈津、任光亮等人參加了在廣州召開的「全國古籍善本書版本鑒定及著錄工作座談會」。12月，先生又偕沈津、任光亮去江西南昌，聽取了全國古籍善本編目工作巡回檢查彙報（計華東一組、華東二組、西南、西北、華北、東北、中南七組）。為了保證善本書目的編輯質量，會議提出了「對各省、市、自治區善本書目匯編時的復查要求」。會議還決定自1980年5月起，在北京開始進行全國總編，書名定為《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全國古籍善本書總目編輯領導小組改組為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編纂，是一個空前絕後的大工程，不僅動用了各省市縣及大學圖書館、博物館等單位的專業人員，也花費了大量財力、物力，整個過程歷時十八年。這件事做起來快不了，不能速戰速決。《書目》中包括全國各地所藏的善本書六萬種，當年報上的卡片竟達十三萬張，我們是從看卡片開始，慢慢地一步步地走過來的。
一開始，就是給各省、市的文化局（廳）主管圖書旗的局長，處長，還有圖書館的館長等開會，要求每個省做普查，可以說是一統到底，全民動員做這件事。《書目》包括了國內八百多單位（各省市縣圖書館、大專院校館、文化館、博物館、紀念館等）的藏書，不少大型圖書館多是家底不清，有的圖書館能說出大致上有多少藏書，但數目不準確，也有不少書沒有編目，有些為新購得的，有些是原來堆放在書架上的，在普通線裝書庫裡也偶爾會發現不錯的善本書。1990年4月，我離開中國大陸前最後一次陪同顧先生在南京參加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委會主任委員擴大會議，當中有半天的休會時間，顧先生要我陪他去看看龍蟠里，那是南京圖書館過去的所在地，後來變成了一個書庫。我們到那裡一看，好多間屋子都有堆積如山的圖書，也有部分線裝書，沒有書架，直接放在地上。這是因為1949年後，有些圖書館撤銷了，圖書就集中暫存南圖，而館內工作人員處理新書都來不及，沒時間整理舊存書，所以就這樣一直放著。上海圖書館夾層線裝書庫裡也有一間小黑屋，放著不少線裝書，沒有編目過。在圖書館的未編書裡，偶爾也會發現善本書，因此需要進行全國性的普查。
全國各地開始古籍普查工作之前，都是各省市圖書館在省文化廳（局）的領導下，成立專門的班子，並舉辦了不少古籍業務培訓班。當時為了更好地開展工作，專門劃分了華東區、中南區、西北區、西南區、東北區，並分別由北圖、上圖、中山館、甘肅館、四川館、遼寧館牽頭負責。上圖也參與了對其他省市館舉辦的培訓班的培訓工作。那是1978年8月，應四川省圖書館館長彭長登的邀請，顧先生偕我先飛去了成都，次日即往樂山大佛寺，為川館舉辦的「西南、西北八省古籍訓練班」五十三個單位五十八位學員授課。這些學員大部分來自四川、雲南、貴州等省的圖書館、博物館、文管所的工作人員。我們授課的內容是「古籍版本概述」，講稿後來由川館刻印成油印本，學員人手一冊。記得在樂山時，每到傍晚飯後，顧先生都會偕我在大佛寺附近散步，顧先生說：這幾個省的人回去以後，不光要在實踐中運用學到的知識，而且今後還要注意如何保管，如果每個圖書館都有懂得古籍重要的人，那也算是後繼有人了。
1978年的9月，根據編委會的安排，我和任光亮去了成都、重慶、昆明、貴陽四個省市館及大學館、博物館、重點地區館等十八個單位，此行一個月，目的是瞭解西南地區善本書目的編纂進度，並協助一些省市館所藏疑難版本的鑒定，總共調閱了一千餘部圖書。這次巡回檢查，看到了不少館藏精品，也剔除了較多不屬善本的卡片，如在成都看了三百五十部書，不合善本收錄範圍的計有二百五十部左右。再如重慶館、北碚區館、西南師院館三館，看了三百四十部，刪除二百六十部。重慶館藏書豐富，品種也多，宋元刻本、抄校稿本較之四川省館為多。
在北京香廠路的工作與生活
