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亭林集》的初印、後印及翻刻問題
《亭林集》的初印、後印及翻刻問題
沈暢
《亭林集》為清初著名學者顧炎武的著作集，據顧衍生《跋》及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記載，為顧氏弟子潘耒在其身後刊刻。潘氏刻本蒐集顧氏著作十種，依次為《左傳杜解補正》、《九經誤字》、《石經考》、《金石文字記》、《韻補正》、《昌平山水記》、《譎觚十事》、《顧氏譜系考》、《亭林文集》、《亭林詩集》（其中《左傳杜解補正》為甘肅提督張勇之子張雲翼捐貲）。
對於《亭林集》的版本問題，最初留意於此的是清代學者錢大昕，錢氏在其學術筆記《十駕齋養新錄》卷16中有一則專門論述《亭林文集》抽版問題的札記。2000年，辛德勇發表名為《亭林文集》的題跋，再次重申《亭林集》抽換版片的問題，並對於《四部叢刊》本《亭林詩文集》所使用底本的刷印時間產生懷疑。2001年，周道霞發表《關於〈亭林遺書〉版本之我見》，依據重慶圖書館所藏兩部《亭林集》，就《亭林集》的版本問題進行探討。此外，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2009屆碩士研究生許丹的學位論文《顧炎武〈金石文字記〉研究》、同所2010屆碩士研究生陳颯颯的學位論文《〈左傳杜解補正〉研究》均從各自研究對象的角度對於顧炎武《亭林集》的版本進行了介紹。
但是，辛德勇與周道霞均因普查版本數量不夠，以致未能探究出《亭林集》細緻的版本源流。而且，以上諸家得出的結論尚有可商榷之處，因此，本文在普查國內多家公共圖書館所藏《亭林集》的基礎上，就《亭林集》的版本問題進行盡可能詳盡的梳理。通過對比，我們發現，《亭林集》除潘耒在康熙年間的原刻本之外，尚有翻刻本三種，這四種版本的行款均為半葉11行，行20字，且均為軟體寫刻。而且，每一種版本均因換版、挖改、磨損、修補等原因，存在面貌不同的印本。
一、康熙年間潘耒原刻本
是本半框高18.9釐米，寬14.6釐米（《左傳杜解補正》）。內封三欄，中鐫「亭林集」，左上鐫「顧寧人先生著」，右下鐫「遂初堂藏板」（刷印時間較後的印本有鏟去「遂初堂藏版」字樣者）。是本字體俊秀瀟灑，為康熙年間寫刻本佳品。
本版本由於抽換挖改等原因，前後印本差別較大。通過對比與考證，由這一套版片刷印的《亭林集》大致可分為最初印本、換版挖改印本2類，後一類中又因版片磨損程度又有早晚之分，現依次論述。
（一）最初印本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16「顧寧人」條云：「顧寧人《文集》初印本有《讀隋書》一篇，本馬貴與之說，載在《文獻通考》……潘次耕誤以為顧作，乃以《讀隋書》為題收入集中。今本無此篇，以它文易之。」①由於《讀隋書》確實不是顧炎武的著作，因此這種誤收而後又抽換的情況，自然可以作為潘刻《亭林文集》最初印本區別於其後印本的標誌。在筆者所調查潘耒原刻本中，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索書號為37611、40304，南京圖書館所藏索書號為19506、86013共計4部，其《亭林文集》卷6第6篇（即第9-10葉）為《讀隋書》，而所調查潘刻原本其他印本均為《顧與治詩》《方越斯詩草序》兩篇。可見，這4部印本就是錢大昕所指的初印本。
除了誤收《讀隋書》一文之外，在版片磨損程度方面也有證據支持這4部印本為最初印本的證據。《亭林文集》卷2葉1「始倂二百六韻為一百七」之「二」除這4部印本外其餘潘耒原刻本大多殘損第一筆而成為「一」；同書卷3葉5「夫言豈一端而已」之「夫」及《亭林詩集》卷1葉14「乃知天朝恩寵大」之「天」除這4部印本之外，其餘潘耒原刻本無一例外均殘缺無字。平水韻並206韻為107是音韻學史上的大事，且「倂一百六韻為一百七」本身就是個病句。
