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刊書信裡的「胡適世界」
未刊書信裡的「胡適世界」
羅不特
作為開一代風氣的人物，胡適與北大的關係不可謂不深。某種意義上，沒有北大這一平台，就沒有那般「捨我其誰」的胡適—至少胡適在近代中國會是另一個樣貌。可喜的是，與胡適有關的材料仍時有發現。且不提周質平先生二十多年前整理的《胡適未刊英文遺稿》（聯經出版公司，2001年），去年即有傅祥喜先生編著的《胡適未刊日記輯注》（廣東人民出版社，2023年）付梓，今年年初又有鄒新明先生編著的《北京大學圖書館藏胡適未刊來往書信》（北京大學出版社，2024年；下文簡稱《未刊書信》）問世，且是皇皇兩巨冊。
3月初推薦大學圖書館採購《未刊書信》，4月下單，5月底納入館藏，6月初我從圖書館借得此書。16開，精裝，淺綠色的封面，清新典雅，假使胡適復生，見到此書，大概也會嘖嘖稱嘆。
據前言介紹，《未刊書信》包含兩部分，上冊主要收錄夾在胡適藏書中的書信，其中中文書信110餘封，英文書信50封，且不乏名家的手筆。下冊則收錄胡適卸任駐美大使職務後，美國政要、教育界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以書信形式給胡適的留言，共計130封，144頁。後面這部分書信「所用信箋整齊劃一，裝在特製的函套內」，是胡適特意送給北大圖書館的。胡適大使卸任後的這些名人留言，其實是賽珍珠和Mrs. Hughes發函徵求而來的，所以大都對胡適離任表示遺憾，稱贊胡適擔任駐美大使期間的貢獻，「難免溢美之詞」。這些留言有一定的史料價值，但如果有人單單以這批材料來評價胡適作為駐美大使的成績，則未免為材料所欺，難稱高明。
順便一提，關於胡適駐美大使的功過，鄙意以為目前最具參考價值的當屬齊錫生先生的力作《從舞台邊緣走向中央：美國在中國抗戰初期外交視野中的轉變（1937-1941）》（聯經出版公司，2017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齊著的一個好處在於，它不是專門研究胡適的，而是立足於中美關係，充分利用官方檔案和私家文獻，對蔣介石、胡適、宋子文、陳光甫等都有深入的考察和剖析，當然對胡適大使的成敗得失也有所評騭—我們不必完全贊同其具體評判，但這種整體視野和比較的眼光是不可或缺的。
前面扯了這麼多，主要是針對《未刊書信》下冊的一些感想。綜合上下冊而言，我最大的感覺是，《未刊書信》與其說是研究胡適本人的一筆材料，不如說是步入胡適世界的一把鎖鑰。本書雖然題作「未刊來往書信」，其實絕大多數是寫給胡適的，胡適寫給他人的則屬少數，真正構成往復關係的更是寥寥。就此而言，這些出自名公巨卿或無名小卒之手的書信和留言，構造了一個「胡適世界」。換言之，我們只有更廣泛更深入地瞭解這個「胡適世界」，才能更充分地把握胡適其人其學其思。這也就是古人常說的「論世知人」。尤其是看到目錄上那一連串的英文人名，如果對那些人名背後的社會、文化和歷史缺乏理解，那就等於關上了走近胡適的一扇窗。胡適終身推崇美國，熱愛美國，如果我們對美國的瞭解僅限於胡適的見聞，那自然不免被胡適牽著鼻子走。
慚愧的是，筆者對那些英文人名背後的世界所知極其有限，所以下文主要是對《未刊書信》上冊所收中文書信的一個整理，附上幾句粗淺的讀後感。
就內容而言，這些中文書信大致可以歸為六類：（一）批評推薦，（二）學術研討，（三）實際事務，（四）文字改良，（五）日本相關，（六）其他。當然，這只是一種便宜的歸納。
批評推薦
