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日記整理情況與未來展望
近些年日記整理情況與未來展望
張劍
古籍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主要載體，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現在，黨和國家一直重視古籍事業的發展。特別是近些年來，為了更好地增強文化自信、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從國家層面出台了不少政策。如2017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2022年4月，又印發了《關於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推進意見》）；2023年6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出席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並進一步做出重要指示，古籍整理事業迎來欣欣向榮、蓬勃發展的大好時機。不僅經史類經典文獻的整理碩果累累，以日記、書信為代表的私人史料整理與出版也蔚為大觀，這些偏重私密化、細節化、現場感的史料，成為正史一個必要的補充。本文欲以近些年來的古代及近代日記整理為例，對其成績、問題以及下一階段的發展方向，略陳管見，就教於方家。
一、近代日記整理一枝獨秀
中國古代日記起源至少可以追溯至西漢，此後發展緩慢，至宋代才得到較為全面的培育，名公巨卿多有日記。遺憾的是直至明代之前，存世日記數量不夥，代表性的整理成果有《宋代日記叢編》《金元日記叢編》（上海書店出版社2013年）。
日記在明代得到長足發展，日本學者玉井幸助的《日記文學概說》（日本目黑書店1945年）統計了90種左右的明人日記，其中一些重要的日記如《快雪堂日記》《味水軒日記》《游居杮錄》《徐霞客遊記》《祁彪佳日記》均有整理本。
日記在清代可謂全面繁榮，現存大量日記也主要產生於清代。《中國古籍總目》著錄清前中期現存日記近100種，道光之後現存日記600多種，其實據筆者不完全統計，道光以降至五四運動之前，就有1100多位人物留下日記。與之相應，清代日記的整理成果也頗為突出。道光之前的日記，已經整理出版的即有遺民日記如葉紹袁《甲行日注》、談遷《北游錄》、侯岐曾日記（收入《明清上海稀見文獻五種》）；理學家日記如胡具慶《甲初日記》《庚復日記》；名臣重臣日記如王際華日記、英和日記；研學類日記如陸隴其《三魚堂日記》、吳騫《兔床日譜》、焦循《理堂日記》(收入《焦循全集》)；紀程類日記如高士奇《松亭行紀》《扈從東巡日錄》《扈從西巡日錄》《塞北小鈔》《蓬山密記》（均收入《高士奇全集》）、查慎行《廬山紀游》《陪獵筆記》（均收入《查慎行全集》）、姚鼐《惜抱軒使魯湘日記》（收入《姚鼐詩文集》）等，種類相當豐富。但與道光之後的近代日記相比，仍是小巫見大巫，因為僅近十年出版的近代日記，就有上百種，超過了近代之前日記出版的總和，且呈現組織化、大型化、廣泛化的特點。
