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藏孤本《同館課藝》與清代前期之律賦流變
日藏孤本《同館課藝》與清代前期之律賦流變
陳維昭
[提要]
由於文獻的缺失，目前學界關於清代前期（順、康、雍以及乾隆初年）賦體創作之發展歷史的描述大多不夠清晰。現藏於日本內閣文庫的存世孤本《同館課藝》為我們瞭解這一時期之賦體流變提供了第一手的珍貴文獻。該書選入自順治四年至乾隆七年清代前期館閣賦體文，這些館閣律賦所呈現的義法既有為清代中後期賦體創作所繼承者，也有不同於後者（尤其是乾嘉律賦）的特點，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和文學價值。
[關鍵詞]孤本 鐘衡 清代前期律賦
一
關於清代前期（順、康、雍和乾隆前期）的賦體選本，學界所瞭解到的大約只有趙維烈的《歷代賦鈔》、陸棻的《歷朝賦格》、王修玉的《歷代賦楷》、錢陸燦的《文苑英華律賦選》、陳元龍的《歷代賦匯》、孫濩孫的《華國編賦選》、林佶的《集英閣賦選》等七八種。其中，陳元龍的《歷代賦匯》影響深遠，康熙特地為此書撰寫了序文，強調了經世致用的賦學觀，為康、雍和乾隆前期的賦學定下了基調。這七種之中只有《集英閣賦選》選入部分清代的律賦，其餘六種選入的都是清代之前各朝的賦文。關於清代前期賦體創作的選本，學界所關注的主要有葉抱崧、程洵的《本朝館閣賦》和法式善的《同館賦鈔》等。但此二書為乾隆朝之律賦選，乾隆十年之前的本朝律賦，只有馬積高先生的《歷代辭賦總匯》有少量選入，由清人別集輯出，清初賦體創作之歷史流變的脈絡依然模糊。尹佔華先生的《律賦論稿》第五章討論清代律賦，於「清律賦總論」之下即討論「乾嘉時期的律賦」，康、雍和乾隆前期的律賦尚未被真正討論。孫福軒先生的《歷代賦學研究》一書中有關於「康雍年間的賦風與賦論」的討論，其討論的文獻基礎是趙維烈《歷代賦鈔》、陸棻《歷朝賦格》、王修玉《歷代賦楷》、錢陸燦《文苑英華律賦選》、陳元龍《歷代賦匯》、孫濩孫《華國編賦選》和林佶《集英閣賦選》等七種。用這些前代賦體選集文獻來討論清初「賦風」，難免缺乏說服力。文獻的缺失使學界對清代前期賦史之描述顯得不夠清晰。
關於順、康、雍、乾時期賦體創作的清人選本，學界從葉抱崧、程洵《本朝館閣賦》和法式善《同館賦鈔》二書的序文、凡例以及張廷玉的《同館課藝序》瞭解到，在葉選和法選之前，鐘衡曾編有《同館賦選》，選入了自順治至乾隆七年的館閣律賦。葉選和法選是在鐘衡選本的影響下進行的，是其增編或續編。至於鐘衡此書本身，學界一直不曾寓目，馬積高先生主編的《歷代辭賦總匯》、《歷代辭賦研究史料概述》、出版於2017年的蹤凡、郭英德先生編輯的《歷代賦學文獻輯刊》均未提及此書。一些學人甚至認為此書「今已不存」。
事實上，鐘衡的律賦選本現藏於日本內閣文庫，因書名為《同館課藝》而不為治賦的學者所關注。
鐘衡，字仲恆，號岱峰，浙江長興人。雍正庚戌進士。由翰林院編修考選廣東道御史，巡視北城淮安，巡漕轉兵科給事中，吏科掌印升太常寺少卿。雍正十三年乙卯科廣東鄉試主考官，乾隆元年丙辰恩科雲南鄉試副主考。雍正八年，鐘衡入選庶吉士，十一年散館後，即選編了《同館課藝》。其原初計劃是編選翰林院館課之制藝、論、詩、賦各體。最先選出的是律賦，書名仍為《同館課藝》。該書印行之後，「風行寰宇，人編摩而戶弦誦」。於是鐘衡陸續編出館閣律賦的二編、三編和《本朝同館賦選》，都是律賦的選集，故葉抱崧、程洵、法式善等人均稱其書名為《同館賦選》。此後，鐘衡再也沒有機會編出律賦之外的其他文體的同館課藝，其《同館課藝》系列實即是同館賦選。