這些中文書信大都是夾在藏書裡的，基本上是贈書，請胡適批評、推薦或作序的。比如，何天行1931年考入中國公學，1935年轉學至復旦大學，1945年任西湖博物館歷史部主任，1949年任浙大人類學古器物學兼職教授。他在1948年出版了《楚辭作於漢代考》一書，給胡適寄了一冊，抬頭「適之先生校長鈞鑒」，末署「門人 何天行拜上」，信中交代原委：「自離母校中公後，違暌教誨者已十餘年矣。引詹風猷，恆切心馳。茲坿奉拙作《楚辭作於漢代考》一冊，原為十年前舊作，自太平洋戰前即交中華書局印行，今始出版，擬請先生德便賜正！」（85頁）
胡適因提倡文學革命「暴得大名」後，追隨者、仰慕者數不勝數，尤其是年輕一輩。書中收錄了一個叫羅雄飛的青年寫給胡適的信。這位羅雄飛「生平不詳」，可以說是再普通不過了。然而也正因為他的平凡，羅氏此信（凡三頁）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此處不厭其長，抄錄於下：
我的親愛的先生：
我不敢怎樣講愛先生，我為先生走了路八千，一次走邵陽，二次走祁、衡，三次走永豐、湘鄉、藍田，四次走邵陽新設民眾圖書館，五次走筆上桂林，六次走筆下南京；但終以為不上心，七次又親自下長沙，書本呢？書本真的在缺莊的書店裡（僅僅購得一種《廬山遊記》）。在這個當中，本有朋友介紹到湖大；可是一來沒有心情，二來有種小說自號《羅雄飛說》，分《太平說》《文藝說》《愛情說》《事業說》……《太平說》分《治世大綱》《治世方略》，《文藝說》分《十八般文藝》《文藝通考》……很想找個理想的地點，理想的先生，求合我的理想，達到我的志願。我想胡先生決不是那個小圈子的胡先生，而是四萬萬同胞的胡先生，普遍天下的胡先生；凡屬現代青年都有格向胡先生請問，胡先生對於現代任一青年都有答問的天職；於是第八次乃決意北上，不料行至長江，行李誤墮江心，這分明是天意不許，為什麼不能感動呢？敬錄《文藝說》一篇呈寄，請求指教，不要嫌棄。
你的望門生羅雄飛寄於漢口，現住湖南邵陽中鄉靈官殿老官橋，八，十（181、183、185頁）
估計很多讀者跟我一樣，不知道信中所謂「我為先生走了路八千」究竟是怎麼回事，但分明可以感受到一個理想主義青年的心境和抱負—只是他的抱負，或許由於時乖運蹇，在歷史上終究未能留下鮮明的印跡。而這正是「胡適世界」的一個縮影——跟那些名家相比，書中這類名不見經傳者的片言只語更引人遐思。竊以為，這恰是《未刊書信》最大的價值所在。
胡適提倡新詩，影響甚廣，《未刊書信》中也有所反映。譬如，清華外文系學生曹葆華於1930年底出版了《寄詩魂》，他將這本詩集寄給胡適，「若是先生認為值得介紹給大眾，我便希望先生寫一篇評文公諸報章」（21頁）。此外，書中還有兩人給胡適寄過自己的詩集。一位是唐世隆，生於1901年，卒年不詳，他曾在劉文輝川軍歷任排長、連長、副官、參謀等職，抗戰爆發後擔任川軍某軍少將參謀長，1949年後以中醫行醫。他的《民間疾苦詩》是個油印本，一函兩冊，第二冊是第一冊的刪改本，出版於1931年。他在信中說這個詩集「差不多是依據先生的主張和意旨而選成的」，「皆不出白話的範圍」，希望胡適能「賜以序文」（233、235頁）。另一位叫祝實明，原名祝世德，生卒年不詳，1927年任教於四川萬縣某中學，1931年任教於江西璧山縣某中學。他曾在1932年給胡適寄過一首故事詩《楊媽》，「偶蒙獎飾，至今心感」，「我這十五年來，在工餘尚不能忘情寫作。今將自費印行的兩部詩集寄上，聊以表示歡迎先生回國的熱忱」（417頁）—祝氏寫於1946年7月的這封信夾在《不時髦的歌》一書中。
除了自己寄呈「拙作」外，也有通過第三方轉贈的，比如熊十力請蔡元培代呈《尊聞錄》（出版於1930年）給胡適。張光祖遵囑將友人萬宗一的《墨辨新詁質疑》（出版於1946年）轉呈胡適，懇請「教正」。另外，老師也會推薦學生、後輩的作品，請胡適指正。比如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劉文典將學生曲瀅生的畢業論文《韋莊年譜》寄給胡適，褒揚曲君「厚重樸質，治學甚勤」，強調該書乃「經師友之慫恿，始印數百部，意在就正於有道，非為名計也」，期望胡適能「時時訓誨教導之」（171頁）。馬衡將青年學者石松原的《論語正》《孝經正》二書寄呈胡適（193頁），又是一例。