組織化主要指國家層面的頂層設計和出版社層面的選題組織。就國家層面而言，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歷來重視中長期規劃的編制工作，至今已經出台了8個古籍中長期出版規劃，《推進意見》也明確要求「堅持統籌佈局，加強頂層設計和規劃部署，確保古籍工作協調銜接、一體推進」。值得注意的是，《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2021-2035年國家古籍工作規劃》裡均有一定數量的近代日記項目；近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也立項了「中國近代日記文獻敘錄、整理與研究」(18ZDA259)。就出版社層面來講，中華書局的《中國近代人物日記叢書》，從20世紀80年代啓動，三十餘年來，出版日記近40種；鳳凰出版社從2014年開始出版的《中國近現代稀見史料叢刊》，目前已出至第十輯，共出版各類史料128種178冊，其中尤以日記為大宗，達70餘種。岳麓出版社出版的《走向世界叢書》，20世紀80年代曾推出35種，2016年12月又推出續編65種，其中有數十種亦屬近代日記。國家圖書館出版社近年則側重影印近代人物日記，除單個人物外，還策劃了幾套大型叢書《國家圖書館藏抄稿本日記選編》（2015）、《上海圖書館藏稿鈔本日記叢刊》（2017）、《清華大學圖書館藏稿鈔本日記叢刊》（2019）、《近代史研究所藏稿鈔本日記叢刊》（2020）、《湖北省圖書館藏稿本日記四種》（2021）。這些頂層設計和選題組織，有力推動了近代日記整理的發展。
大型化不僅指近代日記的系列出版已經呈現出可觀的規模效應，亦指單個近代人物日記所呈現的體量。近代之前存世的日記，尚未發現超過百萬字者；而到了近代，長達數十年、上百萬字的日記屢見不鮮，如翁心存、管庭芬、何兆灜、曾國藩、杜鳳治、郭嵩燾、柳兆薰、翁同龢、李慈銘、趙烈文、譚獻、王闓運、蕭穆、薛福成、繆荃孫、袁昶、葉昌熾、皮錫瑞、張棡、余肇康、鄭孝胥、王繼香、惲毓鼎、徐兆瑋、黃秉義、蔣維喬、劉承幹等人日記，其中《杜鳳治日記》、李慈銘《越縵堂日記》以及《余肇康日記》、《徐兆瑋日記》、劉承幹《求恕齋日記》更達到了三百萬字以上。
廣泛化主要指日記作者身份的多樣，近代日記作者的身份較之前代更加多樣，官員、士子、遺民、鄉紳、布衣、商人、學生、乃至家庭女性等都留有日記。尤其是旗人日記，為清代日記之特殊現象，有日記存世者竟亦有上百人之多，已經整理出版和正在整理的旗人日記，如滿八旗的斌良、奕賡、額勒和布、祥麟、文治、恩光、那桐、紹英、那晉、豫敬、寶熙、載灃，蒙八旗的柏葰、倭什訥、倭仁、花沙納、有泰、錫珍、榮慶，漢八旗的斌椿、尚昌懋、張德彝、左霈等，均以漢文書寫，體現出中華民族的共同體意識和文化向心力。
近代日記整理和出版的熱潮，主要是其存量豐厚的客觀事實所致，同時也與人們觀念上重近代輕古代有一定關係。近代距今未遠，許多人、事、物皆有熟悉之感，是中國轉向現代化的起步期，更容易引發人們的興趣。但是，就日記整理和出版的整體佈局來說，近代日記之外，還需要關注近代之外的日記。畢竟，一枝獨秀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
二、重複出版與精品缺乏
儘管目前存世的古代、近代日記已經發現了上千種，但在存量以數十萬計的古籍海洋中仍屬小眾。這樣有限的資源，如果信息掌握不全或溝通不暢，很容易產生選題撞車和重復出版的問題。
如《汪榮寶日記》，有中華書局（2013）和鳳凰出版社（2014）兩種整理本；《潘祖蔭日記》，有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中華書局（2023）、鳳凰出版社（2023）三種整理本；《陳曾壽日記》，有鳳凰出版社（2023）和湖北教育出版社（2023）兩種整理本（湖北教育出版社命名《蒼虯閣日記》）等；甚至數百萬字之巨的李慈銘日記，浙江大學整理本將於今年推出，而中華書局的整理本據聞也將在近年問世。這些日記，因為出版時間鄰近，整理者也都是科研機構和高校的學者，看得出並無抄襲問題；只是由於信息掌握不全，各自進行到一定程度時，才發現選題撞車；這時雙方整理者和出版機構都投入了相當精力與資源，已經騎虎難下，只好各自將自己的項目進行到底。這種情況雖然情有可原，但到底有些令人可惜。