書目編委會總編的工作地點在北京宣武區虎坊橋香廠路6號國務院信訪招待所裡。當年的香廠路一帶非常冷清，據說北洋軍閥時期張勳的「辮子營」就駐紮在附近，所以有不少流鶯出沒。後來此地變得很荒涼，完全沒有城市景象。1980年5月，各省市參加彙編的工作人員先後到香廠路集中，全部四十九人（包括辦公室的行政工作人員）。
顧先生是在1980年5月到達北京的。總編工作實行的是編委會領導下的主編負責制，在主編顧先生的領導下進行工作。那一年顧先生七十六歲。
在編委會中有三名顧問，都是名重一時的版本目錄學家，他們是周叔弢、趙萬里（北圖）、潘景鄭（上圖）。周先生曾任天津市副市長，著名收藏家。顧先生到京的一個月後，即受編委會之托，偕天津館的白莉蓉專程赴津，聘請周先生為書目編委會顧問。顧先生早年在燕京大學讀書時，與周先生三子周一良是同學，所以對周先生是以晚輩的身份拜見的。1949年後，兩人相見是在1960年，時周先生至滬參觀上海圖書館，這之後，僅有七十年代末的幾次通信，而無緣相見。據顧先生的小筆記本當日的記載：「午後二時半，訪周叔弢先生，將二十年不見矣。寒暄畢，余即報告為實現周總理遺願，盡快地編成《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兩年來各省市自治區都已將卡片做好送京彙總，成立『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為劉季平同志。決定請先生擔任顧問，我們有問題隨時請教。即遞交聘書，先生受之，很表高興。」又據白莉蓉告知：「因事先已通知，所以顧老到的時候，周先生已在客廳等候。他們相見的場面十分感人，兩位老人都前趨數步，緊緊握手，沒有任何寒暄，開口就說起了『書』的事。坐下後，顧老談起編《總目》之事，說到此舉是為實現周恩來總理的遺願，他倆都非常激動。顧老向周先生介紹了編目工作計劃，並說是代表編委會來聘請周先生為顧問之事。周先生極為興奮，欣然應諾，並對顧老親自來津表示感謝。」周先生受聘顧問時為八十九歲，越二年，周先生騎鯨西去。
彙編的人員分成經、史、子、集、叢五個分編室，每個分編室設分科主編、副主編。每星期各分編室的主編、副主編集中在一起開碰頭會，由顧先生主持。在《書目》的初審階段，各省市館來的人員，老中青都有，水平參差不齊，有的就是單位派來學習的，但是大家還是在條件較差的情況下，進行了艱苦細緻的工作。我在經部編輯室，任分副主編。分主編吳田易。其他同事為江煥文（安徽省圖書館古籍部主任）、梁仁居（廣西壯族自治區圖書館古籍部主任）、陳培菜（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古籍部）、白莉蓉（天津圖書館古籍部）。吳田易曾任西北圖書館採編部主任，五十年代初，在甘肅省館被評為副研究員，後被打成右派，「文革」後才被摘帽子，1977年時還在館內打掃衛生。《書目》籌備初期，他被安排去古籍部。2003年去世，年九十三歲。
我們在北京的工作，就是初審各圖書館報上來的卡片，即卡片上著錄的書是否善本，書名相同的書是否為同一版本，是否可以合併或區別為不同款目。各書的著錄及版本項的認定是否準確，甚或題跋者、批校者的筆跡真偽等。這是按照冀淑英先生所擬《審核卡片條例》來執行的。
在工作中，最不易適應的是工具書、參考書的欠缺，每個分編室能利用的資源少之又少，所以我們要從卡片上的著錄去發現問題，如有問題就會把抽屜裡的卡片竪起來。
然後按照編委會擬定的統一格式發信至收藏單位函調，要求提供卷一第一頁的複印件或照片，或是重新檢查行款等等。等覆函回來後，即可決定修正著錄或決定取捨。因為每天都和卡片打交道，沈燮元和我調侃道，我們都變成「騙（片）子手了」。編委會裡曾有規定，即參與彙編工作的同事，如果不能確認卡片上著錄的版本，可發函調信或去京中各館看書解決。然而儘管有此規定，卻很少人去目驗解決。我和沈燮元時有聯袂去某大學館看書，經重新鑒定，發現錯誤較多，包括偽清黃丕烈跋、偽清翁方綱手跡等，這在卡片上是看不出來的。
