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叔嗣《蘇門集》成書與版本考述
高叔嗣《蘇門集》成書與版本考述
鮑功瀚
王世懋在《藝圃擷餘》中斷言：「更千百年，李（夢陽）、何（景明）尚有廢興，二君（徐禎卿、高叔嗣）必無絕響。」〔1〕高叔嗣年方弱冠，不僅得前七子領袖李夢陽「高某才，萬人敵也」之嘆〔2〕，於何景明、王廷相等復古派重要人物亦嘗接席〔3〕，而當時勝流如金陵三俊之一王韋、西原先生薛蕙皆青眼有加〔4〕；高叔嗣身後，嘉靖八才子之一陳束為高叔嗣整理遺文，撰序揄揚，後七子領袖王世貞則稱高詩「清婉深至，五言上乘」〔5〕，乃弟世懋更做出前引「必無絕響」的斷言。誠如王世懋所言，是後論明詩而觀點各異的諸家，從錢謙益、王夫之到朱彝尊、王士禛、汪端等人，於李、何有褒有貶，於高叔嗣則咸不吝美辭〔6〕。執清初詩壇牛耳的王士禛甚至自謂「不佞束發則喜誦習二家（徐禎卿、高叔嗣）之詩，弱歲官揚州，數於役大江南北，停驂輟棹，必以《迪功》、《蘇門》二集自隨」〔7〕，其對高詩的喜愛以及受到的影響不言而喻。僅僅通過以上簡短的引述便不難想象，高叔嗣無論是在前後七子的復古運動中，還是在更廣闊的明清文學史上，都是不應被忽視的重要詩人。何況若細味《蘇門集》，便更能感知到，高叔嗣詩之造詣與成就，委實不負前人的贊辭。
高叔嗣的作品囊括於其別集《蘇門集》中，然而，對《蘇門集》的成書與版本源流，迄今未有完善的梳理，遑論整理與校注〔8〕，這對深入研究高叔嗣及其影響的阻礙可想而知。高叔嗣與徐禎卿齊名，乃今聲名遠遜於徐，其創作成就與在文學史上的重要性長期沒有得到確切認知，也與《蘇門集》的文獻面貌之模糊不無關係。有鑒於此，本文擬詳細闡明《蘇門集》的成書與版本，為此後的高叔嗣乃至明清文學研究盡綿薄之力。
關於《蘇門集》的成書與版本，需要闡明的主要是以下兩個部分：一是《蘇門集》編成前高叔嗣手訂的小集。這些小集在高叔嗣生前即已流傳，在高叔嗣去世後成為《蘇門集》詩歌部分的主要來源。單行的小集雖皆不存，但在《蘇門集》中基本保留了原貌，可以籍此考察各集的成書時間、內容、體例，有裨於理解高叔嗣對自己作品的編輯方法與態度及其作品在其生前的流傳形式與影響。二是《蘇門集》的諸本。各本《蘇門集》雖皆為八卷，相互之間仍有一定的不同。各本的刊刻時間、特徵以及相互之間的關係，仍需要得到澄清。毋庸費言，只有明確了這些基本的版本問題，才能更為準確地閱讀、研究高叔嗣與《蘇門集》。此外，《四庫全書》收錄的《蘇門集》底本非一。《四庫全書》不同閣本底本不同的情況前人雖多有論述〔9〕，但似未見言及《蘇門集》者，再加上現今閱讀《蘇門集》仍多依據文淵閣本，這裡也一並考察《四庫全書》諸本，並平議其得失。
一、《蘇門集》成書前的小集
嘉靖十六年（1537）六月十七日，高叔嗣以三十七歲的盛年病沒於湖廣按察使任上。三個月後，友人陳束整理遺稿，編為《蘇門集》八卷，刊刻行世〔10〕，是為《蘇門集》的最早版本。
陳束得以如此快的速度編定高叔嗣的遺稿，與高叔嗣生前已數次自訂小集分不開。陳本前四卷為詩，後四卷為文。後四卷按文體分類，並無特別；前四卷則各分小集，各小集又有小序，卷一為《考功稿》，卷二為《讀書園稿》，卷三為《晉陽稿》，卷四為《入楚稿》與《佚稿》。其中《考功稿》、《讀書園稿》、《晉陽稿》三稿的小序起以「自敘曰」，序中自稱「余」，為高叔嗣自訂；《入楚稿》與《佚稿》則以「高子」稱之，則為陳束所訂。
這些小集在諸家書目中均無著錄，或疑高叔嗣編定後即藏於篋中，未嘗付梓，但有文獻可以證明它們在高叔嗣生前已經刊行。王緯《蘇門集後序》云：「戊子，以中郎告歸，注書梁園。辛卯，起上京華。其後二年癸巳，外遷晉藩，參守冀南，彌幰汾郡。是時，小子緯幸經品題，因出梁園篇刊之郡中，遂有《讀書園稿》。」〔11〕是《讀書園稿》在高叔嗣生前已刊刻傳世的顯證。高叔嗣去世後，其兄高仲嗣所撰行狀雲：「其所著有《高氏讀書園集》、《棄瓠集》、《考功集》，晉陽題篇散不及收者猶多。」〔12〕其云「晉陽題篇散不及收者猶多」，且不言《蘇門集》，意味著高仲嗣既不知高叔嗣在去世前已編成《晉陽稿》，亦不知陳束正在整理或已經編定高叔嗣遺稿為《蘇門集》，則行狀反映的是高叔嗣去世不久的情況。行狀特意將「晉陽題篇散不及收者猶多」與「其所著有《高氏讀書園集》、《棄瓠集》、《考功集》」對提，且《讀書園稿》確已行世，可知《棄瓠集》、《考功集》亦嘗刊行（《棄瓠集》之名不見今本《蘇門集》中）。又高叔嗣《與孔文谷書》云：「鄙作栗生點定者一冊，附請教，兼新刻願乞大序，倘肯惠及數言，即十朋之賜。」孔文谷是高叔嗣在山西結識的好友，據此書前文「朅來江關，尋亡王之陳跡，探仙靈之奇蹤，況值仲宣作賦之樓，交甫解佩之浦」（卷六，頁一一b-一二a），知此書作於高叔嗣任湖廣按察使後，是時高叔嗣正整理在山西的作品為《晉陽稿》，書中「新刻」當即《晉陽稿》。根據以上材料，可知在陳束編輯高叔嗣遺稿為《蘇門集》並刊行前，高叔嗣本人已經不僅數次手訂小集，且大多皆以梓行，陳束在編輯《蘇門集》時將這些小集按照原貌收入其中。研究《蘇門集》的成書，不能不關注這些小集，故以下先對各小集的情況加以考察。
（1）《考功稿》
高叔嗣手訂於嘉靖十四年七月一日，收錄嘉靖三年至七年與十年至十二年在京為官時的詩作。
高叔嗣《考功稿自敘》云：「嘉靖三年，余繇工部營繕主事調補吏部稽勳，已而再調考功。時三原今光祿卿馬伯循為郎中，鈞州今江西按察使張子魚為員外郎，武城今國子祭酒王純甫同為主事。海內方更化，學士大夫相與講文藝之事，翕然甚著。而三先生皆當時號大儒，余日聞所未知，翰墨間作。其後各以官遷替去，而余出為山西參政，蓋一紀於今。余於是取往日所為詩讀之，凡所作裁如旦夕間爾……時方徙居冀寧道，初秋朔，稍亡事，因次其語，載之篇首，觀者知余懷所繇起云。」（卷一，頁一a-二b）據《清心省事堂銘》：「嘉靖癸巳（十二年），余罷吏部稽勳郎中，出為山西布政司、左參政，分守冀南道……余既道滿，改守冀寧，殆三年於茲邦。」（卷六，頁五b）知高叔嗣「徙居冀寧道」在嘉靖十四年，《考功稿》即編成於是年初秋朔日即七月一日，其編輯緣起與集中內容亦略見《自敘》中。需要注意的是，高叔嗣嘉靖七年春歸鄉，十年初再入朝，此間所作詩收於《讀書園稿》中，《考功稿》不包括這段時間的作品。換句話說，《考功稿》中所收詩創作於嘉靖三年至七年與十年至十二年兩段中。
