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珍稀古籍善本書錄序

《中國珍稀古籍善本書錄》序

沈津

對於中國的善本書錄或藏書志始於何時，我沒有作過仔細的考證。但是在唐韓愈的《進學解》中有「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鈎其玄」的話。宋元人的集子就不要去說了，就說明末清初好了，一些重要學者的集子中，也都收有題跋之作，如錢謙益的《初學集》之卷八十三至八十五、《有學集》之卷四十六至五十、朱彝尊的《曝書亭集》等等。然而有專書並為一式的，似乎自錢曾的《讀書敏求記》始，在圖書版本的著錄以及鑒定上，從字體、紙張、墨色、版刻等特徵來考訂雕版的年代，並從初印、重印，甚或是原本，抑或翻刻來審酌一書版本之優劣，這就使圖書的著錄遠非早時的僅為書名、卷數、作者、版本、冊數而已。所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它的評價是：「其述授受之源流，究繕刻之同異，見聞既博，辨別尤精。」然而，對《敏求記》也有持不同意見者，彭元瑞就認為「書中無甚考證，間有舛誤，每拳拳於板本抄法，乃骨董家氣習」。

不可否認的是，《敏求記》對著錄的圖書作出了一定的考證及評價，因此也推動了後代目錄學及版本學研究領域上的發展。後來的《平津館鑒藏書籍記》《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皕宋樓藏書志》等等在著錄上又更為詳細。而清代稍有規模的藏書樓，多有自己的藏書志。在今天，任何一個重要的圖書館，都有它的歷史，包括它的藏書淵源以及藏書特點。如一館之所藏琳琅滿目，對研究者來說，雖不能親入書庫，但在讀館藏善本書目時，也會觸發靈感。所謂一館之重要典藏，均賴書目、書志為之綱舉目張，窮究原委，簿而錄之，以召來者。故雖曰流略之緒餘，抑亦藝林之炳燭矣。

讀書要講究版本，而版本學也是一門學問。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史，經籍之博，浩若煙海，自有雕版印刷術後，同一種書，即有宋槧明刻之懸殊，同時又有家鐫、坊雕、官刻之別，而校對之精粗，工料之輕重，行遠之廣狹久暫，收藏之流轉有緒，以及價值之高低不一，都是版本目錄學家、文獻學研究者所研究的。我總以為，在圖書館工作的專業人員和別的研究單位或大學研究所的研究人員最大的不同，是在於他們直接和書打交道，版本學的實踐經驗較為豐富。同時，「近水樓台先得月」，他們可以就近獲得便利，較之館外的研究人員更易得到新的資料。

我對葉德輝、傅增湘都是很欽佩的。葉的《郋園讀書志》、傅的《藏園群書題記》一直是我案頭上經常翻閱的必讀物。葉德輝嘗言：「凡讀一書，必知作者意旨之所在，既知其意旨所在矣，如日久未之溫習，則必依稀惝恍，日知而月忘。故余於所讀之書，必於余幅筆記數語，或論本書之得失，或辨兩刻之異同，故能刻骨銘心。」傅增湘戢影都門後，丹鉛餘暇，不廢題評，《題記》的「敘版本之同異，辨字句之訛謬，燭照數計，既精且博，至於撰人仕履、著書旨意，必詳人所不能詳」。他們那種撮善本書之要旨，詳細考證，探賾索隱，並能使學者窺見版本、文字之異同，於讀書研究知所別擇的《藏書志》《題記》，足證葉氏、傅氏聞見廣而蘊蓄深，這應該是我撰寫書志的努力方向。

近十多年來，古籍圖書的提要、敘錄、解題、藏書志(書志)、書錄等出了不少，大約總有數十種之多，其中，以專題為主的居多，如小說提要、戲曲提要、方志提要、清人詩文集提要、醫書提要、佛籍提要、道教提要等等。它們的出版，豐富了目錄學、版本學的研究領域。在20世紀的50年代至九十年代，這整整五十年中，國內的各個重要圖書館，包括國家圖書館、各省市一級的公共圖書館、大專院校圖書館、科學院系統圖書館，只出版有數十種善本書目。而以國內一館的善本藏書來撰為提要或書志者，津僅見有《蘇州市圖書館藏古籍善本提要》（經部）一種，當然這內中的原因是多樣的，然而即使如此，現今在圖書館內的主事者卻很少有人去注意寫作善本書志的重要性。

對於我的導師顧廷龍先生來說，要寫善本書的書志，是他早先就有的意願。我在讀他的日記時，在1940年5月21日的日記裡有要「刻意編一精采藏書志，以壓眾編」。之所以這麼寫，是因為嘉業堂主人劉承幹認為，《適園藏書志》頗多疏誤，是因為繆荃孫之子所代撰。後來，顧師在百忙之中，也確實為合眾圖書館寫了一些書志。就以上海圖書館來說，60年代初在顧師的主持下，就想編寫一部館藏善本書志，當時參加寫作的除顧師外，還有潘景鄭、瞿鳳起以及沈文倬先生。可惜，只是開了個頭，寫就了數十種宋元本書志，就因其他事情而停下了。如今，上圖幾經搬遷，當年完成的那些書志也不知安在否？五年前，北京圖書館研究館員冀淑英先生在給筆者的信中也曾說到，1958年，在趙萬里先生的主持下，《中國版刻圖錄》完成後，北圖善本部就想將寫作館藏善本書志列入工作計劃，遺憾的是，這之後政治運動不斷，寫作的氣候不復存在。不過，現在北圖仍有有志之士在寫一些提要，將來積少成多，必能形成規模。

