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津：傳承印跡與時代對話
編者按：
2024年是我國著名圖書館事業家、古籍目錄版本學家、書法家，上海圖書館前館長顧廷龍先生誕辰120週年。在上海圖書館黨委的指導下，工青婦聯合組織開展了「圖書館人初心尋訪」活動。從4月到10月，歷時半年，動員30多名95後青年圖書館員，走訪了20世紀50至90年代，曾與顧老在上海圖書館共事過或有師生關係的11位上圖老前輩代表。從「70後」 到「90後」，分別是王世偉、陳先行、周秋芳、王翠蘭、潘美娣、沈津、顧文韻、趙嘉福、陳秉仁、任光亮、吳織等，對他們進行了別開生面、逸趣橫生的深度訪談。
點滴「顧」事，溫暖人心。即日起，圖情館家公眾號將陸續推出訪談特輯推文，讓我們一起跟隨95後青年圖書館員們的視角，共同回顧和重溫顧老與晚輩、同仁之間那些鮮為人知的暖心故事，讓那些屬於初代上圖人的集體記憶再次被點亮、被看見、被銘記。
本期為大家帶來的訪談錄是——
憶往昔「顧」事
師徒情深 言傳身教
20世紀60年代，上海從事戲劇、美術、圖博等領域的專家學者年事漸高，為使他們的文化血脈和技藝得以傳承，不致斷檔，一批青年人才被調入上海圖書館工作，沈津即為其中之一。1960年3月，不到二十歲的沈津因為有著較好的文史基礎和書法功底，被選拔為青年學員，跟隨顧廷龍、潘景鄭和瞿鳳起學習古籍版本、碑帖、尺牘的鑒定、整理，並研究目錄版本之學。
不論是在學術還是在人生道路上，沈津都受到了顧老頗為悉心的指導和關懷，「我回想在上海圖書館的日子，在目錄學和版本學這個領域當中，顧先生所教給我的，無非就是兩個方面，一個是如何做人，一個是指導我的業務。」
儘管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就享有高譽的學問大家，在待人接物上，顧老卻從來謙虛謹慎，不擺架子，不發脾氣，尤其是面對年輕人的提問，顧老更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在治學上，顧老嚴謹細緻、耐心教導，使沈津受益匪淺。目錄版本學的研究需要大量的實踐，顧老的指導也是從實踐入手。沈津憶起第一次學習辨認版本時，顧老拿了一部活字本、一部木刻本讓他分辨。沈津根據過去學習的理論知識對比後說出判斷，顧老先是對他的結論予以肯定，接著又將兩書的特徵以及要注意的地方、鑒定的方法詳細地告訴了他。
各種版本鑒定中最難分辨的是稿本、抄本、校本，顧老對於這類古籍問題興趣最大，這不僅是對真偽判斷的挑戰，更體現了他對版本目錄之學的熱愛與自信。對這類版本的鑒定，顧老有自己的獨到之處，他是書法家，對於名家筆跡眼明心細，通過一點一捺一頓筆，就能判斷出是不是某人所寫。正因如此，顧老也要求沈津一定要學習書法，要念古文。那時沈津每天都會練字一小時，寫在打印剩下的廢紙上，每星期送交給顧老批改作業，圈點評判。
顧老每周日上午都到上圖長樂路書庫看書、工作，徵得同意後，沈津也在休息日去半天，陪同工作，聽顧老講各種掌故。顧老經常鼓勵沈津，要在學術研究中保持好奇心和求知慾，遇到難題要及時向前輩請教。
進入上海圖書館後，沈津所在的上海圖書館善本組所做的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是編制《上海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這是一項浩大的工程，非一朝一夕之功可完成。當時上海圖書館擁有古籍善本一萬四千多種，編纂善本書目的具體工作由潘景鄭先生和瞿鳳起先生負責。每天早上，瞿鳳起先生交給沈津一沓按經史子集分類排列的卡片，沈津根據卡片取出對應書籍，兩位老先生再負責核對。
核對時，書名、卷數、作者、版本等稽核項全部都要進行核查，藏書印的真偽等也都要重新鑒定，凡是過去著錄的稍有不準確的地方全部要再加工修改。顧老囑咐沈津，在看兩位老先生用毛筆修改卡片時，一定好好留意更改了哪些地方，清楚為什麼要改，凡有不懂的必須請教兩位先生，「學問學問，『學』和『問』是兩個概念，不僅要會學，還要會問，不懂的就要去問，千萬不要自以為是」。
