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要｜和刻本的變種：清末輸入中國的日本版片及其印本
和刻本的變種：清末輸入中國的日本版片及其印本
2024年3月11日，由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主辦的學術講座「和刻本的變種：清末輸入中國的日本版片及其印本」在北京大學中文系6156會議室順利舉辦。本次講座由日本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教授陳捷主講，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王嵐主持，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劉玉才、漆永祥、顧歆藝、陳曉蘭與談。日本慶應義塾大學附屬研究所斯道文庫住吉朋彥、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張麗娟、北京大學中文系吳國武、李成晴、李林芳、張學謙、高樹偉、國家圖書館樊長遠、人民文學出版社董岑仕等學者以及校內外不同院系學生出席講座。
講座伊始，主持人王嵐教授對主講人陳捷教授作了簡單介紹。陳捷教授本科、碩士皆就讀於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獻學專業，曾任北京大學中文系助教、講師，日本國文學研究資料館准教授、教授，現為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教授；專業為中國古典文獻學、中日文化交流史，目前研究方向為東亞書籍交流史；在目錄學、版本學以及日本書志學等方面有豐碩的研究成果，著有《明治前期日中學術交流の研究―清國駐日公使館の文化活動》（汲古書院，2002年3月）、《醫學・科學・博物―東アジア古典籍の世界》（勉誠出版，2020年2月）等。
為便於理解「版片」這一概念，陳捷教授結合雕版印刷的實物，講解了古代書籍的刻印流程。雕版印刷中，首先用紙抄寫所要印刷的內容，將寫好的紙稿反貼於木板上，使文字呈反向轉移到木板上，刻工按照墨跡輪廓雕成反向凸起的文字，其後用刷子在板上刷墨，最後將紙張覆蓋到刷過墨的版面，用乾淨的刷子輕拍紙面，揭下紙張，即完成一次印刷。
香港中文大學藏日本刊本備急千金要方中國印本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後，一部分在明治維新的社會變革之後逐漸失去使用價值的和刻本漢籍及日人漢文著作的版片流入中國，在廣東、上海、蘇州等地刷印出售。利用日本版片在中國印刷的書籍是中日兩國書籍交流史上一種極具特色的文化現象，但是在以往的印刷史、出版史研究論著中卻幾乎被忽視。利用這種版片刻印的書籍，書的表面（如封皮和紙張）與中國本土刻印的書籍差別不大，因此大部分圖書館可能會著錄為清刻本或者某書店刻本。但仔細查驗比對，便可發現這類書籍並非在中國刊刻的蛛絲馬跡。本次講座以清末流入中國的日本版片及其印本為中心，討論書籍的傳播與版片的移動、日本版片流入中國的歷史背景與輸入途徑、流入中國的日本版片等內容。