因此，《亭林文集》卷2「二百六韻」、卷3「夫」、《亭林詩集》卷1葉14 「天」均不訛不脫，而且《亭林文集》卷6有《讀隋書》一文，是《亭林集》潘耒原刻本中最初印本的重要標誌。
（二）換版挖改印本
所謂換版，就是為了抽去《讀隋書》一篇誤收文章，將《亭林文集》卷6第9-10葉一塊書版換掉②，而換版印本就是抽換《讀隋書》之後的印本。此時的印本除了抽換《讀隋書》一文並將《亭林文集》目錄最後一葉重新換過，與最初印本並無較大差別。而所謂挖改，則是將《亭林詩集》中較敏感的字句鏟去留空。如《亭林詩集》卷1《大行哀詩》「祕讖歸新野，群心望有仍」，將「讖」「仍」二字鏟去留空，此處蓋因「祕讖」用漢光武帝典、「有仍」用少康典，均與復國中興有關，極為敏感。至於抽換《讀隋書》與挖改違礙字句是否同時，目前尚無證據證明其不同時，故存而不論。
但這一時期的印本又有初印和後印的區別。在所調查的潘耒原刻本中，可以確定為換版挖改印本初印本的僅有上海圖書館所藏索書號為線普277627僅存《亭林文集》的一部。而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索書號為23731、37820；上海圖書館所藏索書號為線善821085、線普長7726、線普長260938-45、線普長614565-75、；南京圖書館所藏索書號為114784、132628；重慶圖書館所藏條碼號為000000034000010、000002295000010第6、7冊《亭林詩集》部分、000002296000010共計11部（實際為10部，說詳下）可以確定為換版挖改印本中的後印本。上海圖書館所藏索書號為線普277627這一部與其他11（10）部相比，最顯著的差異在於：這部《亭林文集》的卷2葉1「始倂二百六韻為一百七」之「二」未誤作「一」，而11（10）部後印本均因版損而誤作「一」。
二、康熙年間翻刻本
周道霞《關於〈亭林遺書〉版本之我見》一文通過對比重慶圖書館所藏兩部《亭林集》，提出《亭林集》存在雍正刻本的推測③。陳颯颯《〈左傳杜解補正〉研究》在周文基礎上，以為周道霞所見雍正刻本為康熙遂初堂原刻雍正印本④。為此，筆者親赴重慶圖書館，調閱重慶圖書館所藏三部寫刻本《亭林集》。據查驗，周文所稱雍正刻本與康熙年間潘耒原刻本相同。而周文所稱康熙刻本（條碼號為000002295000010）情況則較為複雜，是本共7冊，其中最後2冊《亭林詩集》上文已經定為潘耒原刻換版挖改後印本，但此前5冊則不同，首先《詩集》2冊鈐有「陳印|嗣煌」白文、「巴縣何|煒君穆|藏書印」朱文兩方藏印，此前5冊均無。而館藏另一部《亭林文集》則鈐有這兩方藏印，且這一部《亭林文集》經過對比也是潘耒原刻換版挖改後印本，所以，周文所稱康熙刻本其實是闕失《亭林詩集》，現在所配的《亭林詩集》是從另一部館藏《亭林詩文集》中拆出來的。將這部闕失《亭林詩集》的刻本與上文所定的潘耒原刻本相對比，我們就能發現這部刻本的字體筆道要粗得多，而且筆鋒尖利，字體風格顯得犀利、不如潘耒原刻本柔和。而此本半框高18.5（18.1）寬 14.5（13.65）（《左傳杜解補正》），內封雖也為三欄，但為中欄「亭林全集」，右欄「顧寧人先生著」，左欄無字，這與潘耒原刻本不同。而且此本不諱「胤」字，但潘耒原刻本中「胤」字卻均缺月之二橫，這正是周文以潘耒原刻本為雍正刻本而以此本為康熙刻本的原因。