如果說此類重復出版尚屬非有意性的遺憾難免，另外一類重複出版的性質則有所不同，更類於有意性的「編故事要錢」，主要表現在一些出版機構或策劃者以某個較為宏大的名目（比如按身份、按地域、按時間、按主題等），蒐羅一批大多已有整理本的日記，組織人手在短期內重新校點；或將已有影印本的若干種日記重新匯刊，借機申報大項目以獲取高額資助。這種走捷徑的做法殊不足取。因為現存日記，尤其是近代日記多為行草稿本，字跡辨識不易，不可能在短期內完成大規模的整理，匆忙上馬的結果只能是粗制濫造甚或抄襲剽竊；至於重復影印，更屬浪費。由於古籍整理的版權有時難以認定和有效保護，因此更需上級主管部門加強管理。如果對沒有質的提高的重復出版予以鼓勵和資助，不僅不符合學術評價的標準，而且會嚴重挫傷首次整理者的積極性。這種一味貪大、為項目而項目的現象，在整個古籍整理行業並不罕見，實不利於古籍整理事業的長期發展。
日記整理另外一個突出問題是缺乏精品和深度整理的品種。近些年來，隨著國家層面相關政策的出台，以及出版社、學界的共同努力，古籍的深度整理和精品意識已經成為一種行業共識（「深度整理」相關說明參見周絢隆《扎實推進新時代古籍深度整理》，《中國社會科學報》2023年6月15日）。但是，深度整理和精品成果落實起來還有很大難度，這個問題在日記整理中表現得尤其明顯，主要由於以下兩個原因造成。
一是大量現存日記是稿抄本形態存世，有的作者生前即有散佚（如翁同龢曾在貨郎擔上買到一冊何紹基早年日記，何氏聽說後曾索取觀看），作者身後散佚更為嚴重。即使存世，也常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蒐集整理非常困難。比如筆者整理的《莫友芝日記》，匯集了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和台灣地區「國家圖書館」所藏稿、抄本。毛健、堯育飛整理的《何紹基日記》，彙集了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上海圖書館、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社會科學院圖書館、近墨堂等機構所藏何紹基日記稿、抄本。董婧宸、董岑仕整理的《姚覲元日記》，彙集了上海圖書館、浙江圖書館、常熟圖書館所藏姚覲元日記稿、抄本，出版後又發現湖北省委黨校圖書館藏有姚覲元之子姚慰祖摘抄本，只好打算重印時再設法修訂補入。而收集這些版本，不管對於整理者還是出版社，都增大了經濟成本和時間成本，使一般人望而卻步。所以有些整理者和出版社因陋就簡，不求版本之全，只圖簡便了事，截取一個人物的部分日記整理出版，僅就版本一項，也難以精品或深度整理目之。
二是即使機緣巧合，獲得了某人物存世日記的全部版本，但是由於稿本日記的書法常為行草，且多塗抹，辨識難度很大，需要整理者具有較深厚的學識功底和較豐富的整理經驗。辨識已經如此不易，在此基礎上增加深度，予以標校注釋，做出索引，附錄相關研究資料等，就更是耗時耗力之事。影響頗大的《惲毓鼎澄齋日記》，史曉風窮十年之力,始整理完畢。楊天石領銜整理的《錢玄同日記》，整理前後歷時二十多年，楊先生直謂「難度實在太大」「可能是我這輩子做的最傻的一件事情」。今年浙江古籍出版社推出的《袁昶日記全編》，耗去了整理者朱家英六年的光陰；而吳欽根將在鳳凰出版社出版的《譚獻日記全編》，亦費去了他七八年的時間。儘管如此費時費力，但古籍整理尤其是稿本日記整理，其校勘如掃落葉，隨掃隨有，沒有誰敢誇下呂不韋「一字千金」那樣的海口。堪稱精品的《杜鳳治日記》，邱捷的整理花費了十餘年工夫，出版後好評如潮，但他精益求精，又用了一年半時間復查，找出一千數百處「應改正」和「可改善」的地方。精品之難，於此可見。
