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善本書中的日記
談善本書中的日記
沈津
日記是文學中特別有趣味的作品，因為在這種文體中，比較能夠表現出作者的個性。日記的形式，不外乎「排日纂事」和「隨手札記」兩種。早期的日記都是十分簡單的，最早的比較成形的大約是唐人李翱的《來南錄》，但是半年時間所記還不滿千字。而宋人歐陽修的《於役志》，雖比李氏的「千字文」要詳一些，但還是「至簡」的形式。
寫日記者大多是在不準備發表的情況下所寫的，所以比較真實。魯迅說過：「我本來每天寫日記，是寫給自己看的，大約天地間寫著這樣日記的人們很不少。假使寫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後便也會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因為他寫的時候不像做《內感篇》、外冒篇似的須擺空架子，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面目來。」（《魯迅全集》第三卷P.289）
周作人當年在讀了明末葉紹袁的《午夢堂集》和《年譜》後，表示最喜歡的還是葉的日記，即《甲行日注》。葉是天啓進士，官至北京工部虞衡司主事，因反對魏忠賢閹黨擅權禍國，棄官到蘇南、浙西山中隱居，直至在空山荒剎中貧病而死。他的日記起自順治二年（1645），止五年（1648）九月，記述了作者在當時國破家亡的悲憤之情，對清軍之殘酷鎮壓，抗清志士之赴難不屈，地方官紳之屈膝獻媚以及流亡生活之貧困生活。葉氏的文筆甚好，無論記事、寫景或抒情，都是簡潔清麗、雋永多姿。所以周作人說葉氏日記「除去不少的雜質與火氣，所表現出來的情意自然更為純粹了。」
那麼流傳至今的清代以及清代以前的屬於古籍善本的重要日記，尚存多少呢？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傳記類著錄的條目，日記共有353條款目，也即三百數十人，時間上是從元代至清末。如果以版本來作統計的話，其中有刻本13種（明刻本5種、清刻本8種）、抄本50種（明抄本3種、清抄本47種）。而稿本最多，計290種。如果以撰者時代來看，則元代一人、明代十二人、清代三百四十人。（注：有時一書有不同版本）而上海圖書館作為省市一級的公共圖書館藏書最多者，所藏的稿本日記竟有一百十一種，幾佔三之一，這還不包括在普通線裝書中的稿本日記。
存世最早的日記原件，為元郭畀的《元郭髯翁手寫日記》不分卷，稿本，有清翁方綱、周爾墉、崇恩跋。郭畀有文才，長於書畫，和當時名家趙孟頫、倪元鎮等都有往還。此稿記元至大元年至二年事，除了詳細記載天氣的陰晴寒暑，人事的酬酢往還，以及所看到的書畫文物，經歷過的名勝古蹟外，其中很多是反映了南宋滅亡，外族入主中國以後的江浙兩省的社會情況，以及當時士大夫的思想與生活。清乾隆五十九年，清代重要學者翁方綱見到此部日記時，其時日記訖於二年十月三十日，約三萬字。可是到了咸豐年間，卻佚去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以後數十葉，還存有七十三葉，但時至今日又僅存五十二葉了。我所見到的原件藏上海圖書館，屬於一級藏品。除上圖藏本為稿本外，另有五種傳抄本，內容同上。元朝人的日記或僅此而已。
最早用雕版形式而傳至今的刻本日記，為明嘉靖刻本《西巡記》一卷，是明陳堯所撰，記嘉靖四十一年之事。還有一部是明都穆的《使西日記》二卷，明刻本，記明正德八年事。二書均藏北京國家圖書館。然而明朝人存世的稿本、抄本日記也不多，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記載，僅有十數種，其中較重要的分別是：
明楊士奇的《南歸紀行》三卷《南歸稿》一卷，明抄本，藏北京國家圖書館。
《玉華堂日記》（上海博物館藏）
明潘允端的《玉華堂日記》不分卷，稿本，姚光跋。記萬曆十四年至二十九年事。藏上海博物館。