由於我們知道，潘耒卒於清康熙47年（1708），既然《亭林集》十種為潘氏所刊，必定不會是雍正刻本，但我們為什麼還要定這一批「胤」字闕筆的刻本為潘耒原刻本？其實，並不是到了雍正年間才開始避「胤」字，康熙14年（1675），康熙帝冊封皇二子胤礽為皇太子，在此之後，便有了避太子諱的規定。清代詞人納蘭性德本名成德，因避太子乳名保成而改今名。納蘭性德的《通志堂集》為康熙年間所刻，但卷15《淥水亭雜識》「胤」字缺末筆。朱彝尊《曝書亭集》為曹寅在康熙年間代刻，其卷首王士禛序「禛」字不諱，但文中「胤」字均缺末筆。至於《亭林集》刊刻者潘耒的《遂初堂集》與《類音》，前書出現的「胤」字或缺末筆或月字缺一橫，但《類音》中則有「禛」字條目且不闕筆。可見，康熙年間的刻本確實有避太子諱的情況。因此僅僅避「胤」字不能作為斷定刊刻時間為康熙還是雍正的唯一證據。
但是，周文所稱的康熙刻本反而有翻刻本的證據。首先，這一刻本的封面作「亭林全集」，但我們知道這並非全集，潘耒曾作《日知錄序》，對於顧炎武的著述情況了若指掌，不可能題這一部不全的集子為「全集」，而潘耒原刻本內封面題「亭林集」則較為合理。其次，雖然這一刻本基本不諱「胤」字，但《金石文字記》卷1葉14「郭胤伯」之「胤」卻和潘耒原刻本一樣，「月」字缺中間2橫，這正說明這一刻本是據胤字闕筆的潘耒原刻本翻刻，此處由於粗心，依樣葫蘆未將闕筆補入。而且，《亭林文集》卷3葉13注文「二書並蔡」後潘耒原刻本有一塊墨丁，但這一版本卻沒有。這一注文明顯詞義不全，當系末尾有缺字，故留墨丁待補。由於此處為注文末尾，翻刻者工作比較粗率（前舉「胤」字僅有的闕筆處就是由於粗心），未注意文義，就刪落了這一個墨丁。因此，基本不避「胤」字的反而是翻刻本，周文的論斷並不成立。
至於康熙翻刻本的翻刻底本，當為潘耒原刻最初印本，因為此本《亭林文集》卷6有《讀隋書》一文，而且《亭林文集》卷2「二百六韻」、卷3「夫」字、《亭林詩集》卷1葉14 「天」字不訛不脫，與潘耒原刻最初印本相同。在筆者所調查的的版本中，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索書號為111790存《亭林文集》《亭林詩集》；上海圖書館藏索書號為586807-114（據籤條實際為586807-14）；南京圖書館藏索書號為1029、1030均為這一種康熙年間的翻刻本。
三、乾隆嘉慶年間蓬瀛閣翻刻本
辛德勇的《亭林文集》跋文認為《四部叢刊》影印本《亭林詩文集》的底本為嘉慶印本⑤。但是，我們仔細對比《四部叢刊》影印本與潘耒原刻本，發現二者明顯不是一版所刷。最為突出的一個問題就是《亭林文集》卷3葉13注文「二書並蔡」後墨丁的形狀明顯不同，其餘筆畫微異更是不勝枚舉。由於《四部叢刊》僅收錄《亭林文集》《亭林詩集》兩種，難以完全說明這一版本的特徵，筆者將《四部叢刊》本與所調查經眼的版本進行細緻對比，發現上海圖書館藏索書號為線普長36982-89、線普長365347-56、線普長2328；南京圖書館藏索書號為1031、1914共5部與《四部叢刊》完全相同，確系同一刻本。這一刻本半框高18.9釐米，寬14.7釐米（《左傳杜解補正》）。有不分欄內封面，大字題「顧亭林先生|遺書十種」兩行，左側小字「蓬瀛閣校刊」，可見確非遂初堂所刻。避諱字除了曆字避諱為厯、顒字為○如辛德勇先生所言外，在潘耒原刻本和康熙翻刻本中均不避諱的以「玄」為偏旁的字均將玄字缺末筆，胤字大多避諱為允（《金石文字記》卷1葉14「郭胤伯」之「胤」則不避諱），丘大多避諱為邱，弘字避諱為宏，琰字亦用□代替，但寧字不諱。可見其刷印時間確在清嘉慶年間。
全書康熙原刻後印本挖改處均為□，《昌平山水記》卷下抽去19、20兩葉，原末葉（第21葉）頁碼變成19，《亭林文集》卷6《讀隋書》已經換成《顧與治詩》《方越斯詩草序》兩篇。而且，這一刻本頗有新增錯字，如《亭林文集》卷3葉10「欲廢此禮」之「欲」誤作「次」、同卷葉13「如來論」之「論」誤作「諭」、同卷葉22「努力加餐」之「餐」字脫、同書卷6葉9「騁筆墨」之「騁」誤作「聘」、同葉「郁紆淒惻」之「紆」誤作「行」等，均為此前兩種版本不脫誤者。
