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藏葉德輝致水野梅曉手札四通
日藏葉德輝致水野梅曉手札四通
劉曉軍
近年，筆者調查「中國通」水野梅曉（1877-1949）的相關資料時，在東京大學法學部附屬近代日本法政史料中心原資料部所藏的《水野梅曉關係文書》（即《水野梅曉相關檔案》，後文用原名稱）縮微膠卷當中，發現了多通葉德輝（1864-1927）致水野梅曉的手札。水野梅曉，號六休。他最早是作為東亞同文書院的第一期學生於1901年5月入華。1902年拜謁寧波天童寺時，因緣際會遇到了時任天童寺方丈的湘籍詩僧釋敬安並得其指點。經敬安指引，水野於1903年抵湘，來湘後曾一度以僧人的身份活動，他聯合湘僧笠雲芳圃創辦了中國最早的僧教育機構，還曾向重建後的南嶽衡山南台寺贈送了鐵眼版《大藏經》五千七百多卷。他在湘活動陸陸續續長達近十年，除了佛教界人士之外，還與葉德輝、王闓運等近代著名的湘學鴻儒交往密切。經水野居間介紹，日本漢學家鹽谷溫、松崎鶴雄都曾入葉門隨葉氏問道。而據「日本弟子」松崎鶴雄記載，水野梅曉曾將日本的古寫本《醫心方》等贈送給葉德輝，兩人之間的交往由此可見一斑。同時，葉德輝等人又與在湘經商的日人白岩龍平等以及相關的如鹽谷青山、內藤湖南等日本學人交流密切，由此構成一大近代中日人際交往的網絡。而此次發現的這些信札，多年來一直不為人知，也未見其他著述徵引。本稿擬按照時間順序原文照錄，並參考2021年新刊的《葉德輝致松崎鶴雄書札》（葉德輝著、孫俊整理）對其中的內容進行簡要考辨，以期豐富學界對於葉德輝本人以及其與日人之間的交往的認識。
一（推測發信時間為1912年）
水野梅曉仁兄先生閣下：
數年闊別，快接清談，忻慰之至。昨約今日上午奉訪，不料賓客糾纏，不能出門一步。午間又赴友人之宴，不能分身前來。好在兩次深談，要言已盡。此次捨間因修造房屋，不能宴客。更值閣下行蹤匆促，未得盡歡。求如光、宣時《太平清話》不可得矣。茲特奉上家制果、菜，聊備行廚之需。伏希哂納。此頌軺安。
弟葉德輝頓首
（東京大學藏《水野梅曉關係文書》微縮膠卷第四盒，編號456）
此札落款未署時間，與葉氏在通函時大多「有意」「整理題記」「載月日」不同。且信箋封面也未寫明收件人的地址，只是從右至左分三竪行寫著「函外梅酥兩壇蓮棗貳盒」「水野梅曉先生大啓」「葉郋園手椷」。另外，箋紙上有「南陽」「集漢楊統碑字葉氏嘉德堂造箋」的字樣。從「求如光、宣時《太平清話》不可得矣」可知，通函時應該已非光緒、宣統年間了。更具提示性的線索是，在上述信文內容之外，該札還附有一份人員和分部、支部的名單。具體內容是：
正會長 敬安和尚 寧波天童寺方丈
副會長 道興和尚 北京龍泉寺方丈
清海和尚 常州清涼寺方丈
總務科長 文希和尚 揚州天寧寺
理財總長 應乾和尚 上海留雲寺退居
會計員兼理書記 智生
招待員兼庶務 本志
浙江杭州支部 全省分部成立
福建支部 全省分部仝
江蘇支部 全省分部仝
奉天支部 全省支部未立
四川分部
安徽分部
廣東支部
廣西支部 甫發生
陝西支部 甫發生
北京支部
湖北支部 甫發生
湖南分部 小部分成立
南洋支部 甫發生
從字跡來看，該份名單似乎並非葉氏所寫。但又無其他材料或證據，故無法判斷其來源和撰寫者。名單中的「敬安和尚」即釋敬安，又稱寄禪和尚，還稱「八指頭陀」。他為王闓運的弟子，近代著名的詩僧，曾長期在湖南生活，後出任寧波天童寺的方丈，1912年4月11日「中華佛教總會」成立後任該會的首任會長。而且，1912年冬，敬安和尚曾到北京向新政府請願，不期意外過世。故而綜合這些信息來看，如果上述兩部分內容皆為一札所封，則該札的發出時間應在1912年。