《考功稿》不按詩體，亦不按題材編次，五七言、古近體雜出，自然令人猜想其編集方式為編年。孫學堂謂高叔嗣三稿「雖皆手自編訂，然非嚴格系年」〔13〕，但《考功稿》的編次並非全無章法可尋。上文所述《考功稿》中所收詩的創作時間分為嘉靖三年至七年與十年至十二年兩段，而這兩段的分界在《考功稿》中依稀可見。《考功稿》中《元日時有御制詩》、《初去都夜》、《延津縣立春》、《安陽道雪中呈崔後渠先生》四首相連，《元日時有御制詩》有「垂衣值七春」之語，知為嘉靖七年春之作；《初去都夜》則為同年春高叔嗣告病返鄉時所作，稍晚於前首；而《延津縣立春》雲「徵路日才幾，客心時已煩。春風花鳥處，回首憶田園」，顯為春季離鄉時口吻，時為嘉靖十年正月；《安陽道雪中呈崔後渠先生》亦雲「驅車臨故疆，遊子情非一」「又戀聖明朝，不敢安私室」（卷一，頁八b-九a），與前首同時〔14〕。是《元日時有御制詩》、《初去都夜》創作於嘉靖三年至七年即《考功稿》第一段的最後，而《延津縣立春》、《安陽道雪中呈崔後渠先生》則創作於第二段的起始。更以孫學堂《高叔嗣系年交遊考》系年詩考之，除孫氏不確定的《毗盧閣上同伍疇中諸公西望》、《寒食日毗盧閣上寄茂欽》外，繫於嘉靖七年以前之詩皆在《元日時有御制詩》、《初去都夜》前，嘉靖十年後則皆在《延津縣立春》、《安陽道雪中呈崔後渠先生》後。卷一可系年詩有三十首左右，這樣的排布不應是單純的巧合〔15〕。嘉靖三年至十二年中，高叔嗣兩度為官，中途一度告病歸鄉，可以想見，高叔嗣在嘉靖十三年初冬將這十年創作的作品中告病歸鄉的部分單行為《讀書園稿》後，前後不連續的兩部分為官時的作品應相互獨立。故高叔嗣於次年初秋編訂《考功稿》時將這兩部分合二為一，兩部分的分界雖未特地標注，但仍可識別，即《初去都夜》與《延津縣立春》之間。
（2）《讀書園稿》
高叔嗣手訂於嘉靖十三年十月，收錄嘉靖七年至九年居鄉時的詩作。
高叔嗣《讀書園稿自敘》云：「戊子，以吏部郎中謝病歸於家……當是時，李空同先生方盛，邑子之屬出其門，撰為文辭，模於古人，若宋蘇軾、唐韓愈，薄不為也。余私心不能無慨慕，時時竊撰一二篇，庚寅歲所著獨多。踰年，余既上京師，斯事乃罷。夫本非所長，而強力慕之，度必取訕於眾。然其篇留笥中。甲午，余分守冀南，將按縣，晚出文水。方初冬，新雨已，車行村虛，景色如故園，余恍然太息。其夕宿汾州，燒燭披取笥中詩，事歷歷在目，低回久之，夜不能寐，非特憾於詩也……汾州多文士，暇因出是篇正之。」（卷二，頁一a-二a）可知《讀書園稿》的編定時間、編輯緣起與集中內容。高叔嗣又有《齋中檢舊集因呈孔文谷學憲》：「寒城朔吹動，庭樹曉霜繁。省齋稍無事，馳情念舊園。發篋理塵帙，展玩不知煩。往事盈篇章，幽居多苦言。郡中盛儒彥，暇日遂討論。敢為矜文譽，要識夙所敦。廣堂宴晴暉，旨酒湛芳尊。言笑一相投，逍遙窮朝昏。心賞不易值，素交世罕存。疏簡本吾性，牽拘守茲藩。高車數來往，無為厭公門。」（卷三，頁九b）所敘時令「寒城朔吹動，庭樹曉霜繁」與集中內容「往事盈篇章，幽居多苦言」皆與《自敘》吻合。
《自敘》云「汾州多文士，暇因出是篇正之」，除孔文谷外，高叔嗣在山西可以商略文字的友人還有栗應宏，《與孔文谷書》中「鄙作栗生點定者一冊」的「栗生」即其人。栗應宏為山西上黨人，高叔嗣鄉居時與之相識，赴山西途中以及自山西朝覲時皆曾相見〔16〕。高叔嗣曾為栗應宏集作序〔17〕，栗應宏則「點定」高叔嗣《讀書園稿》。王緯《蘇門集後序》云：「是時小子緯幸經品題，因出梁園篇刊之郡中，遂有《讀書園稿》。」則《讀書園稿》的刊刻由王緯主事。
《讀書園稿》始於《始至讀書園》，終於《將去故園時有令請告三年削籍》、《將赴京述懷》，似有編年意圖，但通觀全卷，可明確繫年者不多，且時有前後。
（3）《晉陽稿》
高叔嗣手訂於嘉靖十六年五月十五日，收錄嘉靖十二年至十五年任山西左參政時的詩作。
高叔嗣《晉陽稿自敘》：「嘉靖癸巳，余始出為山西參政。春去都，繇漕河溯汳歸，上蘇門山，以其秋杪乃履官。屬歲飢，奉役往來遼沁汾潞之間無寧日。踰年冬，朝京師。其明年歸，復自汳入晉，軌轍所臨殆遍焉，亡不再至者。復踰年，乃轉為湖廣按察使，可謂久矣。余本農夫，每造山田林壑，蓄志所感，慨然太息，歸心萌作，發為篇詠，又多戎馬邊陲之警，其詩率著於驛壁，吏從旁書之，都為一卷，略無去取，觀之可以考歲月動定所繇……苟書是以視同游，庶嘗有省記余者。詩凡九十首。是歲丁酉，仲夏望日。」（卷三，頁一a-一b）《晉陽稿》的編定時間、編輯緣起與集中內容據此可知。高叔嗣是年夏病十餘日，六月十六日卒，《晉陽稿》幾乎完成於高叔嗣生命的盡頭。
與《考功稿》、《讀書園稿》不同，高叔嗣在《晉陽稿自敘》中明確表示「略無去取」，即《晉陽稿》在收錄作品時沒有刪削。陳束在編輯高叔嗣的佚稿時，也僅提到「今《考功》、《讀書》二稿乃其自選，多所不載」，未言《晉陽稿》之遺，可證《自敘》所言不虛。
高叔嗣「略無去取」的意圖在於「觀之可以考歲月動定所繇」，亦即以詩記錄山西四年的生活與情感。既然有紀事的意圖，則《晉陽稿》的編次具有編年性質自在情理之中。實際考察《晉陽稿》所收各詩，時間先後歷然可見。如開篇四首依次為《再去都別親知》、《河西主人壁》、《武城漕河逢張使君考功舊寮》、《歸途大名晚行》，以高叔嗣《西徵記》所敘「初去都也，群友設祖東門外……繇河西務天津、滄州、東光……繇東光達武城、臨清，會王純甫、張子魚，二人者，同時考功之恭友也……繇臨清達大名、衛輝，抵舍」（卷六，頁七a-七b）考之，若合符契；又如《發平定以下入覲作》，不僅注明創作時點，而且《發平定》以下《井陘道中》、《得京邑書次新城作》、《良鄉壁間舊題間有虞衡家兄和句》、《過真定呈周中丞》、《春日同上黨栗道甫登毗盧閣》、《出都》、《寒食定興雪中》、《定州道》、《再次真定城別陳秉中時自京西還》數首，正合高叔嗣入覲往還的行蹤；而此卷最後為《奉別南山瀋國殿下用韻二首》、《沁州張源鋪》二題三首，前者第二首云「再奉瑤篇至，長塗慰別情」，後者云「如何更萬里，投跡楚江陰」（卷三，頁一八a-一八b），顯為離山西赴湖廣時所作。《晉陽稿》的編年性質可見一斑。合上觀之，可以得知高叔嗣編輯《晉陽稿》時，一則盡可能保存當時的作品，二則按照創作時間編次，這對理解高叔嗣這四年生活與創作的意義自不待言。高叔嗣在編訂《晉陽稿》時採用了與《考功稿》、《讀書園稿》不同的方式，頗值得玩味。
不過，雖然高叔嗣主觀上想要「略無去取，觀之可以考歲月動定所繇」，但《晉陽稿》中也偶有遺漏與錯位，如《佚稿》中《靈石縣作》、《還次陽武與孔文谷飲和其韻二首時冬至後》等，皆山西時所作而未收；又如《初登太行山》與《至蘇門山二首》，以《西徵記》考之，編次當互乙。「其詩率著於驛壁，吏從旁書之，都為一卷」，有遺漏與錯位也在情理之中。〔18〕但《晉陽稿》中這類遺漏與錯位並不多見，因此認為《晉陽稿》保存了高叔嗣在山西的大部分作品並大體按創作時間編次應無大礙。
（4）《入楚稿》
陳束編訂於嘉靖十六年九月，收錄嘉靖十五年至十六年高叔嗣任湖廣按察使時的詩作。
《入楚稿》並非高叔嗣生前編定的小集，但陳束在編輯《蘇門集》時，特意區分《入楚稿》與《佚稿》，而不是將寥寥十三首的《入楚稿》併入《佚稿》中，可見高叔嗣生前已確定《入楚稿》的書名與雛形，故附論《入楚稿》於此。
