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古書版本常談》的不解之緣
我與《古書版本常談》的不解之緣
沈津
前一陣子抽暇翻閱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插圖增訂本《古書版本常談》，這本書的印刷裝頓以及紙張，都較1965年的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的初版不知要好多少。1965年的本子我有，回想往事，我或許是《常談》的最早讀者之一。那是在1963年，胡道靜先生還在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工作，他是上海圖書館善本組的常客，那時顧師廷龍、潘師景鄭、瞿師鳳起先生和我、吳織都在一間大辦公室。顧先生雖為上海圖書館的館長，但他從不去館長室辦公。顧和胡是上世紀30年代初期上海持志大學的同學，所以胡一來，就會說「起潛兄。我來了」。
那次胡先生來，是為《古書版本常談》審稿的事。《常談》是浙江圖書館的毛春翔先生寄到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尋求出版的，所以胡先生就來找顧、潘、瞿先生，請他們三位幫忙。三位先生都是中國圖書館學界的重要的版本目錄學家，20世紀30年代即聞名於京滬，顧是「合眾圖書館」的主持人，版本學界說「北趙南顧」就是指趙萬里和顧先生；潘是章太炎的學生、蘇州寶山樓主人；瞿是清代四大藏書家鐵琴銅劍樓的傳人。《常談》書稿由他們來審，是最恰當不過的了。
1962年版
一個月後，顧先生把審完的書稿交給了我。他說：「你也看看，就以一個涉足版本目錄領城的初學者的角度去讀，是否看得懂，有什麼意見告訴我。」我花了兩個晚上就把《常談》讀完了。那時的感覺是寫得非常簡明、通俗，前面也講了不少道理，很多是他自己工作中實踐的總結。我以為這部稿子比那些講大道理的書好多了。毛春翔（1898-1973）原名友亮，字乘雲，浙江江山人。1924年浙江公立法政專門學校政治經濟本科畢業，曾任江山志堅中學教員、《江山日報》主編。
1932年進北平圖書館，1933年7月至1966年「文革」時一直在浙江圖書館工作。他做過浙江省立圖書館編目組幹事、孤山分館幹事，負責善本書編目工作。1938年初至1945年2月，參加護送文瀾閣《四庫全書》往貴州貴陽，並任管理員，又在重慶任《四庫全書》保管委員會秘書。1946年9月，回到浙江省圖書館後，為特藏部主任。1950年後任閱覽部特藏組組長、研究員。可惜的是，早年曾做過中國無產階級的革命家方志敏秘書的他，在脫離政治後，仍然在史無前例的「文革」中，被迫掃地離館，回到家鄉。7年後他病故在鄉間的小屋裡，時年七十有五。
對於有志於研究、收藏古籍版本者來說，應懂一點版本鑒定的知識，而要想成為這方面的專家，那最重要的是實踐，即必須多看實物，多作比較，多查工具書，多作筆記，多請教行象。這是我自己 40多年來和古籍善本打交道的切身體會。這一點，我以為也是毛先生寫作這本書的基礎，那就是基於他在浙江圖書館整理、編目、鑒定古籍版本的實踐。他這一生編了好幾本浙江圖書館的善本書目，如《浙江省立圖書館善本書目》甲編四卷、1956年編成的《浙江省圖書館特藏書目》甲、乙編。還校訂編成《文瀾閣四庫全書目錄》，參與編纂浙江省文獻展覽會展出文獻目錄，撰寫《四庫全書著錄浙江先哲遺書目》等。他曾到紹興、寧波、台州等地採訪古籍善本，在民間訪得文瀾閣《四庫全書》原抄4種15冊。我們僅就編成的書目來看，就可以知道毛先生於每書皆考「著者之時地、核卷冊之數目、錄皮藏之圖記、訂版刻之異同」，這真是對浙圖作出的重丈貢獻。不僅如此，在1978年，浙圖以毛目為基礎，向《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報送了善本書約3000部。
我沒有機會見到毛先生，但曾讀過他早年寫的《文瀾閣四庫全書戰時播遷紀略》，那細述1937年為避日軍而遠徙，地經五省，時歷八載之回憶，讀後就會使人感到像毛先生這樣工作認真負責的人真是難得，他是一個實在的學者，是一個不擺花架子的人。不要小看這本僅6萬多字的薄本子，它實在是一本研習古籍版本學的入門書，通俗易懂，所舉例證，比較實用。《常談》的好處，在於它沒有什麼客套話，甚至沒有序，開門見山，條分縷析，都是實踐中得來的例證，可以舉一反三，花個半天就可以讀完，又不枯燥，這才是讀者所需要的。
初版的43幅圖版，主要是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所藏，計北圖24種、上圖13種。按理說，浙江圖書館所藏各代版刻之美善，佳槧珍籍之繁富，久為學林所艷羨，其善本書15萬冊，其中宋元舊槧60餘種，明刻本 2000餘部、明人稿本13部、明抄本80餘部，在國內也算得上是前6名了，而本書圖版中浙圖的藏書僅一種。這或許是胡先生刻意安排的。
您或許還不知道，這本小書在1977年時還起過不小的作用呢。那是因為當年病重中的周恩來總理指示：「要盡快將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出來。」那以後，各省市自治區圖書館都行動起來，有的地方還舉辦了學習班，訓練幹部，而這本《常談》就成了最好的教材之一，當時各地的新華書店庫存全部出清，一本不剩，從而導致1977年1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不得不重印以救其急，1978年，我隨待顧先生去四川樂山，那是應雲貴川三省古籍善本培訓班之邀去講課，幾十人的培訓班中似乎人手一冊《常談》。
我的一位朋友艾思仁先生，是美籍瑞典人，他是全美中文善本書資料庫的主持人，10多年來，他和國內的一些省市及大學圖書館合作，收集到兩萬種善本書的詳細著錄和書影。他對中國的古籍善本有著濃厚的興趣，且對善本書的鑒定也頗具慧眼，就我的所知，他的鑒定力絕對不亞於目前國內某些所謂的「專家」。問起他怎麼會涉足此一領域的，他說，早在1968年他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念中文的時候，就讀了《常談》，從而引發了他的興趣。以後他經過多年的實酸，由淺入深，終於成為西方世界重要的中文古籍善本的專家。他也認為《常談》對初習版本者是極有用的書。
《常談》我本有兩本，一本是1965年上海中華書局版，一本是香港的重排本，紙張較好，那是20世紀80年代初，楊振寧教授送我的。現在又得一本上海古籍版，我也真是與它有不解之樂。話又要說回來，《常談》中也有些小訛，如「活字本」一節舉范祖禹《帝學》為宋活字版，此實乃清刻本。「稿本」一節本應多多敘述，並附例證，可惜不足300字，似有言有未盡之感。最末一節為「如何鑒別版本」，此節應為重點，雖多舉例，但總覺欠缺點什麼。而且所云元刻本之鑒別「比較容易」，實是欠妥，文中也有矛盾之處。實際上，在宋元明清刻本中，最不易鑒定的就是元刻本。以上也算不了什麼小疵，說說而已。您在讀了《常談》後，定有收穫，但是光讀幾本談論版本的書，那得到的只是書本上的知識，還是老話一句，您必須得去實踐，或付出點「學費」，買點教訓，那您才會有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