學術研討
身為著名學者，胡適經常通過書信論學問難，所以本書出現學術討論、學術批評的內容，毫不足奇。《未刊書信》這方面的材料雖不算多，但亦有幾例。比如，范振生（1936年畢業於北大史學系）1934年9月致信胡適，對《章實齋先生年譜》中萬經、邵晉涵的年歲提出質疑（51、53頁）。又如，胡先驌評林語堂的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吾國吾民》），雖字數無多，卻不能不嘆服其評判精准周正：「林語堂君大作已讀畢，其文字極佳，惜所見不少淺陋之處，而批評每每過火，然較之一般西人之著作自遠勝也。原書今走價奉還，余不一一。」（107頁）附帶一提，所謂「走價」，意指派遣僕役。再如，袁同禮在寫給胡適的信中直言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所論諸子各節，頗多有可商榷之處」（361頁）。
《未刊書信》中最有意思的一篇文字大概要數王季同寫給胡適的三紙批評。和書中大部分留言性質的短箋相比，這封天頭地腳幾乎塞滿毛筆字的來信可謂罕見。據書中介紹，王季同（1875-1948，一說生年不詳）曾任教於北京大學，在現代數學、物理學、機電方面均有不俗的成績，1928年任中研院工學研究所研究員，晚年研究佛學，著有《佛法與科學之比較》《佛法省要》《因明入正理論摸象》等。王季同此信寫於1943年11月18日，他聽兒子王守競說胡適離任駐美大使後，到紐約繼續寫《中國哲學史大綱》下編。對此王氏說，胡適在十餘年前為寫下編而讀佛書，可是「讀佛書不得要領，於是佛教與禪宗，乃至受禪宗影響而產生之宋明諸儒哲學，皆無從寫起，而不得不擱筆」。繼而王氏根據胡適擔任大使期間拒絕演講佛法的傳聞，斷定胡適在佛學方面大抵裹足不前，「足下既不能把握佛法旨要，則大箸下編惟有滿紙敷衍文章，如清代應舉者第三場之五道空策而已，非但毫無精彩，且恐帶累頭二場文字亦減色不少矣。」因此奉勸胡適「不寫為妙」，「若足下決計完成此大箸，則請放棄其西學於歐美先入為主之唯物成見，一依弟勸，則弟可保足下寫一冊最有精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下編也」（257頁）。王氏主張佛法禪道為「宇宙間唯一真理」，他對自己的佛法極其自信，且認為唯有胡適「飽讀佛書，兼精科學，必能認識拙箸之真價值」（259頁）。言下之意，胡適的《哲學史大綱》下編若要成功，必須參考我王某的佛法理論，故奉呈《因明入正理論摸象》一書，最後再次強調「佛法所以異於一切宗教，是真理而非迷信」（261頁）。鑒於胡適一貫視宗教為迷信的思想，他恐怕很難認同王氏的觀點。順便一提，王季同育有五子二女，其兒女多為著名大家，此信中提及的王守競在量子力學方面成績卓著，歷任浙大、北大教授、物理系主任，1949年赴美。
實際事務
名滿天下之後，胡適的心思並不局限於學術方面，他人也會因名人效應而有各式各樣的請託。加之世事紛紜，滄海橫流，時人不能不做出應對。書中有不少這方面的內容。譬如，有個叫蔡正中的作者寫了一冊《今後我國的出路及人類之將來》（出版於1933年），寄呈胡適，信中表示「這是我的處女作，是我不傍任何門戶的處女作，是我欲救黨國人類的處女作，若一得之愚，尚不大謬，可堪方家一笑，不吝賜教，更所歡迎」（17頁）。
