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務省檔案所見葉德輝觀古堂藏書流散始末
日本外務省檔案所見葉德輝觀古堂藏書流散始末
潘超
作者按語：這篇文章的撰寫起始於筆者心中一個長久的疑惑，清末民國學者葉德輝去世後，其觀古堂舊藏究竟去了哪裡？葉家後人的口傳雖言之鑿鑿，但卻有「賭博散盡」「售賣台灣大學」「售賣日商山本」「毀於戰火」「沒收充公」等多個說法，其中僅「毀於戰火說」又有1930、1938年兩種傳聞。筆者在2017年閱讀外務省檔案時意外的發現有關葉氏藏書的記錄，藉此考察了1927年湖南省農會對葉家財產的處理情況，1928年台灣大學購藏葉氏藏書始末，葉氏蘇州藏書問題，1929年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購書始末，1930年湖南省圖書館購入部分藏書及毀於戰火問題，以及最終葉德輝觀古堂藏書大部的去向。此外，本文還藉此討論了近代學術機構的興起對傳統藏書文化的衝擊，以及這些學術機構在購藏圖書時與傳統藏書家理念上的差異。
摘要：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日本多家新成立的漢學機構計劃在中國完整收購多位私人藏書家的藏書，其中就包括著名學者、藏書家葉德輝的觀古堂舊藏。當時負責實施計劃的日本官員寫給外務省的報告，今天仍完整保存在日本外交史料館檔案中，這些資料詳細記錄了雙方商議的過程與細節。本文依據日本外務省檔案，並結合相關史料，考察一直以來撲朔迷離的觀古堂舊藏的散出過程及最終去向，並借以揭開近代以來日本學術機構來華收購私人藏書內幕之一角。
關鍵詞：葉德輝 觀古堂 漢籍 藏書 東方文化事業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日本政府效仿美國，以庚子賠款的餘款為基金，在中國推行所謂「東方文化事業」。1925年10月，中日雙方共同組建了「中日文化委員會總會」（不久改名為「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成員包括柯劭忞等十一位中方委員，以及服部宇之吉等八位日方委員，並於1927年12月在北京成立了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不久後，因為日本在山東製造「濟南事變」，中方委員一致聲明退出該會，1929年民國政府解散了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及北京、上海兩分委員會，並禁止日本在中國境內興辦文化事業[1]。此後，該會將重心轉向日本國內，先後在東京建立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以下簡稱東京研究所），在京都建立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以下簡稱京都研究所）[2]。成立之初，兩研究所均以複製古籍善本、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為宗旨，為解決研究資料的不足問題，先後通過日本在華機構（日本駐天津領事館、上海領事館等）以及在中國的日本學者（如倉石武四郎、塚本善隆等）多方聯繫，先後與多位南北藏書家的後人商談，擬一次性完整地收購幾家藏書樓的藏書。
