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貼的技藝—評中華書局版《中國雕板源流考彙刊》
剪貼的技藝—評中華書局版《中國雕板源流考彙刊》
韓超
摘要
孫毓修《中國雕板源流考》一書，是討論版刻印書諸方面的簡明印刷史著述。雖然今人對該書的體系及資料完備程度頗有微詞，但它在中國雕版印刷史研究上的開創之功毋庸置疑。今人對印刷史各方面的討論，仍不出其所列之大綱，只是在史料與實物上取得新的突破。中華書局版《中國雕板源流考彙刊》，是不同版本《中國雕板源流考》的彙編整理之作，其價值是挖掘了該書的稿本與連載本，讓原本孤立、平面的《中國雕板源流考》一書，本身就成了書籍流變的考察對象。不過在三種不同版本的產生時間及編排前後的問題上，筆者與整理者有不同的看法。此外作為整理本，少量校勘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一併提出，以就教方家。
關鍵字：孫毓修；雕版印刷；書評
中國雕版印書在五代雖已較為成熟，但真正具有版本學意義的活動，直到明代中期以後才逐步產生、成熟。而作為純粹技術性的版刻印書，更是由於重道輕技的傳統思想，在歷史上較少有專門的著作來記述。我們會發現，相對完整一些的論述，如《夢溪筆談》《農書》《武英殿聚珍版程式》等，都是關於活字印刷的。也就是說，活字印刷在雕版印刷的大環境下是特殊的，因此才被記錄下來。直到孫毓修《中國雕板源流考》的出現，中國才可以說有了一部較為完整的、討論版刻印書諸方面的簡明印刷史著述。
《中國雕板源流考》（以下簡稱「刊本」），1918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收入「文藝叢刻乙集」，署名「留庵」。而在此前，商務印書館已在《圖書彙報》（1913年第19期起）連載，書名為《中國雕版印書源流考》（以下簡稱「連載本」）。同時，在復旦大學圖書館藏《小淥天叢抄》中，有一種《雕板印書考》，與上述二書關係密切。《中國雕板源流考彙刊》（葉新、鄭凌峰、樊穎整理，中華書局2023年7月出版，以下簡稱《彙刊》）正是以上三書的彙編整理之作。孫毓修（1871-1923），字星如，一字恂如，號留庵，室名小淥天（小綠天），江蘇梁溪（今屬無錫）人。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入上海商務印書館，參與《涵芬樓秘笈》《四部叢刊初編》等影印叢書的編印工作。孫氏精於版本目錄，亦以版本目錄學家自視，曾與之共事的茅盾回憶：「他不問我對翻譯感興趣否，也不談合譯什麼，卻自我介紹道：『我是版本目錄學家，專門為涵芬樓（編譯所的圖書館）鑒別版本真偽，收購真正善本。』」除了幫助商務印書館鑒定、收購善本，孫氏本人也是民國藏書家中的佼佼者，其小淥天藏書頗為時人所重。但孫氏真正刊印的版本目錄方面著作並不多，除了《中國雕板源流考》，其他基本都是以稿本形式藏於篋中，以致很多人並不瞭解孫氏在這方面的成績。謝國楨在20世紀80年代撰文道：「還有他（指張元濟）的好友孫毓修，精於版本目錄，著有《中國雕版源流考》，他藏書的齋名叫『小淥天』。在上海，我買他的明版《鹽鐵論》，書店裡的人連『小淥天』的名字也早就遺忘了。」即便是《中國雕板源流考》本身，也多被學者批評，如王紹曾云：「留庵所著，有《中國雕板源流考》，其書疏瑣無統，未能稱是。」這也使得此書在1949年以後久未再版。