三、影印瓶頸與數字化替代
除了對日記內容進行識讀、標校等方面的重新整理，影印也是古籍整理的一種方式，且在目前日記整理中佔據相當市場。影印相對簡便易行，因此如果能夠有低成本獲取底本的途徑，這種方式也頗受出版社或出版商的青睞。從石印技術和照相技術發明以來，包括《四部叢刊》、《四庫全書》系列在內的大量的經史子集、碑帖書畫等古籍，都被影印出版，為中國文化傳承和學術研究起到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但是，隨著數字化技術的的飛速發展，古籍數字化資源庫，正在成為文獻整理的重要方式，其不僅可以節省勞動成本，而且能夠更快捷和方便地為科研服務。因此，影印古籍儘管從原來的石印、照相、去色印刷發展到灰度印刷、彩色印刷，其實已經來到了瓶頸期，看似光彩，享受的卻是夕陽餘輝。較之數字化古籍，影印古籍不僅定價高昂，且擠佔有限的物理藏書空間，如果不能精心設計，突顯獨特價值，勢必會逐漸被諸多古籍數字化資源庫所取代。
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在「中國基本古籍庫」、「雕龍」、「鼎秀」等大型古籍資源庫中已經收錄的古籍，恐怕不會再有多少出版社對之有影印的興趣。更值得注意的是，海外諸多圖書館以及中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等公益服務部門，正在陸續免費開放自己的古籍數字化資源庫，且不斷降低閱讀的技術門檻，進一步壓迫了古籍影印出版的空間。以中國國家圖書館為例，它通過「中華古籍資源庫」在線發佈館內外古籍及特藏文獻影像資源達十餘萬部（件），包括一些版本和文物價值較高的珍本善本、名人批校本等；而且它採用web瀏覽的方式，免註冊登錄，不給看書設任何技術門檻，可以直接在線閱讀，也可以在線比勘多種、多冊古籍；可以設置放大鏡，以便局部細看，也可以配合截圖軟件截屏，以便研究學習。省時省力，極大推動了古籍的普及和傳承，推動了學術和文化的發展，實是功德無量。這些，是任何大型古籍影印項目也難以比擬的。
影印古籍的出路在哪裡？就日記文獻而言，未刊稿鈔本日記是各收藏機構珍視的資源，也是目前數字化覆蓋率最低的文獻類型之一。在影印古籍的瓶頸期，稿鈔本日記的影印一定程度上可以化解藏用矛盾，為深度整理提供堅實基礎。隨著越來越多的日記被公諸於世，從側面也可加快推進稿鈔本類文獻的數字化速度。因此，未來一段時期內，稿鈔本日記類文獻的影印仍是必要的。就古籍整體而言，影印也會從粗放型、簡單化逐漸走向更高的專業性和學術性。在數字化不斷加速的新時代古籍整理工作中，稀見尤其是稿鈔校本文獻的刊布、高端仿真製作和個性化定制，可能會成為古籍影印的趨勢。
不僅影印古籍，重新識讀標校的古籍整理也遭受到來自數字化的巨大壓力。OCR文本識別和文字轉換技術的不斷提升，很大程度上可以取代手工錄入文字；古籍自動標點技術的不斷研發，使那些只做簡單人工標點的整理越來越顯得雞肋。比如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開發製作《中國譜牒庫》，系專門收錄歷代譜牒類典籍的全文檢索版大型古籍數據庫，分為家譜編、年譜編、仕譜編、日譜編，日譜含日記、日錄、日譜、日札等，其中收錄近代日記二百多種，可以左圖右文逐頁對照，同時配備檢索系統和功能平台，方便全文檢索和提取信息，展示了計量化研究的廣闊前景。如果只是將數據庫收錄的這些日記提取出來，利用古籍自動標點技術予以標點，再做簡單的校對處理，其價值和意義將非常有限，某種程度上屬於一種用技術偽裝學問的「古籍偽整理」。