明李日華的《味水軒日記》八卷，清抄本，清戴光曾校並跋。記萬曆三十七年至四十四年事。藏北京國家圖書館。
明侯岐曾的《侯文節日記》二卷，稿本，明侯汸、清金元鈺跋。記隆武元年、永曆元年事。藏上海圖書館。
祁彪佳的《祁忠敏公日記》十五卷，明末祁氏遠山堂抄本。記崇禎四年至十七年、弘光元年事。藏北京國家圖書館。
清初人的日記存世者大約二十餘人，其中一位重要人物是康熙進士，官至御史的陸隴其，他有《陸清獻公日記》手稿一冊傳世，今存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傅斯年圖書館，可惜未知是何年何月。而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有陸氏的日記三卷，是清抄本，而且有清管庭芬的校和跋，還錄有清張燕昌的校，是一個不錯的本子。這部亦題名《陸清獻公日記》的記事時間，是清順治十四年至十五年、康熙五年至六年、八年至九年、十一年、十四年、十六年至十七年、十九年至三十一年，總共二十三年，也不算短的了。陸氏生於明崇禎三年，卒於康熙三十一年，年六十三。所以這些現存日記，是他從二十八歲到去世的那年，所以這是研究陸氏的重要材料。陸氏的日記還有道光二十一年（1841）勝溪草堂刻本，復旦大學圖書館的藏本有清姚椿的批點，雖然書名相同，但卷數卻為十卷之本，且記事和前本大致相同，只是佚去了順治十四年至十五年。
清人的稿本日記，多為道光、咸豐年間學者所作，而乾隆、嘉慶學者所存留者，寥寥無幾，抑且多為零星殘帙。我所最為傾心的是見到吳騫的《日譜》，存乾隆四十八年（1783）至嘉慶十七年（1812），為騫五十二歲至八十歲所記，前後達三十年之久，次年即歸道山，這恐怕是乾嘉時存世最多的日記了。《日譜》是藏諸上海圖書館的一級藏品，吳騫交遊甚廣，與段玉裁、錢大盺、王鳴盛、鮑廷博等著名學者諦交頗厚，過從極密。其讀書重考據之學，於藏書源流、版本考訂、異本校勘，皆有心得。在清代藏書家中，他和黃丕烈齊名，黃氏曾顏其藏書之居曰「百宋一廛」，騫則以「千元十駕」相應，意謂所藏千部元板，遂及百部宋槧，如駑馬十駕耳。吳騫的日記所載多為讀書筆記、見聞雜錄、清代典故、鄉間風俗、友朋往來、藏書史實、書畫鑒賞等，其所記時間之長，內容之豐富，為目前所知曉的明、清兩代學者各種日記所僅見。正因為它對研究作者生平和考訂作者與乾嘉學者之間的關係，可以提供極為翔實的第一手資料，所以我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初，就將此稿本全部抄錄了下來。
三十餘年前，我曾讀過清代道光進士、四川學政、書法家何紹基的手書日記數冊，日記均為行書。按何的行書，確是恣肆中見逸氣，往往一行之中，忽而似壯士鬥力，筋骨湧現；忽又如銜杯勒馬，意態超然，真是越看越有興味。楊守敬說他是「如天花亂墜，不可捉摸」，確然。日記除了記錄何氏平時的生活起居、友朋往來諸事外，更有記載書法事。惜當年寫入筆記中未錄其年月，茲錄數條：廿三日，寫對子廿六付、扁二方。廿四日，寫對卅余對、扁二方。廿七日，書對數付。廿八日，寫對子卅余付。廿九日，寫對子卅余付。日記中記得最多竟達五十餘付，可見求書者之多。舊時代的書法家書寫楹聯，多有底本，因此往往雷同，紹基卻不然。他先後為人書聯以數千計，句皆各異。其書寫時觸興口佔，語句新雋工切，構句中或寄官跡，或言名勝，或按合時序，或對唔琴書，讀其聯句，也可見其作書時身心之所在。何的稿本日記，現今所存尚有道光十四年、十五年、十九年、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三十年、咸豐元年至二年、四年、十年至同治元年、三年至四年、十年，分藏北京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湖南省圖書館、湖南省社會科學院。