陳束《入楚稿敘》云：「高君自山西左參政轉遷湖廣按察使，去住所得，凡十三首，為《入楚稿》。」（卷四，頁一a）高叔嗣轉湖廣按察使在嘉靖十五年十月，次年六月卒於任上，據陳束「去住所得」一語，《入楚稿》所收詩作於此八月間。不過，十三首中實際上有早於嘉靖十五年十月者，《陽曲灣作二首》其一雲「疏雨高槐夏轉涼」，其二雲「胡天杳杳夏吹風」（卷四，頁一a-一b），陽曲灣在山西，時節又為夏秋之間，乃山西時所作。蓋高叔嗣編輯《晉陽稿》時偶遺，陳束遂誤入《入楚稿》中。
陳束《蘇門集序》云：「子業既死之三月，束乃收其遺言而敘之。」（卷首，頁三b）《蘇門集》編成在嘉靖十六年九月，《入楚稿》當即此時編訂。《入楚稿》終於《夏日作》，高叔嗣卒於六月，《夏日作》或為絕筆。
以上四稿除《入楚稿》外皆為高叔嗣生前已行世的小集，此外尚有未收入《蘇門集》的《棄瓠集》與《焉文堂集》，前者見高仲嗣所撰行狀，後者見高叔嗣《題焉文堂集後》。今存高叔嗣的作品不見入仕前之作，從集名看，《棄瓠集》或許對應這一部分。《焉文堂集》則較為複雜，《題焉文堂集後》云「爰有敝廬，托於平野」（卷八，頁一一b），似手訂於鄉居時，但《題刊高氏日程後》署「歲游兆涒灘，十月朔日，山人高叔嗣書於焉文堂」（卷八，頁一二a），游兆涒灘為嘉靖十五年，是時高叔嗣在山西。焉文堂既在山西，《焉文堂集》似不應編訂於鄉居時。細玩《題焉文堂集後》「古人不云：身將隱矣，焉用文之」與「久婆娑於人間，思放達於物外」之語，似暗示高叔嗣此時有歸隱之心而未得行。高叔嗣在山西時曾兩次上疏求致仕，懷歸之心甚濃，然則「爰有敝廬，托於平野」蓋遙想之辭，《焉文堂集》當編訂在山西。《題焉文堂集後》又云：「點翰敷辭，不必工拙，散在他方，各成卷帙，子弟門生，稍自輯錄。」似有意涵蓋此前所有作品。但《題焉文堂集後》一篇乃嘉靖三十七年王緯刻本新輯，而王緯《蘇門集後序》述及高叔嗣諸稿時未言有此集，或實際並未成書。
此外，高叔嗣手訂三稿皆僅收錄詩作。高叔嗣曾對陳束說：「餘生平所向慕兩人，後渠崔子謂余文不如詩，崆峒李子謂余書不如詩，詩乃不如文。寓內知己，非子誰定吾言？」（卷首，頁三a-三b）〔19〕從高叔嗣屢次自編詩集而了不及文看，高叔嗣對自己作品的態度顯然是傾向崔銑而不是李夢陽。
二、《蘇門集》的諸本
高叔嗣的作品雖已在其生前以小集的形式流傳，但這些小集皆流傳不廣，不僅今無一存，諸家書目亦無著錄。今所傳者皆本於陳束在嘉靖十六年高叔嗣去世三月後編定的《蘇門集》八卷，是後《蘇門集》諸本卷數、分卷無不遵陳本。陳本刊行二十年後的嘉靖三十七年，王緯在高叔嗣的門生亢思謙的主持下校勘並重刻了《蘇門集》，王本新輯數十篇佚作，王本之後的諸本皆保留王本的新輯。嘉靖四十二年，張正位在高叔嗣的另一位門生毛愷的主持下再次重刻《蘇門集》，從板式到內容一遵王本。此後王本的板片轉易數手，約在萬曆二十九年後，王惟儉得到該板，並據以另雕一板，重刻《蘇門集》行世。萬曆四十一年，馬之駿又囑友人戚不磷校勘，以張本為底本並校以陳本，再度刊行。入清後，《蘇門集》未重刊，但《四庫全書》、《四庫全書薈要》皆收入《蘇門集》，其中薈要本、文淵閣本、文瀾閣原本以馬本為底本，文津閣本與文瀾閣補抄本以張本為底本。以下就上述《蘇門集》諸本一一加以考察。
（1）嘉靖十六年陳束刻本
嘉靖十六年六月，高叔嗣於湖廣按察使任上去世，三個月後，其好友陳束整理遺文，編成《蘇門集》八卷，「詩凡三百一十首，文五十一首，共為八卷」（卷首，頁五a），撰序並於湖廣刊刻行世〔20〕，成為《蘇門集》諸本的祖本。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該本北京大學圖書館、公安部群眾出版社、浙江圖書館、雲南大學圖書館有館藏，另外，台灣「國家」圖書館、日本國立公文書館亦各藏有一部。本文所據為台灣本。
該本半葉十行，行十六字。白口，四周單邊，單黑魚尾。版心中鐫「蘇門集」及卷數、葉數。
如前所述，陳束本分八卷，前四卷為詩，後四卷為文。前四卷各分小集，卷一為《考功稿》，卷二為《讀書園稿》，卷三為《晉陽稿》，卷四為《入楚稿》與《佚稿》，後四卷則按文體編次。前三卷皆有高叔嗣自敘，為高叔嗣生前已定之稿，陳束仍之，卷四之《入楚稿》雖為陳束所編，題名蓋高叔嗣生前所定。以上前已詳論，不贅述。
卷四《入楚稿》之後為《佚稿》，陳束《佚稿敘》云：「高君先自吏部乞病，還蘇門山者三年，復從蘇門山還朝，逾年然後外補。中間題詠頗眾，今《考功》、《讀書》二稿乃其自選，多所不載，何也？括其遺編，不忍棄，選其優者凡五十二首，為《佚稿》。」（卷四，頁四a）知《佚稿》取材於《考功稿》、《讀書園》稿的刪余。陳束《蘇門集序》云：「每有屬綴，佇興而就，寧復罷閣，不為淺易之談。」（卷首，頁四b）高叔嗣《栗陳州詩序》亦自謂：「每數日裁撰一篇，不喜輒棄去。」（卷六，頁二二b。）〔21〕是《晉陽稿》之前，高叔嗣對自己的作品多有刪削。平心而論，《佚稿》中的作品整體上確實不如《考功稿》、《讀書園稿》，高叔嗣本人未必希望它們傳世。但陳束選錄的這五十二首，不乏高詩一貫的風采，且對後人更好地理解高叔嗣不無裨益，陳束此舉不可謂有負亡友。另外，陳束雖僅雲「今《考功》、《讀書》二稿乃其自選，多所不載」，但《佚稿》中也偶有作於山西者，如《進兵介休》，介休縣在山西，詩乃在山西時所作。這部分作品在《佚稿》中所佔不多，陳束或因此略而未言。
卷五至卷八的文集部分，高叔嗣既無自敘，陳束亦未曾言及，從不分小集的形式看，當全由陳束編訂。高叔嗣生前未曾自編文集，又不幸沒於異鄉，文稿當多有遺失。高仲嗣所撰行狀云：「生十六年，著《申情賦》一首，幾萬言。當是時，我乃與弟從鳴皋君游，而鳴皋君遂因杯酒以其賦傳示諸公，遂乃屈其座人，蓋我大梁中諸豪由是皆流嘆，以為弗如。」〔22〕《申情賦》為高叔嗣少年時的代表作，今不見《蘇門集》中，恐陳束整理時已未能尋得。李夢陽謂高叔嗣「書不如詩，詩乃不如文」（卷首，頁三a），據今《蘇門集》所存之文，良不稱其言。李夢陽與高叔嗣的交往主要在高叔嗣登第前和鄉居時，而今《蘇門集》中了無登第前的作品，鄉居時所作亦不多。李夢陽之評若非英雄欺人，則其所賞高叔嗣文蓋多如《申情賦》已散佚不存。
陳本因為編輯過於倉促，除文稿收錄不全外，尚存在一些問題：如篇目重出，卷一的《再去都別親知》、《謁海上人相》分別重出於卷三、卷四〔23〕；又如詩題下的小注時闌入詩題中，卷三《發平定以下入覲作》、《汾陽道暮晴下四首俱奉和姜侍御之作》的「以下入覲作」「下四首俱奉和姜侍御之作」原當為小注，陳本徑用大字與題相連；再如卷一《考功稿》的編次，相較後出諸本，此本稍有紊亂；此外，陳束《蘇門集序》雲高叔嗣享年「三十有八」，多計一年。這些問題有的在後續版本中得到修正，有的則仍誤不改。