此本底本，據上舉證據及《亭林文集》卷2葉1「始倂二百六韻為一百七」之「二」殘損第一筆而成為「一」、同書卷3葉5「夫言豈一端而已」之「夫」 為空格、《亭林詩集》卷1葉14「乃知天朝恩寵大」之「天」字為墨丁等事實，可以斷定為康熙潘耒原刻後印本。至於《亭林詩集》卷1葉14「天」字為墨丁，很有可能是校刊者留丁待補的結果。但是，這一版本《亭林文集》的目錄葉第3葉既沒有像康熙潘耒原刊初印本和康熙翻刻本那樣，保留「讀隋書」的標目，也沒有如潘刻後印本那樣，在目錄「讀隋書」的位置換作「顧與治詩」「方越斯詩草序」以致此後標目順次後延，而是在目錄「讀隋書」的位置留空，而未補入新加二文的目錄。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四不像的狀況，究其原因，很有可能此本所用底本的《亭林文集》目錄原缺而據潘刻初印本或康熙年間翻刻本配補，刊刻者發現卷6實際並無《讀隋書》一文，就直接刊落目錄中此三字而留空。
這一版本內部還有刷印先後之別。在調查經眼的5部刻本之中，上海圖書館藏索書號為線普長36982-89、線普長365347-56；南京圖書館藏索書號為1031共計3部《亭林詩集》卷2葉20「此人待聘珍」之「待」字連同字右的右邊線一並殘缺，上海圖書館藏索書號為線普長2328、南京圖書館藏索書號為1914則作「待」。按照一般情況，殘損的應該是後印本，但是《亭林文集》卷4葉20「直以凡人視之」之「直」字上述殘缺「待」字諸本均可見「直」之「十」一下部分，而上述「待」字留存本則已經看不清字跡。另外，《亭林詩集》卷4葉25「柄國」之「柄」、同書卷5葉16「二紀」之「紀」、同卷葉25「孝獻封山陽」之「山」「中年歷興亡」之「興」，「待」字留存的2部這幾個字均已模糊不清，而「待」字殘缺本則清晰可見。這些證據似乎指向這樣一個狀況：「待」字殘缺的3部應該比另兩部刷印要早。我們細細審查這5部書的《亭林詩集》卷2葉20，發現「待」字留存本那個位於最右一行的「待」字，其右側那一小截竪邊欄明顯與它上面竪邊欄不能連貫而有錯位，這正是由於直接在後楔木塊上刻字而難與原刻邊欄對齊的緣故。因此，《亭林詩集》卷2葉20「待」字完整的反而是後來修補的印本，而「待」字連帶竪邊欄一並殘損的印本刷印反而要早。
上文雖根據諱字推斷這一蓬瀛閣刊本刷印於嘉慶年間，但是，在這一刊本中，乾隆及其以前的聖諱均使用闕筆諱或改字諱，而對於嘉慶帝顒琰的名諱卻獨獨改用空匡，這有何深意？上文說過，這一刊本避諱孔子的名諱「丘」為「邱」。但是，在《亭林文集》卷4卻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情況：葉16和葉20同時出現了「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一句，但葉20兩個「丘」字均作「某」，而葉16則為兩個□。由於此處為真正的聖諱，雖與全書諱「丘」為「邱」的通例不合，但參照毛本《三國志演義》改「關羽」為「關某」的例子，則諱「丘」為「某」頗為合理。但葉16以□代替，且與葉20相隔僅3葉，如此之近的距離就出現兩種避諱方式，實在難以置信。因此，葉16的兩個□很有可能是版片雕刻好以後發現未避諱而挖改的。以此來比照嘉慶帝聖諱獨特的避諱方式，則很有可能這套版片最初雕刻的時候並未避諱「顒琰」二字，後來因故補諱的。如果是這樣的話，這一版本應該是初雕於乾隆末年，到了嘉慶初年挖改諱字後才開始刷印的。這一推測還有幾個旁證：上文已經說過，在初印本上《亭林詩集》卷2葉20的「待」字便已經殘損無字。而《亭林文集》卷4葉19-20一塊版片有一個橫貫全版的斷版，所見所有印本無一例外（《四部叢刊》影印本雖經描潤，但斷版痕跡仍然可循）。可見，這一版本剛開始刷印的時候版片已經開始損壞，這應當是刷印之前存放過久的緣故。
