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學家趙萬里先生

版本學家趙萬里先生

沈津

中國的古典目錄學、版本學學界的圈子本來就不大，然而，要真正成為「家」且要有重大貢獻者，卻又是微乎其微。我以為大凡研究版本目錄的學者，無不奉《中國版刻圖錄》和《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為必要的參考工具書，這兩部書的主編就是趙萬里先生。趙先生是著名的版本目錄學家，曾任北京圖書館研究員兼善本特藏部主任。他1905年生，字斐雲，別署芸庵，浙江海寧人。入學前，母親已教他認識了千餘字，並能背誦幾十首唐詩。1921年，他考人東南大學中文系，從吳梅學習詞曲，頗有心得，他對詞的創作愛好尤深，後來轉向研究戲曲。

趙先生也是國學大師王國維的弟子。王在1925年19歲時應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之聘，為專任教授，是年7月趙到北京，受業於王門。先是王命他館於其家，巧的是研究院原聘助教陸君以事辭，於是研究院主任吳宓即命趙承其乏，趙先生那一年是23歲。趙先生每天為王國維檢閱書籍及校錄文稿，由於王的指導，他在歷史、版本、目錄、金石等學科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人謂趙先生能傳王氏之學，同時也傳了王氏治學嚴謹的學風。

王國維自沈昆明湖後，趙先生是非常悲痛的，研究院為了紀念王，特別在《國學論叢》裡專門編輯出版「王靜安知生紀念號」。梁啓超、陳寅恪均以趙先生與王有親戚情誼，「且待先生講席久，知先生學行或較他人為多」，囑他編寫《王靜安先生年譜》。由於他從學王氏，瞭解王氏，故徵引資料，亦甚繁富，結果僅用了一月之功就完成了，此外又輯有《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王靜安先生手校手批書目》等，這三種書至今仍為研究王的重要參考書。

趙先生早年校輯的《宋金元詞》，是大規模採用輯佚方法而輯出的宋元以來散佚詞的詞集，收詞人70家，得詞1500餘首，材料之多，固為前人所不及，且方法和體例之謹嚴周密，尤為人所稱道。其詳加考校，用力至勤，都是受王國維影響所及。後來他到北京圖書館的前身北海圖書館工作，在北圖工作長達50多年，這期間還在北京幾所大學講授中國史料目錄學、版本學等課程。

他在北平圖書館工作時，善本部主任是徐森玉，徐是當代有名的版本學家，文物鑒定家，學識淵博。工作中他受徐的指導，徐對其影響很大，加上北圖豐富的善本收藏，遂逐日沈浸於宋元舊刻、名校精刻之間，取得了寶貴的實踐經驗。過人的理解力和記憶力，加之原來的治學基礎，使得他在目錄學、版本學和校勘學方面造詣更深。同時他又與著名收藏家傅增湘、周叔弢等處於師友之間，與他們互相切磋，把版本鑒定推向新的水平。

傅增湘在《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序中說：「袁君守和以專門名家，久領館政，任事伊始，即延趙君斐雲專司徵訪纂校之職。趙君夙通流略，尤擅鑒裁，陳農之使，斯為妙選。頻年奔走，苦索冥搜，南泛苕船，北游廠肆，奮其勇銳，擷取菁英，且能別啓恆蹊，自抒獨見。於方志、禁書、詞曲三者搜採尤勤。」這實在是對趙先生的絕佳寫照。確實，為了採訪古籍，他的足跡遍及大江南北，在江蘇、福建、浙江、廣東等地，為國家收集了不少宋元舊本和明清罕見善本。

1930年7月及1931年7月，趙先生均利用休假返籍探親，期間也過滬縱覽善本書，他在上海觀賞涵芬樓藏書事，是傅增湘多次致信張元濟而達成的。傅1930年6月12日致張函云：「趙君萬里將回南一行，欲求觀涵芬藏書。此後生之最英特者，屆時當令持函奉謁，以慰其望。其人方任中海採訪科清宮專門員，於版本校勘均在行。可喜也。」6月23日，傅致張信又云，「茲因趙君萬里南歸之便，寄呈高麗紙九百張，敬希查收。趙君前函曾為介紹，此次來滬，欲求觀涵芬及鄴架藏書，務祈我公推愛延接，俾慰其渴忱。宋刻各書如存不在樓中者，可能設法擇要提取一觀。此君為王靜庵之戚，精研版本目錄校勘之學，皆有心得，洵為後來之英秀。刻在北平、故宮兩館任事，兼有南來採訪之任，公若能助其搜訪，尤為心感。」7月25日，張覆傅函云：「趙君於版本目錄之學，確有心得。承公紹介，弟已切托同人，在館之書，恣其翻閱，至寄存銀行之書，俟其赴南京歸來，再往啓篋，自必竭我之能，以饜其意。」

趙先生在涵芬樓觀書，前後十餘日，檢書約400餘種，他看的大多是寧波范氏天一閣舊藏，其中孤本秘籍，自是不少，所以他將每書之書名、序跋、卷第等均記錄於日記中。50年代初，趙先生將他的記錄略加整理，選出范氏藏書史部一百種，以《雲煙過眼新錄》為題發表。雖然此錄僅為史部圖書，但其中有59種明代登科錄、10種明代方志，都是罕見之書。可惜的是，在1932年1月28日，商務印書館之東方圖書館中西文藏書數十萬冊，全部燼於日寇敵機肆虐上海閘北的狂轟濫炸之中。趙先生看過的這些書，也全部毀去。所以，趙先生在得知此消息後，有「祖龍之禍，復見於今日，余南望心傷，至於痛哭失聲。因念余所見各書，不幸皆罹於劫火，如不錄目示人，將何以慰先民寫作之勤，啓同胞敵愾之新＠呼」之嘆。