另外，陳束《蘇門集序》一文在詩論上頗有影響，李開先《六十子詩》於《高蘇門叔嗣》一詩自注首引此序以美高詩，胡應麟《詩藪》謂「論國初及弘正而下格調之變，無如此序之精當者」〔24〕，陳束的佳序對高詩的接受想有助益。
（2）嘉靖三十七年王緯刻本
嘉靖三十七年，高叔嗣的門生，時任河南提學副使的亢思謙以《蘇門集》與新輯四十六首佚詩佚文授鄢陵縣知縣王緯，令刊於鄢陵縣中，是為王本。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僅上海圖書館與祁縣圖書館有館藏。本文所據為祁縣本。
該本半葉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單邊，雙順白魚尾。版心上鐫「蘇門集」，中鐫卷數，下鐫葉數。
王本在陳本的基礎上新加輯佚，形成《蘇門集》的定本，是後諸本所收篇目皆不越王本。王本除有篇目的增補外，還對上述陳本的舛訛有所校訂。如此種種，皆見王本於《蘇門集》諸本中允推最善。
王本於陳束《蘇門集序》外，首尾各增一篇新序，卷首為劉訒應亢思謙之請所作的《續刻蘇門集序》，卷末則是王緯自撰《蘇門集後序》。劉序此後諸本多有保留，王序則僅見此本，因其頗不易見，茲錄全文如下：
《蘇門集》、《續集》，高蘇門先生之全稿也。先生吐符嵩河之間，早擅妙悟之性，神采峻發而弘偉，才思淵涵而湛清，博六籍之微綜，勒隸古之雄藻，窺奧秦漢，轍掇上乘，逮盛唐而下，薄不為也。肆所摛稿，大都沈鬱衝澹之詞，發悲壯感慨之氣；婉微渾厚之體，掞纖離濃郁之文。言雖近而意不窮，格愈高而變無盡，其諸風神獨振，大雅不群者歟？
嘉靖癸未，舉進士，明年主工部政，調吏部稽勳，轉考功。弱冠登朝，遍交名俊，投篇吐奇，競相傳覽，遂有《考功稿》。戊子，以中郎告歸，注書梁園。辛卯，起上京華。其後二年癸巳，外遷晉藩，參守冀南，彌幰汾郡。是時小子緯幸經品題，因出梁園篇刊之郡中，遂有《讀書園稿》。踰年冬朝京師，次年春履任，歷冀南行役，遂有《晉陽稿》。又二年丁酉，轉湖湘總憲，遂有《入楚稿》。而《佚稿》五十二首，乃先生沒後陳後岡所選，今刻湖南本是也。
方先生之居晉也，我水陽亢公十九舉於鄉第一人，先生以座主延至汾，贈詩云：「行收金馬績，高視碧雞篇。」蓋慶其得人也。丁酉，先生偶夢青衣使請會於南嶽，寤，疑告汾士，後入楚，果應兆弗起。噫，降神嵩河而歸返衡岳，夫所謂神交造化，靈為星辰者非邪？丁未，水陽公登進士，居翰垣，海內益慶先生為知人。丙辰冬，公外補督河南學政，緯以鄢令見，遂出茲篇，復蒐佚稿四十六首，授緯刻於邑中。
夫《蘇門》有集，愛其傳也；續以佚稿，紀其全也。傳之於前而弗秘，經世垂範之公心也；全之於後而不遺，因文覿德之厚道也。昔屈平抽辭於楚澤，枚乘著賦於梁園，賈傅擅才華於漢朝，杜甫振逸響於唐室。豪邁之士，聆言而心賞；妙契之俊，曠世而神交。後有精鑒茲篇者，尚求先生於古人中可也。緯慚下里之微蹤，附青雲之鴻翮，輒序數言於末簡云。
嘉靖戊午春開封府鄢陵縣知縣後學王緯謹刻。
邑生員陳尚仁謄稿。〔25〕
王本的刊刻情況《後序》介紹得很明確，無勞贅言。王本刊於高叔嗣的家鄉河南，而亢思謙、王緯皆在山西與高叔嗣有所交往，王本之所以能在高叔嗣去世二十年後輯佚新篇與校正失誤，當與二人在河南、山西容易得到陳束在湖廣未見的文獻有關。
令人稍有疑惑的是王序開篇「《蘇門集》、《續集》，高蘇門先生之全稿也」的說法，似乎除陳束所編《蘇門集》外尚有《續集》。但從下文「夫《蘇門》有集，愛其傳也；續以佚稿，紀其全也」之語可知，所謂「《續集》」即亢思謙「復蒐佚稿四十六首」所得之「佚稿」，並非別有一書。至於劉訒序謂：「蘇門先有集行於世，今且廿載，太史公病其遺且訛，又失敘也。當敷教之暇，乃旁搜而嚴訂之，類編而次入之，以授王侯，侯校而壽諸梓，於是蘇門有全集矣。」〔26〕實則王本本陳本而來，陳本編次已定，絕非「遺且訛，又失敘」。劉訒應請作序，傳聞不清，過尊其本，自不足怪。
王本新輯佚稿四十六首有詩有文，詩附綴於卷四陳束原輯《佚稿》後，並將陳束《佚稿敘》「選其優者凡五十二首，為《佚稿》」的「五十二」改為「八十五」；文則按照陳本的分體，散入各卷中，以「佚稿」標識於前，與陳本原有者相區分。在輯補的同時很好地尊重了陳束原編，得編輯之宜。
王本雖為《蘇門集》的最善本，可惜當時即已流傳不廣，是中緣由如下所述：吳國倫《蘇門集序》云：「高子業仕為按察使，卒於楚，其友陳約之嘗梓其《蘇門集》以遺楚人。後二十年，門人亢子益重梓於梁。顧在楚者，楚人人傳之；在梁者，即搢紳大夫不多見。蓋亢以梓歸諸其家屬，其家窶匱不能守，至為子錢家所籍，匿不傳者幾二十年。」〔27〕是王本在刊成後，板片被亢思謙贈與高叔嗣家屬，本為一片美意，然「其家窶匱不能守，至為子錢家所籍，匿不傳者幾二十年」，卻使得板片被埋沒而沒有得到充分利用。又據高叔嗣同鄉後學王惟儉《跋蘇門集後》，吳國倫將板片贖回後歸還高氏，高氏後人復不能守，萬曆中後期為王惟儉所得。王惟儉本有意歸還高氏，但在他去世後，崇禎十五年（1642）九月，圍城中的開封罹黃河決堤之災，祥符「官舍民居盡被淪沒，渰絕者百萬戶」〔28〕，「損仲（王惟儉字）家圖籍盡沈於汴京之水」〔29〕，其所藏板片蓋亦未能幸免。同居祥符的高氏後人家中即有印本，恐亦毀於此難。吳國倫時已「不多見」的王本，經此一厄，更是不絕如線。今所存兩部，不啻魯靈光之僅存。
（3）嘉靖四十二年張正位刻本
嘉靖四十二年，高叔嗣的另一位門生，時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的毛愷令揚州府知府張正位重刊《蘇門集》於揚州，是為張本。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該本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上海圖書館、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溫州市圖書館、浙江大學圖書館、福建省圖書館、雲南大學圖書館、南京圖書館皆有館藏，流傳頗廣。本文所據為浙大本。
該本半葉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單邊，雙順白魚尾。版心上鐫「蘇門集」，中鐫卷數，下鐫葉數。行款版式全同王本。
張本卷首有陳束、劉訒二序，卷末刪王緯後序而新增毛愷《跋蘇門先生集後》與張正位《重刻蘇門集後序》。毛愷《跋蘇門先生集後》云：「《蘇門先生集》，凡八卷。後岡陳公首梓於湖省，而《考功》、《讀書園》諸稿多先生先日手所自輯，慎傳也；水陽亢公再梓於汴省，而詩暨文乃增入數首，重遺也。」（《蘇門集》卷末，頁一a）張本正文一遵王本，版式、行款亦與之相同，顯自王本翻刻而來。但張本在翻刻過程中產生了一些訛誤，如卷二《寄亳州薛考功》「家貧那免仗耕犁」，「仗」誤作「伏」；「聞君解注五千字」，「注」誤作「語」；《少年行》「有時事府主，無何擊匈奴」，「何」誤作「使」；卷三《辛廷評慮囚後喜雨》「漢使寵循行」，「循行」誤作「循循」。這是張本不及王本之處。