四、光緒年間席威、朱記榮翻刻本
寫刻本《亭林集》的第四個刻本，是光緒年間席威與朱記榮所刊。根據光緒十一年朱記榮《校栞亭林先生遺書緣起》所載，光緒刻本系先「重栞潘氏所行之十種」，然後再蒐集補刊十餘種⑥，匯集而成。這一版本《亭林集》十種行款與此前刊本無異，半框高18.8釐米，寬14.7釐米（《左傳杜解補正》）。字體不及潘耒原刻本甚至乾隆嘉慶間翻刻本流利，筆道比潘耒原刻本及乾隆嘉慶間翻刻本要粗而比康熙翻刻本要細。此本避諱與乾隆嘉慶間蓬瀛閣翻刻本全同，所有違礙字句作□及《昌平山水記》卷下抽毀以及《亭林文集》目錄卷6處狀況均同蓬瀛閣本，又如《左傳杜解補正》卷中葉9「所謂順城」之「順」此本與蓬瀛閣本均誤「川」為左火右丨，致使此處不成字，而此前二本均不誤。而且，《亭林詩集》卷2葉20「此人待聘珍」之「待」字作一墨丁。由此可知，此本系據乾隆嘉慶年間蓬瀛閣刻早印本翻刻。當然，此本也有新增誤字，如《譎觚十事》葉3「泥古之過」之「泥」誤作「況」，同葉「胡公弟獻公」之「胡」誤作「明」。此本存世較多，根據匯印排序及封面，大致可分為早印和後印兩大類，每一類內的刷印情況亦有差異。
（一）早期印本
雖然朱記榮說《亭林集》十種先行雕版，但筆者在所調查經眼的光緒刻本中未能見到十種寫刻本單行的本子，所見均是既有翻刻寫刻本的十種也有蒐集補刊的方體字十餘種的匯印本，這裡所說的早期印本，是寫刻本與方體字本分開裝訂的本子。這一類早期印本最大的特點是：書前有仿照蓬瀛閣本刊刻、題為「顧亭林遺書十種」的蓬瀛閣內封面及亭林遺書總目。由於有完全仿照蓬瀛閣本內封面的存在，區別乾隆嘉慶年間的蓬瀛閣刻本與席威、朱記榮翻刻蓬瀛閣本就成了一個重要的事情，《中國古籍總目•叢書部》就將這一印本含糊地著錄成「清蓬瀛閣刻吳縣朱記榮增刻」⑦，以至於給人以朱氏用乾隆嘉慶間蓬瀛閣刊本的原版增補刷印的錯覺。
光緒翻刻蓬瀛閣本與乾隆嘉慶年間蓬瀛閣刊本的差異還是比較明顯的，除了上述字體筆道的細微差別外，如內封「蓬瀛閣校刊」中「校」字「交」之「亠」下左丶，乾隆嘉慶間刊本無起鋒，而光緒刻本有起鋒；「刊」字左丿乾隆嘉慶間刊本連第一橫，光緒本不連。內封面後「亭林遺書總目」中「顧氏譜系考」 之「譜」字右上，乾隆嘉慶間刻本作「竝」，光緒刻本作「並」；上述「待」字光緒刻本作墨丁、《譎觚十事》的兩處誤字。此外，《亭林詩集》卷1葉14原「天」字墨丁，乾隆嘉慶間刊本墨丁上左高右低不規則，光緒刊本墨丁為正方形。
內封為「亭林遺書十種」的早期印本內部還因為挖改原因有刷印早晚之分。所見上海圖書館藏索書號為線普長403195-210、南京圖書館藏索書號為1032的兩部光緒刻早期印本，內封面上均鈐「掃葉山房|督造書籍」朱文長方印。而且乾隆嘉慶間刊本新增誤字脫字，此二本均沿誤，當為未挖改前的印本。而上海圖書館藏索書號為線普長325939-54一部內封面則鈐「校經山房|督造書籍」朱文長方印。並且在內封面後補入「光緒丙午秋九月吳|縣孫溪槐盧家塾校|刊於上海校經山房」牌記一葉。同時，此本將部分誤字改正，如《亭林文集》卷2葉1殘損而成之「一」改回「二」，同書同書卷3葉5原缺之「夫」被補上，同卷葉10原誤之「次」改回「欲」、同卷葉13原誤之「諭」改回「論」、同卷葉22原脫之「餐」字被補上、同書卷6葉9原誤之「聘」改回「騁」、同葉原誤之 「行」改回「紆」。同時，光緒刻本本身的一些誤字也被改正，如《亭林文集》卷4葉20「直以凡人視之」之「直」，上圖線普長403195-210與南圖1032均刻作中間三橫的「且」，此本改做中間兩橫的「直」，而且對比兩種印本，「直」字很有可能是鏟掉「且」上兩橫之間位置然後補刊的一個「十」，並把且右上殘損部分補齊。又如，《亭林詩集》卷4葉28小注「楊子行」「左傳」之間，上圖線普長403195-210與南圖1032二本原有一墨丁，為此前各本所未見，此本也已經挖去。此外，上圖線普長403195-210與南圖1032二本「顒」字原諱作○的，都改成「容」。可見此本刷印比之上述兩本為後，當系早印本中刷印較晚的挖改「訂正」本。
