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書印•書壽禮
藏書印•書壽禮
沈津
名家所治藏書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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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藏書家來說，在書上鈐上自己的名印或收藏印記，表示曾為己有，當然另一層的說法就是「曾為我經眼」，有鑒定的意思。
藏書必有印記。後人得之著名藏書家收藏之書也是視若珍本，這一點是自古皆然的道理，也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名人效應」。宋本《孔子家語》以有蘇東坡折角玉印，其書遂價重連城。葉德輝先祖菉竹堂藏書，每抄一書，鈐以歷官關防，至今收藏家資以考證。就拿現代的名人舉例，不說黨政軍，就是重要文化人，如書上鈐有魯迅、茅盾、田漢、錢鍾書等人的印章，收藏家必定另眼相待，珍護有加。而今天在拍賣市場上見有小名家藏印的小書，某些人也會舉牌，不管是什麼名目，必欲得之。
我是很喜歡看藏書印的，這大約也是職業之故。記得上海圖書館的藏書印有好幾方，正方大小、長方不一，其中有二方，是請上海博物館的吳朴所篆的「上海圖書館藏」、「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藏」。吳朴還刻有「北京圖書館藏」、「武昌徐氏所藏四庫闕佚書」、「安徽省博物館藏書」、「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藏記」、「上海博物館所藏圖書」、「一氓讀書」等。吳朴在1946年就職南京總統府印鑄局技正，曾為蔣介石治過印。建國後，又應陳叔通之請，為毛澤東刻「毛氏藏書」。吳朴自幼嗜書法篆刻，並拜王褆（福庵）為師，1938年懸例刻印，以補家給，時年僅十八。夫人王智珠女士，乃福庵先生姪孫女。福老晚年操刀治印事，多委吳樸為之，人莫能辨。十年動亂，不能自解，竟自戕而歿，年方四十有五。
藏書印中數元朱文最耐看。趙叔孺門下之陳巨來，以刻元朱印而馳名滬瀆，刻印六十年，所治不下三萬方，各方收藏家及書畫名家莫不以得其治印為幸。藏書家如蔣孟蘋之「密均樓」、公家如「國立北平圖書館藏」、「上海博物館所藏青銅器銘文」、「廣東省博物館藏印」、「浙江博物館藏」、「成都草堂收藏」皆是。在各種藏書印中，我最喜歡陳巨來一路，他刻印醇厚，精雅絕倫，真個是盡善盡美。趙叔孺贊他為「刻印渾厚，元朱文為近代第一」，當為至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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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為藏書家及收藏單位刻印最多的應推王福庵了，他是西泠印社的創始人之一，平生治印二萬多方。他治印也有元朱文，刀法恬雅自如，難以言傳其妙，所以也深得藏書家之喜愛。1949年以前的南京國立中央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印」、「玄覽堂藏書」，即為王氏為之奏刀。抗日戰爭期間，鄭振鐸、徐森玉、張壽鏞等在滬為國家、為民族所購的善本書中不少都鈐有「中樞玄覽」印。「中樞」者，指中央政府：「玄覽」者，遠見，深察也。晉陸機《文賦》云：「位中樞以玄覽，頤情志於典故。」故「中樞玄覽」，寓有中央政府典藏之意。此印是徐森玉先生委託王福庵所篆。
大藏書家傅增湘的收藏印，也是請名家操刀，其中就有數方是王福庵篆刻的。我曾見有傅增湘致陳漢第札云：「弟藏書印章無當意者，擬由榮寶（齋）寄請王福庵兄為治數印，印章及文字由榮寶（齋）送去，乞公唔時代為致意，並述欽仰之忱。如來石不合用，即請其代覓佳石亦可。弟藏宋本千餘卷，專待福公之章已十餘年矣。今年垂七十，不可再緩，故特以相煩耳。」「王福庵近來尚能自刻章否？想亦增價，擬再求數方，以為加鈐宋元本書之用。歷年所刻不下數十方，合意者殊少，將來選定佳石，備得款項，祈公便中代致，得公一言，或此老較為加意耳。」「各印均請公轉懇福庵先生篆刻。各印分包，皆詳注明所刻文字，有專要朱文者亦標記，其未標朱、白則請其隨意刻之。聞潤格昨年曾經改定，每字大約八元，今以字數稍多，須用鉅款，不知可以稍予折扣，乞公便為探詢，如涉勉強，即可不必也。茲先奉寄支票伍百元，煩公取出先行致送，不足之數，更先賜示，以便補呈。北方刻印絕少名手，且福庵年齡漸高，趁其精力尚強，故多求數方，如此人才，此後亦正未易得也。」仔細讀讀，真可以讀出點意思來，看來傅先生年歲大了，有點迫不及待之感，而且他的藏書，似乎只有宋元本才有資格享用王印，王印也不是那麼容易求的，更何況潤酬之高？