在香廠路，我和任光亮住一個房間，廁所是招待所公用的。喝開水，要用熱水瓶去鍋爐房打水。整個招待所僅有一間有抽水馬桶的房間，給了已經七十六歲高齡的顧先生住。但抽水馬桶上既沒有馬桶圈，也沒有馬桶蓋，後來還是編委會主任委員劉季平館長出面和招待所溝通，才解決了顧先生如廁不方便的問題。我們所有參與彙編的工作人員都在大食堂用餐，伙食比較差，很多時候的特色菜就是白菜燒豆腐，早餐都是稀粥和大饅頭，有位同事說，她每月的伙食費只要十五元就夠了。那時是一週六天工作制，星期天只開兩頓飯，即中午和傍晚各一頓，南方人不習慣，有時候就去附近小吃店吃油餅、豆腐腦。記得一個星期天的傍晚，丁瑜來，請顧先生、沈燮元和我去他延年衚衕的家吃餃子。丁家似乎離香廠路不很遠，他輕車熟路，帶領我們穿過不少衚衕才到，看似普通的餃子卻是我們在香廠路期間吃過的唯一一頓。周日休息時，顧先生有時也會帶我和任光亮去珠市口找個飯館去打牙祭，換換口味。至於其他同事也是如此，如魏隱儒就約天津館的白莉蓉去吃羊肉泡饃，說是帶你去改善一下伙食。川館的何金文從成都帶了兩瓶四川辣醬，剛上食堂餐桌，瞬間就被大家一搶而光。
那個時候，大家的生活都很單調，招待所的會議室裡置有12英吋的黑白電視機，晚上大家沒事就擁去看電視，也覺得是一種享受。總之，業餘時間大家都是自己適當安排，找些事情幹。有一次，聽說西單商場有賣格子呢的布料，好像上海還沒有見過，於是我們一早就趕去採購。還記得有一次聽說公安部屬下的群眾出版社在賣內部書籍，我們又冒著大雪，穿著軍大衣乘公共汽車去買。我們每個工作人員都有一張油印的「臨時醫療證」，如身體有不適，可憑證去中日友誼醫院診治。有一天，北京著名中醫師耿鑒庭慕名來看望顧先生，因我患「甲亢」，所以顧先生就請耿老為我搭脈，並開了藥方，但在香廠路沒有條件煎藥，後來藥方也沒留下來。按照當時的規定，我們出差在外，每日都有三角錢的出差補貼，因此每人每月有九元人民幣的增收。在北京工作了四個月後，大家都很辛苦，為了安撫工作人員的思鄉之情，穩定軍心，編委會決定，各省市館的同事可以回去休假一個月。後來，有些回去休假的同事因為館事、家事及身體條件等，多有拖延或不再返京。但顧先生和我、任光亮都是如約回京的。
到了初審快要結束的時候，編委會組織大家坐大客車到承德避暑山莊參觀。在參觀文津閣後，丁瑜對我說：「六十年代的時候，我就知道你，當時趙萬里先生南下，在上圖善本組辦公室看到你，回到北京就說，上海圖書館顧館長帶了一位年輕人學習版本鑒定，看來我們也要培養這方面的接班人。」陝西省館的戴南海，善弈棋，經常在星期天一大早即去天壇看人下棋。他還會算命，我們在棒槌山下休息時，他給我看手相，看完後說：我看你，將來一定會出國！我一聽，嘴上沒說，但心裡想，這怎麼可能？因為「出國」這個詞，在那時，是沒有人會想到的。誰知道，
1986年我真的作為訪問學者去美國了。在承德，大家都十分放鬆，記得一次聚餐，菜餚不錯，幾個老同事如王多聞、吳田易等都喝了點酒，居然玩起了猜拳。這種形式，過去我只是在電影中見到，這次可是開眼了。
《書目》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為什麼會選擇「上古」？在香廠路時，我收到「上古」的編輯室主任郭群一的信，信中還附有上海市出版局局長馬飛海致顧先生的信，郭信的內容是：希望《書目》能交由「上古」出版，理由是「上古」的前身是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當年顧先生主編的《中國叢書綜錄》即是中華上編出版的，當時的責編是胡道靜。「上古」有能力將《書目》的出版工作做好。馬和郭的信我馬上呈給了顧先生。此事後由顧與冀、潘二位副主編商量，報編委會主任委員劉季平同意後才定下。郭為什麼會寫信給我？那是因為郭為借書和工作上的事，經常來上圖找我幫忙，彼此間很熟悉。
