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篆樓藏契》序

《萬篆樓藏契》序

沈津

大約是2014年，福平兄即告訴我，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已決定要出版《萬篆樓藏契》，他希望我能為此書作序。那時我正在中山大學圖書館工作，雜事較多，所以也不敢應承。今年六月，他在電話中說：《藏契》已準備下廠印刷，就等你這篇序了。我是史學研究的門外漢，至於封建時代的文書契約，我見過的也不多，更遑論去寫文章或作序了。所以在百般推辭不成後，只好去尋思如何去完成福平兄所囑之事。

想來也是，最初紹介此書出版的或是因緣於我。由於福平兄曾為我道及他藏契之事，在問明瞭大致情況後，我又告訴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的朋友，因為影印出版稀見文獻一直是他們的強項。記得沒多久，我們就約好先在香港見面，那是先看收藏家林章松先生藏的各種珍貴印譜，而後移師鵬城，專程去易府瞭解藏契的價值。不久，出版社即與福平兄達成口頭上的出版協議。

文書契約，是民間百姓在平等自願的基礎上訂立的，且對雙方均有約束力的約定。幾千年來，契約一直是人們在社會生活各個方面建立關係的重要見證，直至今天，條約、協議、契約、合同等，仍然是維護人們正常社會秩序的一種手段，契約實際上已經成為社會功能的一個不可忽略的部分。

中國現存最早的契約，不是紙質文書，而是西周時鐫刻在青銅器上的銘文，即1975年在陝西岐山縣董家村一銅器窖穴出土的三件青銅器，為恭王時期（前913-919）《衛盉銘文》（《裘衛典田契》）、《五祀衛鼎銘文》（《裘衛租田契》）、《九年衛鼎銘文》（《裘衛易田契》），也即在土地完成交易後，契約的主人裘衛就將三份契約刻在盉、鼎之上，以求契約上的內容得到各方的信守。

紙本的契約在唐代已經形成，而在宋、元、明、清的各個時期，則經歷了由多項條款而向簡約方面發展的過程，這是因為封建商品經濟的發展，導致民間借貸成為社會化的行業，而田畝、土地、房屋等也受到市場的影響。民間契約訂立的前提應是平等、自願，但是在封建社會等級的制度下，社會貧富並不平等，更不要說還有一層貴賤尊卑秩序，也正因為如此，雙方訂立的契約往往基於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經濟地位上。

國內的學術研究在這幾十年裡，有著長足的發展，引人注意的是甲骨學、簡牘學、敦煌學、明清文書這四大類中，學者們特別看重對原始文獻的研究，這些文獻實物，可以彌補舊時文獻記載的缺失和空白。僅以徽州文書來說，近年來的研究成果頗豐，出版的專書如《明清土地契約文書研究》《田藏契約文書粹編》《中國歷代契約粹編》《徽州千年契約文書》《徽州文書》等。楊國楨先生的《明清土地契約文書研究》曾說：「中外學術機關蒐集入藏的明清契約文書的總和，保守的估計，也當在一千萬件以上。」

2011年4月，我到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工作，由於我對民間收藏一直存有興趣，所以我覓著機會就攜中大館特藏部的二位主任倪莉、王蕾就近去深圳探尋。記得那次我們看了二位朋友的收藏，先去看的是鄒毅先生藏的各種活字本及活字實物與工具，再去的就是福平兄的萬篆樓。

福平兄的萬篆樓珍藏1589種地契、房契，計2200多張，包括三聯契、四聯契，乃數年前福平兄得之於劉申寧先生。若以地區分，則山東地區居多，山西、湖南、湖北次之。這些地契時間最早者為明崇禎間物，房契以清康熙居首。清代自乾隆以後歷朝都有，又以光緒朝為最。最為難得者為解放初期山東地區的土地證，居然有150餘種，除年月日外，並鈐當地政府公章，這種中國式的土地改革，似可窺見我國在某一時期土地從私有制轉為公有制的過程。由於契約作為實物，沒有復份，其重要性，也就在於它的文獻價值。

文書契約在國內仍有不少存世，我所知道的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有明清兩代徽州文書25萬餘件，是國內收藏的最大宗者，我雖對此初有瞭解，但卻無細究，但我知道，一旦進入「研究」程序，那必定能為研究者提供進一步探索的重要佐證。此外，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的中國歷代文獻中，也有極少的清代至民國間契約，有地契、房契，其中乾隆間的五張《房屋買賣契約》較為重要，那是江蘇吳縣地區的買賣契券，首尾完整，彌足珍視。至於咸豐時的《分析基塘及田產買賣契約彙編》，那是由義字及禮字分單兩部分組成，共紅白契27張，雖然僅是契約抄副備存者，但也對乾隆、嘉慶間廣東地區經濟史的研究有一定的史料價值。

我的朋友中藏契較多的只有兩位，一位是已故的田濤兄，另一位是福平兄。田濤兄收集的安徽契約文書，多為歙縣、屯溪、休寧、黟縣、祁門、績溪，以及後來劃歸江西的婺源等地之物，大約有5000件，始明代天順，迄清末光緒，前後400餘年。其中之一部為田濤兄編成《田藏契約文書粹編》，由中華書局於 2001年出版了。

福平兄是深圳地區近年來崛起的重要收藏家中的一位，長著一副娃娃臉，謹厚穎慧，精明中又透出一股睿智和飄逸。大約是春秋正富，殫見洽聞，卻又生出一層深藏若虛，後生可畏的氣概。記得第一次和他見面是十年前了，那次是我從香港至深圳，看望我的一位收藏家朋友，朋友將當地「讀書會」的十幾位收藏家聚在一起與我聊天。那天晚上即是由福平兄做東，飯局之後，他又開車將我送到羅湖口岸，其熱情好客、古道熱腸讓我心存感激。

而第二次見面，則在香港林章松先生的松蔭軒里聚談，福平兄專程自深圳趕來見面，這之後，我們就比較熟悉了。我很佩服他，不是因為他是佛弟子，而是他的鍥而不捨，持之以恆。就拿抄經來說，那是他的日課，他曾送我一卷他抄寫的佛經，數萬字的楷書濃淡劃一，一筆不苟，足見他對佛門的虔誠。近幾年他的書風為之一變，轉向當今書法領域中很少有人去嘗試的金文一路，我想這是屬於劍走偏鋒，或許可以認為他從青年時代起就喜金石文字而發憤忘食地去實踐。我也喜歡他的金文書法，因為先師顧廷龍先生推崇吳大澂的篆書，而且都將小篆與古籀文相結合，寫得工整精絕，顯見功力之深。而福平兄平時臨池也走愙齋之路，他的大作不時可在朋友圈中窺見，大約再過數年，他的書法造詣必定更上層樓。

學術乃天下之公器，這並不是普通的一句話，我以為這是一種理念。劉半農在《奉答王敬軒先生》中說：「文字是一種表示思想學術的符號，是世界的公器。」說白了，公器，就是共用之器。所以我覺得圖書館裡收藏的豐厚文獻資源應為研究者所用，而不應有所設限，而且對於私人收藏家來說，這也是一種「化私為公」的馨德。福平兄萬篆樓所藏契約文書將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集團有限公司出版，這無疑是為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文獻佐證，這是值得贊許的，我應為之擊掌。拉雜寫來，或為急就之作，旨在應囑也。是為序。

2018年7月31日於美國波士頓之慕維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