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戚叔玉先生
懷念戚叔玉先生
沈津
十一年前的4月20日，是書畫家、收藏家戚叔玉先生御鶴西歸之日。那段時間正好是市政協的全會，雖然道澄小妹急於聯絡我，且報上發了先生去世的消息，但我卻全然不知。過了10餘天，我打電話到戚府問候戚老時，才知道先生已經走了。當時我悲痛的心情，難於言表，我幾乎不敢相信那是真的。
先生和我們家是世交，他和我的祖父、外公都是極好的朋友。先生的祖商是山東威海市，1912年生於河南修武縣的一個小鎮上。據家譜記載，他是明代愛國將領戚繼光的後裔。他曾告訴我，他的少年時代是在天津度過的，4歲即背誦《三字經》《千字文》等蒙書，6歲拜文字學家丁佛言學習書法刻印，8歲又從父執金城學畫，12歲始收集三代吉金文字款識，進而蒐羅石刻碑帖。
先生的書畫是有其淵源的，其父南溏先生酷愛中國傳統文化，收集了不少金石文字圖書，且對琴棋書畫也獨有偏好，同時丁、金二師亦皆富收藏，這使先生時時得以飽覽名跡，加之努力不輟，因此書畫技藝日臻佳境。1948年，先生的個人書畫展在美國紐約揭幕，7日之間，全部傳罄，造成甚大轟動。
1986年2月，我作為訪問學者，前往美國做圖書館學的研究，行前去向他辭行。先生問道，行裝中禮物備足了嗎？我說不多。先生即囑道澄小妹從書房內搬出近百張先生創作的未裱字畫，說你隨便挑，要多少拿多少。我忙說，不行不行，而且裱也來不及了。先生笑著說，你別急，3天後你再來就行了。就這樣，我在離國去美的前夜取到了5幅已裝裱好的佳作。
上世紀60年代「文革」剛開始，先生預感到風暴即將來臨，在經過深思熟慮之後，他毅然將收集的大宗墓誌、拓本收藏交上海博物館保存，這是他幾十年來的精力心血所聚，全然不是用金錢所能衡量的。「文革」後，為了繼續做研究，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希望有關單位能將查抄去的萬餘冊參考工具書，還有部分明清人的手跡繪畫等予以發還，於是親筆抄寫清單，囑筆者交人代查。幾經周折，雖發還了部分，但仍相距甚遠。我記得尚有明張瑞圖畫佛書畫大冊、張大千觀款的唐人寫經卷、林則徐書聯、沈尹默為先生所書集詞長聯，以及鄧散木各體書法50余幅，鄧的書法都是當年鄧氏書法展覽會後，先生全數購得的，這些後來都遍查不得。筆者知道，先生的意思是如果索要回來，細細把玩摩挲後，將來再捐獻國家。
先生是個無私的平凡人，從幾十年的博搜細訪之中，他目睹了舊時代文物的聚散，他清楚地知道，大宗文物的私人收藏，是鮮有百年長守之局的，是不可能「子子孫孫永寶之」的，只有將來全數捐獻國家文物單位妥善保管，才是對珍貴文物的真正保護。先生是實踐了這一點的。他在研究文物的同時，又收了不少明清名家字畫等，後來他和夫人聯名捐獻了明祝允明草書「牡丹賦卷」，王鐸書軸、清沈荃「西園雅集圖卷」等書畫、玉器、封泥等63種文物，歷代拓本7000餘件（包括舊拓本《嵩高靈廟碑》，宋拓本《聖教序》《九成宮醴泉銘》等）。這些都捐給了上海博物館。同時又將重金購得，長期珍藏，「文革」中失而復得的《十鍾山房印舉》18函182冊捐給了杭州西冷印社。先生和夫人的所為，得到了上海市人民政府的褒獎。
先生曾為上海市政協委員、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國美術家協會上海分會名譽理事、西泠印社社員。他不僅待人寬厚，還要求他的子女涵容存德、嚴格要求自己，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曾說：對別人一絲刻薄念都不可有，一點刻薄事都不可做，一句刻薄話都不可說。對於處事，他又要求他們謙退自持，得失榮辱要在品學上爭，不在名利上爭。他認為，爭品學，有得無失；爭名利，雖得亦失，雖榮亦辱。這實在是極其難能可貴的精神。先生晚年在其愛女道澄的幫助下，集中精力編輯出版了《北魏墓誌百種》《伊闕石刻匯引》《宇內石刻匯引》《石刻甄校隨記》《中國歷代龍門造像文拓二千品》《歷代石刻文字圖錄》等，又影印出版了陳寶琛手鈐《澄秋館藏印》10冊。筆者以為這些都是老人留給後代的財富。他確實是一個真正稱得上對國家赤膽忠誠的書畫家、收藏家。
重刊者按：
戚叔玉（1912-1992）名鶴九，以字行，山東威海人。畢業於北京國民大學文學系，獲文學學士。幼居天津，承家學，曾從金城、丁佛言學書畫、治印。後與張大千等交往甚密。精鑒別，擅書畫、詩文、篆刻。曾為上海市政協委員、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西泠印社社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