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2024年第5期出版與收藏專刊導言
《文獻》2024年第5期出版與收藏專刊導言
劉薔
中國文化源遠流長，中華文明博大精深。其中有相當多的優秀傳統文化精神財富是以經典文獻的形式記錄並傳承的。而出版與收藏正是這些經典文獻得以世代相傳的兩個重要環節。
以造紙、活字印刷為代表的技術革新，既是中華文明對世界文明的偉大貢獻，也成為我國古代出版業長期領先於世界的重要基礎。同時，歷朝歷代官方或私人重視收藏的傳統，使中華典籍不斷累積，歷久彌新。而且出版與收藏二者之間還有或多或少的關聯，比如出版者以稀見藏書為底本付梓流通，使珍本再度化身億萬，嘉惠學林。
我理解，本期《文獻》雜誌以「出版與收藏」為題命名專刊，應當體現了編輯團隊類似的思考。
本期共刊發十篇文章，既有對出版或收藏的個案研究，也有對這兩個環節隱含聯繫的勾勒與揭示。大致可以分為三類。
其一對出版活動的研究，計有四篇，上起中國早期（五代）雕版印刷實踐，下至清代官刻本最後的輝煌，不僅時間跨度大，而且意義非比尋常。
後蜀宰相毋昭裔主持板刻《九經》之事，明確見載於司馬光《資治通鑒》，這一說法在《通鑒》系列書籍如宋《通鑒綱目》、明《資治通鑒補》、清《通鑒輯覽》中被廣為傳錄，宋代史料筆記也多有引用。
明清以來，每當追溯古代刻書歷史，都對此深信不疑。至民國時期，王國維早年未見《資治通鑒》記載，曾對毋昭裔板印《九經》有所懷疑，當看到《通鑒》記載後由疑惑轉而肯定。
此後出版的中國書史、印刷史相關著作或沿襲舊說，或避而不談，一直未見對此說的分析思考。此說關乎雕版印刷源流、蜀地文化史以及儒家經典刊刻起始，確有必要對材料做一番全面梳理，以廓清混淆。
王媛《毋昭裔板刻<九經>質疑》一文蒐集宋人的相關記載，辨析「毋昭裔板刻《九經》」之說的來源，又結合五代兩宋監本、蜀石經的刊刻，證明毋昭裔板刻《九經》並非史實，只是主持石刻《九經》的訛傳。
文章進一步對王明清《揮麈錄》中後唐刊刻《九經》為仿毋昭裔本製作的記載加以考辨，證實蜀石經與五代監本均以唐石經為底本，彼此並非相互沿用的關係，這更加說明瞭歷史上不存在毋昭裔仿五代監本刊刻《九經》之事。
文章沒有引入對現存上海圖書館、日本靜嘉堂的幾部宋刻大字本經書等版本實物的研究成果，而是以對傳世文獻記載的辨析為主，史料蒐集豐富完備，釐清了誤說由來，對早期雕版印刷的既有認知有修正之功。
金山錢氏連綿百年從事刻書事業，「錢氏一族在中國出版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中國出版史》上的短短一句話，展現了這個書香世家的刻書功績。
據唐昱霄和錢氏後人錢基敏所著《一個書香世家的千年回眸：金山錢氏家族史》（文匯出版社，2017年）統計，家族五代十九人共校刊一千餘卷圖書，涵蓋經學、小學、輿地、掌故、筆記、小說、天文、歷算、詩文乃至西學等各類不同主題，包羅萬象。
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無疑是清道光間錢熙祚輯刻《守山閣叢書》《珠叢別錄》《指海》與錢熙輔輯刻《藝海珠塵》四部規模較大的叢書，而這四部叢書的校刻，都與錢熙祚之弟錢熙泰與名士張文虎三上杭州文瀾閣訪書有密切關係。
謝輝《錢熙泰、張文虎文瀾閣訪書考略—以<錢鱸香先生筆記>為中心》一文首次充分發掘錢熙泰《錢鱸香先生筆記》的文獻價值，對於錢氏和張氏三次到訪文瀾閣抄閱《四庫全書》的歷史細節，錢張兩氏共同記述同一件事情的異同，尤其是錢氏家刻叢書的重要影響，都有論述。
對於咸豐年間的文瀾閣及閣書的借抄、利用，錢氏刻書底本來源，閣本校對價值等等，都作了客觀的分析和探究。錢張二氏的抄書之舉是在文瀾閣被毀之前，其抄錄並刻入叢書的品種，很可能反映了閣本的原貌，文中對閣本校勘價值的論述，於四庫學研究亦有裨益。
近年來大量清人日記的發掘為出版史提供了新的研究素材，主持刊刻者的日記往往直接記錄了一部書籍從收集和抄寫書稿、校對、寫樣、雕版、印刷、流通的完整出版過程，而出版過程中形成的多種實物，如與底本相關的抄本、刊刻者的批校本、不同時期的多種印本，都可以與出版者日記相互對照，印證和揭示書籍出版的各個環節，構成可深入探索出版史的「出版文獻」。
劉昊《稿本<柳樹芳日記>所見<陸清獻公日記>出版過程—兼與現存出版實物的比較》一文便是利用這些出版文獻做對照研究的出色例證。作者利用蘇州博物館藏《柳樹芳日記》稿本大致還原了道光年間吳江柳樹芳刊刻陸隴其《陸清獻公日記》十卷本的過程，並以柳樹芳批校本、《陸清獻公日記》姚椿批校本、姚椿弟姚楗抄本和其他印本實物比較佐證，再現了陸氏日記的編刊、流通情況。
