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親歷的幾次重大古籍整理項目
我所親歷的幾次重大古籍整理項目
杜澤遜
理想的學術成果、出版成果，應當是當代人承認，而後來人仍認為有用的。我從事的是中國語言文學學科中國古典文獻學方向，通常說是「古籍整理與研究」。
1981年，我從滕州一中考上山東大學中文系，當時偏古代文學、古代漢語。大學畢業考上山東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生班，1987年畢業，留山大古籍所從事科研工作。副所長霍旭東先生和我談話，明確讓我做王紹曾先生的助手。
《百衲本二十四史》的世紀傳承
王先生是江蘇江陰人，早年畢業於無錫國專，畢業論文《目錄學分類論》是錢基博先生指導的，錢先生打了100分。王先生畢業後到商務印書館校史處參加張元濟先生主持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工作。商務印書館校史處除了影印出版了《百衲本二十四史》以外，還留下了《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173冊手稿。胡適、蔡元培都很關心這部《校勘記》，建議出版，因時局動蕩，未能如願。
王紹曾先生是新中國成立後來山東大學圖書館工作的，仍然從事古籍工作，1983年成為山大古籍所教授。1992年王紹曾先生應邀來到商務印書館，接受商務總經理林爾蔚先生委託，整理《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這部龐大手稿在中華書局標點《二十四史》時借去，改革開放之初歸還了133冊，其餘仍須清理查找。
王先生當時已八十多歲，但考慮到上世紀30年代追隨張元濟先生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同人只有他一人還在世，只能勉力接受任務，組織了山東大學十幾位學者，歷時八年，終於整理完成，並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我作為王先生的助手，一趟一趟往來於北京、濟南之間，把這批手稿分批背回濟南，完了又背到北京交上。我自己分工整理了《史記》等三種，我愛人程遠芬承擔了《三國志》等五種。手稿的字是行書，不易辨認，所以整理工作十分繁瑣。
當年王紹曾先生參加《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工作時，有位同事叫趙榮長（重刊者按，曾任考試委員）。這位趙先生後來去了中國台灣，他的夫人、孩子則留在大陸。兒子趙統，是父親去台後出生的，根本沒有見過自己的父親。改革開放後，趙統考上南京師大函授班，學習物理學，後來當了一名中學物理教師。王紹曾先生對於故人之子多有關心。《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整理工作開始後，王先生致函趙統，希望他參加整理他父親參加過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手稿整理，趙統愉快地答應了。趙統承擔了大量《校勘記》的謄抄工作，把很難辨認的字抄成正楷繁體字。「子承父業」是中國的傳統，可是趙統同志繼承的是沒有見過面的父親的事業。趙統來濟南向王先生請教整理中的問題，就在王紹曾先生的小書房放一張行軍床睡覺。在《校勘記》手稿整理完成後，王先生又指導趙統同志完成了專著《南菁書院志》，逐步把他培養成為研究江陰地方文化的專家。
近年中華書局又發現了《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手稿四種：《晉書》《北史》《北齊書》《周書》。中華書局與商務印書館舉行了一個移交儀式，邀我夫婦參加，商務印書館執行董事顧青先生又把整理任務委託給我。我的老師王紹曾先生已於2007年去世了，我接受這個委託，感慨很多，我們的學術事業就是這樣傳承的，還要繼續傳承下去。
「備嘗艱辛」的《四庫存目標注》
我在山東大學古籍所工作之初，王紹曾先生主持的是教育部古委會項目《清史稿藝文志拾遺》，這也是中華書局委託的項目。當時還沒有電腦、上網這些電子科技手段，主要辦法是寫卡片，排卡片，把清朝人的著作逐一登記上，形成這樣一部記載清朝人著作的書目。這項工作進行了多年，成果獲得教育部一等獎。