在看過涵芬樓藏書後，也就是1931年的8月，趙先生又與鄭振鐸同往杭州、紹興，並乘大汽車去寧波。當時北大教授馬衡剛返四明，杜門譯書，所以鄭、趙就借宿馬寓，晝夜暢談。他們三人原本想登天一閣覽書，但因范氏族規森嚴而未果。然而他們在訪問其他藏書家時，竟然在孫祥熊處見到了明抄本《錄鬼簿》。這是一部載有元代雜劇和散曲作家100餘人姓名、小傳和作品的目錄，後附無名氏《續錄鬼簿》一卷，過去從未被研究古代戲曲者所知曉。所以3人見到此書，瞠目無言，再四翻讀，不忍釋手。在向孫氏商借成功後，3人於一燈之下，竟夕抄畢，成為一段書林佳話。他們3人的傳抄本，後於1938年被北京大學出版組據以影印，從此孤本不孤，學者都可據以研究、利用了。

像趙先生這樣懂行敬業的版本學家，在中國也是稀見的。胡道靜在他的《片斷回憶業師陳乃乾》里說，「老師精通版本三味，基於見多識廣，要什麼樣的條件才能見得多呢？似乎無非是兩條，一是當上了國家圖書館善本部的典藏人員，還有要麼是做了販賣古書的書賈。」胡先生舉例講的就是趙萬里和陳乃乾。事實也確實如此，版本鑒定，無非是看得多，實踐多。我曾讀過1958年8月北京中國書店特邀趙先生幫助提高從業人員的鑒定水平的演講記錄稿，他將古籍雕版印刷源流、版刻各時代特徵、重要版本歷年流傳存佚情況，結合他數十年的經驗，如數家珍地加以敘述，這類經驗多是書本上沒有的，這也豐富了版本學研究。我相信，趙先生是近100年來，經眼善本書最多的一位專家。

今後，能超出其右者也很難再有了，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沒有那種條件、氣候、土壤了。

趙先生還致力於古典文獻資料的收集、整理、編目、保存、研究，早年曾將北圖的部分善本書寫成書志，以「館藏善本書提要」、「北平圖書館善本書志」為題，分別發表在《北京圖書館月刊》第一卷第二號至第六號以及《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四卷第一號上。此外他還寫有105篇「明人文集題記」，都刊發在中華書局出版的《文史》上。數日前，翻閱20世紀30年代的《天津益世報》影印本，居然又翻到他的兩篇墓誌跋文和《叢書集成初編樣本觀後感》，想來，老先生的文章要找全也不容易。

我記得，1980年秋，《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委會組織參與審校的同仁去承德避暑山莊遊覽。丁瑜（前北京圖書館研究館員）告訴我：1961年，趙先生南下訪書，在上海圖書館善本組辦公室裡看見了你，回北京後就說，上圖的顧廷龍館長帶了一位青年人，是在實踐中培養的，這是使這門事業不至於後繼無人，這是對的，看來，北圖也要這樣做。丁瑜還說：自那以後，北京圖書館就開始了物色人選，培養專業人才的事，並曾經考慮過中國書店的雷夢水，但因年齡問題而放棄，後來又找到林小安，才算定了下來。林小安後來成了我的朋友，他和我同年，他在「文革」後去四川大學念了徐中舒先生的研究生，畢業後並未回到北圖，而成了古文字學專家。我不由想到。在圖書館裡培養一位專業人員，是何等的不容易，難怪鄧雲鄉在《文化古城舊事》中概嘆：趙先生作古後，「每一念及此，深感這是學術界的一大損失，耆舊凋零，後繼學人接不上。斐雲先生此一大去，版本、目錄之學，幾乎要成為絕學了」。

說來奇妙，我雖然僅見過趙先生一面，但是這些年來，趙先生的那張短髮照片的形象，卻有時會冒出來，好像挺熟悉似的，我也說不出是什麼原因。趙先生把他的畢生精力獻給了北京圖書館，我覺得他是對「北圖」最有貢獻者之一，「北圖」今天能擁有那傲人的古籍善本資源，包括從香港藏家陳澄中處取回之國寶等，都是和趙先生分不開的。趙先生雖為全國政協委員，但在「文革」中受到無數的磨難以及不公正的待遇自是不免。他晚年曾是《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的顧問。1980年6月，他不幸去世，編委會的在京人員幾乎全部參加了他的追悼會，我和我的同事們都在他的遺像前鞠了三個躬，那是對這位為中國圖書館事業，為目錄學、版本學、文獻學、金石學作出重大貢獻的專家的致敬。

趙先生御鶴西歸，悠悠已有24年，然而卻很少見到紀念趙先生的文字。2001年，中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以及南京圖書館合作，擬出版《芸香閣叢書》，計收《顧廷龍文集》、《趙萬里文樂》、《冀淑英文集》、《潘天禎文集》4種，如今顧、潘、冀的文集已先後出版，趙先生的文集尚未面世。我翹首以盼，我真的不希望他被人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