抱有這種救世熱忱的當然不止蔡氏一人，一位名叫「智武」的作者給胡適寄了一冊《援世寶鑒》（出版於1947年），印刷體的函件內容如下（標點為筆者所加）：
蓋一國興亡，匹夫有責，況今內亂外患，豈忍坐視而束手待斃者乎？予志本欲為國為民，乃因家此年邁又恙，故不克分身，而無奈祗可一面侍親，一面著書，贈與當今執政諸公，以作治國之參考耳，且亦略了平生之願。俟母恙愈體康時，再懇高堂允予從軍，誓決首平內亂，而後復吾國所失之領土邊疆，重振祖國之榮光，以達成世界第一強國，而後方休。（404頁）
從中不難體會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心境和志向。
此外，陳萬里寄呈《江蘇兩年來的衛生工作》，程敷鍇寄呈《黃山旅遊指南》，戴堅奉上《兵學研究綱要》，焦易堂《縣自治法草案縣自治法施行法草案》徵求意見，金國珍《市政概論》、孫澤英《獨裁政治之理論和實際》等，大體皆可納入此類。
改良文字
清末民國，危機深重，無數知識分子贊成「漢字有罪論」，認為漢字拖累了國民，導致國家落後於時代。在翻開《未刊書信》之前，我決沒想到書中有這麼多信跟改良文字、普及教育有關。例一，廣東新會人陳瑞祺在香港設立道字總社，與其子陳子民創造拼音「道字」，以期改良文字。陳氏與胡適「素昧平生，且天涯海角，各處一方，關山遙阻，欲拜訪而不能，但素聞大名，如雷貫耳，尤以改良文字為己任」，遂介紹自己的「文字科學化」經驗，並奉上《道字初刊》一書，「倘蒙認為有研究之價值，還請隨時頒示指導」（29、31頁）。例二，山西臨汾人賀生樂在信中表示（印刷體）：「昔年對於漢文字畫意義頗感高深，平民未易普及，不揣冒昧，積十數年寒暑，竊取各種文字之長，著成《平民新字說》《平民新字原》《平民新字彙》各一冊」，「乞賜斧正，幸有以教之」（90頁）。例三，福建永定人黃學周在鄭州致信胡適，寄奉自編讀物《布丁》一冊，以助推國語羅馬字拼音運動，藉此達到掃除文盲、普及教育的目的。例四，生平不詳的簡文給胡適寄了《簡筆字彙稿本》一書。例五，江西宜黃人歐陽溱將《簡體字之研究》奉上，請胡適匡正。例六，廣西桂林人易熙吾致信某根泰，請後者將自己在抗戰八年間寫成的《常用字源》轉呈胡適，希望「胡校長加以指導鼓勵」（355頁）。由此可見，曾有多少人為文字問題所擾，並為之付出無數的努力。
日本相關
胡適雖然沒有留日的經歷，但他與日本學者多有往來。書中最明顯的例子是青木正兒和桑原騭藏給胡適的信札。青木正兒早年在京都大學師從狩野直喜和鈴木虎雄，是較早對中國新文化運動作出呼應的日本漢學家。這封信寫於1921年2月，夾在《李卓吾先生批點忠義水滸傳》一書中，信的內容也跟《水滸傳》有關。京都漢學耆宿桑原騭藏在信中寫道：「素聞大名，無緣面晤，常以為憾。頃日所著蒲壽庚一篇獻贈左右，謹請指正。並頌文安。」而《蒲壽庚之事跡》正是桑原氏的一部代表作。
另外，李大釗的信中提及日本學者帆足理一郎的《哲學概論》，該書譯者請李大釗轉交給胡適核閱。不過書中沒有提供中譯本和譯者的信息，尚待進一步考證。還有，顧頡剛1935年的信中提及聞宥的《論字喃之組織及其與漢字之關涉》（《燕京學報》1933年第14期），說「《東洋學報》曾介紹過，稱為日本人尚未研究過的問題」，可見當時學人對日本學界的動向也是相當關注的。
最讓人感慨的則是陳榮捷1942年4月26日於夏威夷檀香山寫給胡適的信：
昨天鈴木大拙博士寄來他的著作兩本，其中一本是他叫我轉寄先生的，已經立刻轉遞了。他說，在現在的環境之下不能夠直接呈上，真是可惜，只希望「Peace will soon be restored between us when we are rational beings again」。高楠先生的信也有「有口難言」的話，辛酸的很。先生替祖國做了許多工作，我們留檀的人都很感佩。