為了應對民國政府和中華圖書館協會等組織的干涉，日方購書時極度強調隱秘，所以對於這段歷史，國內僅存有一些語焉不詳的坊間傳聞，且往往互相矛盾，對於這些私家藏書去向也是眾說紛紜，其中尤以著名學者、藏書家葉德輝的觀古堂藏書的散佚和去向最為撲朔迷離。葉德輝（1864-1927），字奐彬，號直山，別號郋園，長於版本目錄學，著有《書林清話》《觀古堂藏書目》《郋園讀書志》等書。一生好書成癖，生前曾購得袁芳瑛「臥雪樓」、王士禛「池北書庫」等南北藏書家的舊藏，「更竭四十年心力，凡四部要籍無不蒐羅宏富，充棟連廚」[3]，又極為考究版本，故明清善本異本至多，與傅增湘並稱「北傅南葉」。葉德輝去世後，觀古堂藏書散出，對其去向和散逸的時間，迄今都無定論。或認為觀古堂藏書散佚在「抗日戰爭時期」，之後被賣與日本人[4]。或根據葉家後人的回憶，認為是葉德輝後人賣給了「日本商人山本」，如王晉卿《葉德輝的藏書思想與方法》：「葉歿後，其子葉啓綽、葉啓慕將大部好書賣給了日人山本，成為中國近現代史上繼皕宋樓後的較大規模的藏書東渡。」[5]沈俊平《葉德輝文獻學考論》依據葉啓勳的記述，認為葉氏亡後，其不肖子孫沈迷賭博，將書押注賭光又賣給日本人山本，「現藏日本」[6]。肖伊緋《再談鹽谷溫與葉德輝》依據1930年代《湖南年鑒》和易培基的傳言[7]，認為：「葉氏藏書的去向大致可分為兩處，一是普通藏書被沒收充公，『運存省教育會圖書館保存』；二是珍貴版本可能『另存他處』，後『轉售與日本書賈』」「1938年觀古堂被焚毀，極少量的未入『公庫』的葉氏藏書，也就此灰飛煙滅、不復存世。而『轉售與日本書賈』的那部分葉氏藏書，至今沒有確切的數目與名目可言；真相究竟若何，只得存疑待考了。」[8]以上說法雖在細節上有出入，但均認為葉德輝藏書的大部分被日本人買走，這也是現在學界的主流看法。可是據筆者調查，在日本藏書機構中並無這一大宗書籍的蹤跡，也未見有任何報道和研究。究竟這批書去了哪裡，中間又經歷了怎樣的過程？
在日本外交史料館公開的「東方文化事業關聯」相關檔案中，保存有一份題為「葉氏蔵書買収の件」的檔案，收錄了五封由上海東亞同文書院院長大內暢三和外務省官員岩村成允報告給外務省文化事業部的電報、信件[9]，這些資料記錄了1929年4月至5月間日方與葉德輝的長子葉啓倬圍繞葉氏藏書的數量、購書費用、勘驗方法、支付方法等商議的過程。這些材料是反映葉德輝去世後觀古堂藏書狀況及最終藏書去向的一手史料，也是研究近代藏書史和圖書史的重要資料，筆者依據這一檔案[10]，以及中、日雙方當事人的日記等資料，勾勒出日本東方文化學院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末意圖收購葉德輝觀古堂藏書的始末，並結合相關文獻考察葉德輝觀古堂藏書的最終去向。
一、購書緣起
東京、京都研究所成立後不久，就通過在中國的日本學者以及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的中方學者獲取情報，蒐集有意願變賣藏書的藏書家後人的信息。如藏書家陶湘的後人欲售賣藏書的消息就是時任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圖書部主任的徐森玉告知在北京留學的日本學者倉石武四郎，再由後者報告給外務省的；而楊氏海源閣有意出售部分宋元珍本的消息也是在華外交官員瀨川淺之進最先報告給外務省的。不過，觀古堂的情況較為特殊，因為一直以來葉德輝與日本學界關係密切，其藏書也素為日本學者所知。葉氏的日本學生之一，以研究中國小說戲曲而聞名的鹽谷溫[11]，在得知葉德輝逝世後，曾撰有祭文《先師葉郋園先生追悼記》，其中提到：
有關觀古堂藏書，是吾儕對支文化事業內容之一，於先生生前，有委請北京圖書館收購之議。先生亦為此喜，有允諾之意。余當體察先師遺願，致力整理觀古堂散亂藏書，促吾國購置。[12]