日本內閣文庫藏本《同館課藝》，四周單邊，白口，無魚尾，版高20釐米，寬11釐米，頁9行25字。共十冊，分別為《同館課藝初編》、《同館課藝二編》、《同館課藝三編》和《本朝同館賦選》四種。《初編》書口依次題有「進呈卷」、「散館卷」、「御試卷」、「同館課藝」等，二、三編各卷次序略異；《本朝同館賦選》書口均題此書名。「初編」是相對於「二編」、「三編」而言的，是乾隆十四年此四書匯編時的題名，初刊本未見。內閣文庫藏本為乾隆十四年刊本，而非如內閣文庫官網所標的「雍正元年」刊本。《初編》選入雍正元年至八年的館閣律賦，《二編》選入雍正十一年至乾隆二年癸醜、丙辰、丁巳三科館閣律賦，《三編》選入乾隆四年、七年己未、壬戌兩科律賦，《本朝同館賦選》則選入自順治四年丁亥至康熙六十年辛醜，算是補足了《初編》之前的同館律賦。這四種選本呈現了自順治四年至乾隆七年館閣律賦的基本面貌。（內閣文庫藏本存在著有目無文的情況）
二
初編編成之後，鐘衡請當時的翰林院掌院大學士張廷玉寫序，這就是廣為引用的《澄懷園文存》上那篇《同館課藝序》。乾隆五年，鐘衡編出《同館課藝二編》，再次請翰林院掌院張廷玉作序（《澄懷園文存》並未收入這篇序文，今人所編的《張廷玉全集》也未收入）。
鐘衡《同館課藝》的編選一直是在張廷玉的「鑒定」下進行的。該書前三編均標明「掌院大學士張鑒定」，可見張廷玉對此書的重視。據錢實甫《清代職官年表》，自雍正三年起，至雍正十三年，張廷玉連續十一年任翰林院掌院學士，至雍正十三年免。乾隆元年至乾隆十三年繼續任翰林院掌院學士，但自乾隆三年至十年，則同時有滿員同任。身為「名翰林」的鐘衡將其所選編的館課請翰林院掌院學士張廷玉作序，這自是順理成章之事。在初編的序文中，張廷玉主要傳達三個意思，第一，翰林院（包括庶常館）是弘揚、實施文治的前沿陣地，他說：「翰林為國家儲育賢才之地，職親而務簡，專一思慮，以經術文章為課績。我皇上右文稽古，加意儒臣，一時文學之士皆得躋列清華，師資講肄，著作多斐然大雅之音。」正如張賓、程邦勳在其《玉堂名翰賦》的序文中所說的，「蓋瀛洲仙署，登其選者率海內名宿，而文章又其專職，際茲重熙累洽，躬逢聖天子鼓舞振興，風雅朝宗，金聲玉振，故一時高文典冊之才，應制有作，進御有作，館課散館有作。而天子召試翰詹臣僚，以親定甲乙而風勵之，則又有作。摛芬掞藻，鬱鬱彬彬，譬之奏鈞天於碧落，會玉帛於嵞山，此真所謂炳焉與三代同風者也。」
七年之後，張廷玉為鐘衡的《同館課藝二編》作序，強調詞臣的職責：「詞臣以文章為職業，廟堂製作而外，出入詩歌詞賦，用以潤色太平，黼黻鴻業，稽古以來，煥乎其文。」而這盛世、這鴻業，是由歷朝聖君所締造的。他列舉了雍正十一年之詔設庶常館、乾隆元年之召試乾清宮，皆為皇帝右文稽古、致力文治之盛舉。而侍從之臣，「或課校於瀛洲玉署之間，或拜颺於獻納論思之下……彬彬乎亞《雅》、《頌》而同風三代」。再次表達「同風三代」的理想。而他作為掌院學士，同館課藝正是他建構三代同風之鴻業的一部分，鐘衡的賦選被納入到這一鴻業之中。張廷玉稱《同館課藝二編》「麗而以則，巧極工錯，譬之張樂於洞庭之野，輯瑞於塗山之會，盈耳炫目，美不勝攬。豈非梧萋鳳翙之隆，而承明金馬著作之盛事歟！」