此時胡適還在大使任上，日軍正在大陸肆虐。鈴木大拙和胡適圍繞禪宗有不少討論，當此之際，兩國學人的關係甚為微妙。所以鈴木大拙說希望早日恢復理性，實現和平。信中提及的「高楠先生」當指高楠順次郎，也是日本著名的佛教學者，1929年獲得法國儒蓮獎。
其他
所謂「其他」，包羅甚廣，且略舉數例。有請教西洋哲學史和論理學（即邏輯學）的英文參考書的（包鷺賓），有上門取手稿的（顧隨），有請幫忙催促稿費的（馮沅君），有商請他人到商務印書館就職的（高夢旦），有交換圖書的（北大圖書館以《五禮通考》與胡適交換《羅念庵集》，胡適致皮宗石單不廣），有幫學生向胡適求助的（沈從文），有請胡適幫忙物色教職的（趙貞信）。
上文提及「胡適世界」，不僅包括今人熟稔的胡適的「朋友們」，還包括許多我們此前從未耳聞的名字，或者雖曾耳聞實則不甚了了的名字，這些名字背後的世界也是「胡適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試舉一例。羅章龍—因不研究中共黨史，筆者雖然知道這個名字，但直到這次閱讀《未刊書信》時才注意到他生於1896年，去世於1995年，享年100歲。羅章龍是湖南瀏陽人，早年跟毛澤東等發起組織新民學會，曾參與創建共產主義組織，多次參加領導工人大罷工，1923年中共三大上當選中央委員和中央局委員，在中共四大、五大、六大上當選中央委員，1931年因反對王明被開除出黨。另一個出乎意料的地方是，羅章龍在經濟學方面也有成績，他1934年出任河南大學經濟系教授，後又在西北大學、華西協合大學、湖南大學任教。1948年7月，羅章龍給胡適寄贈了「拙著《經濟史學原論》一冊」，「先生哲史泰斗，海內文宗，至祈不吝賜正為禱」。……這恐怕是某些「胡適迷」所無法想象的。
我們之所以能從《未刊書信》中瞭解到很多人的信息，自然要歸功於整理者的辛勤付出。比如，整理者考證出信件作者的姓氏和寫作年份，更不要提字跡辨認這類最普通也最煩難的問題了。此書有影印，有錄文。錄文方便讀者，影印則提供了錄文難以直接呈現的很多信息，最明顯的如作者的書法。整理者在前言指出，李大釗的信雖僅寥寥數語，卻是北大圖書館迄今為止收藏的唯一一封李大釗的手跡；蔡元培給胡適的信，也屬於北大圖書館館藏中的吉光片羽。此外，我們對照青木正兒和桑原騭藏的書法，或可窺探日本東洋學兩代人之間的差異。由影印件還可看到青木正兒信箋中縫有「守拙蓬廬」的字樣，這大約是青木氏的書齋名（206、208頁）。劉文典的「國立清華大學用箋」上欄有孫中山遺囑的片段，下欄有「天下為公」四字，側欄有「同志仍須努力」字樣（170頁），大約是羅家倫執掌清華後的遺影。再如，張國維的「中國科學化運動協會用箋」（376頁），也在某個側面反映出「賽先生」在近代中國的印跡。這類例子所在多有，恕不一一。
本書的整理是非常細緻的，閱讀過程中基本上沒有發現什麼差錯，不過仍不免無心之失。一是在援引他人論文時遺漏了作者的名字（409頁），《中美關係歷史大潮和個人學術追求——以哥倫比亞大學博士朱士嘉為例》（《天津師範大學學報》2021年第1期）著者是王成志。二是下冊提及Dorothy Canfield Fisher 最著名的著作為兒童讀物Understand Betsy（771頁），不過書名中的「Understand」應為「Understood」。
讀罷此書，最讓人感動的是整理者鄒新明先生在前言中的一句話：「時光匆匆，每個人都不完全是時間的主人，因此能真正好好做事，且能夠做出點事情的機會並不多。」就這兩巨冊的《未刊書信》而言，鄒先生的的確確把握住了機會，好好做了一番事情——這是時間的饋贈，勝過俗世的任何獎狀。
本文原刊澎湃私家歷史2024年9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