由此可知，在葉德輝生前，一些日本學者就有意由日方的圖書館[13]收購觀古堂藏書，葉德輝逝世後，依然有「促吾國購置」之意。根據葉德輝弟子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的記載，1927—1928年狩野直喜、服部宇之吉、鹽谷溫，以及葉德輝的另一位日本弟子松崎鶴雄頻繁來北京與中國學人聯絡[14]。松崎鶴雄（1867—1949），日本漢學家，曾任大阪朝日新聞社記者，1909年前往長沙跟隨葉德輝問學九年，之後又在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大連圖書館工作，在三、四十年代參與收購南潯嘉業堂藏書等活動[15]，葉德輝去世後，葉德輝之子葉啓倬（尚農）曾與松崎鶴雄聯繫並告知家中藏書被農會沒收，松崎鶴雄隨即在《遼東詩壇》第二十三期發表《葉德輝傳略》一文，文中言葉德輝「今年丁卯三月被害，其藏書三十餘萬卷沒入廣東中山大學云」[16]，該文發表於1927年5月。葉德輝去世後，當時湖南省農會提議沒收葉氏藏書，撥歸湖南省立中山圖書館，並將觀古堂收為該館所有，後來因故作罷[17]，觀古堂藏書最終未被收入湖南省立中山圖書館，而是返還給了葉家，該圖書館也並非松崎鶴雄誤以為的「廣東中山大學」圖書館。不久後松崎鶴雄又收到葉啓倬的信，隨即在《湖南鴻儒葉德輝》一文中表示此前信息有誤「尚農有信來，云書籍已免於全部沒收，保得無恙」[18]。葉德輝藏書未被沒收的消息，很快就被日本學界所知，之後，鹽谷溫等人宣稱要「促吾國購置」，並通過多種渠道打探這批藏書的具體情況[19]。
在此之前，湖南當地的士紳曾建議由政府出資購買葉德輝藏書，以免葉氏藏書散逸，流出湖南。湖南省圖書館創始人之一的龍紱瑞很早就向行政院院長譚延闓建議，為「保存一代文獻」可由政府出資購買[20]，葉德輝之子葉啓倬也曾有意以三萬元價格將藏書整體售給湖南省圖書館[21]，但是當時主政湖南的省主席魯滌平因為「用財有周公之吝」，並且認為購書事非當務之急，所以遷延未決。1929年2月魯滌平因派系鬥爭丟掉湖南省政府主席一職，此事便不了了之，日方與葉啓倬的接觸便在之後不久。
二、日本外務省檔案所見購書始末
日本外交史料館保留最早的資料是1929年4月2日由上海的東亞同文書院院長大內暢三（同時也是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委員）寫給外務省文化事業部部長坪上貞二的信。信中表示，日方此前派出千原楠藏等人與葉家接觸，通過交涉，得知當時葉家經濟十分困難，並且有債主也在關注這批藏書，所以大內暢三認為如果此時與葉家商談則主動權掌握在日方手中，最終的購書價格也將十分便宜。大內暢三在信中也提到，近來東京、京都新成立了研究所，購置這批藏書對這兩家新建立的研究所或有助益，並請坪上貞二與東京、京都研究所的所長服部宇之吉、狩野直喜協商。可見日方購入葉氏藏書與京都研究所和東京研究所的成立有關。
第二份資料是1929年4月18日文化事業部書記官岩村成允在上海寫給坪上文化事業部長和三枝科長的信。岩村成允是日本大正、昭和時期的外交官、學者，曾任日本駐南京、鐵嶺領事等職，著有《安南通史》等書，因為曾在外務省對華文化事業部擔任書記官等工作，參與了很多日本在華的文化活動。在信中他寫道：
關於文化事業部欲購湖南省長沙市碩儒葉德輝的藏書一事，因為各方面的要求，現有必要對其藏書的現狀以及所有者的意向進行實地考察。借此次前往中國的機會，可以得到確認。由當地在住的古川（某）氏的介紹，（我）於四月十八日的上午訪問了葉德輝氏的後人葉啓倬氏所租住的貝勒路敦仁巷十四號。[22]
葉德輝亡後，葉家「全家大小恐被逮捕，均皆逃避，妻離子散，惶懼萬分……棘人合家大小男女人丁，至今隱逸，逃往四方，仍未團聚。」[23]一直到1927年4月20日葉啓倬才返回家中，之後關於葉啓倬的行蹤就不見記載，而據此信可知，葉啓倬此時已至上海。在信中，岩村成允詳細地記述了與葉啓倬協商的過程。關於日方最關注的藏書數量與品種，葉啓倬解釋道：之前家中藏書與父親編纂的《觀古堂藏書目》著錄的一致，但由於戰亂，損失頗多，最近一次整理的結果是除闕本外尚存五十箱書，如今已新整理出一部目錄，而這批藏書現在已由當地（按：指湖南長沙家中）運來上海保管，隨時可售付。
