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大學問家的讀書筆記—讀顧頡剛讀書筆記

一位大學問家的讀書筆記—讀顧頡剛讀書筆記

沈津

學者在其治學道路上，大都有自己的讀書筆記，隨時隨地將自己讀書所得的重要段落甚或是有所感的讀書心得，錄於冊子或紙片。所以學者們為了做研究，搜尋材料，有所思考及記錄，多是利用紙筆，勤奮動手用腦。昔宋王應麟《困學紀聞》、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清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民國間胡適《藏暉室札記》等都是筆記類型的典範，於後人治學多有裨益。讀這類書，於學問有所長進不說，更重要的是學到了前人讀書方法和看問題的態度。

1991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工作時，得見台北寄到的《顧頡剛讀書筆記》，那厚厚的11大本，著實有些氣派。當時粗粗一翻，即對先生的勤奮、博學感到深深的敬佩。瀏覽之余，便揀和自己研究有關的專題複印了200多頁。自那以後，每次翻閱，都會產生一種敬仰的心情，而越發感到《筆記》的含金量不低。

顧頡剛先生，江蘇蘇州人，早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後任廈門大學、燕京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教授等職，曾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並創辦民俗學會和禹貢學會，是中國歷史地理學和民俗學的開創者，也是中國古史辨學派的創始人。他著作等身，其《古史辨》、《漢代學術史略》、《孟姜女故事研究》等都是力作，至於後來經周恩來提議、毛澤東批准，主持標點的《二十四史》和《資治通鑒》，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更是後代研史者之必讀書。

學問的積累，並非一朝一夕之功。《禮記•曲禮上》云：「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息，謂之君子。」顧先生實在是一位「博聞強識」的學者，他的篤學力行，學覽古今，鈎深致遠，誠為現代學者之楷模。顧先生一生治學，勤作讀書筆記，從1914年起，至1980年逝世，一直沒有間斷過。60多年來，共積累了近200冊筆記，計三四百萬言。他一方面用它來蒐集材料，思考問題，作為撰寫論文之基礎，一方面繼續錄下新發現的材料和新見解，補充以往論文之不足，甚至改變某些觀點，不斷深化自己的研究。

在《筆記》第一冊的圖片中，有他為《寒假讀書記》寫的序言，時間是1914年12月16日，是年先生22歲。有云：「余讀書最惡附會，又最惡胸無所見，作吠聲之犬。而古今書籍犯此非鮮，每佛然有所非議，苟自見於同輩，或將誚我為狂，故惟此是歸焉。吾今有宏願在，他日讀書通博，必舉一切附會、一切影響皆揭破之，使無通形，庶幾為學術人心世道之豸。班固嗤傅毅日：下筆不能自體。吾每每亦然，

不能簡賅出之，斯則甚為慚也，其有讀書所得，或印證可求，雖在小品，亦登於斯。」那一年，先生讀了不少書，並將讀書方法及收穫函告葉聖陶，每信屢達數十頁。而先生也認為這是他有生以來正式用功的第一年，可是做得太勇了，常常到次日凌晨二時方才就寢。

顧先生自幼讀書，即喜歡獨立思考，常把自己的主張批在書上。早年他曾常備有兩種筆記簿，一種是便於攜帶的袖珍筆記冊，專門抄撮見聞或偶然會悟的見解，有時則以紙片代替：另一種是正式的紅格筆記簿，作為最後謄清之用，這種記錄方式一直被保持下來。他在抗日戰爭前的一部分筆記，曾因人事冗雜，不暇檢冊，率書單頁紙上，置於木盒中，誰知七七事變突起，他又因宣傳抗日受到通緝，匆匆離京，木盒也不知去向，所以顧先生每念及此，輒嘆惜不已。