不過，由於大部分近代日記屬於書寫潦草的稿本；且個人書寫習慣和行草字體的變化多端，現有的數字化技術尚不能對其進行有效的文字識別，因此稿本日記文獻的整理短期內尚屬無憂，且是避免被數字化覆蓋的有效方式，值得重視。日記整理的未來方向之一，應該是優先選擇一批學術價值高、流傳稀少以及數據庫難以識別的稿鈔本日記，做有難度和深度的整理。即不僅在版本收集和辨識標點文字上要花費較大工夫，而且要撰寫有學術深度的導言和附錄相關年譜及研究資料，並且盡可能做出人名索引，提升整理的學術附加值和含金量，使之最終成為能夠傳世的精品。
四、「二全」「三度」「一對接」
對於日記整理，筆者曾提出過「二全」「三度」原則（張劍《中國近代日記文獻研究的現狀與未來》，《國學學刊》2018年第1期），頗受學界同行認可（見漆永祥《考據與救世：晚清學政江標日記和信札研究》序言；黎數《古籍整理研究》，《學術月刊》2023年第9期），茲進一步思考和概括如下：
所謂「二全」，指蒐羅版本要全面，整理日記要全息。同一人物的日記，其版本類型可能各不相同，有的是在同一時間段有不同的版本，有的是不同時間段造成的多種版本，少蒐羅一種版本，往往意味著日記某一時間段的缺失，因此要爭取同一人物日記在時間段和生命史上的最大完整性。對所蒐羅的版本，應強調全息式整理，即將日記中所有的文字或版面信息，盡量忠實地整理出來，如天頭地角的文字，能夠辨析出的塗抹之處，他人的批注等，以往的整理往往避難就易，對蒐羅到的日記做摘編或部分整理，但研究者的需求千差萬別，彼所棄者，焉知非我之所欲。選擇性整理，可能會帶來誤導和新的遮蔽。至於要不要在「二全」基礎上出精華本、專題選編本，那是另一問題，與「二全」原則並不矛盾。
所謂「三度」，指創新度、難易度和重要度。創新度主要指整理對象是否首次整理；或雖非首次整理，但整理者的成果在前人工作基礎上有重要創新等。難易度主要指整理成果是繁難整理還是簡易整理，其中繁難整理屬於深度整理，包括底本和校本的文字艱深，內容專門，不易點斷；底本和校本的字體潦草，塗抹較多，不易辨識；點校之外又有較富學術含量的箋注、校證、疏證、集解、附錄（如年譜、索引、研究數據等）等。重要度主要指日記作者影響力及日記內容價值的大小。
創新度提倡首次整理，很大原因是為了避免寶貴學術資源的浪費，同時也符合《推進意見》「有針對性地做好整理研究和編輯出版，防止低水平重復」的要求。不過有的人物日記雖有整理本，但存在較多缺憾，有必要進行升級換代，因此創新度原則也提倡通過深度整理來推陳出新。岳麓書社2023年版的《湘綺樓日記》，改正了1997年版錯訛1200多處，但僅停留於文本校勘，沒有做人名索引、文本箋釋之類的深度開發，在創新度上稍令人感到遺憾。中華書局2020年版《趙烈文日記》，較原來岳麓書社的整理本，不僅改正文字及標點錯誤頗夥，且增加了《落花春雨巢日記》六卷內容，又有長篇學術性的前言和人名索引；浙江古籍出版社的《袁昶日記全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蔣維喬日記》，均據稿本重新整理，較之前摘錄本的字數有成倍或數倍的增加，皆可謂「在前人工作基礎上有重要創新」。
難易度的提出，很大原因是為了增強古籍整理的學術含量，避免很快被人工智能技術取代。筆者和徐雁平、彭國忠主編《中國近現代稀見史料叢刊》時，就非常提倡整理那些字跡辨識不易的稿本日記文獻，以提升這套叢書的學術價值。稿本日記文獻的整理雖然難度大、成本高，但生命力相對長久，不易為數字化技術所覆蓋。
重要度的提出，很大原因是為了給現存日記的整理，定位出優先順序。比如有些日記雖然從未有人利用，字跡也很潦草，似乎頗有創新度和難度；但是其人物代表性不強，日記內容也較為單薄，這樣的日記並非不需要整理，但在整理次序上應讓位於那些重要度更高的品種。