接下來，葉啓倬向岩村成允解釋了他願意將父親的藏書出售給日方的原因。他說：之前有日本人「山本某氏」來商談，想將這批書賣給台北大學圖書館，結果因故未成行，並且此前父親（葉德輝）的藏書由鹽谷、諸橋兩位文學博士以及其他多位日本學者所親見，因這些機緣所以想將這批書籍轉賣給日方。現在因為長沙家中有急事，需要返鄉，希望能在兩周內解決此事。
據岩村成允的報告，之前曾有「山本某氏」想將葉家的書賣給台北大學（按：台灣大學前身）圖書館，而台北大學的設立在1928年初，則此次未果的商談的時間必在1928年以後。台北大學建立後，曾有意從私人藏書樓中整批的購買藏書以充實館藏，當時主持推動此事的是日本學者藤田豐八（1869-1929），據曾任藤田氏助手的前嵨信次後來的回憶，葉德輝去世後，「有人到台北來兜售整批葉氏的舊藏書，先生（按：即藤田豐八）看過目錄之後，頗為動心，認為一定要整批買下來」，期間又有「某個日本人介入」，這位中間人（按：應即是葉啓倬所說的「山本某氏」）表示，由於從長沙運到台北需要許多費用，希望台北大學能先行支付一筆錢，但台北大學一方則堅持要先運到台北才肯支付，由於雙方都不肯妥協，最終導致購書失敗[24]。之後，台北大學於1929年改而購入福州龔易圖的烏石山房藏書。綜合以上資料，可知葉德輝的藏書並沒有像坊間傳聞那樣賣給了日本人「山本」[25]，而是通過中間人（山本）與台北大學議價未果後，被葉啓倬轉移到了上海，之後才有了與日方的這次交涉。
在岩村成允的報告中，葉啓倬提到「先人（指葉德輝）的藏書由鹽谷、諸橋兩位文學博士以及其他日本多位學者所親見」，此言不虛，鹽谷即鹽谷溫，諸橋即日本著名漢學家諸橋轍次。諸橋轍次（1883-1982），《大漢和辭典》的編纂人，在世界漢學界有重要的影響力。曾於1920年5月訪問葉德輝，兩人通過筆談形式交流，後來諸橋轍次在《游支雜筆》中，記錄了他參觀葉家藏書時，葉德輝曾告知他觀古堂所藏宋版書已多運往葉氏的祖籍地蘇州保存，所以當時諸橋所見以元版書居多。葉德輝與日本學者的交往十分頻繁，他的藏書在日本學者中口耳相傳，很多人均是慕名而來參觀，葉啓倬此處提及鹽谷和諸橋，是想借父親與日本學界的交情，向日方打感情牌。
岩村接下來提出了幾點要求：
第一，關於葉啓倬所談到的新制目錄，日方需再調查。
第二，由日方來調查實物，需要兩三周時間。這批書可以先轉讓給一位「望人」（起中介作用）。
第三，希望葉氏給出一個最低的價格。
日本方面想利用葉家現今的處境和急於脫手的心思盡量壓低價格，而葉氏在接下來的談話中則著重強調他要賣給日方的深層原因：
如果（我）將這批書分成數次賣給書店的話，其實還可以獲得更高的價格，只是因為先父的遺志（是要整體出售）。如果現在在上海賣給貴國的話可以以三萬七千兩轉讓。[26]
上文已述，葉啓倬曾擬以三萬元的價格將這批書整體賣給湖南省立中山圖書館，後來因故作罷。從藏書史來看，藏書家多希望自己的子孫能夠永久保有藏書，不至人亡書散，即使後人無法保有，也希望能夠整體售賣給其他藏書家或藏書機構，保持藏書的完整性和藏書家個人的學術性格[27]。所以不難推測，葉啓倬最初確實有意將這批書整體售賣給公共圖書館或大學，而不是出價更高的書店，只是當時在國內已很難找到有能力整體收購的買家，所以不得不與此前有過交往的日本學者接觸。
岩村在報告完與葉啓倬的談話內容後，又加了一段自己的意見，透露了幾點頗有價值的信息。在信件末尾岩村記道：「當地（筆者按：指上海）的『書物通』張元濟等正在調查此書物」。筆者翻檢張元濟的日記、文集，均未見與此說關聯的記載，不知日方消息何來。不過葉德輝生前與張元濟交好，兩人同於光緒十八年（1892）進士及第，在張元濟主持影印《四部叢刊》時，葉德輝不僅是該書的顧問、發起人之一，還曾多次助張元濟向其他藏書家協調借書影印事宜，並且將自己的藏書借給張元濟影印[28]，所以張元濟對觀古堂的藏書並不陌生，在葉氏去世後對他的藏書關注也是情理之中。後來張元濟多次發起保護古籍不流失海外的活動[29]，葉德輝去世後，其後人攜藏書來上海尋找買家，張元濟應有所耳聞，所以岩村建議文化事業部迅速做出決定：
