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正德刻本《孫可之文集》底本指實：兼論底本實物的探求
明正德刻本《孫可之文集》底本指實：兼論底本實物的探求
石祥
提要
宋蜀刻本《孫可之文集》是正德十二年王鏊刻本的底本。蜀刻本現存兩部印本，一部經元翰林國史院入明文淵閣，另一部乾嘉時被顧抱沖收藏，前者被認為是王鏊傳錄所據，亦即正德本之底本。還有學者認為顧藏本為初印，國史院本為剜版後印。藉助新的彩印複製本，可以確認：顧藏本經描潤，國史院本有挖紙改字而非剜版後印，二者刷印時間相近。而顧藏本的特異之處與正德本高度吻合，是正德本的實際底本。指實底本實物，對於準確把握版本關係、刊刻過程中的文本變化等問題，有重要價值。辨識是寫是刻，離析「文本總和」下的各層次，是印本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史料批判工作。
關鍵詞：蜀刻唐人集 孫可之文集 刻書底本 古籍影印
在孫樵別集存世諸本中，明正德刻本《孫可之文集》僅晚於宋蜀刻十二行本，並直接或間接影響明代諸刻（明末汲古閣刻三唐人集本以之為底本，天啟吳馡石香館刻本稱以之參校，崇禎黃燁然刻本則是吳馡本的翻刻）；是孫集流傳過程中承前啟後的重要節點。[1]
《孫可之文集》正德本的底本是宋蜀刻本。蜀刻本現存兩部，它在歷史上的真實印量，已無從知曉。但極為巧合的是，利用最新出版的高清彩印複製本，細審蜀刻本，可以確認正德刻書時被用作底本的那一部蜀刻本實物，恰是今存兩部之一。[2]這是極其難得的底本實物可以確指的早期實例（無論是就底本為宋刻而言，抑或就刊刻結果為正德本而言），它充分顯示了指實底本實物的意義，以及指實過程中須加註意的問題。
一、前人對於正德本底本的認識
現存蜀刻十二行本唐人集，是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提及的川中所刻《唐六十家集》的零種。蜀刻十二行本現存20部，其中18部鈐有元「翰林國史院官書」印，入明則為內閣藏書，《文淵閣書目》著錄為「《唐六十家詩》」。以上要點，是已有研究得出的共識。[3]
《孫可之文集》正德刻本，刊於正德十二年（1517）前後，卷前有是年正月王鏊序，稱「之後獲內閣秘本，手錄以歸……戶部主事白水王君直夫請刻以傳，遂授之」。在當時語境下，「內閣秘本」是指文淵閣藏書；而《文淵閣書目》未載單行的孫集，然則王鏊所抄應是此目著錄的《唐六十家詩》即蜀刻本。正德本行款（十二行二十一字）、卷數（十卷）、篇目（35篇），與宋蜀刻本悉同，文字亦大致相合，二者顯然存在強烈的「親緣性」。[4]要之，從版本形態與文獻記載的線索鏈條來看，蜀刻本是正德本的底本來源，大體妥當。
但在清代，蜀刻本之罕秘自不待言，正德本亦不易覯，極少有人同時過目兩本，故而人們對正德本及其底本的認識較為模糊。清宮藏有一部經人作偽、意圖冒充北宋刻本的正德本，《天祿琳瑯書目後編》雖識出作偽，卻仍將此本斷為宋刻，著錄於「宋版集部」，解題稱「此書今所行毛晉汲古閣刻本跋云『王鏊從內閣鈔出』，則近代無刻本，信矣」，似不知有正德刻本。[5]
黃丕烈起初亦未見到正德本，因此他的認識前後不同。嘉慶元年（1796）正月，他借顧抱沖藏蜀刻本校汲古閣本，發現差異不小，再據毛晉跋稱汲古閣本源自王鏊本，遂判斷王鏊所據內閣本非宋刻。嘉慶六年辛酉，他買到正德本殘卷，用之前標記了宋刻異文的那部汲古閣本臨校，發現正德本與宋本在各方面的相似度很高，乃改變看法，「始信正德本亦從宋刻本出也」。嘉慶九年甲子，他終於獲得一部全本。黃氏的這番經歷，足見乾嘉時正德本之不易得。