乾隆十一年，鐘衡編成《同館課藝三編》，在自序中，他說：「繼復有三科之刻，迄於今，歷己未、壬戌，又六年矣。諸君子身列清華，出入承明之廬，揚風扢雅，黼黻鴻猷，詞賦之盛，於斯為極。」「諸君子」應是指所選律賦的作者。「夫文章報國，昔人所稱論者；又比之經國之大業。」可見其所選正展示了班固所說的「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康熙對此句的解釋是：「言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可以與國政事，故可以為列大夫也。」對於鐘衡來說，編輯同館課藝，既是黼黻鴻業，也是為皇上「化成天下」之一助。胡浚說：「我國家重熙累洽，觀人文以化成天下，而尤以賦獨有功。」指出賦在清代政治文化方面的實用性功能。翰林院為天下文章導向，庶常館重任在肩。在二編的自序中，鐘衡強調，他之賦選是「思得前輩大篇以為楷式」，以前輩庶吉士之館課作為典範。這些前輩後來大多成為名臣，象王熙（順治四年庶吉士。十五年擢禮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學士。順治遺詔執行者之一）、郭棻（順治九年。內閣學士，禮部侍郎）、宋德宜（順治十二年。翰林院侍讀學士，內閣學士）、葉方藹（順治十六年。侍讀學士，禮部侍郎，刑部侍郎）、鐘朗（順治十六年。陝西提學，布政司參議）、張玉書（順治十八年。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嚴我斯（康熙三年。禮部左侍郎），還有張英、孫在豐、徐乾學，等等，其館課自是代表各個歷史時段官方文章之典範。所謂「翰林為國家儲育英才之地」，「與三代同風」的境界即由這批庶吉士去實現。而《三編》之選，繼續為天下士子示文章之軌範，「俾士之從事於此者沈浸郁、含英咀華，將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
乾隆十四年，鐘衡編成《本朝同館賦選》，七十六歲高齡的黃叔琳為此書作序。黃叔琳，字宏猷，號昆圃。順天大興人。康熙辛未探花。四十七年十二月以鴻臚寺少卿任累升山東按察使、布政使。黃叔琳此序強調康熙的賦學觀（可以與國政事），指出「賦者，宣上德，抒下情，通諷諭，雍容揄揚」的本色，「且如明堂郊社、燕饗耕耤、臨雍省方、習射校獵，形之篇章，一代之典禮寓焉。」強調賦的記錄事功之功能，因而貶抑聲色麗詞之賦類，「作者固有採華就實之能，而選者亦豈以靡聲曼色是尚」？黃叔琳為康熙三十年辛未科探花，授編修，累遷侍講，翰林院的歲月給他留下深深的印記，他也曾與同館諸君「珥筆春明，備覽名章，鉅制諷詠而昌之」。「天下人文聚於翰苑，而其著作或進諸秘府，或散在鴻都，傳之各集」因而他認為鐘衡此選，「使百餘年間楓宸甲乙、瀛洲考課星爛雲糾、發皇耳目，如聽大章之章，咸池之備，如游周序兌弓和矢天球河圖之森列，如誦卷阿，詠天保，想見穆穆棣棣，君臣之間。昔之有志未逮者乃於同志遇之，且以淟涊之作有負文章報國之初願者，亦登是選焉。」《本朝同館賦選》共四冊，其中有兩冊即來自黃叔琳所抄藏之賦本。
為天下士示文章之軌範，這在當時具有十分迫切的現實意義。雍正十年以來，世宗對浮靡佻薄文風一直痛心疾首。他提出「清真雅正」四字作為文風之准則。乾嘉間李元春說：「國朝定文品四字：清真雅正。清有四：意清，辭清，氣清，要在心清；真有五：題中理真，題外理真，當身體驗則真，推之世情物理則真，提空議論則真；雅有二：自經書出則雅，識見超則雅；正有二：守題之正，變不失常。」闡釋了「清真雅正」在義與法、風格與境界方面的真正義蘊。雍正十年上諭曰：「近科以來，文風亦覺丕變。但士子逞其才氣辭華，不免有冗長浮靡之習，是以特頒此旨，曉諭考官。所拔之文，務令雅正清真，理法兼備。雖尺幅不拘一律，而支蔓浮誇之言所當屏去。」雍正十三年上諭再次強調「文以載道」，指出「文者原本經術」，「降及魏晉，以文滅質，漸就浮靡，六朝尤甚。姿態益工，意格益陋。」文章的原本是闡發經典，辭達而已，而浮靡俳儷都會走向以文滅質。