葉氏的藏書以實用的善本書籍為多，而宋元本稀少，原來的價格是十萬、十五萬左右，不過從各方面打聽消息，此新製成的目錄所收的書籍價格大約為六萬元，而此次直接聽所有者（筆者按：指葉啓倬）報價，僅為三萬七千元，並且葉氏為了販賣此書目（著錄的藏書），停留在上海，十分急迫，如果繼續商談的話，恐怕還有壓價的餘地。如果時機一逝，這些書就有散逸的可能。因此以上（寄送）的書目，如果北京圖書館或者東京、京都研究所在研究上有需要，並認可此價格的話，應立即與葉氏協商。[30]
在將藏書整體賣與湖南省立中山圖書館和台北大學的願望都落空後，考慮到當時湖南地區已無有財力者能一次性完整購入這批藏書，葉啓倬便將五十箱書籍運到上海，四處尋找買家。日方看出了葉家的迫切，便以此為籌碼壓價。但另一方面，岩村也擔心葉啓倬會因為急於用錢將這批書籍散賣出去，所以要求文化事業部在五月上旬前給出答復。
檔案中的第三份資料是日本外務省文化事業部部長坪上貞二回復給岩村成允的電報的手稿，發出時間是5月7日。在電報中坪上對此事簽發了指示：
第一，關於岩村寄來的葉家新制目錄，東京研究所表示有意向收購。
第二，關於如何交付並運送這批書籍。如果葉啓倬願意在上海交付，則派遣專營漢籍的文求堂店主前去完成書目與實物的核對交付工作，並由駐上海領事館或者日本郵船公司來完成運送。
第三，收購金的支付則需要兩到三周的時間，請告知葉啓倬，並將交涉的過程及時報知外務省。
由此可知，當時決定收購這批藏書的是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此時任東京研究所所長的是著名漢學家服部宇之吉。因為岩村成允對中國古籍並不熟悉，所以日方擬派來負責驗收和交付工作的是古籍版本專家田中慶太郎。田中慶太郎是漢籍書店文求堂的店主，由於長期目驗、售賣古籍，版本學知識豐富，「在中國古書方面擁有相當深的造詣和敏銳的鑒賞力，被譽為此領域的第一人」[31]，是一位學者型的書商。田中本人曾久居北京，與董康、傅增湘、張元濟等一批版本目錄學者有密切的聯繫，當時新成立的東京、京都兩研究所通過田中慶太郎這位往返於中、日兩國的書商作為媒介，先後購得不少珍本秘笈[32]。
坪上貞二電報發出時間是1929年5月7日，六天後，岩村從上海發來電報，該電報是針對5月7日外務省電報而做的答覆：
關於貴電第320號，葉氏現正前往南京，正敦促他歸宅。據熟知他的人的看法，葉氏希望在上海適當的場所交易，並且兩三周後再支付金額也沒有問題。可是，以上書物尚有其他的債權人，等到葉氏歸宅，向他確認後再覆電。[33]
從電報內容可以看出岩村對於此次交易非常樂觀，而事實上外務省文化事業部對此次交易也做了充足的準備，時任外務省文化事業部部長岡部長景在昭和四年（1929）4月25日這一天日記中記道：
三點半前往外務省，與坪上部長、三枝、伊集院、田村君等先就研究所的補助的申請書以及補助草案討論……接下來的楊（按：當為葉）德輝以及康有為的舊藏購入之事，均決定用助成費購買。[34]
可見早在4月25日，即岩村成允第一次報告後不久，外務省已開會通過了東京研究所的購書申請，做好了購書資金方面的準備。然而到了這一年的5、6月，事情卻突然出現了轉折，導致這次購書並未成功，觀古堂藏書的主體部分並非如學界的主流觀點―流入日本，而是經過多方的干預之後，另有去向。
三、葉德輝藏書的最終去向
關於此次購書失敗的記錄，最早見於京都研究所所長狩野直喜寫給文化事業部長坪上的信，該信寫於1929年7月4日，內容是向文化事業部申請資金購入天津陶湘的藏書，其中提到：
之前由文化事業部購買葉德輝、康有為二氏的舊藏書，再轉送給東京、京都兩所之事，因為種種原因未能實現。[35]