張本雖遜於王本，但從現在傳世的版本數量看，張本遠較王本流傳廣泛，這對《蘇門集》的流傳顯有重要意義。通過比照異文，可以確定曹學佺《石倉十二代詩選》、錢謙益《列朝詩集》兩部選錄高詩頗多且有影響力的詩選都取自張本，王士禛「必以《迪功》、《蘇門》二集自隨」、珍藏四十餘年並據以編選《二家詩選》的《蘇門集》亦是張本。
（4）萬曆間王惟儉刻本
《明別集叢刊》第2輯第58冊影印一部《蘇門集》，僅稱明刻本。據卷末《跋蘇門集後》，可定為萬曆間王惟儉刻本。該本半葉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四周雙邊，單黑魚尾。版心上鐫「蘇門集」，中鐫卷數、葉數。又以序跋、行款與板式核諸《明別集版本志》，知為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此本似為孤本。
該本卷首殘缺，始於劉訒《續刻蘇門集序》殘文，次以陳束《蘇門集序》、程懋官採輯《諸家詩評》，卷末為未署名《跋蘇門集後》。《跋蘇門集後》全文不長，引錄如下：
蘇門先生與先憲副曾大父同舉嘉靖二年進士，先侍御世父即先生之外孫也。先生歿後三十年，此板為有力者取得，會楚中吳川樓大參贖而貯之藩司，吳公仍以歸高氏。又三十年而高氏復持以售人，惟儉乃酬其直而留之。傳曰：公侯之後必復。豈以先生之大雅而代乏其人？若儉且俟其人，以吳之歸高者歸之。〔30〕
跋中自稱「惟儉」，又言「蘇門先生與先憲副曾大父同舉嘉靖二年進士」，知為王惟儉所作。王惟儉曾祖王琇，嘉靖二年進士，官至天津兵備副使。
王氏世為河南祥符人，與高叔嗣同鄉。據「先侍御世父即先生之外孫也」一語，可知王惟儉曾祖不僅與高叔嗣同鄉同年，更有姻親關係。高仲嗣所撰行狀雲叔嗣長女「歸府學生王學可」，「先侍御世父」蓋王學可之子〔31〕。王惟儉在高氏後人將《蘇門集》板片「持以售人」時「酬其直而留之」，並「且俟其人，以吳之歸高者歸之」，王、高兩家的交誼當是原因之一。
王跋云：「先生歿後三十年，此板為有力者取得，會楚中吳川樓大參贖而貯之藩司，吳公仍以歸高氏。」川樓為吳國倫號，「贖而貯之藩司」事見吳國倫《蘇門集序》，前論王緯本時已涉及，今不重引。吳序中「亢以梓歸諸其家屬」的板片即王緯本。吳國倫萬曆二年任河南左參政，五年去職〔32〕，吳國倫「再至梁，始謀諸陸道函，贖之，得復傳」，即在此期間。與吳國倫一同贖回《蘇門集》板片的陸道函名柬，乃高叔嗣同鄉，《讀書園稿》中有《從陸道函問命》。吳序又云：「道函曰：玆集再傳，子業不必以俎豆重，微子則玄珠沈矣，誰可使象罔得之？枯桐既爨，當索諸棄灰之衢耳。願序其事，以為後徵。序成，則灌甫宗正又為李子中氏留意焉，予將嗣圖之矣。」〔33〕灌甫為朱睦㮮字，朱睦㮮隆慶四年任周藩宗正，六年後視事，萬曆十四年卒〔34〕，吳國倫與陸柬贖回《蘇門集》板片蓋有朱睦㮮支持，王跋所謂「貯之藩司」亦可考見。〔35〕
以吳國倫任河南左參政的時間考之，其「贖而貯之藩司」在萬曆二至五年間。但吳國倫雖雲「贖之，得復傳」，而今存兩部王緯本皆無吳序，且萬曆四十一年同在河南刊行的馬之駿本亦未言及此事，恐吳國倫贖回板片後未重印，即便重印，印數亦不多，且今皆已不傳。王跋「吳公仍以歸高氏」不見吳序，蓋吳國倫萬曆五年春離任前送還高氏。
王跋又云：「又三十年而高氏復持以售人，惟儉乃酬其直而留之。」若以萬曆五年計，三十年後為萬曆三十五年。萬曆二十九年王惟儉削籍歸河南〔36〕，「御批罷官，終神宗之世，二十年不起，以其間盡讀經史百家之書，修辭汲古」〔37〕，其買下《蘇門集》板片當在罷官鄉居時。萬曆四十一年馬之駿《高蘇門先生集序》云「先生集，大梁舊刻有二種，且板漸蝕，不能行遠」〔38〕，《蘇門集》刊於河南者此前僅王緯本，然則王惟儉蓋曾據其所得王緯本舊版刊刻，時間在王惟儉歸河南的萬曆二十九年至馬之駿重刊《蘇門集》的萬曆四十一年間〔39〕。故此北大所藏此明刻本可著錄為萬曆間王惟儉刻本。
王惟儉雖購得當年吳國倫贖回並歸還高氏的王緯本《蘇門集》舊板，但王惟儉刻本並非直接使用王緯舊板，而是重新鏤板而成。王緯本和王惟儉本均為半葉十行二十字，但前者為四周單邊、雙白順魚尾，後者為四周雙邊、單黑魚尾。王跋末雲「若儉且俟其人，以吳之歸高者歸之」，特別說明「吳之歸高者」，也是特指王緯本《蘇門集》舊板，與王惟儉新雕之板相區分。前引馬之駿《高蘇門先生集序》「舊刻有二種」即王緯和王惟儉兩部板片。但如前所述，明末祥符闔城淪沒，王惟儉家書籍盡毀，這兩部板片蓋皆為河伯所取。
王惟儉本據王緯本翻刻而來，兩本正文並無不同，張本誤字王惟儉本均不誤。在王緯本罕覯的情況下，以已有影印的王惟儉本代替是較好的選擇。
（5）萬曆四十一年馬之駿刻本
萬曆四十一年，河南新野人馬之駿鑒於當時河南舊刻《蘇門集》「板漸蝕，不能行遠」，囑友人戚不磷重加校勘，刊刻行世。馬之駿《高蘇門先生集序》云：「以後死之任而亟亟表彰先生，則不免為鄉人雲爾。」〔40〕是其重刊用意。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該本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福建省圖書館、河南省圖書館有館藏，《四庫提要著錄叢書》有影印。本文即據《四庫提要著錄叢書》影印本。
該本半葉九行，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邊，單黑魚尾。版心上鐫「蘇門集」，中鐫卷數、葉數，下鐫刻工姓名。
馬本卷首為劉訒、陳束二序，卷末為張正位後序、毛愷跋，皆與張本相同，只是調換了卷末後序與跋的前後順序。從卷末的張正位後序、毛愷跋可知馬本來源於張本，但馬本並非簡單地翻刻張本，還參照了陳本加以校勘。
在上述諸本中，馬本最劣，其校勘多弄巧成拙。如王緯本新輯佚篇之後，《佚稿》的收詩數從五十二首變成了八十五首，王緯因此修改了《佚稿敘》中的數字，張本、王惟儉本從之，而馬本則據陳束本改回「五十二」，反與實際不合；又如王本的《考功稿》篇次井然有序，馬本則參校了本有錯亂的陳本，治絲益棼。馬本的奪漏問題更甚於文字與編次的舛訛：馬本所據張本的《佚稿》丟失一頁，即《禁中遇雪時有詔祈之》的正文、《賦懷二首》、《內丘讀時伯詩有感》全詩以及《夏日雨後步至白石岡岡人爭迎致知余臥前村姓名》的詩題。這幾首詩皆為王緯所輯，不見陳本，而馬本未旁參他本，徑以《禁中遇雪時有詔祈之》詩題與《夏日雨後步至白石岡岡人爭迎致知余臥前村姓名》正文相接，不僅使詩題與正文不相應，還丟失了《賦懷二首》、《內丘讀時伯詩有感》二題三首。不僅如此，馬本還對原本妄加刪卻，如陳本《佚稿》在《酬空同載酒見尋二首》後所附的李夢陽原詩、王本在卷六新輯《答袁永之書》後所附的袁袠書，乃至王本卷五新輯的《山西鄉試錄序》，馬本一概不存。馬本的校勘偶有所得，如據陳本校正了張本的訛字，又如將卷三《發平定以下入覲作》的「以下入覲作」正確地改為小注，但同卷《汾陽道暮晴下四首俱奉和姜侍御之作》的「下四首俱奉和姜侍御之作」卻仍為大字。總體來說，馬本所得實為寥寥，不能掩其失。
