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書船貿易的水運環境與地域網絡
明清書船貿易的水運環境與地域網絡
錢禮翔
摘要
明清書船貿易活動主要由購書、換書、藏書三維構成，貿易活動催生出特定的「書客」 制度，並成為政府課稅的對象。明清水運環境的極大改善是書船貿易繁榮的重要原因，其歸結於運河體系、程圖路引和船舶的成熟。在地理學視域下，明清書船至少出現在5個省份的16個城市，借助CHGIS地理信息系統和QGIS製圖軟件，發現書船活動的地域分布表現出「大中心」「範圍廣」的特質，且書船貿易與明清書籍商業出版的關係網絡呈現出正相關性的特點。
關鍵詞
書船活動 運河 程圖路引 地域分布 貿易網絡
書船
書船貿易是一種借助書船進行流通的書籍貿易形式，繁盛於明清，暢行於南方水鄉澤國，與書肆貿易一水一陸，共同構成中國古代書籍民間貿易的中堅。書船貿易歷來是出版史、書籍史領域的重點關注對象，中外學人肆力於此者，代表有三：郭孟良先生發凡於先，啓牖後學，對書船的背景、實態、功用與影響條分縷析; 徐雁平先生的研究聚焦於清代環太湖地區的書船，翔實深入; 日本學者井上進先生雖肯定了書船流通，但依然保持謹慎態度。
對學術史的回溯，是為了更好地出發，去試圖揭開一些被忽略的歷史面紗。針對書船貿易，回到繁盛伊始的明清，至少有三個話題亟待深入：一是明清書船貿易的活動構成；二是書船貿易在明清走向興盛，最關鍵的水運環境並未得到深究；三是書船的地域分布和貿易網絡具體如何，尚缺地理學層面考察。今圍繞此三部分，論述如次，就教於方家。
1書船貿易活動的多維構成
書船貿易活動往往由購書、換書、藏書三維活動構成，雖側重購買一維，但並不偏廢一方。為有利可圖，書船貿易活動生成特定的書商——「書客」，走入士大夫的書房，推銷、購入書籍。水鄉澤國往來繁忙的書船，成為政府課稅的對象。
首先，明清江南文人多從書船購買制義、傳奇、小說、方志、詩文集等。如購買舊抄本方志，清宣統元年（1909）匯刻本《（弘治）太倉州志》的卷末著錄有繆朝荃（1841-1915，字衡甫，太倉人）的一篇識記，內容為其從湖州書船購得海虞瞿氏所藏《太倉州志》舊抄本。其文曰「右《太倉州志》十一卷，明桑思玄先生悅著。舊有弘治刻本，今不得見。前在湖州書船購得海虞瞿氏舊鈔本，間有脫誤，從葉歸庵師手鈔本以朱筆改正。」《（弘治）太倉州志》系桑悅（1447-1503 ，號思玄，太倉人）主持修訂，弘治刻本亡佚，書船有舊抄本可供選購。再如購買明清文人別集，著名印學家魏錫曾（1828-1881，字稼孫，仁和人），在題跋揚州八怪之一金農（1687-1763，號冬心先生，錢塘人）《冬心續集》時，提及吳興書船（吳興也指湖州）曾售賣此集，《跋〈冬心續集〉自序後》雲：「按《續集》世未傳播，嘗於吳興書船見先生自書此序，楷隸小冊，審為真跡。後得刻本，乃丁先生書，末署山陰陳又民刻字，小板闊行，刊印極精」。書船購買各種書籍已經是明清文人讀書的必然選擇。
其次，明清江南文人可在書船進行換書。以書易書一般針對的是秘本、舊本或珍本之書，這種發生在書船上的流通活動也較為常見。如清人範韓《範氏記私史事》以私家之視角，記錄了在清初「莊廷鑨明史案」中出現的書船易書活動。文曰：
余曰：莊鑨之弟廷鉞，婢出也。鑨知弟輕佻，不克繩祖業，自謀為不朽之事，乃購朱氏史稿，壽之梨棗，沽身後名。朱氏稿至□宗朝，絕無忌犯，真一代良史也。不意莊鑨刻至大半，雙目失明，繼以瘋疾死。廷鉞擁兄數十萬之資，驕侈無狀，日與年少相遊戲，置此書高閣矣。下路書船，往來門下甚伙，無知好事之輩，慫恿刻完此書，與坊客兌換書藉，將來其利不竊。
按照範韓所論，莊廷鑨（1585-1655，字子襄，湖州人）重金購買了朱國禎所撰《明史》之文稿，整理刻印，不料刻至大半失明患疾，其弟在好事者的慫恿之下，全刻此書，與來往之書船書商兌換書籍。儘管範韓之論存疑，但亦可見當時書船兌換書籍是常見的商業活動。