在北京待了八個月，初審終於可以告一段落了。結束前，大家都很興奮，因為可以回家了。所以那時，同事一見面就會說：你何時車輪滾滾呀？《車輪滾滾》是當時一部國產電影的片名，之所以這麼問，是指你買的什麼時候的火車票呀。在撤離北京的人員中，最晚走的是主編顧先生、我和任光亮。顧先生對我們說：「我們要最後走，讓其他省市館的同事先走。」當我把顧先生的話轉告副主編潘天禎後，潘有些激動，說：「顧老先走，顧老先走。」我馬上說：「不要爭了，只有你們走了，顧老才安心，我們才走得了。」
上海的定稿
《書目》的複審和定稿，是在北京、上海、南京三館完成的。參與的人員，北京有冀淑英、丁瑜、陳杏珍等，上海是顧先生、沈津和任光亮；南京則為潘天禎、沈燮元、宮愛東等。複審時仍然是發大量的函調信，因為同一部書，各地報上來的卡片有時多達十數張，要區別是否同一版本，能否合併成一條款目，需花不少時間。為了保證編輯質量，就不得不發函詢問。隨著社會的發展，有些單位添置複印機後，提供複印件的也逐漸多起來了。因價格較貴，之前有些單位提供的照片很小，無法放大，也看不清楚。
為了能盡快定稿，編委會經研究，決定在上圖集中完成經部、史部類的定稿，同時請冀淑英、潘天禎、沈燮元等到滬工作。上圖領導則全力支持此項工作，並在東大樓參考閱覽室勻出一間大房間（206室），上圖參加者為顧先生、潘景鄭、沈津、任光亮。北京、南京的同事在上海的住宿，都由上圖派人聯繫離單位近些的酒店，雖然上圖附近有國際飯店、華僑飯店，但那太高級，而且經費上也不允許，最後決定在延安東路上的延安飯店，不用乘車，走路二十分鐘，也不算遠，而且又是軍隊經營的，較安全。
在聯繫過程中，延安飯店的負責人知道顧先生的書法造詣，提出請他為飯店寫字，寫了好幾幅，才換來飯店提供較長期的住宿。
要完成這麼大的工程，必須有一個好的班子，我以為主編和兩位副主編的配合是完美的，相互間的信任和工作上的默契，十八年的風風雨雨，克服了許多困難。這或許是國內這幾十年間所編大型書目中最為艱巨的一部。主編顧先生就不再說了。副主編冀淑英，北京圖書館善本部資深研究館員，是業界的前輩，是我非常敬重的版本目錄學家，大家都尊稱她為「冀大姐」。冀大姐是一位完完全全從實踐中走出來的專家，她曾參與過幾項大的古籍編目實踐，具有編製大型古籍善本書目的經驗。她對古籍版本獨具慧眼，那種睿智很少表露。她在1957年寫了一篇《什麼叫善本書》，指出：「善本書的標準，可以說是具備思想性、歷史性、藝術性的罕見本，各具其一或二均可。」這種真知灼見和二十年後《書目》收錄範圍中的「三性」（歷史文物性、學術資料性和藝術代表性）不謀而合。冀大姐在五十七歲時參加書目編委會籌備工作，一直到《書目》出版結束。
在整個編纂過程中，無論是在北京或是上海，冀先生都有大局意識，協助主編顧先生善始善終，持之以恆、鍥而不捨地完成了極為艱巨的任務。
副主編潘天禎，曾任南京圖書館古籍部主任、副館長，業務及行政經驗豐富，辦事認真，從來不搞阿諛奉承那一套。在上海參與史部定稿期間，我們天天聚於一室，他不僅沒有架子，而且工作之餘，話多詼諧。潘嗜煙酒，他說：別人稱我為研究員，我確是煙酒員。有一次，他向顧先生請假，有事回寧，但四天後就返滬工作了。問他為何不多待兩天，他說：事情辦完了，手上的卡片還未看完呢。再一間，原來是潘太太病逝，他回南京是辦喪事的。潘和台北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昌彼得是四十年代末中央大學同學，同住一個寢室，關係特好。這是昌先生告訴我的。
編一部大型的聯合書目，比編其他什麼館藏目錄、專題目錄等不知困難多少，儘管經過初審、複審，翻查各種工具書，還是會出現不少想不到的問題。比如編排作者的先後次序，就是一門學問，冀先生曾編排過常見著者生卒年及中進士的年份，供我們在定稿排序前參考，如父子的著作，兒有功名，而父則名落孫山，排序時子要在前。在卡片合併過程中，又涉及版本的鑒定，即以作偽來說，什麼紙張染色、挖補牌記、書名篡改、鈐蓋假印、卷數割裂、序跋作偽、原刻翻版等，都要費去不少時間。就以經部舉例，最難識別的版本，是小學類中的《大廣益會玉篇》，此書除宋刻本外，元刻本竟有五種不同版本，明刻本則有十五個不同版本。再如韻書中的《大明正德乙亥重刊改並五音類聚四聲篇》，除原刻本外，又有嘉靖重修本、嘉靖萬曆遞修本，萬曆刻本等七個不同版本。又如《洪武正韻》，除明初刊本外，又有正德刻本、嘉靖刻本、隆慶刻本、萬曆刻本、明刻本、崇禎刻本等三十餘個不同刻本。此書的翻刻本多極了，記得內蒙古的某個藏書單位報上來的卡片作「明初刻本」，是據序斷定版本。我請他們寄複印件來，一看就不是明初刻本，然後再和其他各種明刻本核對，這樣的比對，必然費去不少時間。如果不負責任的話，全部寫作「明刻本」，這是不行的。《書目》規定，不同版本的明刻本不能合併，只能一種一種甄別，這也是責任所在。