（6）四庫諸本：薈要本、文淵閣本、文津閣本、文瀾閣本
《蘇門集》在明代五刻後，入清後雖未重刊，但高叔嗣的影響力並未消退，從錢謙益《列朝詩集》、朱彝尊《明詩綜》、沈德潛《明詩別裁集》、朱琰《明人詩鈔》均選錄高詩多篇可見一斑。乾隆時修《四庫全書》，《蘇門集》亦得到高度評價，不僅被總體上對明人詩文集多有非議的館臣在提要中贊賞有加，還被收入選目精嚴的《四庫薈要》中。有意思的是，四庫館蒐羅《蘇門集》版本頗備，而且四庫諸本採用的底本也不相同，這在《四庫全書》中雖非孤例，但也不甚常見。考察《蘇門集》的四庫諸本，不僅是使用四庫本的參考，還可窺見四庫底本選擇與校勘的一隅，故附述於此。
據《四庫全書薈要總目》著錄：「《蘇門集》八卷。明湖廣按察使祥符高叔嗣撰。今依前浙江巡撫臣三衡所上孫仰曾家藏明馬之駿刊本繕錄，據明陳束、劉訒、張正位諸本恭校。」〔41〕可知四庫館徵得《蘇門集》的版本有陳本、劉訒本（王緯本或王惟儉本）〔42〕、張本與馬本，涵蓋了《蘇門集》眾本。
四庫諸本以薈要本最早，可惜的是，如《薈要總目》所示，薈要本採用的是最劣的馬本。而且，其所謂「據明陳束、劉訒、張正位諸本恭校」只是虛文敷衍，前述馬本的訛誤，嚴重如丟失卷四整整一頁，薈要本一仍其誤，未據他本增補。此外，薈要本刪除了卷首的馬之駿序和劉訒序，僅保留了陳束序一篇。至於對某些忌諱文字的刪改，四庫諸本皆然，則是人盡皆知的事情了〔43〕。
薈要本之後是文淵閣本，也是現今最為流行的版本。以馬本特有的訛誤核之，文淵閣本的底本亦為馬本，馬本、薈要本同有的訛誤文淵閣本相沿未改。不僅如此，文淵閣本還出現了新的錯誤。如卷一《送抑之侍御謫興國》詩題中的「抑之」，包括《薈要》在內的諸本皆不誤，而文淵閣本誤作「仰之」。抑之為馬敭字，馬敭嘉靖十年率諸道御史彈劾被召還為吏部尚書的王瓊，十一年貶興國，詩即此時作。據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九二《馬敭》：「敭率諸道御史疏諫，數瓊大罪者十，乞罷黜以謝天下。上怒，令緹騎逮敭等至闕下杖問。諸御史有死者，敭始終無撓辭，中外服其壯烈。」〔44〕可見此事在當時有一定影響。文淵閣本詩題一誤，本事遂不得考。具體到詩的理解上，不僅全詩尤其是尾聯「君到江州定回首，同游宵漢幾人存」的沈痛情緒無法得到落實，而且理解高叔嗣在朝中微妙處境的隱微線索也一並失落：高叔嗣一方面作詩送因彈劾王瓊遭貶的馬敭並深致同情，另一方面對王瓊也懷有好意，在王瓊去世後作有《祭晉溪公文》悼念〔45〕。孫學堂《高叔嗣系年交遊考》即因文淵閣本誤而失考。又如卷二《晚過陳蓋卿時寓居廢寺》「新雨開晴景」一句，文淵閣本改「雨」為「霽」，文淵閣本《四庫全書考證》云：「刊本『霽』訛『雨』，據別本改。」實際上明本諸本無一作「霽」者，文淵閣本不僅臆改，而且偽稱校本。馬本已為明本諸本中最劣之本，文淵閣本不僅沒有校正馬本的舛訛，還平添新誤，可謂一蟹不如一蟹。但文淵閣本卻是現今最為通行的《蘇門集》版本，這對相關研究顯然大為不利。
文淵閣本後為北四閣的文津閣本與文溯閣本，文溯閣本今不得見，故僅論文津閣本。與薈要本和文淵閣本不同，文津閣本替換了底本，改以張本為底本。文津閣的底本為張本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證明：第一，馬本及薈要本、文淵閣本共有的訛誤，文津閣本皆無；第二，張本獨有的訛字，亦出現於文津閣本。文津閣本基本遵照張本，除部分字句的改動外，張本卷首的劉訒序、卷末的張正位後序也被刪除。
最後是文瀾閣本。據《浙江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今存文瀾閣本《蘇門集》前半即卷一至卷四為原本，後半即卷五至卷八為丁丙補抄本。文瀾閣原本的卷四的一頁脫文與馬本完全一致，知底本為馬本；而補抄本末有毛愷跋和張正位後序，同時又有馬本從張本刪去的《山西鄉試錄序》，知底本為張本。文瀾閣原本雖以馬本為底本，相較《薈要》與文淵閣本，保留了卷首馬之駿和劉訒二序，更接近原本。補抄本改用了較佳的張本，與同以張本為底本的文津閣本相比，補抄本保留了張正位後序，也更為完整。補抄本的不足之處在其使用的張本卷五缺一頁，該頁原有的《研岡先生集序》的後半與《撫平錄序》的標題遂全留空〔46〕。
綜上所述，四庫館雖徵得包括最早的陳束本和最善的王緯本（或王惟儉本）在內的四種版本《蘇門集》，但底本的選擇和校勘均難愜人意。薈要、文淵閣本與文瀾閣原本以馬本為底本，文津閣本和文瀾閣補抄本則以張本為底本。相比之下，文津閣本與文瀾閣本質量較好。張本如今尚無影印，必不得已，可以文津閣本和文瀾閣補抄本參考張本面貌。
三、小結
高叔嗣生前曾數次編輯小集，今見於《蘇門集》中有《考功稿》、《讀書園稿》、《晉陽稿》三種，這些小集在收入《蘇門集》前已刊刻行世。《考功稿》成於嘉靖十四年七月，收錄嘉靖三年至七年與十年至十二年在京為官時的詩作；《讀書園稿》成於嘉靖十三年十月，收錄嘉靖七年至九年居鄉時的詩作；《晉陽稿》成於嘉靖十六年五月，收錄嘉靖十二年至十五年任山西左參政時的詩作。其中，《考功稿》中《初去都夜》以前作於嘉靖三年至七年，《延津縣立春》以後作於嘉靖十年至十二年；《晉陽稿》則大體按編年排序。《考功稿》和《讀書園稿》皆經過高叔嗣本人的遴選，《晉陽稿》則基本保留未作刪削。此外尚有《入楚稿》，由陳束編訂於嘉靖十六年九月，收錄嘉靖十五年至十六年高叔嗣任湖廣按察使時的詩作，雖非出於高叔嗣之手，但高叔嗣生前應已確定書名和雛形。以上四種成為陳束編《蘇門集》詩集部分的主要來源，《蘇門集》前四卷基本保留了小集的原始形態。