而敬安與水野的關係，如前所述，1902年水野朝禮天童寺時與敬安見過面並得其指點而來湘。故而其師長沙麓山寺僧笠雲芳圃後來與水野就開福寺寺產發生糾紛時，在寫給王闓運的信札中稱「此次人言盡怪八指，不應引日僧」（東京大學藏《水野梅曉關係文書》微縮膠卷第3盒，編號352），可見水野梅曉來湘與釋敬安密不可分。笠雲是「八指頭陀」釋敬安的師傅，水野來湘後，他曾借助水野之力在開福寺創辦「僧學堂」以避「廟產」被奪，並開創了近代佛教教育的先河（沈庭《晚清詩僧的「近代」感知與近代佛教史的端緒——以笠雲芳圃的僧詩及其日本見聞為線索》，載《佛學研究》2020年第1期）。後來，他還接受水野的邀請，率領門人道香、筏喻等人遊歷日本考察日本佛教，並寫下了日記體的《東遊記》。
二（1916年12月12日）
1916年，袁世凱復辟帝制歸於失敗，國內各種政治勢力洶湧潮動。由此，葉德輝計劃在湘振興經學的文化理想也隨之破滅，於是在當年的5月間回到原籍蘇州定居。從時間上來看，新見的葉致水野的這些手札多寫於這一時期。以下為其一。
戲作六言絕句四首，奉贈六休居士，共發一笑。
湖南十年來去，海上三山有無。徐巿求仙荒島，陶潛乞食窮途。
中原幾復文社，大地海陸戰雲。自撰谷音小集，不知海錄異聞。
四大似大非大，六休欲休不休。我亦飄流人海，此身有類浮鷗。
舊曆新曆糅雜，小雪大雪參池。山中不知甲子，天邊月有圓時。
丙辰冬至前十日弟葉德輝稿
白岩子雲先生招飲月，乃得月園觀女樂，即席賦贈並呈同席諸子。
近水樓台得月先，玉梅花下敞瓊筵。羽衣似聽霓裳曲，縞素疑逢鶴氅仙。
列坐金釵行十二，滿堂珠履客三千。人生聚散如萍梗，回首湘城意惘然。
白岩與君先後訂交於長沙，今十餘年矣。
海天明月照團圓，竹屋清歌夜未闌。選句自慚詩眼窄，澆愁翻喜酒腸寬。
兩三舊雨占星聚，二八嬌娥帶霧看。（余向短視。）一笑神山疑咫尺，不須西向望長安。
六休居士法鑒。丙辰冬至前十日弟葉德輝錄稿。
（東京大學藏《水野梅曉關係文書》微縮膠卷第4盒，編號454）
「丙辰」年即1916年，是年冬至日為12月22日，亦即落款時間為1916年12月12日。同樣，此通手札封面亦未寫明收件人的地址，只是從右至左分三竪行寫著「得月園即席作呈」「六休居士吟啓」「郋園」。另外，封底寫著「蘇州曹家巷泰仁里六號」，並有不同字跡的「大正五、十二月十三日」字樣，或為水野本人所注，但也不排除為後來的整理者所加。
「白岩子雲」即白岩龍平（1870-1942）。此人早在1890年即來到上海，進入「日清貿易研究所」學習。畢業後投身實業，於1896年創辦了「大東新利洋行」（即後來的「大東汽船會社」）。按照日本學者中村義的分類，在近代日本的對華勢力中，白岩屬於「揚子江組」（即「長江派」），希望聯合「上海至長沙的長江流域的‘小孫文‘小黃興」，重點發展南方的經濟，其焦點就在湖南省。而他更是早在1899年冬季即來到湖南進行調查，後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於1902年3月正式設立「湖南汽船會社」，並相繼開通了湘潭至長沙、漢口至湘潭的航線。到1907年，「湖南汽船會社、日本郵船會社、大阪商船會社和大東汽船會社合併組成了得到日本政府資助的日清汽船會社，並逐漸成為湖南內河航運的霸主」。