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版片記略

廣東版片記略

徐信符

文化事業，首在圖書，圖書流布，端賴印刷。自晚唐五代,雕鏤術興,而木刻乃開一新紀元。宋代雕刻，以杭本為上，蜀本次之，福建為下，粵東寂然無聞。明代以來，粵刻可見者，以崇正書院本為始。崇正書院為正統二年廣東副使林挺玉建，在廣州都府後街。今可見者，有崇正書院刻本《漢書》及《宋史》，工尚不惡。隆慶、萬曆而後，鄉先哲遺著，其屬於家刻者，多屬寫刻，字體端正，不至令人望而生厭。從來鐫工之美惡，視乎書法優劣。明末清初，，如鄺海雪之《嶠雅》，其原刻本甚精美，為湛若水自書，而督人雕刻，雖原書雜用奇字，輾轉假借，體多晚俗，不盡可為典要，然其字有體勢，鋒棱活動，非良工不易為。梁朝鐘《喻園集》，書用顏柳體，端嚴有度，楷法亦甚精工。此外王原刻《嶺南三家詩》，王華刻《文苑綜雅》，釋大汕刻《離六堂集》，其雕刻亦非鄙俗。但以技術言，家刻本皆寫刻不俗，惟坊刻本則庸惡劣，漫無別擇。且坊間所售，止學館所誦習，洎科場應用之書。此外經史有用古籍，本省版刻無多，其他處販運來者，坊店必曰「蘇書」，價昂貴，蓋在嘉慶道光以前，文化閉塞，亦無可諱言也。

自道光朝，阮元總督兩廣，以樸學課士，經史子集，皆為研究實學所必需。學海堂創立，文瀾閣啓秀樓，為藏版校書之所，一時風化大開，上行下效，官刻私刻，風起水湧，其龐然巨帙，乃冠於各行省矣。今由道光以迄光緒，此四朝中，粵中所雕刻者，正經及經說，則有《十三經註疏》、《古經解匯函》、《皇清經解》、《通志堂經解》等；小學則有《小學匯函》；史學則有《二十四史》、正續《資治通鑒》、《廣雅史學叢書》、《七史紀事本末》、《讀史方輿紀要》、《天下郡國利病書》等；文學則有《全唐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等；叢書則有《粵雅》、《海山仙館》、《榕園》、《嶺南》、《碧琳琅館》、《翠琅玕館》、《粟香齋》、《武英殿聚珍版》等；類書則有《太平御覽》、《北堂書鈔》等。凡巨大名著，由數百卷以至千卷者，其刊刻皆出於粵，幾為今日設立圖書者必備之書，美矣備矣，要以加矣。今言版片，可分官刻、私刻二者言之。

官刻之書，以學海堂、廣雅書局最有時名。學海堂在粵秀山麓，成立於道光四年，設學長八人，專課生讀書，定有課程，分句讀、評校、鈔錄、著述四項，於是注重書本，而刻書之事起焉。堂內有文瀾閣，即為書版之地，故學海堂所刻者，或稱文瀾閣本，或稱啓秀山房本，以啓秀樓為校書之地也。學海堂自開版以來，最繁博者為《皇清經解》一百八十三種，三百六十冊，《通志堂經解》，四百八十冊，最流行者，為覆殿本《十三經注疏》、《四庫總目提要》三種，其他《三通典》、《經典釋文》等，皆為要籍。當時陳蘭甫先生為學長，主持刊書事宜，故校對精審，版式古雅，讀《東塾集》，觀其與友人書，多論刊書事，可免其精神之專注。及光緒間菊坡精舍繼起，亦為陳蘭甫先生任學長，亦有刻書，如《禮書》、《樂書》、《古經解匯函》、《小學匯函》是也。自山堂坡後先輝映，粵省文風，煥然改觀。及光緒十五、六年，粵督張之洞於城西設廣雅書院，別於城南設廣雅書局，專司印刻古籍，規模宏大，文化益張。書局章制，有提調專司雕刻印刷諸事，有總校提挈文字校勘事宜，,其下設分校多人，每雕刻一書，卷末必署名，某人初校、某人覆校、某人總校，以專責成，故廣雅版本，必經三校，迥異俗本。陽湖吳翊編有《廣雅史學叢書書目》，廣雅特色，莫如史部諸書，其中不乏稿本、孤本。余於民國七年，規復廣雅版片印行所，更擇其版式一律者，合經史子集，廣之為《廣雅叢書》（名目太繁不具列）。其《七紀事本末》、《五會要》、《讀史方輿紀要》、《天下郡國利病書》及《全唐文》，尚不在內。別有《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為譚鐘麟督粵時，飭廣雅雕刻，此時雖屬貼刻而非寫刻，校對粗疏，然卷帙浩繁，凡一千冊，亦巨著也。廣雅而外，應元書院有《朱子語類》一種。端溪書院亦有叢書，惟種類不多，有《孟子》、《字義疏證》、《弟子職集解》等共廿八種。此外郡人公刻者，有《端人集》、《端溪文述》、《端溪詩述》、《端溪書院志》等，肇慶一郡文獻所關。潮州則提督方耀曾特提公帑，雕刻《四書》《五經》，其翻刻汲古閣《兩漢書》，尤為通行。而《潮州耆舊集》，則關於潮州文獻，《高涼耆舊集》，則關於高州文獻，此皆屬於公刊，有負責校勘之人，足稱善本也。