《孫可之文集》，毛刻《三唐人集》而外，世無刊本。即毛氏所本，亦雲震澤王守溪先生從內閣錄出者，究未識其為刻與鈔也。余友顧抱沖得宋刻本於華陽橋顧聽玉家……爰從假歸，校於毛刻本上，實有佳處，悉為勘定。內卷二、卷三與毛刻互倒，自當以宋刻為是。其脫落如卷八《唐故倉部郎中康公墓誌銘》「楊嵓」已下二十四字，宋刻獨全，知內閣本非宋刻也。雖宋刻亦有訛脫，然無心之誤，讀者自知。卷中朱筆所改，已得其大半。……還書之日，因誌數語於卷端，藉抱沖小讀書堆以並傳不朽云。（顧抱沖藏蜀刻本卷前）[6]
辛酉冬日，偶至南倉橋書坊，見有殘帙半冊，閱之知為孫可之文而震澤王守溪刻者，行款字形與宋本大約相同，以百餘錢得之。攜歸，取勘校宋本，十有八九之合，始信正德本亦從宋刻本出也。
甲子三月得一守溪本全帙，為吳枚庵家書。暇日當臨校宋本一過。蕘圃。（以上兩跋在黃丕烈校汲古閣本）[7]
顧廣圻是同時過目蜀刻本與正德本的另一人，他以顧抱沖藏蜀刻本校正德本，但未對底本問題下論斷。[8]孫星衍、韓應陛、鐵琴銅劍樓、丁日昌、丁丙、李盛鐸、鄧邦述藏有正德本，俱見各家書志題跋；其中大多數人未論及正德本之底本，談論底本者則皆稱是宋刻本，如《雲間韓氏藏書題識彙錄》稱「明王諤覆刻宋本」，莫友芝稱「明正德乙丑王鏊依文淵閣宋本錄出付刊」。[9]可見「文淵閣藏宋刻是正德本之底本」的認識，逐漸為人接受。
不過，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蜀刻本《孫可之文集》，影印說明重提正德本底本非宋刻之說，之後也有學者繼承此觀點。[10]其說實際仍本黃丕烈，但他們只看到黃丕烈最初一跋（在顧抱沖藏蜀刻本）「內閣本非宋刻」雲雲，卻未留意黃氏後撰之跋（在黃校汲古閣本）已改變觀點。
二、多組異文關係與正德本底本指實
宋蜀刻本現存兩部（均在國圖），一部有元翰林國史院印（以下簡稱「國史院本」），如前述，已有研究認為此本明時在文淵閣；另一部即顧抱沖藏本（以下簡稱「顧藏本」），無翰林國史院印。既然王鏊傳錄的是「內閣秘本」，那麼據此做一般理解，王氏所錄自然是國史院本。[11]然而，綜理顧藏本、國史院本與正德本之間的異文關係，則會發現實情恰好相反。
三者之間存在以下異文關係及現象：其一，正德本與蜀刻本（顧藏本、國史院本均是「蜀刻本」這一集合下的個體）文字有異。——刻成之本不與底本全同，這是校刻書籍的常態，自不待言。其二，國史院本與顧藏本之間，有30多處異文；這30多處異文，與正德本有合有不合。其三，顧藏本有70餘處朱筆校字，即前揭黃跋所云「有紅筆校正」。這些朱筆校字，與國史院本的30多處異文相較，有少量相合；另一方面，這些朱筆校字，與正德本幾乎全合。
關於國史院本與顧藏本的差異，趙望秦詳勘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國史院本、《中華再造善本》影印的顧藏本，指出共有36處異文（經筆者覆核，有3處誤識，1處遺漏，實際是34處）；然後根據顧藏本筆畫完整清晰，國史院本筆畫多有斷損，判斷顧藏本是初印，國史院本是後印，後印時有剜板改字，二者刷印時間相隔甚遠。[12]
異文誠然有之，但說國史院本是剜版後印，則是受舊影印本呈現細節不佳的乾擾而生的誤說。觀察彩印複製本，可以看出顧藏本的版框欄線經過描補，實際斷損程度與國史院本相近。緣此，顧藏本的文字筆畫斷損程度，必與國史院本接近，決不可能版框欄線斷損，字畫卻一律完好。目前所見筆畫清晰完整，不是初印字口爽利乾淨的自然呈現，而是描潤的結果；只不過描潤者技藝高超，與原字筆畫融合較好，難以分辨（欄線則多歪曲不齊，雖經描潤，斷損處的痕跡仍較易辨識）。[13]再細審國史院本，會發覺這些異文的字形與周旁諸字有異，非版刻印成；有些字的手寫特徵，即便在黑白圖像（國史院本尚無高清彩印，只有國圖網絡公佈的黑白掃描件）上，亦分明可辨。乃知這些異文是書冊印成後挖去原字，再墊紙手寫而成，而非剜版改字。[14]綜上，國史院本、顧藏本的版片狀態相當，刷印時間相隔不遠，並非一為初印，一為剜版改字的後印。[15]