雍正這一為文的第一原則為後來歷朝皇帝所不斷重申。這一方面表明這一原則符合歷朝官方的文章理念，另一方面也表明頹敝的文風士習已經積重難返。乾隆十年，再次強調雍正的「清真雅正」之遺訓，上諭曰：「近今士子，或故為艱深語，或為俳儷辭，爭長角勝。風檐鎖院中偶有得售，彼此仿效，為奪幟爭標良技。不知文風日下，文品益卑。」可見士子的積習卻難改。乾隆帝甚至於考卷中找出反面典型，乾隆十九年上諭：「而浮淺之士競尚新奇，即如今科放榜前傳首題文有用‘九回腸’之語。其出自《漢書》『腸一日而九回』，大率已莫能知，不過剿襲纖巧，謂合時尚，豈所謂非法不道選言而出者乎？不惟文體卑靡，將使心術佻薄，所關於士習者甚大。」他把文風與士習聯繫起來。乾隆二十四年上諭：「乃今科順天鄉試中式第四名邊響禧文內竟有『飲君心於江海』之語，揆其命意，不過如‘飲和食德’常言耳。而蕪鄙雜湊，遂至不成文義。……若他卷尋常舛謬，正不可悉數。蓋由典試事者不能別裁偽體，而所好或涉新奇。士子揣摩效尤，不知墮入惡道。」乾隆四十四年上諭：「近時文風日壞，習制義者只圖速化而不循正軌，無論經籍束之高閣，即先儒傳注亦不暇究心，惟取浮詞俗調，撏撦求售。師以是教，弟以是學，舉子以是為揣摩，試官即以是為去取。且今日之舉子，即他日之試官，積習相沿，伊於胡底！」他由文風而至士習，再挖出如此文風得售的根源在於考官。上諭末尾，乾隆發出最後通牒：「若再不能仰體朕意，乃復掉以輕心，必令將此等庸陋詞句悉行磨勘，以示懲警。」但嚴厲的最後通牒仍然無濟於事，頹蔽的文風已是蓄勢難返。乾隆四十六年上諭：「無如近日士風專為弋取科名起見，剽竊浮詞，不復研究經史為切實根柢之學，以致文體日就卑靡。雖屢經降旨訓飭，而積習難回，仍不免江河日下之勢。」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嘉慶間，至嘉慶十年、十九年，依然有上諭在強調清真雅正的文風。嘉慶十九年上諭：「近日士子，罔知潛心正學，獵取詭異之詞，撏撦飣餖，以艱深文其淺陋，弊習相沿，大乖文體。況言為心聲，尤足覘人器識。士子進身之初，先由詭遇。及試以政事，其於是非邪正之辨、治亂得失之原，皆懵然不解於心。慾望其通達政體，以聖賢之學坐言起行，豈可得乎？」嘉慶帝終於把文體與政事聯繫起來，一個時代的人文精神與政治素質盡顯於科場之中。這也是雍正帝一直痛惡科場中頹靡文風的根本原因所在。
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下，翰林館課就有著非同一般的意義。正是對清真雅正原則之充分理解，張廷玉一再為鐘衡的《同館課藝》作序，以四個「弗尚也」和兩個「不足語」具體展開清真雅正的為文原則。黃叔琳在序文中說：「我朝聖聖相承，右文典學，萬幾之暇，留心詩賦，萋苴追琢之旅，列記注於綸闈，備顧問於宣室」，因而「館課以賦多《雅》、《頌》之遺意焉」。因此，館閣律賦將為天下文章示範。清真雅正的文風難以在鄉、會試乃至科、歲試中普遍實現，卻在翰林院庶常館中得到貫徹。
三
同館指翰林院庶常館，館課為庶吉士而設。庶吉士之名，自明永樂甲申始相傳，其後著為例。明代以來，命相皆取詞林，「國家之所以設立詞臣，與詞臣之所以報稱國家者，概可知已。」清沿明制，「人才輩出，宰輔之任多由是選，而蒼耳我卿、尹，膺封者，類能有所建竪，卓絕於時」，「庶吉士為詞臣發軔之始」，則館課代表著詞林翰苑之精神。翰苑的特殊位置決定其文風文旨。翰苑館課之選，自晚明即已盛行。沈懋學說：「然以日光玉潤、周情孔思稱者，文雲精矣，猶或卑之；以錦心繡口、玉珮瓊琚稱者，文雲麗矣，猶或陋之；千里之駒御以王良，萬斛之泉隨地而出，文不為不偉且壯矣，而或者以褊訾之。