由於顧先生一生治學目標，就是「對於戰國、秦漢時代學術之批判」，所以他的筆記內容大都與此緊密相連。他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全力研究《堯典》、《詩經》，那時的筆記最長，有時兩三天即寫滿一冊。而抗戰中，他無法作系統研究，故有時一兩年才寫畢一冊。1953年元且，他因病得覽群書，時有新得，愈後都寫人筆記，一月中竟得兩冊，故他驚嘆：「此予三十年前之生活也。」

顧先生的筆記，都獲精心命名，有的以彼時所居之地名命之，如20世紀50年代初，先生寓上海武康路，地近法華鎮，故成《法華讀書記》。也有以彼時主要研究內容命名者，如他在北海畫舫齋得性軒標點《通鑒》，故成《得性軒讀鑒記》。

五十多歲後，他就考慮這些筆記的整理，認為筆記的功用，不僅在於個人學問的積累，而且還是 門學科發展必不可少的基礎工作。他說：凡是人的知識和心得，總是零碎的，必須把許多人的知識和心得合起來，方可得著全體。

筆記者，個人至瑣碎之記錄也，然以其皆真實不虛，故其用至廣。顧先生生前曾擬訂了絕大部分筆記的篇名，並在一些簿冊前補作了序文，又請人分冊分條眷抄。這些讀書筆記，都是顧頡剛全部著述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他的心血所在，因此人們還可以認為這也是他對學術事業的又一大貢獻。

1977年12月17日，顧先生在致其叔顧廷龍先生的信中，對他的筆記表示了憂慮，信中雲：「生平無所遺憾，惟是一生所作筆記二百冊，冊平均二萬五千字，共計五百萬言，未經整理，無以貢獻於後人，良用耿耿，臥寐不寧。擬編為三書：一、《史林雜識》，即繼六二年所出之初編繼之，選其確有心得者再出五六冊。一、《尚書學筆記》，此為吾生之專業，平生所覽人專書筆記，可以表章者不少，其出自臆見可以改正舊說者亦不少，將此二者順篇排列，以備後人選取，亦可得二三冊。其他則見聞所及，有足供藝苑之取拾者，如鄧文如之《骨董瑣記》例，亦編二三冊。如此，則此世為不虛生，無論吾再活幾歲，亦可無憾以逝。惟是逾八望九之年，精力已不足。」而僅僅過了3年，顧先生即以腦溢血，在北京仙逝，享年87歲，他沒能在有生之年見到《筆記》的出版，也是頗為遺憾的。可喜的是，先生的願望終於在10年後達成了。

顧先生的讀書筆記，是1990年由台北的聯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大陸讀到的人不多。此事說來還有段故事呢。最初是1982年秋，顧先生的女兒顧洪，開始整理這批筆記，至1988年春告一段落，然而詢及北京一家重要的文史出版單位，對方卻表示近年出版有困難。正當此事一籌莫展之際，旅美學者黎東方教授應中國社會科學院之邀來京講學，黎在抽暇去三里河顧寓拜見顧夫人時，顧洪即將「筆記」的價值及整理情況寫成材料，交黎教授設法在大陸之外尋覓出版單位。與此同時，顧洪的昔日同學，也接受委託，請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張光直幫助玉成出版之事。無獨有偶，黎、張二教授都不約而同地把「筆記」轉給了台北的「聯經」。在「聯經」表示對出版「筆記」的興趣後，半年左右，就帶走了全部稿件，而一年不到，《筆記》正式出版。此書初版1000部，為了讓台灣學文史的青年學子能負擔得起，所以「聯經」是薄利多銷，降低定價，致使「筆記」很受歡迎。

《顧頡剛讀書筆記》，厚厚的11冊，32開精裝，放在書架上，非常之顯眼，最末一冊是索引，共分成載籍、史事與傳記、地理與民族、名物制度、文學藝術，語言文字、民俗學、哲學與宗教、蘇州史事九類，按題索驥，實在是給讀者以方便。

學術界的朋友，如有緣讀此，必有裨益也。可惜的是，大陸一般學者要能讀到，也是不易。我倒是希望大陸的出版社出於學術研究的考慮，不妨和「聯經」談談版權，或許能有再版的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