任何一本書志，都會有自己的寫作模式。我以為今天的善本書志的寫作，應該在前人的基礎上更加詳細地著錄，盡可能使之精審確鑿，而不是一張圖書館藏書卡片的放大。前人有云：「若夫辨版刻之時代，訂鈔校之精粗，改卷數之多寡，別新舊之異同，以及藏書印記、先輩佚聞」，那就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實際上，30年代出版的幾本有關圖書館藏善本提要的書，如《浙江省立圖書館善本書目題識》（1932）、《嶺南大學圖書館館藏善本圖書題識》（1937）、40年代的《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書錄》（1948）等，都是十分簡單的。21世紀的今天，圖書館亦處於信息社會中，如若研究者能透過書志、解題、提要，以得知原書之卷數、作者之簡歷、版本之認定依據、全書之內容、因何為之撰，序跋之摘錄、它處之入藏以及其書之特點、收藏之鈐記等，並能找到對他有用的信息加以利用，那樣的書錄當能受到注目。

我曾不止一次地說過，我實在是較其他在圖書館內工作的同事都要幸運，那就是我四十五年前，曾經追隨顧廷龍先生、潘景鄭先生、瞿鳳起先生，從他們學習流略之學。當我涉及這個領域後，即開始了這難分難捨的緣，因為我幾乎每天都能聽到老先生們的教誨，以及從辨別善本書的各種刻本、抄本，稿本、批校本、套印本、活字本、版畫的實踐中汲取真知，也包括書本上沒有的經驗。

這幾十年來，我經眼的善本書，在兩萬種左右，而這本《書錄》的取材，主要是上海圖書館、台北「中央圖書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的藏書，此外也包括1986年我在美國任訪問學者時，在美國國會圖書館、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芝加哥大學遠東圖書館，以及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所看的善本書中的較為稀見的一些版本。

這裡要說明的是，這本《書錄》在時間上，大致分為兩個時段，一是書中的大部分是在1994年以前所寫，曾收入在1996年出版的《書城挹翠錄》中。還有部分是後來發表在台北《書目季刊》《「中央圖書館」館刊》內，前者是以「雲煙過眼新錄」為題，而予以連載了十五期；後者則以「傅斯年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為題。由於這些書志都發表在台北的學術刊物上，所以國內的讀者不易見到。另外，在這本《書錄》中，我沒有去刻意寫那些所經眼的宋元版本。當然，宋元版本流傳至今天，已是十分稀見難得的了。我只是覺得，這類宋元本，多數是流傳有緒，前人不僅著於錄，而且詳考有加，我若再寫，也很少心得。所以我的著眼點是稀見、難得的明刻本，以及那些未刻的稿本、抄本為主。至於那些熟名頭的「老頭貨」，或習見的善本書，我想再寫也沒有什麼意思了。

我在80年代及90年代初寫的涉及「哈佛燕京」的數十種藏書，多曾發表在《圖書館雜誌》《書目季刊》《「中央圖書館」館刊》上，而其中明刻本已見於《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但我仍將所寫清刻本及抄、稿本予以保留，蓋因當年所寫和現今所寫也有不同。之所以將《書城挹翠錄》中之大部收入，一是因為此書當年發行量甚少，甫出版即已售罄。二是書中舛誤太多，甚或有些段落無法卒讀，這是我感到十分內疚的事。

在我的幾本書中，屬於「善本書志」的除了《書城挹翠錄》外，還有一本就是90年代所出版的《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那是我作為哈佛燕京學社的訪問學者，費了兩年的時間所寫成的，《書志》共152萬字，也算是對「哈佛燕京」所藏的宋元明代所刻的善本書作了一次小結。而前幾年我和嚴佐之教授、谷輝之研究館員共同為「哈佛燕京」撰寫的清代善本書志僅完成了近千篇，100萬字，尚有一半仍需努力，這些都屬於《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續編（清代）中的內容，等到全部寫竣，當會另行出版。

《文心雕龍•知音》有云：「觀千劍然後識器，操千曲然後曉聲。」對於古籍版本來說，必須要有實踐，你必須大量地接觸，去編目、整理、考核比對，最後得出結論。《書錄》，實際上僅是書林、圖府這座大廈底層大量墊石基礎中的一粒不起眼的小石子，但從另一方面來說，我也希望這本《書錄》就像《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一樣，作為拋磚引玉的「磚」，能夠提供一種模式，給在重要的較大型的圖書館內工作的同行參酌，用他們自己的模式來寫出目前深藏在館內的珍貴古籍善本書錄（書志、提要、敘錄），如果大家都能為文獻學、版本目錄學的研究作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那麼得出的成果一定能夠豐富於學術、嘉惠於學林的。

2004年12月27日於宏燁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