首先，陳捷教授介紹了書籍的傳播與版片的移動。版片的移動是雕版印刷時代書籍傳播的一種方式。雕版印刷時代，書籍不僅在版片的刊刻地印刷，也可能因版片移動而在其他地區印刷。這種現象中日兩國普遍存在。北宋初期在四川雕刻開寶藏之後，版片運到汴京，這是一次大規模的版片移動。藏版者或借版片給他人印刷，或售賣版片，也會造成版片的挪用。日本江戶時期中葉以後，雕版印刷的商業出版發達地主要在大阪、京都和東京。除了一家書肆單獨出版之外，還有一種出版方式是由兩三家或更多書肆共同出資出版一部或一套書籍，此之謂「相合版」。也有書肆向原刊者或版片所有者購求版片印刷出版，謂之「求版」。在研究、分析書籍傳播的歷史時，版片移動對書籍傳播的作用不容忽視。
從更廣的範圍來看，版片移動現象不僅發生在某個國家內部，也有跨越國境的情況。陳捷教授介紹了版片跨國境移動的兩種情況。一是版片從福建和薩摩移入琉球。琉球讀書人口總量較少，沒有形成成熟的雕版印刷技術，因此本土刻印的書籍不多。從明代開始，琉球接受中國的冊封。琉球當地人需要閱讀書籍時，或直接從中國進口書籍，或在福建刻印之後將書籍帶回，或將版片帶回琉球刷印。日本薩摩藩攻佔琉球之後，琉球繼續向中國稱臣，也接受薩摩藩的統治。因此，琉球有些書籍在薩摩即鹿兒島刊刻。第二是中國人在日本刻書。例如《古逸叢書》，由黎庶昌出資、楊守敬主持，在日本東京蒐集底本加以校勘，日本刻工刊刻，在日本刷印之後，版片被帶回中國繼續印刷。
今天講座聚焦的是版片跨國境移動的另一種情況，即清末流入中國的日本江戶時期的版片。關於這類版片的跨國移動，有兩個問題需要考察。一是版片傳入中國的歷史背景和途徑問題。在中日兩國往來並不十分頻繁的當時，如此大量日本版片傳入中國，這絕不應該被看作是單純的、偶然發生的事件，而應當看作是反映了當時中日兩國社會、文化狀況的現象。二是版片使用方法問題。日本和刻本為便於日本讀者理解漢文，會附加訓點、返點等。日本雕版、印刷的工具和技術與中國有所不同。讀書需求和印刷材料、技藝的差異導致日本版片運輸到中國之後會遇到一些技術問題。
隨後，陳捷教授講解了日本版片流入中國的歷史背景與輸入途徑。首先是歷史背景。明治維新造成社會動蕩與變革，這對日本上流社會造成巨大衝擊。江戶以來的大名藩主、武士階級以及為他們服務的富裕階層的生活發生了巨大變化，以至許多世代相傳的文物和藏書流散。新制度、新政策造成機構調整變化，也導致了藏書的流散。例如，江戶時期所刻書籍中，佛教和醫書數量非常大。明治時期改變了醫生的開業規則，規定醫生開業需通過西醫考試獲取執照，漢方醫無法獲得營業執照，面臨生存絕境，因而出售藏書。價值觀的變化也導致了古籍文物的流失。明治政府實行全面西化政策，文明開化的風潮使得社會人士將古代文物、古籍視為無用長物。此外，政府為確立國家神道實行廢佛毀釋政策，對古寺院造成了很大打擊，導致大量古籍和文物等寺寶流出。
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古代典籍大量外流。當時在日的西方外交官、外國人教師、旅行者都積極收藏日本典籍，這形成了歐洲重要日本古典籍的收藏。例如英國外交官薩道（Sir Ernest Mason Satow：1843-1929）年輕時到日本幫朋友收集書籍，由此也開啓了個人收藏活動，其藏書主要在劍橋大學圖書館、倫敦大學圖書館、大英圖書館。
日本古代典籍也流入中國。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在上海、杭州的文人購買日本古籍的記錄，反映了他們可以看到和刻本，例如俞樾《春在堂隨筆》提到其弟子戴子高在杭州書肆獲得物茂卿的《論語徵》。長崎漢方醫生岡田穆1872年訪華旅行日記《滬吳日記》記載了蘇州文人向其詢問和刻本中訓讀符號的意思，也說明蘇州文人能看到和刻本。