在這個過程中，我需要經常去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每次去我都要去琉璃廠逛，看古書。有一次碰到一部《四庫存目》線裝本四冊，標價80多元，比當時我的一個月工資還要高。我的碩士論文是關於《四庫全書總目》的研究，所以對《四庫存目》很瞭解。「存目」就是只保存目錄，而《四庫全書》不收這些書。可是《存目》的書多達6793種，《四庫全書》收錄的才3400多種。《存目》的書有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還有湯顯祖、袁宏道的詩文集，重要的書很多。琉璃廠擺出的這部《四庫存目》有紅色、黑色兩種批注，注的是這些《存目》書的版本。批注者的目的非常明確，那就是對乾隆年間修《四庫全書》時未能入選的《存目》書6793種進行調查。我痛下決心，咬咬牙買下了。
我把書帶回濟南，買了十幾個硬皮本子，和我愛人程遠芬一起把《四庫存目》全部抄在本子上。每部書之間留空四行，以便於把調查的成果寫上。批注者應是民國人，因為他用的夾條有「開明書店」字樣。他的批注量很少，所以我要接著做調查工作，最終寫一部專著《四庫存目標注》。
就在我開始工作不久，1992年國務院第三次古籍整理規劃會在北京香山飯店召開，著名學者周紹良先生在分組發言時，指出《四庫存目》的書很重要，要調查收集出版一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與《四庫全書》配套。另一位學術名家、上海的胡道靜先生也表示贊成，並列舉了《四庫存目》裡的重要書籍的實例。他們的發言發表於國務院古籍規劃小組《古籍簡報》上。
我在濟南看到這個發言，就坐不住了，去找山東大學古籍所所長董治安先生。董先生也參加了那次古籍會議，他給我出了一個主意，寫一篇關於《四庫存目標注》的說明，寄給中華書局總編輯、國務院古籍小組秘書長傅璇琮先生，中華書局趙守儼先生，教育部古委會秘書長安平秋先生，復旦大學章培恆先生，南京大學周勳初先生，陝西師大黃永年先生。很快傅璇琮先生、趙守儼先生回信，予以肯定和鼓勵。傅先生把我的《四庫存目標注敘例》發表在國務院古籍小組《古籍簡報》上。
在香山會議後，北京大學教授劉俊文先生提出編纂出版《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計劃，交到國務院古籍小組。秘書長傅璇琮先生把計劃提交古籍小組組長匡亞明先生，匡亞明先生予以批准，立為國務院古籍整理項目，北大方面推舉東方文化研究會會長季羨林先生擔任總編纂。隨後傅璇琮先生向北大方面推薦了我。我對《四庫存目》的6793種圖書的版本、收藏處的調查，可以直接用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的編纂工作。
基於這樣的原因，我應邀參加《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委會，後來擔任總編室主任，在北京大學工作了四年。在北大期間，我經常每天只睡五小時，原因是《存目》調查研究工作要提前拿出成果，供《存目叢書》使用。書在哪裡？什麼版本？是編纂《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的前提。同時從各地圖書館複製來的古書，需要鑒別版本。這些工作都是集體完成的，我分擔的工作量應該說很大。
我曾多次到季羨林先生家拜訪請教。季先生住北大未名湖後湖北邊的朗潤園，一樓東頭兩戶都是季先生家。東邊一套是書庫，裡頭全是書。南陽台是玻璃封起來的，季先生就在南陽台擺上書桌，作為工作室。書桌右邊靠牆是個書架，上頭擺一些常用的書。季先生晚飯後八點多就睡覺，大概一兩點就睡醒了，起來開始研究、寫作。季先生工作的陽台，前頭是未名湖後湖，燈光與前頭的湖水相映，遠近都可以看到，人們說季先生治學勤奮，是「朗潤園的第一盞燈」。吃完早飯，季先生經常參加一些會議或活動，有車來他家門口接。午飯後回家休息。下午三點左右起床，在西邊那套房子的會客室（也是書房）看來自各地的報刊，這是拜訪季先生的合適時間。
有一次，劉俊文先生安排我去拜訪季先生，季先生知道我是滕縣人，他說他的外孫媳是滕縣一中考上北大的，叫李慶芝。我說那是滕縣一中的名人，乒乓球能手、學習尖子。季先生聽了很高興，說：「她去掛職鍛鍊了。」季先生拿著《大公報》，說：「你看《大公報》了嗎？上面有個重要新聞。」我說沒有看。其實，香港《大公報》一般人看不到，那是人家寄贈季先生的，我在《存目叢書》編委會，什麼報紙也沒有。我隔三差五到北大的高校古委會去，看望安平秋先生幾位，與劉玉才、顧歆藝都很熟，就拿他們辦公室過期的《人民日報》回去看。