由此可知，日方此次收購葉德輝舊藏一事並未成功。狩野直喜此處所言的「種種原因」，從國內的一些資料中也可看出一點端倪。1929年6月14日上海《申報》「兩湖近聞」欄目刊登了一封專電，內容如下：
譚畏公電省府，備價收買葉德輝藏書，勿任日人購雲。（十二日專電）
譚畏公即譚延闓，時任民國政府行政院院長。譚延闓是湖南人，並曾任湖南都督、湖南省長兼督軍等職，與葉德輝、龍紱瑞等湖南鄉紳有交往。雖然日方的活動十分隱秘，但當時購書的消息可能已被民國政府獲知。譚延闓急忙發電報給湖南省政府要求由政府出資購買，以防藏書流向海外[36]。
查考《湖南省公共圖書館事業志》和湖南省圖書館館員的記述[37]，湖南省圖書館確實在1929—1930年期間出資三千元購買了一小部分葉德輝藏書，可惜這批藏書在1930年7月隨圖書館館捨一起被戰火所燒毀。那麼除了這一小部分藏書，剩下的最終散向了何處呢？
在外交史料館所藏的購書檔案中有一封1929年5月10日文化事業部拍給岩村電報的手稿，文字多有塗改，內容十分簡單：文化事業部聽聞消息，葉氏已將藏書轉賣給北京的某書店了，要求岩村調查一下該消息的真實性並報知文化事業部。這份手稿的撰寫時間是5月10日，距離5月7日外務省發給岩村的回信只有三天時間，可見外務省是在拍出電報後，忽然獲知這一消息。之後雖然岩村在5月13日回了信，但或許是尚未收到最新的電報，岩村對此傳聞並未作出回應。
日方獲得的這個傳聞，並非空穴來風，日本學者長澤規矩也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多次來中國訪書，並撰寫了《中華民國書林一瞥》一書，記錄了二、三十年代各地舊書店的歷史與現狀，在介紹到北京琉璃廠的舊書店時有一段記載：
往西有直隸書局的宋氏，（他）常常到南方訪書，之前購得長沙葉氏觀古堂藏書，他素來知道各家嗜好，在上海賣了一部分，又巧妙地把書分賣給北平的各藏書家，獲利甚為豐厚。[38]
直隸書局的宋氏即書商宋魁文，字星五，是北京直隸書局的經理。長澤規矩也此文撰於昭和六年（1931）二月，離葉氏藏書的散出時間很近，可信度很高。又倫明《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於省吾」條雲：「海城於省吾，亦東省之書雄也。長沙葉氏書之歸北平某書局也，君以捷足，盡得其佳本。」該說法與日方所獲得的信息極為相近，均言葉德輝藏書賣與北京某書店[39]。倫明所言於省吾當時只是購得其中的「佳本」，並沒有全部購得，這與長澤規矩也的說法也十分接近。北京直隸書局在購得葉氏藏書後，先將一部分賣與了上海的藏書家[40]（這與葉啓倬所言書現存於上海吻合，或許葉啓倬與直隸書局交易即在上海），又在北京分賣了這批藏書，於省吾買到的應屬於這一部分。此外，據羅瑛《葉德輝集外詩文十四則輯釋》一文，國家圖書館藏清咸豐二年（1852）敕書樓刻《水田居全集》本《易觸》、清乾隆寓園刻本《河套志》、清刻本《務民義齋算學七種》等數種古籍均為葉德輝舊藏，依據國圖的原始採訪記錄，這批書均為1931年7月從北京直隸書局購入[41]。
直隸書局將葉氏藏書在上海、北京輾轉販賣，從各地藏書家的書目和日記等資料中也可獲得印證，廣東藏書家莫伯驥的五十萬卷樓中藏有不少觀古堂的珍本，在《五十萬卷樓群書跋文》「《南嶽總勝集》」條雲「葉氏所有，不知何時流出，展轉入廠估手，竟歸吾家，書福可雲不薄矣」[42]。由此可知，葉德輝藏書在北京被「廠估」販賣後，又流入各地，以至於遠在廣東的莫伯驥也所獲不少。此外，當時正在北京留學的日本學者倉石武四郎在1930年的日記中也記錄自己從北京的「寶華堂」書店購得觀古堂的藏書《家語疏證》，可見葉德輝藏書在北京琉璃廠書店之間也頗有流通[43]。
至此，我們可以勾勒出葉德輝去世後，觀古堂藏書的大致散出過程與最終的歸宿。據筆者掌握的資料來看，葉德輝亡後其藏書的散出主要有四次：