嘉靖十六年九月，高叔嗣友人陳束在高叔嗣去世三月後整理其遺稿，於湖廣刊刻《蘇門集》八卷，是為《蘇門集》的最早版本，是後《蘇門集》諸本的卷數與分卷皆遵陳本。嘉靖三十七年，高叔嗣門人亢思謙命下屬王緯重刻於鄢陵，是為王本，王本較陳本新輯數十篇佚詩佚文，在不改變原本卷數和編次的前提下各依文體附於各卷之末，這些佚作也都被之後的版本保存。嘉靖四十二年，高叔嗣另一位門人毛愷命下屬張正位再刊於揚州，是為張本，張本翻刻王本，但新增若干訛誤。約在萬曆二十九年後，王惟儉得到王本的板片，據以新雕一板，於河南刊行，是為王惟儉本。萬曆四十一年，馬之駿囑友人戚不磷校勘，以張本為底本並校以陳本，亦於河南刊行，但校勘不佳，遠遜於以上四種明本。《蘇門集》在明代計此五刻，入清後未再重刊。乾隆時，《蘇門集》被收入《四庫全書》、《四庫全書薈要》中，薈要本、文淵閣本、文瀾閣原本以馬本為底本，文津閣本與文瀾閣補抄本則以張本為底本。以上諸本，陳束本最早，王緯本最佳，皆宜加以影印出版，今後整理《蘇門集》亦當以王緯本為底本而主要校以陳束本。現今最為流行的文淵閣本實則最劣，應避免使用。
本文在開始寫作前，即蒙浙江大學圖書館與館員老師提供方便，得以盡情披閱館藏嘉靖四十二年張正位本，故寫作時亦得以援為主要引用版本。又祁縣圖書館藏嘉靖三十七年王緯本，承祁縣圖書館王書豪老師惠賜部分像片。謹此致謝。
又，本文撰成於2022年6月，是時《蘇門集》諸本中，四庫諸本之外，僅陳束本有台灣「國家圖書館」公佈的數字影像，馬之駿本與王惟儉本各有《四庫提要著錄叢書》與《明別集叢刊》的影印。而至2024年4月，最善本的王緯本與此前尚無數字影像與影印的張正位本均有了上海圖書館公佈的數字影像（上圖公佈的張正位本有兩部，字體不同，其中一部當為翻刻），至此《蘇門集》諸本皆有了便於閱讀的數字影像或影印，誠為《蘇門集》之幸事。附識於此。
注釋：
〔1〕王世懋《藝圃擷餘》，陳廣宏、侯榮川編校《明人詩話要籍彙編》第七冊，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3076頁。
〔2〕〔12〕〔22〕高仲嗣《明嘉議大夫湖廣提刑按察司按察使弟叔嗣行狀》，張時徹《皇明文範》卷五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03冊影印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479、480、479頁。
〔3〕高叔嗣《研岡先生集序》：「自叔嗣得承宴侍，若空同李先生、大復何先生、浚川王先生、後渠崔先生、柳泉馬先生、有涯孟先生、研岡杜先生。」《蘇門集》卷五，浙江大學圖書館藏嘉靖四十二年張正位刻本，頁一五b。以下如無特別說明，本文所引《蘇門集》皆據此本（按此本第一冊大部分頁數板心漫漶，所注若干頁數乃自頁一逐頁計數所得）。又此序所敘除前七子中李、何、王三人外，崔銑（後渠）與孟洋（有涯）分別為李夢陽、何景明撰墓誌銘，與七子頗親。
〔4〕高叔嗣《太平經國書序》：「正德十四年，余以增廣生被試……是時南原王先生督學優之，其年，叔嗣舉於鄉。」《贈西原二首•其一》：「壯齡竊邦譽，拔足參時髦。吾子遂見知，微才受虛褒。傾蓋歘自值，倒履趨相遭。」《蘇門集》卷五、卷一，一九b-二〇b、頁五a。按南原、西原分別為王韋、薛蕙之號。
〔5〕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七，《明人詩話要籍匯編》第六冊，第2521頁。
〔6〕參見錢謙益《列朝詩集》丁集卷一高叔嗣小傳、王夫之《明詩評選》卷四高叔嗣《生日》評語、朱彝尊《明詩綜》卷三九高叔嗣小傳、王士禛《二家詩選序》、汪端《明三十家詩選》二集卷六上高叔嗣小傳。
〔7〕王士禛《二家詩選序》，《二家詩選》卷首，《四庫提要著錄叢書》集部第210冊影印清康熙刻本，北京出版社2010年版，第3頁。
〔8〕管見所及，現今涉及《蘇門集》版本的研究主要有崔建英輯訂、賈衛民、李曉亞參訂《明別集版本志》（中華書局2006年版）與王書豪《山西祁縣圖書館珍貴古籍志》（未刊稿）。前者著錄《蘇門集》諸本信息翔備，為後續研究奠定了基礎；後者著錄同館所藏明嘉靖三十七年王緯刻本《蘇門集》，解題詳細介紹了現今僅存兩部王本，並旁及高叔嗣的生平、創作以及《蘇門集》的諸本，勝義迭出，於本文啓發最多。此外，孫學堂《高叔嗣系年交遊考》（《中國詩歌研究》第8輯，中華書局2011年版）一文雖非版本研究，但作為現今最全面的高叔嗣生平考證，並明確了作為《蘇門集》前身的高叔嗣自編三稿的編成時間，對理解《蘇門集》的成書頗有裨益。
〔9〕如楊訥、李曉明《〈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集部）〉前言》，《北京圖書館館刊》1997年第3期；張春國《〈四庫全書〉閣本所據底本考》，《圖書館工作與研究》2015年第5期。
〔10〕參見陳束《蘇門集序》、高仲嗣《明嘉議大夫湖廣提刑按察司按察使弟叔嗣行狀》。又《四庫全書薈要總目提要》與文淵閣、文津閣、文溯閣、文瀾閣四閣本提要均謂「晚年自訂其詩文曰《蘇門集》」，非是，《四庫全書總目》刪去此句。
〔11〕〔25〕〔26〕王緯《蘇門集後序》，《蘇門集》卷末，祁縣圖書館藏嘉靖三十七年王緯刻本，頁一b、頁一a-二b；劉訒《續刻蘇門集序》，卷首，頁二a。
〔13〕孫學堂《高叔嗣繫年交遊考》，《中國詩歌研究》第8輯，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146頁。
〔14〕孫學堂係《安陽道雪中呈崔後渠先生》於嘉靖七年歸鄉時作，然詩中自稱「遊子」，又雲「又戀聖明朝，不敢安私室」，顯非歸鄉時語。孫氏又謂高叔嗣嘉靖九年歲末赴京，十年初至京，但嘉靖十年立春在是年正月十日，據《延津縣立春》「徵路日才幾」之語，高叔嗣離鄉時應已入十年。
〔15〕按《毗盧閣上同伍疇中諸公西望》《寒食日毗盧閣上寄茂欽》二首，若繫於嘉靖十年後，與高叔嗣的行跡亦無矛盾。
〔16〕參見《蘇門集》卷二《紫團山人歌贈上黨栗夢吉陳州之弟》、卷三《春日同上黨栗道甫登毗盧閣》、卷五《栗上黨集序》。
〔17〕即《蘇門集》卷五《栗上黨集序》。《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八別集類存目五著錄栗應宏《山居集》八卷，即此集，今佚。
〔18〕「其詩率著於驛壁，吏從旁書之，都為一卷」，顯然不能直接理解為《晉陽稿》中的詩作皆題壁，但這一時期的創作確實多與題壁相關。《晉陽稿》中有《文水縣驛壁讀王司僕德徵詩因和其韻一首》《沁州次壁韻》《褫亭聞邊事用壁間李川甫韻川甫大梁人》《平定城東西交口用壁間韻》，皆次壁間韻，《交城縣壁》《余吾驛壁》則明為題壁。這一傾向及其自稱「其詩率著於驛壁」，當與當地「題詩人滿驛前樓」（《褫亭聞邊事》）、「題詩偏驛堂」（《平定城東西交口用壁間韻》）之風氣有關。
〔19〕按《四庫全書總目》謂「至其雜文四卷，特附綴以行，陳束原序言其詩優於文，抑亦確論矣」，誤以崔銑（後渠）語為陳束言。