解釋日本版片的流傳離不開對漢籍流傳的考察。日藏漢籍主要通過三種渠道流入中國。其一是由以外交或遊歷等為目的的旅行者帶入中國。這一類數量較少，既包括漢籍，也包括日本近代漢文著作。例如，1863年日本幕府為瞭解中國的情況和與中國進行直接貿易，所派之人帶來了《日本外史》。1866年，日本近代重要思想家中村敬宇帶領日本留英學生途徑上海和香港，受安井息軒之托，將其著作《管子纂詁》帶到上海轉交給中國學者。又如岡田來中國時帶來了日本著名醫者多紀元堅的《扁倉傳匯講》，以及江戶時期著名漢學家賴山陽的《山陽詩鈔》。其二是藏書家個人的搜求。通過這類途徑進入中國的漢籍價值較高。例如方功惠搜求的書籍。方功惠於光緒初年在廣州見到從日本流入的古籍,曾特意派人前往搜訪購求，他的碧琳琅館中藏書許多鈐有「曼殊院」「尾府內庫」「尾張菊池氏」「知止堂」「佐伯文庫」等印文，李希聖《雁影齋題跋》《雁影齋讀書記》和葉昌熾《藏書紀事詩》都曾提到他的藏書。其三是通過商業渠道輸入的漢籍。這一類漢籍數量較大，參與者主要有日本外貿港口神戶、橫浜和東京築地等居留地的中國商人與日本商人，也有學者。楊守敬《日本訪書志緣起》所言「日本維新之際，頗欲廢漢學，故家舊藏幾於論斤估值。爾時販於我土者不下數千萬卷」、黃遵憲《日本雜事詩》卷一提到「變法之初，唾棄漢學，以為無用，爭出以易貨，連檣捆載，販之羊城」，這些記錄所提及的書籍顯然都是通過商業渠道流入中國的。
在這些書籍被運往中國的同時，也有一些日本版片傳入中國。陳捷教授例舉了兩個向中國輸入日本版片的事例。其一是日本書商與中國書商配合，將日本書籍和版片賣到中國。例如大阪商人三木佐助和廣東中國商人麥梅生的交易。明治4-12年（1871-1879），三木佐助從大阪、東京收集古籍，通過廣東商人麥梅生賣入中國。古籍內容主要為中國版書籍（唐本）及和刻本漢籍，包括中國已經絕版或無新刊本的書籍、經書注釋書、叢書等冊數較多的書籍、《唐土名勝圖繪》等日人著作、江戶時代刊刻的漢籍版片（包括《群書治要》等）。第二是經由岸田吟香在上海開設的樂善堂流入中國。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岸田吟香（1833-1905）因協助美國眼科醫生平文（James Curtis Hepburn）編纂日英辭典，獲得眼藥水「精錡水」配方，於明治八年（1875）在東京銀座二町開設精錡水樂善堂藥鋪，明治十三年（1880）在上海英租界河南路設樂善堂分店，兼營藥品販賣和書籍出版業務。岸田吟香販賣售書目錄，積極擴大印刷和書籍販賣的業務，販賣大量中國古籍、和刻本漢籍和日本用漢文編撰的書籍。當時住在上海、曾與岸田吟香有過一面之交的文人黃式權，曾在《淞南夢影錄》中對樂善堂的銅板書和岸田吟香給予很高的評價。
以上兩例，版片或運到廣東售賣，或運到上海售賣。其中，運到廣東的日本版片有繼續轉移之例。例如朝鮮人所編醫書《東醫寶鑒》，江戶時代傳到日本之後在日本翻刻，其中享保9年（1724）官版的版片由麥梅生賣到廣州。此書有光緒3年（1877）版、朱曜之江左書林藏版（1889）、光緒16年（1890）版，由此可見該版片後來轉移到江南地區。該書後來還有光緒34年上海掃葉山房鉛印、清末民國間上海校經山房石印本等多種印本，很多印本又回流到日本以及韓國。
通過三木佐助傳入中國的日本版片有《群書治要》天明年間尾張藩刊本寬政3年修版、《欽定四經》嘉永4年（1851）加賀藩刊本、《外台秘要方》延享3年（1746）山脇東洋據程衍道本刊本等。岸田吟香刷印的書籍有江戶時代據宋刻本翻刻《重刻儀禮經傳通解》、江戶時代據明版翻刻《老子通考》等。許多圖書館著錄往往不察此類書籍本為日本刻本，直接著錄為中國刻本。