（二）後印本
後印本與早印本的區別，在於後印本將宋體字刻本分別插入寫刻本各書之間，打混寫刻本與宋體字本分開排列的壁壘，同時撤去仿刻的「蓬瀛閣」封面和「亭林遺書總目」代之以署名「青浦何長治題」的「亭林先生|遺書匯輯」雙行無欄界內封，背面為「光緒戊子冬月校刊|朱氏校經山房藏版」。後印本本身也有未修版印本和修版印本之分。
筆者所經眼的、可以稱為後印本中未修版印本的有南京圖書館藏索書號為12、13的兩部印本。既然是未修版印本，故而這兩部印本中寫刻十種與早印最末一批印本幾乎沒有差異，因此，區別早印最後一批印本與後印未修版印本，除了上述內封的區別外，只能通過對宋體字十餘種的對比。與早印本相比，後印未修版印本中宋體字刊刻的這十餘種版片已經有明顯的磨損。如《山東考古錄》葉29行1「時景公」這一階段印本此處前兩字均已磨損，又如《聖安紀事》卷上葉13、14兩葉第一橫行的文字以及同卷葉17最後4行的每行末字本階段印本也已經磨損。以上所舉之例早印兩種刷本均完整。可見，筆者所經眼的這兩部印本雖然內封題署為光緒十四年（1888），早於上圖線普長325939-54所署的光緒丙午（1906），但實際刷印時間反而在它之後。究其原因，光緒丙午為當系正式匯印時間，而光緒戊子則與朱記榮《緣起》所署時間相合，即所謂追題而已，萬萬不可被它所欺。
此後，版片擁有者對版片，尤其宋體字刊本的版片進行了大幅度的修補，這一階段的印本也就是後印修版印本，網絡流傳、鈐「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朱文扁方印的電子影印文文件為筆者僅見的後印修版印本。與未修版印本相比，後印修版印本的特徵在於未修版印本上很多缺損的字已經為墨丁所代替。如上舉《山東考古錄》葉29行1 「時景公」處以及次行「它國之境」，所見未修版本僅磨損「時」字，修版印本則「時景」「它國」二字均為墨丁所代替，由於此四字位於葉右上角，很明顯是連同右上角的邊欄一起重新楔木重雕的。《聖安紀事》卷上葉13、14兩葉第一橫行明顯重新楔木重雕，葉13後半葉第1及最後3行；葉14第1、9兩行首字均為墨丁。同卷葉17最後4行的每行3字也為墨丁所代替，而且同《山東考古錄》例一樣，明顯看出這12字空連同左下欄線是重楔的一整塊木塊。除了對於宋體字刊本的修版，對於寫刻本也有補墨丁的情況。《左傳杜解補正》卷中葉20左側，光緒刻本原有一塊缺損，首行「叔孫固已豫之」之「已豫」、次行「若子若弟」之「弟」字，此前所有光緒印本均缺損。修版印本不但將「已豫」2字處修為墨丁，「弟」字及它下面原有的空格（此前刻本均同）也修成了兩個連續的墨丁。由以上證據可以證明這種修為墨丁的修版印本當為最晚的。
五、影印本與整理本
現今通行的影印本、整理所據底本都聲稱遂初堂刻本，但確是魚龍混雜。就筆者所見，《四部叢刊》所收為乾隆嘉慶刻後印本、《四庫禁毀叢刊》則更是光緒刻初印本。《續修四庫全書》所收《亭林詩文集》確為潘耒原刻最初印本，但史部所收《昌平山水記》卻為光緒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所收《顧氏譜系考》也系潘耒原刻最初印本，因為其刀法風格與潘耒原刻本一致，且第5葉「隆安末」之「末」未誤作「木」，與最初印本同，而異於原刻後印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所收《昌平山水記》、《譎觚十事》兩種，雖難確定是否初印，但也系潘耒刻本無疑。