清人日記多記宮廷之事者鮮見其有，1986年，我在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讀到了宗室敬徵的《敬徵日記》。敬徵生於乾隆五十年，卒於咸豐元年，曾獲賞頭等侍衛、散秩大臣，官至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卒後謚文懿。他的日記起自道光十七年至二十二年、二十五年至咸豐元年，共十三年，多記生活起居及所見所聞宮中之事。雖多片言只語，然為第一手資料，當可徵信，研清史者或可細細研考。
台北「國家圖書館」的善本藏書中有日記15種，其中稿本11種、抄本3種、刻本1種。其中有三種最有價值，一為清張廷濟《清儀閣筆記》一卷，一冊、雖題名為筆記，而實際上是日記，記嘉慶十四年自元旦至八月事。一為清趙烈文《能靜居日記》五十四卷，五十四冊。記咸豐八年（1858）至光緒十五年（1889）事，共三十二年。趙是曾國藩的重要幕僚，日記中記太平天國事甚多。而南京圖書館僅存趙氏的《落花春雨巢日記》六卷，為咸豐二年（1852）至五年（1855）。一為清王秉恩《王雪澂日記》不分卷，三十一冊。自同治七年（1868）至宣統三年（1911）止，共四十四年之久。王秉恩的日記，題名都不一致，如《甲戌日記》、《養雲山墅日記》、《養雲山館日記》、《歸蜀日記》、《（土合田）山日記》、《粵游日記》、《息盦日記》、《補管齋日記》、《石桃寄廬日記》、《憩桐書屋日記》、《抱珥山人日記》等，不一而足。王生於道光二十二年，卒於民國十八年，年八十七。四川華陽人，曾任廣東提法使，藏書甚富。該館還藏有王氏的手稿本《息塵庵詩稿》六卷。
有些清代學者真是非常值得去做研究的，比如說張廷濟，這位嘉慶、道光年間的重要金石學家，所藏的古器物是名遍大江南北的，他遺留下來的稿本、手札以及金石題跋文字很多，可是從沒有專家學者去進行收集、整理或作有系統的研究。就拿他的《張叔未日記》（不分卷）來說，稿本現存北京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時間是清嘉慶三年至七年、九年至十年、十五年至二十年、二十二年、道光元年至三年。再加上台北的嘉慶十四年，共有十八年之久。
清人的日記存世是最多的了，學者們也是深知它的價值，可惜的是，研究者還是不多。幾十年來，我僅知道陳左高先生曾利用上海圖書館藏的日記，下過很多功夫，也出了不少成果，除陳之外，真是鮮有其人。當然，要去大圖書館看這些珍本日記也不是容易的事。然而很妙的是，台北有一家明文書局，出過一套《清代傳記叢刊》，其中第62冊是《近世人物志》，書中的內容是將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記》、李慈銘《越縵堂日記》、王闓運《湘綺樓日記》、葉昌熾《緣督廬日記》中有關對時人的敘述錄出，居然也有六百人之多。據輯者所云：「其中知人論世，發潛搜隱，實可補正史所不及。分摘匯編，各成小傳，近世人物，大略備見，亦一代得失之林也。」
雖說是當年在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時，要求各省市圖書館、大專院校圖書館將館藏善本書都上報編委會，但有的館還是留了一手，如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的《藝風老人手寫日記》三十一冊，就不上報，而繆氏日記起光緒十四年，止民國七年（有影印本）。又有《藝風老人日記》，手稿本，二冊，也沒報。所以《書目》收的並不全。
明人王淑士云：如果日記所記是「真性所流，便是世間真文字。」（張大復《梅花草堂集》卷十）這一點，我是深有體會的。前幾年，我在寫作先師《顧廷龍年譜》時，就是利用先師的手書日記來作寫作的重要依據。先師的日記雖非系統而詳細的敘述，但卻是片段的真實史料，所以我在邊閱讀邊寫作的情況下，彷彿也陪侍先師進入那段我尚未出生或在童年時的時空感覺。那本《年譜》早已出版，其中四十年代所載，多以日記為基礎，而最長的為1942年，大約有四萬餘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