遺憾
在北京完成初審，實是不易之事，尤其是對主編、副主編來說，熬過八個月真的很難。一個小小的編委會，並非看起來的一片和諧，也並非安定團結。如最初的《工作規程》，竟然出現「主編、副主編、辦公室主任主持日常工作」、「辦公室負責總編室的行政工作和全體工作人員的考勤、考績」句。個別人為了權力，居然將編委會內的辦公室凌駕於主編之上。有人想做副主編，就讓他人說項，鼓動鬧事，後來此事受到主編顧先生和兩位副主編冀淑英、潘天禎的堅決抵制，因為想進來的人並不真懂古籍版本，無非就是圖名。這些事都可見顧先生向編委會副主任委員方行彙報工作的信。
我知道，顧先生在京時，曾建議國家文物局應該保護冀淑英，那是因為某分主編當面斥罵冀，致冀氣板，回宿舍大哭一場，平時又被某君打壓欺負，弄得像童養媳般，顧先生特別同情她的遵遇。顧先生還建議將來出書時，只署名「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不上個人名字，以堵幸進之路，蓋因參加彙編的人員，有些是來京臨時湊數者，原來並不搞古書，水平不高。彙編工作困難重重，雖事先想到，但想不到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竟是那麼複雜。
在各方的努力下，《書目》的經部、史部、子部、集部、叢部分別於1986、1991、1994、1996、1989年先出線裝本，繼於1989、1993、1996、1998、1990年出版普通精裝本，總共字數五百五十萬字。1986年9月，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組長李一氓親自撰文對《書目》開始出版表示祝賀。《書目》出版後獲得一致的好評，其質量在這幾十年中出版的大型書目裡是有口皆碑的，但也有被人詬病之處，其中最大的質疑是沒有寫入書的行款。眾所周知，一部書的行款，是鑒定不同版本的依據之一。很多人認為行款中的幾行幾字點一下不就完了，沒有什麼技術含量。確實是，點行款不用動腦筋，很容易。但是，這麼簡單的事，卻很難統一。我們參與工作的人員對此深有體會，如五個圖書館在同一書同一版本的卡片上，行款上一作九行十八字，一作九行十九字，字數不一樣，就會讓人認為是不同版本，就不能合併成一個款目，因此，只能寫信索要複印件，我們自己來點，結果發現某館確實點錯了。這樣的低級錯誤指不勝數，編委會的主編、副主編實在沒有辦法，又不能將各書的行款重新點數，為了保證《書目》的質量，在定稿的時候，只能忍痛把行款全部刪去了。除了這一點外，僅有個別學者指出著錄方面的零星錯誤。
《書目》陸續出版過程中也發生了一些不可思議的事情。如八十年代末，上海某出版社背著編委會私下與日本某株式會社簽訂合同，於1990年12月在日本出版了《書目•叢部》。這引起了編委會及顧先生、兩位副主編的強烈不滿，憤而向有關部門揭發並抗議，認為《書目》尚未全部編完，某社就開始做一些小動作，而且編委會也沒有授權將《書目》交給日方出版，這樣做，是違反編委會和某社早先的出版合同的。最後某社不得不承認嚴重侵權的錯誤，慎重道歉，並終止與日方私訂合同的執行。
後來，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某君採用不當手段，利用《書目》編輯過程中形成的《徵求意見稿》油印本，全面篡改國家大型書目，由北京線裝書局出版了一部《中國古籍善本總目》。細翻此《總目》，可見編校者不懂古籍整理、版本鑒定，致使全書編排糟糕至極，與《書目》的收錄範圍、格式、編例、質量等相比較，差距甚大。一部國家書目，國家所定的項目，竟都敢篡改，這在學術界實在是罕見。