又如曾任上海中央銀行稽核處長的陳清華（澄中），他的藏書也了不得，昔年存於滬者，我曾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全部經眼，他的藏印有十八方，其中多方如「郇齋」印，即為王福庵所刻（田黃印）。王綬珊「九峰舊廬珍藏書畫之記」、郭輔庭「潮陽郭氏雙百鹿齋輔庭藏書」等也是王福庵的鐵筆。王福庵《福庵藏印》六集二十四冊、《麋研齋存印》不分卷二十冊的稿本今存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我曾寫有書志，裡面即有不少藏家的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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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周叔弢，現代最為重要的藏書大家，他的藏書印約有三十餘方，多為童大年、王福庵、周錦、劉希淹、唐源鄴等人所篆，也有數方為吳昌碩、陳衡恪、許保之、齊白石所治。童大年，字心庵，篆刻家，早年為周刻「周暹」、「曾在周叔弢處」、「建德周氏藏書」及「自莊嚴堪」等印。周錦，號恧廠，為周之堂弟，喜治印，曾為周刻印數十枚，周輯有《恧厂印存》。劉希淹，字叔文，為周之至交，善治印，曾為周鐫「弢翁珍玩」、「雙南華館」、「東稼草堂」等。唐源鄴，號醉石，精篆刻，工漢錄，曾為周氏刻「寒在堂」及「孝經一卷人家」。王福庵為周刻有「周暹」、「弢翁珍秘」等。
吳昌碩是書畫大家，也是篆刻家，劉世珩的「曾經貴池南山村劉氏聚學軒所藏」，就出自吳手。其他如童大年刻「閩縣陳氏賜書樓五傳長物」、韓登安刻「南京圖書館藏」、「浙江博物館藏」、羅福頤刻「湖北省博物館」、葉潞淵刻「安徽省圖書館藏書印」等，都是名家所為。
還有一位大學者羅振玉，也是篆刻好手，只不過他對學術界的貢獻太大，而此種雕蟲小技就不大會提了，我知道的如楊守敬的藏書印「鄰蘇室」，即為羅1892年所篆。董康的「董康宣統建元以後所得」、又王國維「王國維印」、「靜安」亦羅氏所為。羅振玉自己的「大雲精舍」、「殷禮在斯堂」、「雪堂珍秘」、「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即是其早年之作品。而羅氏的部分印章也為友朋所篆，如趙叔孺刻「羅振玉印」、「羅叔言」、「臣振玉」；張樾丞刻「貞松老人」、「羅振玉」、「上虞羅振玉定海方若武進董康陶湘陶洙同審定」；容庚刻「羅振玉叔言印信長壽」。
細讀鈐在善本圖書上的藏書印，不單單就是幾個字而已，而是隨書垂之久遠的，而且這些篆刻家的作品，都是經過幾十年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和濡養，正因為有了長期的理論與實踐的積澱，方能達此印風與境界。
以書為禮賀壽辰
為人祝壽，最普通的就是贈送禮物，而禮物中也有善本書在內。有人以為送書不吉利，因為「書」的諧音是「輸」，但是有人不信這一套。1931年，大藏書家傅增湘六十生日（他為自己寫了一本《藏園居士六十自述》，七十歲時，又寫了《藏園居士七十自述》）時，他的一位也是收藏家的朋友朱文鈞，以宋刻《冊府元龜》卷四百八十三殘本（今存中國國家圖書館）及元刻《續通鑑》殘本兩卷作為禮品相貽。
《冊府元龜》是宋代大類書之一，一千卷的煌煌鉅編，傳世的宋刻本，都是殘帙。傅增湘生平所見此書宋刻共一百三十卷，都是內閣大庫所流出者。傅先生藏有六卷，當年傅的統計是，合公私所藏與皕宋樓舊有者，去其重複，其存於今日者共得五百九十四卷，計全書十分之六。民國間，涵芬樓曾有彙集宋本印行之議，僅影成底版，遇變輟工。