再次，江南尤其是湖州的書船與藏書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關係。沒有書船貿易，藏書家的書籍收藏數量與質量會受到影響，反之，如果沒有藏書家購、賣書籍，讓書籍流動起來，書船貿易的效果也會大打折扣。如清代汪曰楨（1813-1881，字仲雍，湖州人）的《湖雅》記錄了明代中葉湖州藏書家與書船的緊密關係。自南宋以後，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所錄藏書甚夥，其後周密（1232-1298，號弁陽老人，湖州人）書種堂、志雅堂承其緒，藏書亦富，及至明中葉「花林茅氏，晟捨凌氏、閔氏，匯沮潘氏，雉城臧氏，皆廣儲簽帙，舊家子弟好事者，往往以秘冊鏤刻流傳。」這些湖州家族不僅廣儲書籍，且多刊刻秘冊，因此藏書日漸豐富，這也是書船常常游走於湖州的主要原因。再如張鑒（1768-1850，字春冶，湖州人）所作《秀水計氏澤存樓藏書記》也 記載了清代藏書家計光炘（1803-1860，號二田，秀水人）的澤存樓從書船購買書籍進行收藏之事，記曰：「二田承余緒非一世，築澤存樓，縮衣節食，引而弗替。凡得自書賈、書船以及長塘鮑氏借抄者，總經、史、子、集為卷六萬二千有奇。」這也就是說，書船貿易是藏書家書籍來源的重要組成部分。
同時，書船貿易誕生出「書客」，所謂書客，指的是專攻士大夫讀者群的書商。由於多主動拜訪士大夫之門，出示其所掌管書船中的書籍秘冊與舊本之目錄，供官員士大夫優先挑選，因此每每被禮為賓客，叨陪末座，故稱書客。如元末明初朱吉（1342—1422，字季中，長洲人）在其文集中就有贈書客的詩作《贈書客朱孟起》，詩雲：「虹彩騰奎壁，光逐泛書船。道載無今古，經存富簡編」。朱孟起今無考，不過該詩較早揭露了書客群體。在書船貿易中，書客的記載還有很多，如汪曰楨所撰《湖雅》記錄了明代中葉江南書船的書客現象。文曰：
於是織里諸村民，以此網利購書於船，南至錢塘，東抵松江，北達京口，走士大夫之門，出書目袖中，低昂其價，所至每以禮接之。客之末座，號為書客。二十年來，間有奇僻之書，收藏家往往資其搜訪。
湖州人汪曰楨，以第一視角觀察到湖州織里村民，在書籍貿易中扮演「書客」角色：先於書船購求秘冊珍本；既而走士大夫之門，出示其於書船所統計之書目，供給士人挑選；所示書籍多是秘冊，故常被士大夫禮為賓客。由於書客的活動能力強，所收往往有「奇僻之書」，江南的藏書家甚至「資其搜訪」，出資請求書客代為搜索。
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書船營利空間很大，因此，書船在經過鈔關比如江蘇淮關時，需要向政府報納稅費。如明清編修的《續纂淮關統志》就記載了書船報納一事，志雲：「南來書船不納分單，如應報正單之船，照前例報納正單。」淮關位於江蘇淮安城北，淮安是古淮河與京杭大運河的交點，是明清時期漕運的指揮中心，而淮關始建於明初永樂年間，是明廷所設立的戶部鈔關，其稅收影響甚巨，「淮關額稅二十萬，而歲徵於商者，莫知其數」。淮關一般收取貨物稅、糧食稅、船料稅。書船過淮關，照例應該報納正單稅費。
2水運環境所涉三要素：運河、程圖路引與船
水運環境的極大改善是書船貿易在明清繁榮的重要前提，清承明制，不妨分析明代水運環境的關鍵三要素，進而助益書船貿易的研究。
明代運河體系也即漕運體系，日益繁榮，其水路運輸，承襲元代，有了長足發展。據《明史 •河渠志》統計，明代運河有以下各段之類別：大通河（即通惠河）；白河；衛水；汶水；泗、洸、小沂河、山東等泉水；黃河；淮揚等湖水；長江；松、蘇、浙等運道；轉運河、南河、中河、北河、通濟河等。以上總稱為漕河。漕河又可分為白漕、衛漕、閘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等七類。運河對於明代的運輸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其中漕運功能對於明王朝而言不可或缺，明廷通過運河將官糧運送到朝廷和分派到邊關衛所。據史念海先生所雲：「元代重視海運，但海運最盛的時候，每年所運的漕糧並沒有超過四百萬石。明代的情形正是相反。……憲宗成化八年，才規定每年需運足四百萬石，其後即以為常」。明代專管治水的稱為都水司，其職掌據白壽彝先生考查，較元代都水監更為廣泛，除河渠、堤防、橋梁外，還有製造、券契、量衡之職。