那麼，國史院本的挖紙改字與顧藏本的朱筆校字，有無關聯呢？案，國史院本挖改異文有34處，顧藏本朱筆校字有70餘處。其中，同一處文字顧藏本有朱筆校而國史院本未挖改者，計40餘處；顧藏本無朱筆校而國史院本挖改者，計22處（其中1處是異體字，不能視為實質性異文）。顧藏本有朱筆校而國史院本亦挖改者，計12處；其中11處顧藏本校字與國史院本挖改同，1處不同。可見二者同一性稀薄，是彼此獨立校勘的結果，不存在對校照改或謄錄的關係；至於相合的少量校改，只能說是閉門造車、出門合轍。
接下來分析國史院本、顧藏本的特異之處與正德本的「親疏」，這是指實底本的關鍵。先看國史院本挖改與顧藏本朱筆校字不同的21處實質性異文，這是國史院本獨有之處，而與顧藏本乃至（歷史上曾存在的）蜀刻本其他印本的不相重合。與正德本相核，同者9處，不同者12處。
再看顧藏本的朱筆改字。其中有60餘處，或與國史院本挖改不同，或是國史院本此處無挖改；與前者同理，這是顧藏本相對於其他印本的特異之處。對勘可知，正德本幾乎全與之同，僅有1處不同（卷一《大明宮賦》「仰貽俛駭」之「貽」，顧藏本朱筆改「眙」，正德本仍作「貽」）。顧藏本另有幾處朱筆加點而未改字，這幾處正德本皆與宋本原字異（如卷一《出蜀賦》「引敗車而還養」，顧藏本「養」字朱筆加點，正德本作「秦」）。如上，國史院本的特異之處與正德本重合度很低，顧藏本的特異之處則與正德本高度相合；據此，可以判斷國史院本與正德本的刊刻不相涉，顧藏本是正德本的底本。
當然，以上結論還須一個邏輯前提，即排除以下可能——顧藏本的朱筆校字是臨校正德本而成。案，正德本與宋本原字有異處，總計在200處以上，除去顧藏本有朱筆校字而正德本與之同的60餘處，尚有100多處顧藏本未出校字。臨校兩本，標識異文，偶有疏失，不足為奇，但數量如此之多，便無法以遺漏來解釋。其次，顧藏本未有校字的這100多處，有不少關涉語意而正德本更為優長（如卷四《梓潼移江記》「公聞新江」，正德本作「公開新江」）；緣此，顧藏本朱筆校字是據正德本做選擇性謄錄的可能性極小。至於顧藏本朱筆加點而未改字之處，則更顯奇怪，既已檢出此處與正德本有異，為何不記下異文？另一方面，明中期以降，宋刻本日趨珍罕，以明本校宋本，在宋本上直接校改，雖不能斷言絕無僅有，但與珍視宋本的時代風氣明顯相悖。鑒於以上幾點，可以否決顧藏本的朱筆校字是臨錄正德本而成。
要之，顧藏本的朱筆校字年代甚早，王氏「手錄以歸」時，幾乎全盤採信朱筆校字，故而正德本與之高度相合。之後刻書，又做進一步校訂，遂出現朱筆校字未及的100多處異文。至於朱筆加點而未改處，則是朱筆校者懷疑此處有誤，但未能決定改為何字，遂加點存疑；正德本校刻時，留意於此，再加考索（或臆斷）而改字。
進言之，既然顧藏本是正德本的底本，而王鏊係據「內閣秘本」抄錄，則明時顧藏本亦藏於內閣。顧藏本無翰林國史院印與「文淵閣印」，此說或不易為人接受。案，現存某些宋元舊本（如現藏國圖的宋刻本《編年通載》、宋刻宋元明遞修本《爾雅疏》等）鈐「文淵閣印」，《文淵閣書目》亦有對應著錄，固屬明內閣藏書無疑。但「文淵閣印」並非判定明內閣藏書的絕對標準。如前述，鈐「翰林國史院官書」印的蜀刻唐人集，被認為在元明兩代皆是宮廷藏書，它們無一鈐蓋「文淵閣印」。准此，顧藏本無翰林國史院印，說它在元代非翰林國史院藏書，尚有理據；但這不妨礙它明時藏於內閣，而未加蓋「文淵閣印」。[16]
顧藏本、國史院本明時皆藏內閣，而《文淵閣書目》著錄有兩部《唐六十家詩》（一為三十七冊，一為四十八冊），則顧藏本與國史院本當各屬其中一部。從冊數看，這兩部《唐六十家詩》，顯然極不可能是全書；但這不妨礙它們之間存在若干相同品種，《孫可之文集》便是其中之一。
餘論