我差不多一個月回濟南一趟，那時兒子才三歲。回濟南之前，我把十幾個硬皮本用塑料袋裝好，送到古委會交給劉玉才、顧歆藝兩位，告訴他們：「這是《四庫存目標注》，我的命根子。」他們當我的面放進古委會鐵皮櫃子。等幾天後回北大，再把本子取回來。
1997年10月底，《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在經歷了較為艱難的工作後終於出齊了。先是在北大光華樓開了一個三百人總結大會，編委會委託我作了總結發言。第二天在人民大會堂香港廳舉行了隆重的慶典，季先生發表熱情洋溢的講話，講話中特別提到我。
其後我就告別了北大，回到山東大學。季羨林先生畢業於山大附中，受到山大校長、清朝狀元王壽彭的賞識，送給他扇面、對聯，成為季先生的終生榮耀。2001年山東大學百年校慶，季先生應邀出席慶典。在慶典開幕之前，季先生在貴賓室向山大同志提到三個人：周來祥先生的美學、關德棟先生的滿文、杜澤遜的古籍版本目錄學。在山大《文史哲》編輯部召開的季羨林學術研討會上，當時《文史哲》主編，也是季先生學生的蔡德貴先生轉達了季先生的話，他說季羨林先生特別表揚山東大學三個人。一時傳為佳話。
我的《四庫存目標注》在1997年後又經過數年努力，200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精裝八冊。這部著作經歷了15年時間，備嘗艱辛，後來入選第三屆宋雲彬古籍整理獎，對我來說是莫大的欣慰。
持續19年的《清人著述總目》
2000年以後，國家醖釀修《清史》。我因為跟著王紹曾先生從事《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因而被委託承擔《清人著述總目》《清史藝文志》（後改名《清史典籍志》）兩個主體工程項目。我從2004年開始率領團隊從事該項工作，先後抄寫卡片一百三十萬張。在計算機普及和數據庫非常便利的今天，這也許不算什麼，可是那個時候網上信息很少，無法用計算機完成，只能採用傳統的笨辦法寫卡片。
項目開始，沒有房子，我就在公共辦公室，請同學見面一個一個談工作，寫樣片，然後讓他們拿回宿舍抄。抄好了用同樣的方式交給我。我用自行車往家裡帶卡片，前頭車筐放一大包，兩邊車把上各掛一包；日復一日，左鄰右舍都以為我是小商小販。一段時間後，家裡堆滿了卡片，床底下，陽台上，到處都是。我愛人很擔心，怕壓塌了房子。
2005年冬，學校給了房子，就請搬家公司把卡片搬過去。十幾個同學圍在一張大會議桌上，天天擺弄著卡片，無休止地去考證那些書名、卷數、作者名、籍貫、版本、生卒年代、字號等，終於完成了《清人著述總目》。這部龐大的書目記載了清朝人的著作、翻譯外國著作等共22萬7千種，是清朝文化事業的一大總結。經過不斷修訂，2023年暑假，中華書局寄來了清樣。
回首2004年9月1日開工，至今已經19個年頭，我們夫婦開始做這項工作時41歲，拿到清樣時已60歲。先後參加過項目的有400餘人，已分散四方。這份清樣，是16開本40冊，25000頁。我們要看清樣，誰來看呢？我提筆在白紙上寫下來80人的名單，這些人大都是當年的老隊員，雖然分在四面八方，但還有個微信群，叫「編輯部的故事」。我召喚他們，他們都愉快答應了。我為什麼找80人呢？40冊，每冊600多頁，假如人少了，每個人負擔過大，這樣80人兩人一冊，每人半冊，負擔不太大，再互相交換看一遍，也就差不多了。我又拉起一個群，在騰訊會議講解校清樣的辦法，工作順利開展起來。目前，清樣已看了一半了。
《十三經註疏彙校》的「校經處」
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典籍首數《十三經註疏》，再就是《二十四史》。《二十四史》在毛主席、周總理關懷下，已標點出版，而且又在修訂。而《十三經註疏》就沒有及時整理出版「通行本」。我從2012年3月帶領團隊開始從事《十三經註疏匯校》項目。《十三經註疏》木刻版共一萬多個版面，需要校勘的版本十四五個，每個版本校三遍，按每位同學每天工作4小時算，那麼假如一個人乾，總共要450年才可以乾完。這類項目只能集體完成。
我的匯校團隊開始15人，後來增加到35人。我在項目組掛了塊匾「校經處」。為什麼叫這個名字？因為張元濟先生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的那個地方叫「校史處」。王紹曾先生參加校史處工作，而我又跟著王先生整理《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我的治學深受張元濟先生影響，所以我們模仿張元濟「校史處」取名「校經處」。