大運河又在明代運河體系中佔據更加重要的地位。明成祖永樂皇帝遷都以後，以北京為代表的北方官糧，仰給東南，大運河的地位急劇凸顯，「轉運河、南河、中河、北河、通濟河、白河、大通河（即通惠河）聯絡而成的大運河，遂頗呈活躍」。一般而言，京杭大運河北抵北京，南連杭州，它是大運河的一條幹線與一個部分，兩者有一定的區別。黃仁宇先生曾有嚴格區分，他對杭州作為支流納入大運河進行了辨析：「其（大運河）分支，從長江出發，繼續往南延伸，把杭州連接起來。但該分支（杭州段）並不認為是大運河主幹線的一部分。」因此說明代的京杭大運河是大運河的一支，而大運河又是運河體系（即漕河體系）的一部分。經歷通惠河的疏濬、會通河的重開，明代的京杭大運河對水路運輸的作用不言而喻。卜正民先生曾借助弘治元年（1488），朝鮮使臣崔溥（1454—1504）帶領使團經由京杭大運河來到北京的案例，剖析京杭大運河水路運輸的重要性。卜正民認為「通常水路是驛傳的首選路線。崔溥解釋說，『凡往來使命、貢獻、商賈，皆由水路。若或因旱乾閘河水淺不能通船，或有火馳星報之事，則由陸路』」。
在前文交代了明代的水路環境的基礎上，觀察明代現實世界的水路道路情況則需要考慮水路的程圖與路引。程圖也稱路程圖，記錄水陸兩種路程的里程，有文字記錄也有地圖。而路引指的是道路指南，是古代士商旅行的文字說明書。程圖與路引是商書的重要組成部分，「士商外出旅行，必須熟悉道路，瞭解各地的商情和民情，否則困難重重」。明代水路的路線有多少呢，囿於材料記載的缺失，這個問題難以回答全面，但依據現有材料，楊正泰先生有過統計，稱「《一統路程圖記》輯有水陸（水路和陸路，筆者加）路引143條，《士商類要》輯有水陸路引100條，它們詳細記載了明代的水陸交通路線，各地的行程里距和道路的起迄分合，是研究16世紀中葉我國交通路程的重要文獻。」另外，山根幸夫先生有《明代「路程」書考》，可資參考。一言以蔽之，程圖與路引中的水路路線，是明代現實世界的水道路線。
有了程圖與路引作為水道路線的指南，還需要考察水路交通的載體——船。明朝對水路的利用遠超前代，造船的需求急劇增加，造船工藝也極大地提升。南京的龍江船廠是明代造船工藝和水平的典型，其建造於明洪武年間，是明朝官營船廠，鄭和下西洋的寶船亦在此打造。明中期李昭祥（1512-1572，字元韜，上海人）編纂的《龍江船廠志》八卷，系統著錄了龍江船廠的歷史，書分訓典、舟楫、官司、建置、斂財、孚革、考衷、文獻共八志。其中卷七詳細記載了官方船隻的類別與建造，其類別如「戰船（三板船、划船）、巡船（安慶哨船、九江哨船、輕淺利便船）、湖船（壹號樓船、貳號樓船、平船）、南京大黃船、小黃船、肆百料戰船、貳百料戰船、壹百伍拾料戰船、壹百料戰船、肆百料巡座船、貳百料巡船、貳百料巡沙船、浮橋船、抽分座船、金水河漁船」。除了官船，民船也有多種類型，如「三吳浪船、扉履船、東浙西安船、福建福清梢篷船、四川八櫓、黃河滿篷船、廣東黑樓船」等。實際上，在江南水鄉澤國，船隻無所不用，十分普及。這給書籍的水路運輸提供了直接運載條件。
3地理可視化視域下書船的地域分布與貿易網絡
對歷史文獻記載的明清書船進行統計，借助地理可視化的方法，對書船出現的地點進行現地研究，可立體直觀地釐清書船的地域分布。也就是說，通過對比明清商業出版地，可進一步分析書船貿易與商業出版的關係網絡。