私家所刻，最大莫如陳氏本《二十四史》。咸、同軍事平定後，江寧、江蘇、淮南、浙江、湖北各設書局，分工合作，乃刻成《二十四史》，世稱「四省合刻本」，蓋合四省之力而成也。惟粵新會陳氏古堂以一人之力，獨能刻成《二十四史》，其魄力偉矣。陳氏本乃覆殿本，當時為之計劃者，由於順德李文田、番禹史澄，雕刻良善，形式大觀。莫友芝《郘亭書目》謂是書無校對，蓋由嫉忌使然，莫氏任官職，當時以四局所刻，版非一律，粵刻版歸一式，整齊劃一故也。

道咸以來，豪商大賈，輕財好義，往往附庸風雅，而於文化大有裨益，「粵雅堂」之伍，「海山仙館」之潘，其最著也。伍紫垣（崇曜）延南海譚瑩為輔導，輯《粵雅堂叢書》初編、二編、三編，書凡一百八十餘種刻焉，以視琴川毛子晉，鎮鮑廷博，殆如驂之靳。又嘗輯《嶺南遺書》（第一集至第六集）共六十二種，《粵十三家集》共十三種，《楚庭耆舊遺詩》前集後集續集,，書共七十六卷均刻焉。至校刻王象之《輿地紀勝》共二百卷，則又名貴宋槧，錢竹汀訪求而始獲，阮芸台所進呈，陳棠溪得影本而收藏，原《四庫》所未收，合三本以校訂，誠異書也。又自吳門購得張月霄所撰《金文最》而刻之，亦屬名著。潘德畬則刻《海山仙館叢書》，於算書地理，頗為注意。叢書之外，所刻《佩文韻府》、《水雷圖說》,其族人所刻《聽樓書畫記》、朱批《唐宋詩醇》、五色批《古文淵鑒》，雕刻工。繼起者孔廣陶之刻袖珍本《古香齋》十種，諸名家校本《北堂書鈔》，亦足稱述，其《岳雪樓書畫錄》，則寫刻更工。此皆豪富之家，有功文化，足以名留不朽者也。

其有讀書尚友，留意保存鄉邦文獻，則順德溫能之《粵東文海》、《粵東詩海》,羅學鵬之《廣東文獻》，梁九圖之《嶺表詩傳》，東莞鄧淳之《嶺南叢述》，番禺劉彬華之《嶺南群雅》，香山陳蘭芝之《嶺南風雅》，南海李子黼之《柳堂師友詩錄》，番禺凌揚藻之《嶺海詩鈔》，沈世良、許玉彬之《粵東詞鈔》，版刻雖不求工緻，而鄉邦著述，賴以保存焉。

若書寫精良，雕鏤靈活，其藝術足令人欽佩，則葉志平安館所刻書，最為美善，如《狀元圖考》、《梅花喜神譜》、《瘞鶴銘考》、《焦山鼎銘釋》、《劉泰山秦篆譜》、《遞啓鼎銘》等，雖各種多屬小冊子，而書法韻秀，鐫工巧妙，技術工矣。越華書院院長葉蘭台夫子《詞林正宗》，自寫刻《李長吉詩集》、（簡端兼錄黃陶庵黎二樵評語），印以朱色，尤為精絕。其他寫刻《金剛經》、葉小鸞《返生香》等，書法之工，世人每以宋泉幣之瘦金書相擬焉。又胡伯手書《陶淵明集》，肖東坡筆意，世所稱蘇書陶詩也。初為番禺俞秀山所刊，後乃歸陶氏愛廬。陶春海夫子為學海堂學長，經鑄史齋管理學海堂版片，於印刷術素有研究。其愛廬所刻，如覆宋本《蔡中郎集》、《陳後山集》、《朱韋齋集》、沈括《夢溪筆談》，皆巧匠良工，故與俗本不同。馮竹漁讀有用書齋，所刻《三唐人集》、朱批《金石三例》、朱批《六朝文絜》，亦稱佳本。而《六朝文絮》，影印朱鈞享金寶石齋原本，尤具體而微，足與媲美。此外潯陽萬氏覆影胡刻文選，番禺陳昌治一字一本《許氏說文》（附通檢），皆藝術精良，不得謂粵無良工也。