指明「乙本」據「甲本」刊刻，是版本研究的重要課題。若「甲本」是稿抄本，因稿抄本具有獨一性，此語指向的是具體實物；若「甲本」是刻本，它指向的則是包含多個印本的抽象集合。如所周知，同一版本的每部印本，皆可能因書葉闕損、修補版等情況而互有差異。修補版造成的初印後印差異，也是版本學研究的重要課題，毋庸贅言。
如本文所示，當「甲本」的某一印本被用作刻書底本，該印本的特異之處會「傳導」至「乙本」。職是之故，指實底本實物，對於理解底本如何形塑刊刻結果、「甲本」與「乙本」的真實差異（或曰刊刻時發生了哪些改字及訛誤），具有關鍵意義。反之，僅就抽象集合「甲本」籠統而言底本，而未慮及印本個體的差異，對於上述問題的認識就可能出現偏差乃至誤判。指實底本實物，誠然難度很大，很可能因客觀限制（如底本實物已毀損）而無法達成；但研究者持有追尋底本實物的意識，仍將是有益的。
更須注意的是，印本個體的特異之處，決不止修補版所造成的異文，而是多層次、多成因的。王鏊抄錄《孫可之文集》時所面對的顧藏本，便是宋蜀刻原字加朱筆校字的「混合物」或曰「文本總和」。這一「文本總和」的特異之處，最終通過王鏊抄本，「傳導」至正德本。而印本上校改抄補的手寫文字，有時會刻意模仿版刻字體（以求一致美觀），頗易混淆，宜加細心辨識區分。總之，辨識是寫是刻，離析「文本總和」的層次，是印本研究尤其是指實底本時不可或缺的史料批判工作。
此外，挖除原字後墊紙補寫校字，在蜀刻本《司空表聖文集》《鄭守愚文集》《陸宣公文集》《皇甫持正文集》《元微之文集》《權載之文集》《張文昌文集》《李長吉文集》《張承吉文集》《許用晦文集》《劉文房文集》《杜荀鶴文集》中，或多或少，均有存在。[17]挖紙改字會破壞原書，在宋刻本被視為珍品之後（明中期），幾無可能出現成規模的挖改；是以這些校字的年代應相當早，它們所據文本來源則更古，其來源與價值值得進一步細究。
本文是利用新的高清彩印複製本而展開的。在文獻研究中，影印本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宋元珍本，受客觀限制，研究者很難接觸到原物，只能以影印本為替代品，這點毋庸諱言。但原先常用的黑白或灰度影印方式，會「抹去」版本實物的某些細節，乃造成研究者的誤判或盲點。高清彩印呈現的細節，高度接近於原書，雖不可能取代原書，但說它是真正的「下宋本一等」，則無不妥。基於這一優長，高清彩印理應是今後珍本古籍影印的首選項。另一方面，利用高清彩印，覆核基於舊影印本而展開的已有研究，挖掘之前受限於條件而未能提出的問題點，也將是今後文獻研究的重要面向。
2021年12月初稿
2022年4月定稿
說明：本文初稿曾在早稻田大學中國古籍文化研究所、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聯合舉辦的「中日漢籍研究學術研討會」（2021年12月27日）發表。寫作過程中，唐雯、楊焄、郭永秉諸先生給予幫助與指教，審稿專家提出了寶貴修改建議，謹致謝忱。
注釋：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東亞漢籍版本學史」（22&ZD331）的階段性成果。
[1]萬曼論斷，明代所傳各本大抵皆以正德本為祖本，是很正確的。詳見：萬曼《唐集敘錄》，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386-391頁。另，傅增湘懷疑黃本是吳本的版片易主而改換名號的後印本（《藏園群書題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634頁）。筆者比對兩本實物，確認黃本是吳本的翻刻，非同一套版片刷印。