（一）1927年4月葉德輝去世後，當時湖南省農會對葉家財產清點，欲將藏書撥歸湖南省立中山圖書館，但之後還是發還給了葉家，其中或有散逸。
（二）在葉德輝生前，出於安全考慮，已有一部分價值極高的珍本被運出長沙。如上所述，諸橋轍次在《游支雜筆》中記錄了1920年參觀觀古堂時，葉氏告知其所藏宋版書已多運往蘇州。葉德輝於1916年4月起在祖籍蘇州長住，當時他租住在蘇州金閶門外曹家巷泰仁里六號，有屋「十餘楹」，貯「周彝漢硯，名畫法書及秘籍珍本」，並且在此期間他又購書不少，「居蘇六年，積書又萬卷」[44]。在1920年諸橋轍次與葉德輝長沙筆談之時，葉德輝言此書尚在蘇州，則這批書並沒有跟隨葉德輝運返湖南。之後葉啓倬匆匆前往上海或許正與這批書有關。
（三）關於葉家被沒收又發還的藏書，葉啓倬曾有意整體賣與湖南省立中山圖書館，但未成功。1928年成立不久的台北大學也有意購買這批藏書，但與葉家的中介人在支付方法上存在分歧，導致未能成交。1929年初葉啓倬將湖南家中的五十箱圖書運往上海待售，四處尋找買家，4月到5月間與日本外務省文化事業部官員商談，並初步接受了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的報價，此次購書因為種種原因也未成功。後來湖南省圖書館用三千元向葉啓倬購買了一小部分觀古堂藏書，這批書亡於1930年的戰火[45]。
（四）葉啓倬最終沒有遵照葉德輝的遺願將這批藏書整體售賣，而是將其中的大部分賣與了北京直隸書局，直隸書局隨即在上海售賣，又於1930年前後運至北京，將這批書分解售賣，被國立北京圖書館，以及於省吾等人購買，直隸書局因此獲利甚豐。
在岩村成允第一次寫給外務省的報告中曾提到，葉啓倬告知他因為父親的遺願而不願將書賣給出價更高的書店，但最終這批書還是被賣給了書商，而書商是不可能保存藏書的整體性的。這批書曾經如百川歸海，從眾多藏書家的藏書處匯聚到葉德輝的觀古堂，而此時又由觀古堂散入到千千萬如於省吾這樣的讀者手中，完成了又一次的書籍生命的流轉，古人說「傳布為藏」，這也是古今大多數私人藏書的命運。
四、結語
近代以來，公共圖書館和海外漢學研究所的興起，使傳統的藏書文化受到了極大地衝擊，由於彼時我國的公共圖書館事業尚在起步階段，大部分的古籍仍保存在私人藏書樓中，傳統的家族繼承模式和綿延的戰亂無法避免古籍珍本的散逸。在過去，藏書家去世後，藏書無非是被「不肖子孫」賣與其他藏書家或者流入書賈手中，而此時則被整體出售給國外的財閥或者新成立的漢學研究機構，這在知識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動，後來張元濟、鄭振鐸等有識之士的「護書」活動，正是近代以來我國知識界對這一新問題的應對與回應。
在這一時代變局中，日本成為最主要的古籍流入國，由於歷史上長期學習和研究漢學，所以日本新成立的漢學研究機構往往將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作為主要的研究方向，在成立之初，出於對建設圖書館資料完整性的考慮，往往擬將一些學者型藏書家的藏書一次性完整收購，以滿足研究者的需求，而本文所探討的對象葉德輝正是這種學者型藏書家。在清末民國的眾多藏書家中，葉德輝的藏書理念頗有特點，他不「佞宋嗜元」，不刻意蒐羅宋元精槧，而是致力於網羅明清善本精刻；他的藏書中四部善本較為齊備，即有意求全，又講求文本精善，最便於學術研究，這也正好符合近代學術機構的購書需求，所以東京研究所將他的藏書作為購置的目標也就不難理解了。依據外交史料館的檔案不僅可以考察近代以來日本學術研究機構來華購書的經過、方式，也可從學術史、藏書史的角度看二十世紀初傳統藏書家的生存狀態與傳統藏書文化的興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