學之士，著述等身，而精神所寄，壽諸梨棗。則如陳蘭甫之《東塾叢書》、《東塾遺書》、《東塾讀書記》、《東塾集》等，林伯桐之《修本堂叢書》，李光廷之《榕叢書》（亦名《守約》篇）、《漢西域圖考》、《廣元遺山年譜》、《倪雲林年譜》、《宛湄書屋文鈔》等，梁廷之《藤花亭十種》、《南漢叢書》、《夷氛記聞》、《粵秀書院志》、《越華紀略》、《東坡事類》等，吳蘭修之《南漢紀》、《南漢地理志》、《南漢金石志》、《端溪硯史》、《桐華閣詞》等，張南山之《松心十集》、《聽松廬詩文集》、《國朝詩人徵略》正續篇、《藝談錄》等，黃香石之《嶺海樓集》、《唐賢三集》、《評粵岳子虎坊雜識》、《浮山小志》、《香石詩話》等，朱子襄《九江集》、《朱氏傳芳傳》、《朱氏家譜》等，簡竹居之《尚書疏證》、《禮記孝經疏證》等，此皆歷年講學，名山事業，欲傳之其人，其遺著刊印，版亦良善，而所述諸人，皆與學海堂有關，學術淵源，亦有自來也。

巴陵方功惠以粵吏而富藏書，當光緒年間，就所藏秘本，選擇刊刻，有《碧琳琅館叢書》，中皆難得之孤本，版亦雅善。惜乎版甫刊成，而方氏逝世，故所印流傳絕少。方氏所刊之陳鴻墀《全唐文紀事》、黃岡王氏所刊方氏藏《全上古三代漢魏六朝文》，皆孤本也。別有朱墨本《李義山詩集》、《三宋人集》，所刻亦善。方氏沒後，版片質於關氏，半歸朽蛀，《碧琳琅館叢書》版，初騫於辛氏，後歸於黃氏，俗儒寡識，又或掠人之美，改名竄亂，不免真相全失矣。江陰金武祥以鹽官仕粵，有《粟香齋叢書》，蒐集遺聞筆記良多。番禺馮氏《翠琅玕館叢書》，所收多美術小※品，其版式卻仿粵雅、海山，亦一清供良品。由道咸以來，文化發揚，出版蓬蓬勃勃，於是書肆主人，親炙觀摩，其刻亦不俗。

藏修堂主人劉晚榮輯有《藏修堂藏書》，其版式仿粵雅、海山。近年由某氏搜得其版，與《翠琅玕館叢書》相合，又已改名為某某叢書云。翰墨園主人駱某,翻刻葉樹藩海錄軒朱批《文選》，芸葉庵五色批《杜詩》，盧坤節署本紀氏朱批《蘇詩》，復刻朱批《韓文》、《陶詩》、《莊子》，其雕刻亦良，故粵刻以朱墨套版書有名於時，亦由於此。自明以朱黑本得名，數百年後，粵刻竟為繼美，此亦可紀之事也。

自光緒晚年，學校興而書院廢，鉛印興而雕刻微，於是刻漸漸衰替。然亦有鍥而不捨者，民國而後，如東莞陳子所刻《聚德堂叢書》、張豫泉所刻《東莞詩錄》、《元代明代遺民詩詠》等，番禺汪景吾所刻《畫人傳》、《澳門雜詩》、《陳東塾遺詩》、《公孫龍子注》等，此亦鳳毛麟角，版刻之有名者也。當今南天烽火，焦土遍於全省，公私版片，難免秦灰，惟學海堂廣雅書局版片，由省立編印局保管，余與同事黃希聲、廖伯魯均負保管之責，廣州失陷前已移徙鄉中，現時猶獲安全，有幸焉。

本文原刊廣東文獻季刊6: 4（1976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