學者對此書的詬病，大概集中在兩方面：一為瑣碎，二是漏略。但這兩點問題並不根本，也不能抹殺《中國雕板源流考》在中國印刷史研究上的價值。首先，孫氏此書本就以連綴史料、間下按斷為撰作體例，在編排形式上突出的是史料本身。這對雕版印刷起源的考辨其實是很有意義的，直到現在我們去探討這個問題時，其方法之一就是比勘史料，且其核心的傳世史料大概也沒有超越孫氏太多。同時，孫氏也不是毫無系統地羅列史料，雖未能像現代著作般結構嚴謹，但也能看出其在努力構建「版刻印刷史」，已分別從機構、工藝、裝幀、價格、物料等予以考察。其次，學者一般將此書與同時期的葉德輝《書林清話》對比，認為其史料的完備程度未及葉氏，論述也相對簡單。誠然，葉氏稽求的廣博是孫氏無法比擬的，因此《書林清話》如今仍是考求版本者案頭的必備工具書，而孫氏之書則鮮有查檢者。不過，僅以資料來說，孫氏雖量不多，但要說明其問題的核心史料多已涉及，且仍有部分史料是葉氏未能及者。因此，我們不能僅從資料多寡來看待兩書價值的高低。就像整理者所言，兩書的「差異似更在於各自的問題意識不同，問題意識的不同自然會使一部著作具備獨特的學術價值」（前頁15），而《中國雕板源流考》正具備與《書林清話》「版本史」不同的「印刷史」特點。此外，民國諸多史學著作多徵引此書，也可見其在當時影響頗廣。如卡特《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西傳》、柳詒徵《中國文化史》、呂思勉《中國通史》等，在關於中國雕版印刷史的相關章節多有徵引，或直接縮略改寫。這也側面反映出《中國雕板源流考》的定位與《書林清話》有異。同時也提醒我們，一部簡明的、相對通俗的，又具有一定學術價值的書籍，對於學問傳播與引發討論的重要性。
《中國雕板源流考》充分體現了剪貼的技藝，也就是通過史料的編排，使史料本身體現出問題與價值。所以資料本身的可靠性，決定了結論的正確性，促進推論走向歷史的真相。在這一點上，孫氏犯了顧炎武所謂「買舊錢」的毛病，其對資料本身的溯源、辨析有所不足。如論雕版印刷的起源，孫氏根據羅振玉《敦煌石室書目及其發現之原始》所記「大隨永陀羅尼」，武斷地認為「隋有雕板，至此乃碻然可信」。實際上，羅氏所記有誤，而孫氏分析判斷不足。此經名當作「大隨求陀羅尼」，羅振玉在《東方雜誌》第6卷11、12期《莫高窟石室秘錄》中已經訂正。《東方雜誌》是孫氏供職的商務印書館印行的，孫氏既引《阿毗達磨大毗婆娑論》（見《莫高窟石室秘錄》），則當見羅氏訂正之說。所以，根本原因不是「永」字或「求」字訛誤的問題，而是孫氏對此則材料及其經名意義缺乏判斷。故在稿本「雕版之始」一節中，孫氏圈去了「永」字，徑以「大隋」為朝代名，而定其經名為相對不讓人費解的「陀羅尼本經」。除了「買舊錢」，孫氏的另一問題是「缺實物」。如「紙」一節，其轉引《藝風藏書記》卷六著錄《李長吉歌詩》條，列舉《制書雅意》四條。實際《制書雅意》共有五條，此後孫氏於江南圖書館得見原書，於《江南閱書記》中錄下五條。我們發現，現代學術界對於雕版源流的討論，正是通過這兩方面的不斷精進而取得新的成績的，而其基礎則與孫氏排比核心史料是一致的。
《彙刊》以《中國雕板源流考》為中心，將連載本、稿本並刊本彙編整理，動態地呈現了《中國雕板源流考》的成書過程。同時附《藏書叢話》第一冊、《翻版牓文》兩種孫氏輯錄文獻，又附孫氏撰《世界怪物之發明及其進步》、胡道靜《重印〈中國雕板源流考〉題跋》，可以說多角度地體現了孫氏的雕版印刷研究。書前更有《孫毓修〈中國雕板源流考〉述略》一文，包含了整理者對《中國雕板源流考》的最新研究與評價，說明瞭整理底本與原則。對於《中國雕板源流考》這部小冊子來說，此次整理應該是相對全面且具有參考價值的。