《續通鑑》是元至正二十一年顧逖刊陳桱撰《通鑑續編》二十四卷，此書世行者多明刻本，而元刻乃絕罕見，惟孫星衍《平津館藏書記》有之。朱氏贈本為卷十七至十八，多記高宗、孝宗兩朝事，卷端鈐有「都省書畫之印」，卷末有「禮部評驗書畫關防」長方朱記，亦元代官印。此殘本的為元刊元印，而且又是公文紙印本，其紙極堅韌，紙背為元代江蘇崑山縣錢糧冊。眾所周知，在宋金元明刻本中，用公文紙印書者絕少，故以稀為貴。此書亦辛亥後，自內閣大庫散出，雖斷珪零璧，亦為珍物。朱氏於此書有跋云：「余蓄之已十餘年，今以持壽藏園主人，輕塵墜落，知無當於高深，然亦唯區區之意雲爾。」今此兩卷則不見於它館著錄，也不知花落誰家。查諸《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此公文紙印本今僅存四卷，為卷一至四，前二卷，藏北圖，後二卷存上海博物館。顧逖刻本全帙今存兩帙，分藏國圖、南京圖書館。又有元至正二十一年顧逖刊明修本一部，北圖、上圖等四館亦有入藏。
朱文鈞（1882-1937），也是收藏家，其「六唐人齋」收藏的典籍有10余萬卷（冊），其中漢唐碑貼善本700余種，多屬罕見之秘本，他藏的宋本中就有《李長吉文集》四卷、《許用晦文卷》二卷和拾遺二卷、《孫可之文集》十卷、《司空表聖文集》十卷等（1952年，朱的後裔承其遺願，將所藏全數碑貼捐獻故宮博物院，宋本等均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
但朱氏贈於傅先生的不是某書之全帙，而是《元龜》的殘卷，他是聰明人，是深知傅先生喜好的，就以《元龜》來說，冊府者，藏書之地也。元龜者，大龜，古代用於占卜，引申為可作借鑒的前事。元龜亦為吉祥語，朱贈之有「古籍多壽，亦借祝修齡之意。」故傅先生得之，興奮之至，有「一瓻之惠，未忘於懷，連璧之珍，忽接於目，歡喜贊嘆，不忍去手」之語。這說明，傅先生也是識貨的，雖然是殘本一卷，但這樣的禮物，傅先生以為遠比那些金玉珠翠、殊方異物、山珍奇卉要珍貴。也確實是，而今國內所藏《元龜》最多者為國圖，存二十五卷（其中有二十卷是朱氏所捐贈，而朱送傅的卷483也在內）。北大館存一卷。上圖存七頁。所以說，對於當年內閣大庫散出之物，不僅僅是殘卷，即使是殘頁，也是難得之極、罕見其有。
籌建江南圖書館（今南京圖書館），創辦北京京師圖書館（今中國國家圖書館）的繆荃孫，是近代中國圖書館事業的奠基人，中國近代教育事業的先驅者，也是目錄學家、史學家、方志學家、金石家。他七秩開慶，有朋友取宋刻本《甲申雜記》一卷《聞見近錄》一卷（子部雜家類，有清盛昱、樊增祥跋，今藏北京中國圖家圖書館）為壽，亦為一時佳話。
還有一個用殘頁作賀禮的例子。1943年8月14日，葉景葵七十壽辰，友朋多人燕賀。其中徐森玉以內閣大庫宋元本散頁為壽禮。葉是現代重要藏書家之一，曾為浙江興業銀行上海總行董事長、中興煤礦公司董事長，晚年推卻庶務，專心蒐羅文獻，與張元濟等創辦上海合眾圖書館。徐是文物界大佬，是周恩來、鄭振鐸所稱的「國寶」級人物，贈「宋元本散頁」，也是深知葉之喜好。
當時壽葉景葵者，還有一位顧燮光。燮光（1875-1949），字鼎梅，號衤崇癯，浙江紹興人。廩貢生。清末供職京曹。辛亥革命後，隱於商，又主持上海科學儀器館。醉學新學，篤好金石考訂之學，善書畫，收藏金石碑帖甚多，家有金佳石好樓。著有《非儒非俠齋詩文集》五卷、《衤崇癯雜著》、《河朔訪古隨筆》等。
顧氏送的不是書，而是碑帖。這一年的七月，顧燮光為送壽禮，還真是煞費苦心。最初他準備了甲乙二套方案，但後來不能成立，於是又再陳新甲乙兩案。甲案為：送碑帖，即《寶賢堂法帖》十冊，未裱；《玉虹樓帖》十二冊，已裱；《澄鑑堂法帖》，未裱；《撫古齋法帖》。乙案為：送書，乃《人壽金鑑》，六冊，嘉慶仿宋白紙初印；《萬山綱目》八冊，紅印本；《五百家韓昌黎集》十二冊；《蠛蠓集》四冊，民國宣紙印本；《江蘇浙沿海險要圖說》二冊。
直至八月初，顧燮光才定下賀禮為碑帖，他在這幾種碑帖之外，又增加了《渤海藏真》一部，此帖石在太平天國戰爭毀去，故拓本流傳甚稀，又《靈飛經》一本，字體未損，系道光以前所拓。至於《寶賢堂法帖》、《澄鑑堂法帖》，都系燮光先祖所遺，道光以前拓本。《玉虹樓帖》、《渤海藏真》則光緒間顧在冷攤上所收得，亦咸豐以前拓本。現在徐森玉所贈內閣大庫宋元本散頁及顧燮光的這幾種法帖都由上海圖書館保存。
本文原刊於南方都市報2012年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