此後，顧老挑起《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主編的重任，沈津全程參與了彙編、整理、定稿等各個環節的工作，並起草了此書前言，在編纂這本書目期間所做的筆記有好幾本。隨著工作的推進，沈津逐漸地積累起了版本著錄的經驗，鑒定能力也有了質的飛躍，他也逐漸從上海圖書館走向了更大舞台，得到了業界的普遍認可。
潛心研究 厚積薄發
顧老除了指導沈津在古籍版本鑒定領域不斷進益外，還要求他跳出鑒定，做具體的研究—清代乾嘉學者翁方綱的研究便是顧老交給沈津的題目。顧老說：「版本鑒定說到底只是技術上的工作，卻包含了很多文史方面的知識。基礎打牢以後，你還要學會如何做學問。不能光在版本鑒定上轉圈，必須跳出來，要做研究，要做課題。」
顧老早年的時候也曾經做了一本《吳愙齋先生年譜》，他深知做年譜是非常困難的事情，需要掌握研究對象的各種信息，並且要到不同的地方查閱大量的資料，所以顧老希望沈津能夠去做翁方綱的年譜，這是一次極佳的實踐鍛鍊機會。在顧老的指導下，沈津開始做翁方綱的研究，凡是和翁方綱有關的資料，包括他寫的有關金石方面的考證、題跋和其他學者的通信等，沈津都一一找出並加以消化。受年代所限，無法像如今這般使用電腦很方便地進行編輯和加工，沈津把使用過的廢紙裁切成長條，在背面按照時間記錄稿子，最後完成的初稿厚厚一沓，宛如一本「百衲本」。
從顧老佈置課題起，經過了整整四十五年的努力。《翁方綱年譜》和《翁方綱題跋手札集錄》在2002年終於得以出版。
20世紀90年代，顧老曾和北京圖書館的館長任繼愈先生談到如何培養人才，這番談話被記錄在顧老給沈津的信中。任公言：「要像對你（沈津）培養這樣來培養點研究古籍人才。」在信的末尾，顧老感慨「古籍工作者要大大培養。真不能『禮失而求諸野』」，這便是顧老一直以來的態度，培養人才要求於己身、不求於野。
沈津回顧自己的受訓經歷，總結道：培養人才，尤其是培養古籍版本鑒定方面的人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花力氣、花時間，要有高手指導、訓練，還要有大的工程讓他們參與實踐。1975年，上海圖書館曾辦過「721」大學的古籍培訓班，一年半學制，共十七講，顧老和沈津都曾在此培訓班上授課，沈津還留有當年一本厚厚的講義。
自顧老踏入北平的哈佛燕京圖書館開始，直到後來籌備上海的合眾圖書館，顧老追隨著諸多前輩的腳步，張元濟先生、葉景葵先生、李拔可先生等。當顧老還是一個年輕人時，這些前輩們不遺餘力地訓練他、培養他，給他提供了各種各樣的平台，他們的思想也深刻地影響到了顧老。顧老也如他們一般，為年輕人做指導，無所保留，傾囊相授，沈津也是如此。這是一種傳承。
回饋學林 薪火相傳
顧老把他的一生全部獻給了圖書館事業，搶救保存了大量珍貴的古籍善本，包括家譜、碑帖、紅色文獻等，為上海圖書館的館藏建設以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保護傳承作出了巨大貢獻。傳世孤本的明代萬曆十九年（1591）刻本《三峽通志》，就是20世紀50年代初顧老帶人從造紙廠廢紙堆中搶救出來的。
當被問及哪方面受顧老影響最深時，沈津談到，他追隨顧老整整三十年，顧老教給他的最重要的就是做人的道理。無論是在工作中，或是在寫作學術文章時，顧老都極為謹慎，實事求是，決不說假話。顧老認為圖書館工作是「為他人做嫁衣裳」，沈津以為這個詞對他來說極具影響，他也是遵循顧老的腳印向前邁進。為此，他用「做嫁衣」的比喻，來總結自己在圖書館工作的六十年，那分別是：
一、宗旨
對於前人流傳至今的珍貴文化遺產，現代圖書館人不僅要保管好，更重要的在於利用。「學術乃天下之公器」，無論是公立圖書館還是私立圖書館、大學圖書館，都不應將館藏古籍視為私有珍品，而應認識到這些藏書是人類共同的財富。圖書館應當為所有讀者、研究者提供便捷的利用渠道，讓他們的學術成果重新回饋學林。二是要利用館藏文獻、資料來編纂各種目錄、索引或其他工具書來為學術界、為讀者服務。同時，將館藏中罕見的、具有研究價值的古籍進行影印出版，這不僅是對學術界的貢獻，更是對中華文化寶貴遺產的傳承。