陸隴其是清代學者中從祀孔廟第一人，以醇儒著稱，他的日記出版是其影響擴大的重要推動因素。圍繞日記出版，吳江一帶文人學者多有參與，書出版後以贈送方式流通，也顯示了書籍在江南文化發達地區於文人交往中的意義。
作者根據柳氏日記判斷存世版本的初印、後印之別，以及刊刻時間與刷印時間之交疊，對楊成凱、郭立暄的「一個版本」「印本」等概念加以過程性分析，這些研究也為今後中國古籍版本學中的相關界定提供了更為全面的例證。
晚清官書局是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地方官方出版機構，曾經承擔著振興文教、傳承儒家經典的歷史重任，「局本」風行一時，成就了古代官刻事業的最後輝煌。
學界既有研究多集中於晚清時段，而胡培培《民國時期晚清官書局刻本的印刷與流通》則聚焦於官書局刻本、印本在民國時期的再印情況，由此涉及民國時期學術文化發展的種種面向。
文章在學術史回顧的基礎上，充分利用各種售書目錄以及文人書單、日記信件等，對局本再刻及印行、發售的情況作了全面考察。尤以對文人書單的蒐集與分析，視角新穎，論證有力。
通過局本與民營書局（如中華書局）所出古籍售價及營銷策略的比較，生動說明局本的受眾範圍及其生存境遇，頗具學術史與文化史的眼光。
其二是對收藏活動的研究，計有五篇，涉及官府藏書印、私人藏書售歸公藏、學者搜購專藏等不同內容。
趙晶《「都省書畫之印」新考—兼談「禮部評驗書畫關防」的時代》對兩方印章的時代做出新的論斷，推翻了原來學界公認為元代官方藏印的認識；指出這兩方明初官印的使用可能與撥付相關典籍類藏品給大本堂或秘書監等機構有關，隨著中書省、禮部書畫庫、大本堂、秘書監的先後廢止，相關典籍歸翰林院保管，二印在洪武十三年後均不再使用。這些結論也為以後判斷帶有相關鈐印的碑帖拓本、法書墨跡和繪畫冊頁的創作年代提供了更準確的時間坐標。
陳玉蘭、張文嫻《王韜「置書英京博物院」事件考論》一文利用英國國家圖書館購書檔案等第一手資料，對王韜向大英博物院圖書館出售漢籍之事作了細緻入微的考察，論證周密，邏輯清晰。王韜是早期西學東漸的代表人物，置書事件則是近代漢籍西傳的著名事件，文章對其意義的評價恰如其分，公允客觀。
林振岳《歸安姚氏咫進齋藏書考略》根據日記、書札、書目等史料考察姚氏藏書聚散始末，藏書最終售歸學部，籌建京師圖書館時被撥交，是今國家圖書館最早入藏的一批善本。
梁帥《朱希祖藏曲活動考論—兼談國立北平圖書館早期的戲曲入藏》聚焦於學界較少留意的酈亭藏曲，考察其來源、搜購過程和1932 年與朱氏所藏昇平署文獻一同悉數售予國立北平圖書館的經過。這批曲本極大提升了平館所藏戲曲文獻的規模與質量。
唐雪康《天津圖書館藏周季木未刊石刻稿本五種考論》披露清末民國間重要的金石學家、收藏家周季木的五種稿本，周季木為周叔弢先生四弟，因去世早而少為學界關注。這批材料罕為人知，受益於近年來開展的「全國古籍普查」工作，重新進入學界視野；文中討論的問題也頗有新意，對開拓石學研究富有啓發性。
其三是兼及出版與收藏的研究，計有一篇，即莫俊《論中國古籍鈐印的分類》一文。
作者注意到古籍實物上的鈐印，其實大都產生於出版與收藏兩個階段，將其按功能分為「出版印」和「流傳印」兩大類目，嘗試重新構建古籍鈐印的分類體系。
作者對藏書印素有研究，十餘年來發表了多篇文章，提出將藏書印替換為「古籍鈐印」這一概念，應該是深思熟慮後的認識。文中有豐富的例證，整體思路也比較清晰，非長期研究古籍鈐印者不能為。
學界有關古籍鈐印的研究成果眾多，作者對前人的研究批判性吸納，後出轉精，力圖將古籍鈐印整理工作系統化，分類科學化，以期建立更好的古籍鈐印著錄方法，做出了相當有益的探索。
本期刊物出版的時間，正值國家圖書館館慶（每年9月9日）週期，專刊中林振岳、梁帥二文都談到了該館成立早期館藏古籍善本建設的話題。
不出意外的是，兩篇文章都讓我們隱約看到了前輩們當年為此忙碌的身影，特別是趙萬里先生。遺憾的是，由於論題的設定，文章沒有對趙先生的工作延展敘述。
明年是趙萬里先生誕辰120週年，趙先生對國圖善本的入藏和整理厥功至偉，學林多受嘉惠，期待有更多細節得以揭示，令後人記取前輩的功績。
專欄目次
專刊導言 劉薔
毋昭裔板刻《九經》質疑 王媛
錢熙泰、張文虎文瀾閣訪書考略—以《錢鱸香先生筆記》為中心 謝輝
稿本《柳樹芳日記》所見《陸清獻公日記》出版過程—兼與現存出版實物的比較 劉昊
民國時期晚清官書局刻本的印刷與流通 胡培培
論中國古籍鈐印的分類 莫俊
國家圖書館藏元魏天祐刻本《資治通鑒》第十冊首葉及末葉「都省書畫之印」新考—兼談「禮部評驗書畫關防」的時代 趙晶
王韜「置書英京博物院」事件考論 陳玉蘭、張文嫻
天津圖書館藏周季木未刊石刻稿本五種考論 唐雪康
歸安姚氏咫進齋藏書考略 林振岳
朱希祖藏曲活動考論—兼談國立北平圖書館早期的戲曲入藏 梁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