經過十多年努力，《十三經註疏彙校》已經完成了《尚書註疏彙校》《周易註疏彙校》《毛詩註疏彙校》，正在從事《禮記註疏彙校》。這項事業需要較長時間完成，我的學生已有多位成熟了，後面的工作還要靠他們分工完成。一旦完成，則《十三經註疏》宋元明清時期重要版本的文字差異，就清理出來了。這些文字差異會影響我們正確理解，所以還要依靠各經的專家分析判斷是非，從而整理出一套錯誤較少的《十三經註疏》通行本。
《永樂大典》的「命運」
2020年7月27日，習近平總書記對《永樂大典》系統性徵集保護整理出版工作作出重要批示，認為這項工作「正當其時」。在此之前，中宣部古籍辦就《永樂大典》整理徵求意見，我作為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提出對《永樂大典》進行綜合整理的六項建議，這個建議被吸收到《永樂大典》系統性徵集保護整理出版方案。基於這個原因，中宣部在貫徹落實總書記批示精神時，把《永樂大典》存世的800余卷的綜合整理工作分配給山東大學，由我主持。
《永樂大典》標點本定稿
這項工作具有重大意義，我們從全國70多所高校聘請了200餘位專家，對《永樂大典》進行現代標點。由於《大典》是百科全書，除了一般文史哲內容的，還有數學、天文、中醫藥、佛教、道教等內容，標點工作需要有關專家合作，所以《大典》項目是一項大規模的、跨地區、跨學科的協同合作古籍工程。2023年底標點工作已初步完成，2024年與中華書局合作，進一步審定，陸續交付出版。
《永樂大典》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淵藪。舉例來說，我國數學經典《九章算術》形成於漢代，它講負數、分數、開方、勾股定理，是當時世界領先的科學著作。唐代科舉考試要考《九章算術》等「算經十種」。如果一直考下去，我國科學發展當一直領先世界，可惜宋代以後就不考了。到清代乾隆間修《四庫全書》，這部數學經典九卷只存前五卷，後四卷找不到了。好在皇宮裡保存著《永樂大典》，其中大面積引用《九章算術》。戴震從《大典》中輯出《九章算術》片段，把這部書恢復了。不但如此，《九章算術》本來有圖，宋以來丟失，戴震又為它補圖，並加圖說，所以《四庫全書》本《九章算術》才是最完善的版本。乾隆皇帝對此非常重視，在戴震整理的《九章算術》前寫了長長的題記，並題詩一首。一部古籍整理圖書，得到皇帝專門的題記、題詩，這確是書林佳話。
另一個例子，蘇軾的小兒子蘇過，一直陪侍在蘇軾身邊。蘇軾流放海南，蘇過也跟著服侍。蘇過著有詩集《斜川集》，乾隆修《四庫全書》時，《斜川集》找不到了，這是多大的遺憾！可是《永樂大典》大量引用了《斜川集》，四庫館臣一首一首輯出來形成《斜川集》六卷。陰差陽錯，《斜川集》沒有收入《四庫全書》，而四庫館臣趙懷玉把它帶到杭州刻版印出來了，從此人間又有了蘇過《斜川集》。嘉慶年間修《全唐文》，負責人法式善又從《永樂大典》輯出《斜川集》二卷，交給他的學生、蘇州府知府唐仲冕拿到蘇州刻版。唐仲冕照著趙懷玉的版式刻的版，刻好了，把版送給趙懷玉。趙懷玉把自己刻的六卷，與唐仲冕刻的二卷合起來刷印，就有了八卷本。這個八卷本僅存一部在上海圖書館，《續修四庫全書》把這個八卷本印出來，這部詩集就廣泛流傳了。
1900年八國聯軍進北京，《永樂大典》毀於戰亂，一部分被外國人搶去。經過近百年調查，兩萬多卷的《永樂大典》存於海內外的總共只有800多卷。
回顧過去，《永樂大典》的命運與我國的國運緊密相關，我們今天對《永樂大典》存卷進行系統性整理出版，不僅有利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現代轉化，而且對愛國主義教育也是活教材，有著不同尋常的意義。
從1987年參加工作，我從事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已經37年，不分晝夜，從未休息週末和假期。我們知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主要保存於古籍當中，無可回避的實際情況是，絕大部分古籍沒有經過整理，一般人閱讀困難，這對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十分不利，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爭取時間，多整理一些古籍，是國家大事，責無旁貸。
本文原刊於《中華讀書報》2024年10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