作為一部整理彙編之作，首要的任務自然是選好底本，並選擇恰當的整理形式；其次是考量文本編排的順序；再次則是做好文字的校勘工作。三種書中，僅《中國雕板源流考》有不同版本，整理者選擇1918年初印本是正確的，並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整理中因調整格式而有失底本原貌的問題進行了糾正。《彙刊》的重要貢獻在於挖掘了稿本與連載本，讓原本孤立、平面的《中國雕板源流考》一書，本身就成了書籍流變的考察對象。不過，對於《彙刊》中三書排列順序的考量，筆者與整理者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彙刊》各本的排列順序，是以整理者判斷的成書先後為依據的（即稿本在前，是刊本的初稿；在稿本與刊本之間，又以連載的形式發表過），這樣做也能看出文本的發展、變化，是合理的。整理者在《孫毓修〈中國雕板源流考〉述略》中指出：「書中（指稿本）稱清朝為『國朝』『本朝』，蓋屬稿於清季孫毓修初入商務印書館時，又稿本已言及敦煌石室發現所謂『太平興國五年翻雕大隋《永陀羅尼本經》』（蓋引自羅振玉《敦煌石室書目及發見之原始》一文原載於《東方雜誌》1909年第10期），則稿本當撰於1909-1911年前後。」並引樂怡《孫毓修版本目錄學著述研究》，提出稿本「論述唐人雕板時已述及《開元雜報》，是前者為後者之初稿殆無疑義」。然細繹《彙刊》，發現稿本中僅一次稱「本朝」者，可與所謂「時代」相聯繫，即「本朝《四庫全書》」。其餘如「自本朝定鼎」本自《善本書室藏書志》，「國朝淳化中」則是宋朝，餘則無「本朝」「國朝」之稱。退一步講，即使孫氏在稿本中稱清為「本朝」「國朝」，仍不能據此就將撰作時間划定在民國以前。至於後一證據，筆者以為是一個很好的思路，也就是根據徵引材料首次提出（或發現）的時間，以及作者學術思想的發展歷程，來考察作者能夠使用相關材料或具有某種理念的時間，進而確定作者創作的時間。不過據這一思路，筆者得出的看法卻不一樣。稿本「雕版之始」中與《開元雜報》並引，且同樣具有證據價值的「日本所藏永徽六年《阿毗達磨大毗婆娑論》刻本」（頁5），不見於連載本，但見於刊本（頁119）。又稿本「遼世版本」中引《龍龕手鑒》，有按語云：「元書作《龍龕手鏡》，此本避諱作『鑒』，已是宋人翻本，安得云遼版耶？則遼板誠不得也。」（頁21）刊本也提了同樣的觀點（頁128）。可連載本說：「此書雖非官本，以遼世官私刻本，流存至希，故附於此。」（頁49）顯然還沒有認識到該書是宋人翻刻。這兩條材料，並不是可有可無的，而是對於論述雕版源流有不可忽視的價值的。孫氏既然在稿本中已經引用了，為什麼要在連載本中刪除呢？因此，整理者「在稿本和刊本之間，還有一個連載本」（前頁6）的論點，似乎也就缺乏更為堅實的證據。此外，從文字的訛誤方面，也可以考察其成稿先後，以及各本之間的關係。如連載本「上謂（周）〔秦〕益公曰」（頁48），此段文字出自《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朱彝尊《經義考》引之，皆作「秦益公」（即秦檜），整理者據相關材料改正。刊本「官本」一節亦引此段（頁127），並說明出自《朝野雜記》，其誤與連載本同。可是，稿本「宋監版本」一節引此不誤（頁10）。如果稿本是刊本的初稿，連載本是稿本與刊本的中間本，那麼何以原本不誤之字，接連兩次在後稿中有誤。其合理的解釋是，刊本是根據連載本進行調整的一種本子，連載本的訛誤大多也被刊本相承。稿本作為孫氏未刊稿，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它是初稿，至少它的初創可能不早於連載本。同時，稿本是一部在不斷改進的作品，尚未形成定本，如稿本原有「唐人版本」一節，後來被刪去（圖1）。其中的某些修改，甚至已在刊本之後。如「雲是唐人雕本」，孫氏改作「尚是唐人雕本」（圖2），刊本則與未改時相同。整理本文字都據修改後文字而定，這或許是限於讀本不能作煩瑣校注的緣故，但也就喪失了稿本的許多信息。