二、揭示
「揭示」是每一個圖書館人的責任。1986年2月，沈津作為訪問學者去美國做圖書館學研究，他發現在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收藏有眾多珍貴古籍善本，包括宋、元、明、清各時期的刻本、稿本、抄本、校本、版畫、活字本、套印本等，其中有部分古籍善本國內罕見，有些書難得一見。由於「燕京」所有的線裝古籍，包括那些善本書，都不可能將原書回歸國內，他希望能夠把收藏在「燕京」的比較重要的中國傳統文化典籍揭示出來。沈津與其他學者耗時十幾年編纂完成《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共六冊，400萬字，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並於2013年榮獲中國出版政府獎。
三、模式
揭示書籍的深層內涵也是古籍保護的一種形式，書志撰寫便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書志的模式服務於揭示的內容，《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的模式不僅詳盡包含書名、卷數、作者、版本、序跋、版式等關鍵信息，還包括綜合多方面資料考證後撰寫的作者簡歷、纂著緣由、文獻內容、古籍特點、藏書印及其真偽鑒定意見、遞藏源流等一手的重要文獻學資料。
沈津表示自己也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向前看，撰寫書志前參考了黃丕烈、顧廣圻、《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等眾多前人所作書志，秉持顧老「為他人作嫁衣裳」的精神，最終打磨形成「哈佛的模式」。
活動現場，沈津還向大家展示了珍藏的與顧老相關的照片和手稿。跟隨著沈津的講述，從這些影像、文字中，我們彷彿能窺見顧老為圖書館事業鞠躬盡瘁的一生，也窺見一座圖書館奇跡般的成長。曾經，它不掛招牌也不顯眼，卻從一無所有到藏書豐富，用紙頁承載著國家、民族和社會的寶貴傳統文化，保存了無數重要的傳統經典。作為圖書館的青年一代，我們可以從顧老和沈津的足跡中汲取靈感，傳承和發揚圖書館文化，為圖書館的未來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
顧老精神，珍惜平台，發揮青年才智，挖掘館藏資源，努力為圖書館事業發展和文化傳承做出新的貢獻。
尋訪組後記
6月14日，我們有幸聆聽了沈津老師深情地講述他與顧老、與古籍之間的不解之緣。沈津老師回憶了他拜師顧老後，與這位學術泰斗共度的三十多年時光。無論是練字、識字，還是編纂《翁方綱年譜》，以及後來的出國留學深造，顧老始終是沈津老師學術道路上的明燈，指引著他前行。沈津老師強調，作為古籍版本學家，他們的任務是傳達古籍中的深奧意義。這些古籍不僅是歷史的見證，更是文化的瑰寶。在保護的同時，我們還應該充分利用這些珍貴的知識資源，開展深入的學術研究，回饋學林與社會。
沈津老師與顧老之間的師生情誼，以及他們在版本目錄學領域的深入交流，都讓我們受益匪淺。我們深刻地感受到了古籍版本學的魅力和價值，也意識到作為一名圖書館人所肩負的文化使命：不僅要注重實踐，踐行所學，還要不斷提高自身的專業素養，為圖書館事業的發展貢獻力量。
顧老對沈津老師不遺餘力的培養，不僅體現在專業技能的傳授，更在於他所倡導的工作態度與精神——無私分享、助力社會。作為一名圖書館人，我們應自覺學習這種模式並將其傳承下去，形成良好的科研環境，為自身所在領域創造價值。館藏古籍不是私有珍品，我們應該珍視這些文化遺產，並將其視為全人類的共同財富。在致力於學習和實踐的同時，努力將所學應用於實際工作中，真正做到傳承文明、服務社會。這次座談會不僅是一次學習的機會，更是一次心靈的觸動，讓我們對圖書館事業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