首先，根據歷史文獻記載，明清書船至少出現在5個省份的16個城市。針對書船的活動特性，歷史文獻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明確記載書船活動的範圍，也即地理學上的「四至八到」，一類是明確記載書船活動的地點。前者如汪曰楨《湖雅》，文曰：「以此網利購書於船，南至錢塘，東抵松江，北達京口，走士大夫之門，出書目袖中，低昂其價，所至每以禮接之」, 這表明書船南至杭州錢塘，東至上海松江，北至鎮江京口。後者如元人傅若金（1304-1343，字與礪，新餘人）所題《書船入蜀圖送黃尚質赴蔓州蒙古教授》，詩雲：「方譯漸通巴俗語，國書新絕漢人傳」, 表明書船到過成都。另外郭孟良和張艦戈對歷史文獻記載的書船也有詳細梳理, 助益良多。16個書船出現的城市如表1所示。
其次，借助地理可視化的方法，發現書船活動的地域分布表現出「大中心」「範圍廣」的特質。其方法具體而言，即利用CHGIS給書船活動城市匹配經緯度數據，然後利用QGIS製圖軟件繪制書船活動的地域分布地圖。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CHGIS）是一個中國歷代（公元前221-1911年）地名和歷史行政單位的免費數據庫，由復旦大學和哈佛大學聯合開發，運用地圖矢量化的方法獲得中國歷史紙質地圖的地理信息，所有中國古代歷史地名，都可以通過查詢CHGIS得到經緯度。QGIS是一項開源性地理信息系統軟件，可利用經緯度對研究對象進行地理分析。明清書船活動城市的地域分布可從製圖的可視化結果顯示。主要有三點啓示：第一，這16個城市基本緊密圍繞著河流、湖泊，這是書船活動的關鍵要素。這一點也揭示出地理可視化的價值，這是因為底圖來自譚其驤先生《中國歷史地圖集•明時期》的矢量化地圖，在製圖中著重凸顯河流、湖泊的矢量化數據，即可發現每一個城市所緊密聯繫的河流湖泊。第二，書船活動呈現「大中心」特點，即太湖流域中心。江蘇的7個城市，由北到南分別是鎮江、常州、江陰、無錫、常熟、蘇州、太倉；與上海的1個城市松江；以及浙江的6個城市，由北到南分別是海鹽、嘉興、桐鄉、錢塘、湖州、吳興，這14個城市將太湖環繞起來，圍成一個書船活動大中心。第三，書船活動呈現「範圍廣」的特點。從書船活動城市的地域分布來看，四川成都書船貿易，主要借助長江水域進行活動；北京的書船貿易，主要得益於京杭大運河的貫通，這一點郭孟良也有論及。
最後，書船貿易與明清書籍的商業出版的關係網絡呈現出正相關性的特點，即商業出版越發達的地域，書籍貨源越充足，水路交通便捷，促進了鄰近地域書船貿易的繁榮；與之相對應，書船貿易的活躍，也帶動了鄰近地域商業出版中書籍的售賣。筆者曾統計明清商業出版共58家，主要分布在5個城市。其中，南京最多，共31家，建陽12家，杭州7家，蘇州6家，徽州2家。
將這5個城市的商業出版機構數量，按照每5家進行等距劃分，分為7個層級，進而製作密度圖，可發現商業出版機構數量越大，該地的密度越大。從密度圖的可視化結果來看，主要有三點發現：第一，與書船分布一致的是，商業出版機構同樣圍繞「大中心」太湖流域，從北到南分別為南京、蘇州和杭州三地；第二，蘇州與杭州分別有6家和7家商業出版機構，同時，這兩個城市又是書船貿易所在地，表明書籍的生產與銷售高度吻合；第三，太湖流域中，南京、蘇州、杭州三地商業出版機構共44家，約佔整個商業出版的76%，可輻射此流域書船所活動的14個城市。總之，書船地域分布與商業出版地域分布形成的關係網絡具有鮮明的正相關性特點，兩者高度相互吻合、相互滋補，且圍繞太湖流域分散開來。
明清書船貿易是出版史和書籍史繞不開的話題，它反映的是明清時期水運環境、商業經濟和書籍文化的整體面貌與特殊現象，需要進行全方面的關照與研究；而縈繞在書船背後的書客、文人、商人、藏書家和地域等的複雜網絡，更需要借助新的研究方法進行切入。
本文原刊於印刷文化202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