綜上，從其撰作體例及材料取捨等方面看，筆者更願意將之視為一部正在創作中的雕版印刷史著作，而不是「資料長編」（前頁5）。它的創作，可能貫穿在孫氏撰寫《中國雕板源流考》的過程中，也可能在這之後。如果筆者的推測成立，那麼我們在看待連載本、刊本、稿本之間的結構調整時，也就可以有一番新的體會。如「監本」「官本」，連載本分為兩節，將官本與書塾本並列。整理者認為「官司刻書，亦多為秘監頒行，故雖各有側重，而強分監本、官本兩造，終為不宜」（前頁8）。所以刊本則取消了「監本」標題，以官本與家塾本分列，監本內容與官本合併。從連載本到刊本的變化，整理者的觀點是可取的。但若將稿本視為一種在不斷改進的作品，筆者認為還可以有新的解釋。連載本雲：「監中墨簡，始於長興，歷朝皆仿其故事。宋朝稱監，金稱弘文院，遼稱秘書監，元稱編修所、秘書監、興文署，明稱南北監、經廠，清稱武英殿、古香齋，其為御府所刻，則一也。」（頁42）刊本說：「監中墨簡，始於長興，歷朝皆仿其故事。蓋以頒一朝之定本，而杜虛造之弊也。……按此例元世猶然，其用意甚善。」（頁120）連載本將宋世之監與後世中央校印書機構並看，認為僅僅是名稱上的不同，「其為御府所刻則一也」。而刊本理解了宋世監本乃「頒一朝之定本」，這種功能到元代以後逐漸消亡了，明代國子監、清代武英殿等實際可能與其他官方刻書機構沒有實質區別。所以，從機構的官方屬性來看，監本、官本自可為一，但功能、地位上並不能將各代等量齊觀。因此，稿本以三分之一的章節來論述五代兩宋監本（「五代監本」「宋監版本」「宋監所刊名數」「宋監刊書奏令」），也可能是對各代監本不同功能的認識。刊本則為了表述的便利，同時照顧體例與章節平衡，作出了相對省簡的調整。
文字校勘上，《彙刊》「為其核查出處、訂正訛誤。凡衍文與誤字以『（）』標出，擬增及改正字以『〔〕』標出，以清眉目」（前頁26）。總體上沒有大的問題，略有幾處可作商榷，舉之如下：
稿本「明印宋元版本」一節，屠赤水《考槃（遺）〔餘〕事》：「宋版書在元印或元補欠缺，時人執為宋刻元板；遺至國初或國初補欠，人亦執為元刻。」（頁26）此段文字實出於高濂《遵生八箋》之《燕閒清賞箋》，孫氏乃據繆荃孫《藕香零拾》之《藏書紀要跋》轉引，致有此誤。同時，此文乃述宋刻元印或元刻明印之書，時人多充作原印，故「宋刻元板」的「元板」二字當屬下。
連載本「坊刻本」一節，曰：「建寧，今福建建寧府地，宋時領縣（七）〔六〕：建安、蒲城、嘉禾、松溪、崇安、政和。」（頁71）整理者蓋以其下所列之縣為六，且刊本「坊刻本」一節也將「七」改為了「六」，故作出這一文字校改。然《宋史》卷八九《地理志》載，建寧府領縣七，除孫氏所舉外尚有「甌寧」一縣。所以，連載本的「七」字應該是正確的，只是脫漏了甌寧。孫氏據連載本改定刊本時，或許是由於列縣少了一個而將「七」改為「六」，並未真正去覈實原文。因此，此處的文字校改有待商榷，「六」與「七」間的訛誤之跡不明顯，且「領縣六」本身與歷史事實不相符合。
連載本「紙」一節，整理者改「洞天清祿」為「洞天清録」（頁96）。今傳趙希鵠此書，有作「洞天清録」（如胡文煥《格致叢書》本），也有作「洞天清祿」的（如國家圖書館藏清乾隆間愛日精廬抄本）。在孫氏書中，除了這一節之外，連載本、刊本的「坊刻本」一節也都引過該書，作「洞天清祿集」。整理者並未校改其他兩處，那麼這一處校改似乎也沒有必要，且未必就是孫氏原文。
在論文寫作中，我們經常用「剪刀加糨糊」「Ctrl+C/V」來揶揄原創不足（甚或抄襲）之作。然在傳統學問中，剪貼不僅僅是一種技藝，精到的剪貼是可以「進乎道」的。《中國雕板源流考》是在傳統的土壤中開出的新花，也讓我們去思考現在的某些長篇大論是否真比得上傳統的「剪貼」。《彙刊》則為我們拼貼出更立體的《中國雕板源流考》，看到了資料之外，這部鮮被今人稱是的著作所引發出的新思考與新問題。
本文原刊於《中國出版史研究》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