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文章是自己的好—記柳無忌先生
天下文章是自己的好—記柳無忌先生
沈津
「天下文章是自己的好,自己的文章是早年的好。」這句話是柳無忌先生說的,是柳先生1986年7月發表在上海《新民晚報》上一篇文章中的話。柳先生怎麼會有這番感慨的呢?看來還得話說從頭。
1980年秋,我在北京參加《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編纂工作。一天晚上我在主編顧師廷龍先生的房間裡閒聊,偶爾談到了柳亞子先生。我忽然想起柳老先生在吳江黎里的藏書全部贈給了上海圖書館,藏書中多是鄉邦文獻,書上有不少老先生的題跋或題記,如若將柳跋全部抄將出來,應該是有用的。我把這想法說了出來,顧師覺得可以做。
次年我回到上海,就利用每週六下午業務學習的時間,開始抄錄柳跋。在柳跋抄竣後,我又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柳亞子與吳江文獻》,發在《蘇州大學學報》(哲社版)1984年第4期上。過了兩個月,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朋友告訴我柳無忌先生通過蘇州和吳江的朋友在打聽你的情況。我於是知道,拙文發表後被吳江的柳亞子紀念館的負責人寄給了柳先生。大約是過去沒有人以這個題目去寫作,而且用的都是第一手資料,所以無忌先生覺得有點意思。1986年2月,我要去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做訪問學者。之前,就想除了在美相熟的朋友外,很想和柳先生取得聯繫。那時出國做研究的學者不多,我也想帶點禮物送朋友,但送什麼禮物給柳先生呢?想了很久才想到一件要讓柳先生驚訝欣喜的物件,那就是柳先生少年時代所作的作文手稿。手稿是我過去寫作柳文時,在上海圖書館的普通線裝書庫里發現的,手稿上還有老師的批語。我相信,這是獨一無二的一份,是他人從不知曉的,或許柳先生也不記得了呢。於是打聽到柳先生的地址,並將文稿復印了一份,將之帶到美國。
我安定下來後,就寫了一封信寄給柳先生。大意是我很想和柳先生聯繫我帶來了柳先生早年的習作,如得到回音,我當寄呈。當年的5月16日,我就收到了柳的復信,信中雲:「你寫的那篇《柳亞子與吳江文獻》前已拜讀,甚佩。對我特別有興趣,因為這時候(先父搜臚吳江書籍之時),我已經上中學,暑期回家時還幫忙他抄書,記憶甚深。至於你找出我的十篇文章,都是我年輕時(大概十三四歲左右)在黎里四高(高小)時中文課的作業,所以有老師的批語。那位陳其堉就是我的四高同學(此文可能寫在畢業那年,1920),可是朱乃驊卻記不起來了。當時的同班生還有蒯世勳(在上海曾與胡道靜同在上海通志館任編輯),與倪徵瑰(現在海牙當大法官)。謝謝你為我這些文章做了複製品,請便中寄下,十分感激。」
果不其然,柳先生看到他早年的文章後,大有感慨。除了他給我的信表示感謝外,他還寫了兩篇有關的文章,其中一篇題目是《文章還是六十年前的好》(《新民晚報》1986年7月10日、11日),講的是,他收到了沈津同志寄給他的早年作文,不覺感到「文章是自己的好,自己的文章是早年的好」。之所以這麼說,是由三篇文章引起的,一是當年在周賜福堂五畝園中踏雪賞梅,最後覓得紅白梅花的《踏雪尋梅花記》;一是論歷史上的五胡十六國;一是陪侍祖母納涼的《閒庭納涼圖記》。柳先生說,這些文章寫得實在好,在今天是無論如何也寫不出來了。而且今天來問他哪五胡,哪十六國,卻是都忘記了。
1986年,柳先生正好80歲。而他寫這些習作的時間,應該是在1921年他15歲之前,後一年,柳仍在上海聖約翰青年會學校就讀,暑假返黎里,並由萬繼長先生繼續輔導他的中文。柳先生當然是有才華的,他曾是南社的最小社員,又是家學淵源。由此想到的是,每個人都有童年、少年的成長階段,那時所做的事可能印象全無或淡薄得模糊,或是那時喜歡舞文弄墨而塗寫的文字卻沒能留存一紙。然而當一位老者看見他年輕時或早年親手製作的物件或文章,或可開啓他那久已封閉的記憶之窗,或可勾起對往事的遐想。誰都會回憶過去,或都有一段痛苦的或開心的往事,甚或是不願提起的歷史。又說遠了。
記得前幾年,我在香港待了一星期,先是去收藏家李祖佑醫生的遺孀李婆婆家看畫,並約好次日再看。第二天中午,黃兆顯、嫣梨教授夫婦請我飲茶。飲罷,我請兆顯兄和我一起去李婆婆家,並說一起去您絕對值得。兆顯兄將信將疑,只好當場電話推去下午的應酬,乖乖地和我一起乘上了計程車。兆顯兄是香港的書畫家,門下有不少桃李,甚至包括香港匯豐銀行的董事長。我請黃兄去是有目的的,因為前日我曾見到當年他遵父親之囑送與李醫生的畫,是設色的山水,畫得極工。如果款上沒有寫上「十五齡」字樣,您一定會認為是某中年畫家的大筆。後來的故事,當然是黃兄吃驚的表情,然後是畫價打了個九折,花了2000元港幣,高高興興地捧回去了。他當然是想不到人過60後,還居然能得到自己早年的畫作,而且是用心畫的精品。歸去的路上,他謝謝我時還說,確實是沒有白來。我們都笑了。
柳先生早年的作文確實很好,我當年曾讀過一遍,現在都忘了。不過,人們都很重視自己早年的習作,早年的作品雖然幼稚一些,沒有後來的老成,但是也費盡心思下過工夫的。「天下文章是自己的好,自己的文章是早年的好」這句話一點都沒錯。上海人的俗話里有一句是「癩痢頭兒子自己好」,意思就是說自己的兒子再不好也是自己的兒子。
柳先生是亞子先生的獨子,幼年讀私塾,後去上海聖約翰中學及大學念書,1927年畢業。留美四載,23歲得耶魯大學英國文學博士學位,自此開始了他40餘年的教學寫作生涯。歷任天津南開大學英文系教授兼主任,又任昆明西南聯大、重慶中大等校外文系教授。抗戰勝利後,赴美講學,就一直留在美國任教,為耶魯大學客座教授、匹茲堡大學現代語言系中文部教授兼主任、印第安納大學中國文學與比較文學教授。60多年中出版了40多本中、英文書。他的貢獻就不必我來贅敘了。
柳先生於2002年10月3日去世後,柳光遼、金建陵、殷安如主編了《教授•學者•詩人—柳無忌》,2004年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而柳先生生前,1992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了葉雪芬的《柳無忌年譜》。讀者諸公當可找來翻閱。
2007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