〔20〕陳束《蘇門集序》僅言「刻之山堂，傳諸其人」，未言刊刻地點，但毛愷《跋蘇門先生集後》言「後岡陳公首梓於湖省」，吳國倫《蘇門集序》亦雲「高子業仕為按察使，卒於楚，其友陳約之嘗梓其《蘇門集》以遺楚人」，知陳本即就高叔嗣卒地刊行。
〔21〕此序撰於嘉靖十五年，是時高叔嗣已編成《考功稿》《讀書園稿》而尚未著手《晉陽稿》。
〔23〕根據各卷小集的屬性，《再去都別親知》應在卷三，《謁海上人相》應在卷一，重出者應刪。
〔24〕胡應麟《詩藪》續編卷一，《明人詩話要籍匯編》第八冊，第3473頁。
〔27〕〔33〕《蘇門集序》，吳國倫《甔甀洞稿》卷四一，《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23冊影印武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201頁。
〔28〕《[順治]祥符縣誌》卷一，國立公文書館藏清順治十八年刻本，頁八b。參見方福仁《明末河決開封原因辨析》，《史學月刊》1983年第1期；孫月娥《明崇禎十五年河決開封的史實辨正》，《中州學刊》1986年第6期；顧誠《明末農民戰爭史》（修訂版），光明日報出版社2012年版，第156-158頁。
〔29〕〔37〕錢謙益《列朝詩集》丁集卷一六王惟儉小傳，《中華再造善本》影印清順治九年汲古閣刻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年版，頁六a、五b。
〔30〕《跋蘇門集後》，《蘇門集》卷末，《明別集叢刊》第2輯第58冊影印明刻本，黃山書社2016年版，第284頁。
〔31〕按王學可並非王琇之子，據《隆慶二年進士登科錄》王琇子王中逵條，其兄弟無名學可者。又據《嘉靖二年進士登科錄》，王琇有兄五人、弟三人，王學可蓋為王琇兄弟之子。王琇與高叔嗣友善，為其從子娶高叔嗣女在情理之中。王惟儉稱王學可子為「先世父」，實為從伯父。王中逵為王惟儉祖父，據登科錄，王中逵娶胡氏、繼娶李氏，無高姓之妻，亦可證高叔嗣外孫的「先世父」並非出自其祖父王中逵。但王惟儉使用「先世父」這一稱呼，或因王學可之子即高叔嗣外孫過繼於王中逵。據《[順治]祥符縣誌》卷五王中逵傳，王中逵有三子，少子名正志；又據《萬曆乙未科進士同年序齒錄》王惟儉條，王惟儉父名正誼。然則王惟儉之「先世父」蓋為王中逵無子時過繼而來的王學可之子、王惟儉父王正誼之兄，故王惟儉稱為「先世父」。又查《[順治]祥符縣誌》卷四所載科名錄，當時無王姓官終監察御史者，然則「先世父侍御」之監察御史蓋為追贈。
〔32〕參見《明史文苑傳箋證（下）》卷一《吳國倫》「嵩敗，起建寧同知，累遷河南左參政，大計罷歸」一段箋證，《歷代文苑傳箋證》第六冊，第330-331頁。
〔34〕參見《明穆宗實錄》卷四四隆慶四年四月辛亥條、焦竑《國朝獻徵錄》卷一張一桂《明周藩宗正鎮國中尉西亭公神道碑》。
〔35〕順帶一提，吳序文末「灌甫宗正又為李子中氏留意焉」的李子中名士允，亦河南祥符人，正德十二年進士（參見《正德十二年進士登科錄》。按《列朝詩集》丙集卷一二李士允小傳雲「嘉靖丁醜進士」，嘉靖無丁醜，為正德之誤，正德丁醜即正德十二年）。朱睦㮮確實收藏有李士允集，其《萬卷堂書目》卷四著錄李士允《少泉山藏集》十卷。據《山藏集》卷首曹忭序，李士允嘗學詩於李夢陽，夢陽許以「我死而繼吾名者，此子也」。朱睦㮮先已刊刻李夢陽集，在贖回高叔嗣《蘇門集》板片後又為李士允「留意」，蓋拳拳於保護當地前輩別集。又《山藏集》今惟天一閣有殘本存世，《天一閣書目》卷四之二著錄為六卷而不雲殘缺，蓋嘉慶時已佚後四卷，今則惟首二卷而已。另外，前文所述四庫存目之高叔嗣作序之栗應宏《山居集》亦為天一閣進呈本。
〔36〕參見《明史文苑傳箋證（下）》卷二《王惟儉》「三十年春，遼東總兵官馬林以忤稅使高淮被逮」一段箋證，周祖譔、胡旭編《歷代文苑傳箋證》第六冊，鳳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608-609頁。
〔38〕〔40〕馬之駿《高蘇門先生集序》，《蘇門集》卷首，《四庫提要著錄叢書》集部第276冊影印明萬曆四十一年馬之駿刻本，第359頁。
〔39〕《諸家詩評》尚引及李維楨《大泌山房集》，今本《大泌山房集》卷首有張惟任《太史公李本寧先生全集序》和李維楨《重訂小草引》，前者署萬曆辛亥，即萬曆三十九年，後者雲「集始於壬子，訖於戊午」，壬子為萬曆四十年，戊午為四十六年，似《大泌山房集》在萬曆四十六年後方行世。然此處所引《大泌山房集》語不見今本，則不能認為引文取自萬曆四十六年後之《大泌山房集》，進而推定此本刊於萬曆四十六年後。且若王惟儉本果於萬曆四十六年後方刊行，是時王惟儉已購得板片二十餘年，不應在跋中對此不置一語。又《諸家詩評》的採輯者程懋官亦曾列名《大泌山房集校刻名氏•友人》中，然則所引《大泌山房集》之語或程懋官直接得自李維楨，而徑署《大泌山房集》。
〔41〕江慶柏等整理《四庫全書薈要總目》第430則《蘇門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428頁
〔42〕按王緯本卷首為劉訒序，故可稱為劉訒本；而今存王惟儉本卷首殘欠，存者始於劉訒序殘文，王惟儉本據王緯本翻刻，當亦以劉訒序居首，亦可稱劉訒本。《蘇門集》的四庫進呈本迄今未被發現，館臣所指「劉訒本」究為何者，今已無法判斷。
〔43〕四庫諸本對相同文字的處理方式不大相同，《蘇門集》亦然。如卷六《樂安李封君誄》「自戎亂華，莫元為甚」二句，薈要本改作「紀綱廢墜，元季為甚」，文淵閣本作「自時不造，於今為甚」，文津閣本未改，文瀾閣本此卷因為是補抄也未改。相比之下，文淵閣本對文意的改動最大，薈要本次之，文津閣本未改反倒是特例。此雖老生常談，聊贅於此。
〔44〕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九二《馬敭》，《續修四庫全書》第535冊影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38頁。
〔45〕《祭晉溪公文》：「時惟明公，秉衡在司。徊翔省闥，瞻近光儀。狷直不容，屢傾於時。大人含弘，忘其陋私。」《蘇門集》卷八，頁九a。按晉溪為王瓊號。「狷直不容，屢傾於時。大人含弘，忘其陋私」或與送馬敭事有關，《[順治]祥符縣誌》卷六高叔嗣傳亦雲叔嗣「以失權貴意，出為山西左參政」，頁五〇b。
〔46〕前文已言及馬本所據張本卷四脫一頁，文瀾閣補抄本所使用的張本則卷五脫一頁，而浙大所藏張本卷五亦脫兩頁，且與文瀾閣補抄本底本所脫頁數不同。三部張本都有不同頁數的脫漏，亦是奇事。
本文原刊於《中國詩學》第37輯（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