必須注意的是，重要度原則需要辯證看待，所謂的優先順序只是用來描述各項內容的相對重要性，而重要性可以隨著條件的變化而變化。比如那些看起來似乎不太重要的中小人物日記，有時會因學界的介入和關注而變得重要起來。劉大鵬日記就是一個顯例，劉大鵬本是一般的鄉紳，但其《退想齋日記》摘編本由山西人民出版社於1990年印行後，逐漸成為學界研究的一個熱點，乃至國外學者都有研究專著出版。《中國近現代稀見史料叢刊》裡收錄了不少這樣中小人物的日記，日本學者八百谷晃義對此評價說：「在近年的日記史料整理方面，江蘇省鳳凰出版社《中國近現代稀見史料叢刊》作出了不可忽視的貢獻。……該叢刊目前已刊行的文獻中，半數以上都是日記。其中有著名人物的日記如第五輯的《袁昶日記》、第六輯的《江標日記》等，也包含因與特定歷史事件相關而廣為人知的日記，如有因記載戊戌變法相關之重要信息而聞名的第四輯《唐烜日記》等。雖然人們已經知曉這些日記的存在，但它們往往以稿本的形式藏於各地圖書館，或僅被大型影印本如國家圖書館編《國家圖書館藏抄稿本日記選編》全六十冊等收錄，並非便於利用的材料。相形之下，《中國近現代稀見史料叢刊》的出版意義重大，其收錄的單行本不僅添加了標點，價格也較便宜，這對作為外國研究者的我們來說尤為值得慶賀。該叢刊的一大特徵是在著名的日記之外也包含很多小人物的日記。」（《日記史料與中國史》，日文版《大學出版》2022年第131號）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中小人物日記的影響力也許會慢慢顯現。因此，未來的日記整理，不僅要優先關注大人物，也要對中小人物投入相當的關注，哪怕其文獻散佚嚴重，僅留下數年甚至數月數日的日記，將之整合編觀，都是有意義的。站在人民史觀的立場上，歷史正是由這些芸芸眾生創造而成，他們的重要度，和我們的發掘整理有著密切關係。
伴隨整理原則的確立，獎勵機制也應逐步完善。前者著眼點在於如何評出精品，後者著眼點在於如何激勵和促進精品的產生，後者是前者有力的支撐體系。如前所說，日記文獻的一個特點是手稿較多，整理困難，需要投入的時間成本和經濟成本都較高，如何激發整理者的積極性？目前古籍行業雖有自己的評獎和評先進的機制，但是由於得不到整理者所在單位的充分重視，在科研成果認定、職稱評審、人才待遇等方面比較吃虧，這顯然不利於更多優秀人才投身古籍工作。
筆者以為，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之一，在於能否將古籍行業的成果、課題和人才稱號，與目前社會普遍認定的獎勵等級、人才稱號等做一連通和對接。如果能由上級主管部門牽頭協調，將「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資助項目」認定為國家課題或省部級課題；將「全國古籍出版社百佳圖書」認定為省部級獎勵；同時開展嚴格的古籍整理與研究優秀人才評選，將之與國家級或省部級人才掛起鈎來，這樣定能極大激發學者們整理古籍的熱情。哪怕目前條件所限，不能一步到位，也不妨逐步推進，先做試點或部分掛鈎。人是生產力的主體，想要維護古籍整理事業健康長遠的發展，將《推進意見》等相關政策落到實處，就必須重視人才獎勵機制的建設。今年全國政協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劉寧委員的提案《進一步完善古籍工作項目評價與人才獎勵機制》，給出了類似建議，可資參考。
以上述說，有的已非單獨面對日記整理而言，而是就整個古籍行業而論。希望筆者的管見，能夠起到愚者一得的微末作用。
本文原刊於《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