而白岩創辦「湖南汽船會社」時，遭到了當時的湖南人的強烈反對，但他策略性地物色、結交葉德輝，說服並通過葉氏「在官民之間四處奔走做平定工作，幫助解決了該公司（指湖南汽船會社）建築支店的場地，設置了碼頭船，使該公司日後不斷繁榮昌盛。葉師是該公司的恩人。白岩氏和葉師成了終身好友。從那以後，每當葉師遭遇危險之際，日清汽船都給予了極力援護」。而在國家圖書館所藏《葉德輝致松崎鶴雄書札》以及後述所錄之手札中，無論是此通所提的招宴，還是他處的保護藏書、「東游」，抑或售畫，葉氏屢屢提及白岩都是因為這層緣故。而葉氏的「日本弟子」松崎鶴雄自1908年來湘後，在辛亥鼎革前後的多年間一直待在長沙，1917年短暫回國後，1920年他又進入大連圖書館工作。所以即便是葉氏退居蘇州，他仍在湘或大連與其頻繁通信聯繫，並將葉氏的相關書札再轉寄給日本的水野梅曉。故而，松崎在其《吳月楚風》一書中所記的葉氏男扮女裝避難「日清汽船會社」的情形，看似狼狽不堪，卻也是松崎見證下的葉氏與白岩等日人交流的真實寫照。
三（1916年12月13日）
六休居士吾兄左右：
昨擾，謝謝！在京一別，倏已三年。不意海上重逢，狂談傾吐，平生心契之樂，至此可雲發洩無余矣。弟自改革以後，商務損失無可諱言，連年南北奔馳，無復往年豪興，惟著書不已。自命千秋，一息尚存，不敢妄自菲薄。東游極所心願，而以旅費為憂。故擬將隨帶之畫件變售二千元，庶可於明春赴東一睹櫻桃之盛。又藉以與貴國文學士倡訓，則雖始哀之年亦足補平生之缺憾。昔黃梨洲與沈南蘋偶至貴國一游，至今猶為兩國人所傾慕。如弟者不知畫理，故應避席南蘋；若梨洲之學，自問尚可追蹤前輩。若得觀光上國，豈非千萬世文苑之美談乎？奉上畫目一紙，內共十二件。此皆平生心賞之品，故患難相隨者已三年。於茲西洋人於六月曾一借觀，頗欲以重價相購。弟以遠適異國，未免有明妃遠嫁之悲。故留之亞東以待文姬之返漢。兄謂如何？「定」（似）當默許也。手此敬請旅安。
弟葉德輝頓首 丙辰冬至前九日
（東京大學藏《水野梅曉關係文書》微縮膠卷第4盒，編號453）
隨函附有畫目一紙：
唐胡鵬雲佛像 立幅 絹本
宋徽宗御畫官上加官 絹本
宋畫關山行旅圖 小幅 絹本
宋畫阿房宮圖 小幅 絹本
宋元團扇集冊 九翻 絹本
（右九翻中有款者二。一宋徽宗雪江歸棹；一閻次平畫牛。余皆不著款。）
元趙松雪畫白描人物 立幅 紙本
明董其昌沒骨法山水 綾本
明藍田叔仿梅花道人山水 絹本
明陳貞慧（明季四公子之一，即陳繼崧之父）枯木竹石 立幅 綾本
清沈銓百獸圖（均奇怪之動物）手卷 絹本
高鳳翰畫石 立幅 紙本
高鳳翰隸書 立幅 綾本
以上十二件均在行笥
該札封面無郵戳，從右至左分四竪行寫著「垃圾橋北蘇州路」「東洋飯店即東和洋行」「水野梅曉君大啓」「郋園葉椷」。「垃圾橋」指現在上海的「浙江路橋」。而「東和洋行」由吉島德三夫婦於1886年創辦，是上海的第一家日本旅館，大致位於現在的上海河南北路（舊稱「鐵馬路」）與北蘇州路的交口附近。而封底上下有「上海」字樣的郵戳兩枚，但日期不甚清楚，無法辨認。另有手寫的「大正五、十二月十一日」字樣，或為資料整理者所加。