至於整理本，201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顧炎武全集》為目前收羅顧炎武最多的整理本。此本由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整理，其中潘耒所刻十種大多以上海圖書館所藏潘刻為底本。從校記來看，潘耒原刻本偶有的幾處訛誤而為乾隆嘉慶、光緒兩種翻刻本改正處，整理本所據底本均誤，且據其他資料改正。而《顧氏譜系考》中「建隆末」則專門出校說明底本作「木」，據《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所收山西祁縣圖書館藏本改正。考慮到康熙翻刻本「建隆末」也未誤，這同時排除了使用潘耒原刻最初印本及誤選康熙翻刻本兩種可能性。而且據筆者調查，上海圖書館也確無潘耒原刻最初印本收藏。因此，整理者所選的上海圖書館藏本為潘耒刻換版挖改印本（唯以祁縣圖書館藏本為後印則與事實恰好相反）。
結論
潘耒刻《亭林集》的三種翻刻本之問世，擴大了顧炎武著作的影響範圍，促進了顧炎武學術的傳播，其意義自不待言。但通過上文的研究，我們發現這三種翻刻本均出自坊間，故而每次翻刻均因粗心及誤解避諱挖改的目的而不斷有新的訛誤產生。因此，弄清的《亭林集》原刻與翻刻的關係，通過比較選擇出最優版本，這對於使用《亭林集》，尤其是避免因版本問題而導致對顧炎武學術的誤解，還是有很大的意義的。通過我們的研究，由於《亭林集》的特殊性，在未發現潘耒原刻換版挖改初印本全帙之前，當以潘耒原刻最初印本配上換版挖改初印本中新增二文為最佳。
如果從社會背景與學術流變的角度來審視，《亭林集》翻刻之所以會出現在康熙、乾隆嘉慶間、光緒這三個時期，是有其必然性的。顧炎武作為一朝學術領袖，其文集刊出後，必然會爭相購置，唯利是圖的書商看到銷路，自然會進行翻刻，這是《亭林集》甫一問世即遭翻刻的原因。乾嘉之際作為清代樸學興起並繁榮的時期，樸學家們欲尋求清學源頭以自重，自然會重視顧炎武的著作。因此書商即使礙於四庫禁毀，也要在挖改抽換之後出版《亭林集》。而清末作為清代學術的總結時期，《亭林集》也就更受重視了，而朱記榮作為吳縣人，視同隸蘇州府的崑山所產名儒為鄉賢，席威掃葉山房設於蘇州，二人為之刊刻著作、傳播學說，自在情理之中。
注釋：
①錢大昕著、孫顯君、陳文和點校《十駕齋養新錄》卷16，《嘉定錢大昕全集》第7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60頁。
②雕版印刷中的書版為雙面雕印。按常理推測，《讀隋書》所占第9、10兩葉恰為一塊版片。
③周道霞《關於〈亭林遺書〉版本之我見》，《四川圖書館學報》2001年第5期，第58頁。
④陳颯颯《〈左傳杜解補正〉研究》，華東師範大學人文學院古籍整理研究所中國古典文獻學2009屆碩士學位論文，第6頁。
⑤辛德勇《亭林文集》，《未亥齋讀書記》，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33頁。
⑥朱記榮《校栞亭林先生遺書緣起》，《亭林先生遺書匯集》卷首，清光緒十四年刊本。
⑦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中國古籍總目•叢書部》，中華書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093頁。
本文原刊於天一閣博物院編《天一閣文叢》第12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