這裡還必須指出的是，署名某圖書館編的《稿本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書名索引》（齊魯書社2003年版），也是將《徵求意見稿》油印本全部影印，並製成索引，沿襲了《意見稿》中的不少錯誤，遠遠不及後來編委會正式出版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編輯這樣一部大型《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在四五十年代，是中國圖書館學界中的不少專家學者和歷史研究者想也不敢想的，即使有這種念頭，也不敢往深處細想，因為如果要做，那就是國家項目、重點工程，沒有國家支持那麼多的財力、物力、人力，是不可能做成的。1995年，我利用回上海探親的機會，專門去探訪了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委會的副主任委員方行，他告訴我說，《善本書目》如果早十年編輯，是不可能的事，因為那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如果再晚十年編，也做不起來，因為沒有可以擔綱的人選和較多的具有實力的專業人員了。方先生的話是對的。
結語
如今翻看當年書目編委會的名單，心中不免感慨。根據我的瞭解，1980年5月開始參加《書目》彙編的工作人員四十人，走了二十人；參加審校的工作人員十八人，西歸十人；參與定稿的工作人員七人，辭世五人；參加組織工作的人員十三人，僅餘六人。出版社的責任編輯二人，尚存一人。而編委會主任、副主任、主編、副主編、顧問十二人，則全部仙逝。時至今日，參加編委會全過程的，即彙編、審校、定稿者僅有任光亮（八十二歲）、沈津（七十八歲）二人而已。
如果要講《書目》的完整編纂過程，這個題目太大了，且當中經歷了許許多多的事情，完全可以寫一本書的。當年，顧老健在的時候，即已寫就《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經過》、《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工作的彙報》、《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纂工作總結》、《中國圖書事業的一項偉大成就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追記》、《十年苦幹，搶編出善本書總目—憶周總理、陳毅等同志對圖書館事業的關懷》，後來還準備和曾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任編輯工作的徐小蠻合作，另外寫文述之，所以將他保存的有關資料交給了小蠻。然而後來小蠻家中突發變故，工作無法進行，又將資料轉我保存。再後來，我又委託一位老師接手寫作，不巧的是，老師又全家移民海外，編著工作只得停止。
2019年端午節前後，我應南京藝術學院之邀，前去作了兩次講座，期間約好沈燮元，在頤和路他的宿舍見面。那天閒聊最多的是《書目》編纂過程中的人和事，我們都感到這個題目沒有人做，而參與《書目》編纂全過程的健在者（當時）僅有沈燮元、丁瑜（前年仙逝）、任光亮和我。本想再找時間約任兄在滬或蘇州見面，好好聊聊，但沒想到之後的疫情肆虐，我也無法返滬。我和沈燮元誰也沒有意識到，那竟是永遠的訣別。
2023年5月12日於美國北卡洛羅納州落基山之宏燁齋
本文原刊掌故第十一輯（202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