葉德輝提及的「明春赴東」的「東游」一事，實為水野等人所發出的邀請：「鄙人東游之說，發自白岩、水野二君，原約看櫻花。」查前述的《葉德輝致松崎鶴雄書札》，此時的葉氏也有意東游：「弟久欲往貴國一行，因家母不欲弟遠游，故絕無此等遊興。今因湘局危甚遠居江蘇，與東游貴國無異，故樂得抽閒一往也。」同時也表明瞭他去的目的還有「欲借抄、借校」日藏的「三種書未經人搜得者」。但此次相邀卻因「水野出遊南洋群島」，導致「水野未與白岩接頭，無人伴送」，結果「花時竟負佳期」，最後只得「又展期為避暑之游」。但最終還是因「水野梅曉往南洋群島未歸，同伴無人」而「暫作罷」。此次相約的1917年東游雖未成行，但葉氏屬意東游卻也並非一時的心血來潮。查《葉德輝致松崎鶴雄書札》，葉氏在1911年12月18日的書札中就曾提及「貴國人士如竹添君、本願寺主均約為東游，盛情極可感，無如勢有不能」。可見早在1911年，日本漢學家竹添井井和淨土真宗西本願寺法主大谷光瑞（後述）就都曾邀請他訪日，但都被葉氏拒絕了。此札雖未明確提及何以「勢有不能」，但從前後的行文推測，主要還是因為他擔心自己藏書的安全和處置。此外，依葉氏在1918年的通函中所寫的「又不能如期而至」「暫不能來貴國也」「來東恐不能踐約」等來看，似乎後來一直都未能順利「東游」。
另外，曾長期在湘生活的松崎鶴雄評價「葉師長於書畫古物的鑒賞」「藏有大量書畫」，並例舉了葉氏曾為端方鑒定過顧愷之的《洛神卷》。結合葉氏的相關字畫著述，可以想見其所藏應當不俗。而依本札所言，現時葉氏有意出售其「平生心賞之品」是為了籌款用於東游的旅費，這也可從側面見出其經濟上的窘迫。當然，在當年的7月15日致松崎的手札中，葉氏寫道：「在蘇見明刻《儀禮》，旅費不充不敢買，可笑！可恨！」一個「笑」字和一個「恨」字更是無比形象地凸顯了葉氏在蘇經濟的窘迫程度，甚至連心儀的書籍都不敢買。其實，早在辛亥革命爆發後，出於保護及「留此雪泥鴻爪告之後人」等目的，葉德輝即曾有意出售所藏字畫。據葉所言，辛亥革命發生後，雖然「湘省尚無十分危險」，「官吏治事、商民營業，一切如常」，但「商民因漢口為清兵燒毀商埠之後，轉運不通，上海、湖南兩處受害尤巨」，葉家「商務將來事平結算恐亦在數萬金」，似乎損失巨大。他非常擔憂自己藏書的安全，一直與松崎鶴雄商量如何進行保護。如1912年1月6日（農歷辛亥十一月十八日）所言的「日來正編藏書及字畫目錄、題跋，字畫（字畫貴國如購藏圖書館、博覽會，弟即出售，以免在中國遭險）已告成，書籍正在趕辦，亦正恐兵燹不測，留此雪泥鴻爪告之後人耳」，似乎更多地擔心藏書、字畫遭遇不測，同時又有意出售。後（農歷辛亥十二月二十七日）又說「弟藏書畫百數十件，貴國有收售者，可以盡售，書籍亦然。在中國遇兵燹未免可惜也」。由此都可見葉氏出售書畫的意圖明顯。只不過，囿於筆者的學識，雖經多方查詢，葉氏所列畫目的最終流向仍未可知，只能留待方家指教了。
另外，葉翰中所提的沈南蘋（即沈銓），此人曾受德川幕府邀請，於1731年12月抵達長崎，1733年9月回國。
四（1916年12月15日）
六休居士吾兄左右：
在滬聚談數次，快慰何如？弟東游之資，深感白岩與君之籌劃，已將宋人團扇冊一匣、沈銓百獸卷一件、明陳貞慧仿東坡遣興一軸交白岩矣。此三件均幅軸短小，可以攜帶，物亦甚精，其價乃書畫會評定，已將原價單並交白岩。在弟，能得善價，彼此有益。寶物存於東亞，一益也；弟得藉助東游之興，二益也。來蘇數月，因湘中匯兌日貴，在此借貸已近千元。如或東游，川資外，尚須印刷觀古堂書一箱，相隨以為贈貴國朋好之物。故弟之行蹤，如蛟龍出入深山，一動便有大水跟後。非懈行郭索，可以爬沙了事也。閣下聞之得毋大笑乎？大谷伯爵是何別號？昨日所訪之住宅是何地名？門牌是何號字？乞一一示知，以便在蘇通函、到滬相訪也。蘇州瑪瑙經房有佛祖各宗道影一書，刻像極精，容遲訪得寄贈。此頌撰安。