最後，陳捷教授講解了流入中國的日本版片的使用問題。由於讀者的要求不同、刷印工具和技術不同，日本版片在中國被使用時會有一些調整。首先是內容方面的調整。為便於日本讀者理解漢文，日本刻印書籍會附加訓點、返點等內容，這些具有附加價值的部分在中國印刷時會被刮掉。刮掉的過程中會遺漏某些訓點勾畫，殘留之處就成為鑒別其為日本刻本的版片的重要證據。著錄為嶺南述古堂藏的《詩緝》上就殘留了這樣的勾畫。
此外，日本版片的日本刊記在印刷時可能被保留，可作為日本版片使用的證據。北大圖書館著錄為「上海樂善堂」《儀禮經傳通解》，書後有寬文九年修版的刊記，說明該本並非刻於樂善堂而是利用日本版片刷印。
其次，由於刷印工具、技術不同，中國利用日本版片印刷時會產生問題。日本江戶中期以後商業發達，印刷技術得到了改良，刊刻時雕刻深度比較淺，刷印工具也與中國有別。利用中國的刷印工具最初有不適應的情況，往往在無字之處出現墨跡的現象。
報告結尾，陳捷教授提到：對於書籍的流傳過程，以往研究更重視版本鑒定和版本系統，以及書籍本身的流傳和閱讀者等相關問題。從書籍產生和流傳方式來講，若對書籍的生產和流傳過程有更深入的瞭解，則可發現出版文化史上更多重要問題。本次報告對日本的版片在清末傳入中國的渠道、印書內容的調整和技術差異的考察就提供了許多細節問題。
與談環節中，諸位學者就利用傳入中國的日本版片刷印時涉及的技術原因、日本版片的特點以及版片跨國移動對研究的啓示等方面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劉玉才認為日本版片回流的原因或與技術進步有關。日本明治維新之後，新的技術例如金屬雕版等取代了雕版印刷，中國仍是傳統的雕版印刷，被淘汰後的日本版片就回流到中國。日本印刷技術的精細，與日本圖書需求量不如中國高、日本紙張與中國不同有關。漆永祥也提到中、日韓三國的紙張差異很大，以至三國對刻本的保存、修護方式的不同。顧歆藝認為講座內容啓發我們做研究時應當考慮更廣大的背景，例如從書本的研究延伸到社會文化背景以及兩國的文化差異；此外，日本和中國的印刷技術的差異可謂各有節省，日本固然由於刻本需求量不如中國高、不具備製造更厚紙張的工藝而使用較薄的版片，達到了節約木材、紙張成本的目的；對於中國而言，厚的木板和紙張能夠滿足大量印刷的需求，在書籍需求高的情況下也節約了成本。陳曉蘭認為版片移動的研究思路對東亞書籍的交流史、和刻本研究、書籍的刻本印本研究有較大啓發意義，版片的移動和研究也能提供新的視角和新的材料，例如可以通過研究明末杭州等地書坊的版片移動來理清當時的圖書關係。張麗娟認為文獻記載與版本實物的結合非常重要，尤其是在日本版片刷印的古籍的著錄方面，併發現講座所展示的利用日本版片刷印的漢籍的字體與中國刻本字體非常相似，由此推測日本商人選擇版片會有一定的傾向性。吳國武、樊長遠認為日本版片回流的研究對版本鑒定和古籍編目時出現的一些問題具有啓發意義。住吉朋彥提供了兩個實例，一是國圖的一部日本著作，著錄為宋刻本，但可能是日本人向中國委託定制；北大圖書館所藏《古今韻會舉要》中有一部著錄為元刻本但實際是五山本翻刻元刻本。李成晴認為版片流傳的研究也啓示研究者在引用文獻時除了使用精善的整理本，也要關注底本和衍生本。董岑仕就《東醫寶鑒》的「官版」是否為昌平阪學問所的官版書提問。張學謙就講座黃式權《淞南夢影錄》「製為銅版袖珍書」之銅版提問，陳捷教授詳細講解了此銅版技術的內容。李林芳提問中國利用日本版片時是否有保留訓點等內容的情況，以及流入中國的日本版片是否是僅從日本到中國單向流動。陳捷教授提到，考慮中國讀者的習慣和需求，出版商基本傾向於去除訓點等內容；利用日本版片刻印的書籍也會被賣到日本。講座在熱烈的互動和掌聲中圓滿結束。
本文原刊中國古典學公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