[2]《宋蜀刻本唐人集選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1年。
[3]先行研究的主要成果有：北京圖書館編《中國版刻圖錄》（增訂本），文物出版社，1961年，第45-46頁。程有慶《宋蜀刻本<唐六十家集>考辨，《文獻》1994年第1期，第23-36頁。陳尚君《宋蜀刻本唐人集選刊序言》，《宋蜀刻本唐人集選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1年。
[4]所不同者，兩本的卷二、卷三互倒，即宋本卷二為正德本卷三，宋本卷三為正德本卷二。
[5]《天祿琳瑯書目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29頁。此本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參閱：劉薔《天祿琳瑯知見書錄》，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219-220頁。
[6]此跋據國圖社彩色影印本錄出，與《蕘圃群書題識》所收文字略有差異。
[7]黃丕烈撰，余鳴鴻、佔旭東點校《黃丕烈藏書題跋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29頁。
[8]經顧千里批校的那部正德本，即《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一九所載「校宋本」。顧抱沖藏蜀刻本，經汪士鐘入海源閣，而海源閣似未藏正德本。另一部蜀刻本，清初歸劉體仁，民國時方才再度出現，其間未見著錄。
[9]鄒百耐纂，石菲整理《雲間韓氏藏書題識匯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27頁。莫友芝撰，邱麗玟、李淑燕點校《宋元舊本書經眼錄 持靜齋藏書記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21頁。
[10]如陳杏珍《跋》，《孫可之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楊波《<孫可之文集>版本小考》，《河南教育學院學報》2003年第4期，第92頁。
[11]李明霞《宋蜀刻本<孫可之文集>二種收藏考》，《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5年第6期，第45頁。
[12]趙望秦、馬君毅《宋蜀刻本<孫可之文集>三題》，《雲南民族大學學報》2014年第6期，第106-108頁。
[13]蜀刻本《孟浩然詩集》亦描潤版框與文字，但技藝較差，一望可知。
[14]其他多部蜀刻本亦有此種挖紙校改，墊紙貼補所造成的氧化變色痕跡在彩印複製本中清晰可辨。
[15]丁恩全根據國史院本與顧藏本有異文，認為它們「並非一個刻本」。參閱：丁恩全《<孫可之文集>校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第200頁。
[16]至於王鏊傳錄孫集時，為何沒有參校國史院本（此本清初時歸劉體仁，王氏抄書時當仍在文淵閣內，而未流散），存在幾種可能，難以定論。或許他尋覓到顧藏本之後，就未翻覽國史院本；也有可能他實曾比勘兩本，認為顧藏本（尤其是該本特有的朱筆校字）更佳，遂以此為傳錄底本。——這也可以解釋，為何正德本對於顧藏本的朱筆校字幾乎全盤採納。
[17]《劉文房文集》《杜荀鶴文集》中，還有與《孫可之文集》顧藏本類似的直接修正原字的朱筆校字。
本文原刊於《文史》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