弟葉德輝頓首丙辰冬至前七日
（東京大學藏《水野梅曉關係文書》微縮膠卷第4盒，編號455）
此札封面亦無郵戳，從右至左分三竪行分別寫著「六休居士仁兄啓」「蘇州曹家巷泰仁里六號」「葉椷」。封底亦無郵戳，僅有手寫的「大正五、十二月十五日」字樣。
依翰中所言，前述的書畫變售似乎有了一些進展。當然，較之前札，葉氏此時有意變售書畫的經濟方面的目的更加明顯，但從其未果「東游」之行，以及後續1918年6月6日的信札中談及其「從子礪甫來蘇，挾有字畫多件，大半真而且精，擬偕其舅氏同游貴國，並以所藏字畫售之貴國鑒賞家」，並請松崎介紹收藏家，8月17日的「從子礪甫本欲東游，因聞貴國貧民鬧米之風，恐書畫難於售賣，往來旅用不敷，是以遲遲。吾行恐從此又作畫餅矣」等來看，似乎售畫進展得並不順利。此外，葉氏有意印書後攜帶前往，凸顯了他期待與日本學人交遊的迫切願望。而其中所提的「大谷伯爵」即指大谷光瑞（1876—1948），此人曾任日本淨土真宗西本願寺派第二十二任法主，作為淨土真宗當時的宗教領袖之一，具有很高的威望和影響。學界目前關注最多的是其1902年至1914年間組織的三次「大谷探險隊」，但事實上，大谷還是「海外開教，特別是清朝開教的先行者……辭任法主之後的實業家……在亞洲各地，經營有橡膠園、咖啡園等」。從其與中國的關係看，早在1903年就任法主之前的1899年，他就曾組團「巡遊」清朝，其活動的意義早已遠超宗教層面。查柴田乾夫所編的《大谷光瑞研究》中的大谷光瑞年譜可知，大谷曾長期在中國的大連、上海、旅順、台灣等地活動，也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個值得重點關注的人物。
從內容看，此札應是大谷滯滬期間，葉氏經水野認識大谷後所書。水野與大谷關係匪淺。水野早期曾作為曹洞宗的僧侶在湘活動，雖多方努力但一直了無建樹。後因結識大谷而改宗。辛亥鼎革之際，南北雙方曾在南京附近激戰。水野就曾以西本願寺僧侶的身份在戰場上收屍並與各方交涉，意圖擴大淨土真宗的影響以及從新政府那裡獲得傳教權。只不過，1914年大谷因事辭任法主後，水野也遭到了牽連。
上述1916年12月間的葉氏三通手札所涉之滬上交遊，其本人在當年12月22日致松崎鶴雄的信札中如此概括：「白岩子雲來蘇相訪，鄙人亦隨至上海，晤有吉領事，太谷伯爵，岸田、田中兩先生。白岩招飲於貴國花園，大列女樂，而水野適由東來，歡聚旬余。鄙人回蘇，白岩回國，水野去北京，雲散風流，又增一番感慨矣。」此札內容與上述三札相互印證，可見此次舊友新朋聚首一堂，一番熱鬧之後又勞燕分飛。如前所述，他們相約的「東游」一事，並未順利成行。再據1918年9月19日葉致松崎鶴雄之書札：「弟本無東游之志，今年天氣漸寒，畏出遊，尤畏遠游。明年櫻花時節，或者其能踐約耶？」可知至少是到1918年中秋，葉德輝仍未成行。
而因目前所知的葉致水野的手札數量所限，加之水野致葉氏的書札更是罕見，故無法明確判斷此次售畫是否成功。但從葉氏借其子欲東游而售畫以及未果之東游來倒推，為籌川資的「售畫」應該也是未能成功進行。
又據前引杜、張所言，到1926年時，葉德輝打消了出國的計劃。另查松崎與水野間的大量通信，似乎也未見葉氏訪日的記錄。或許，葉氏終身皆未能如願踏足東瀛。
本文原刊於書屋2023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