斯三者均之有戾於行而多詭於道焉。」館閣課藝的宗旨是文以載道。儘管張廷玉在序文中也引用了班固的「抒下情而通諷諭」，但對於視文章為「宣上德而盡忠孝」的工具的時代政教環境來說，諷諭已不是館閣律賦的任務。潤色太平，黼黻鴻業才是館閣律賦的首要任務，清真雅正則是館閣律賦的氣度與境界。如《本朝同館賦選》中高士奇的《駕幸闕里賦》，為鳳閣鸞台之制，明堂清廟之音，自是雅正之音。而頌皇恩，歌盛世，是館課的常見題目，如《日月合璧五星聯珠》、《甘霖賦》、《四時勤政賦》等。「潤色太平，黼黻鴻業」是清代館閣律賦的首要內容。
與館閣氣相適應的則是「清」。清者，意清，辭清，氣清。鐘選中齊召南的《支機石賦》（二編）「潤則比玉，圓則成珠，至其體態翩躚，如藐姑射之仙，不食人間煙火」錢本誠《薰風賦》為頌聖之作，「乍溶溶而溥暢，旋冉冉以交融，招清吟於灌木，振高韻於孤桐。偃新荷之弱蓋，泛幽蘭之芳叢。」以「薰風」喻皇恩，卻寫得一片清麗。所謂「神姿朗徹，如瑣窗清月，聽小娟奏雲和湘瑟，悠揚於風簾花霧之間。」宋邦綏之《喜雨賦》，則是「清輝朗潤，與冰雪方潔；雅藻紛披，似風水成文。」
從鐘衡所編的四種館閣律賦來看，清初的賦體猶承明末遺風，風格也多樣化。徐珂《清稗類鈔》指出：「由於入關以後，一時文學大家，不特改仕新朝者多明之遺老，即世祖、聖祖兩朝正科所取士，及康熙丙午年博學鴻詞科諸人，其人以理學、經學、史學、詩詞、駢散文名家者，亦率為明代所遺，而孫奇逢、顧炎武諸儒隱匿山林，又復勤於撰著，模範後學。」其所作賦體正以其學問為底蘊而各領風騷。「若愚山之雄健、迦陵之綺繡、竹垞之潔、彭羨門、毛西河之典雅秀拔，麟麟炳炳，各能於楊、左諸家外別營杼軸，為一朝巨製。嗣後廷試館程日研月漬，法愈密，材愈富。其旁搜冥抉、蒙茸煇㸌之長又直駕三唐而上之。」四庫館臣在評述清初文風時說：「我國家定鼎之初，人心返樸，已盡變前朝纖仄之體。故順治以來，渾渾噩噩，皆開國元音。康熙六十一年中，太和翔洽，經術昌明，士大夫文采風流，交相輝映。作者大都沈博絕麗，馳驟古今。雍正十三年中，累洽重熙，和聲鳴盛，作者率舂容大雅，沨沨乎治世之音。」清初之賦尚是風格多樣，如施閏章之雄健、陳維崧之綺繡，朱彝尊之潔，彭孫遹、毛奇齡之典雅秀拔。至康熙十八年博學鴻詞科以律賦考天下士，賦體被納入了規範之中。律賦是自唐以來科舉考試中的一個科目，在唐宋時期形成第一個高峰，元、明不試律賦。 清康熙十八年博學鴻詞科，召試體仁閣，凡一百四十三人，賜燕。試賦一、詩一。之後，翰林院庶吉士之朝考、散館考試、大考，童生、生員之歲試、科試、書院課試等皆試賦，形成了律賦史上的第二個高峰。從此之後，賦體被納入更為嚴格的律法之中。胡浚說：「六義有賦，才比興之一耳；而三頌專以賦行，是知盛治敷揚固與凡言之體物異也。自楚騷續詩命祖，後此馬、楊、張、左之流各抽秘思以馳騁於四旁上下，其旨要歸於諷。至有唐始詩以取士，厥典鄭重，始變其體而為律。題必成言，韻必限字。有美而無刺，有禱而無朂，正與《閟宮》之盛誇多祉而並及三壽等。雖邊幅稍拘，抑亦志純而詞正矣。」用此來描述清代律賦，也是貼切的。胡浚稱他之編選《同聲集》，「其間宏麗恣縱亦有與西京伯仲者，顧彼事諷而此則一宗於律。律者如師之有紀，官之有令，步伐章程一定而無可易者也。臣子對颺君父，修詞即以立誠，要貴有典有則。呼嵩尚有定數，矧其為拜手所陳。且諷論原為譎諫，然《大人賦》乃以助天子之逸氣，而趙鬼之誦《西都》，適啓後人奢恣，其效蓋可睹矣。」張廷玉所提出的四「弗尚也」、二「不足語」，也可視為律賦的六大律法。
以學為賦本是賦體的一個重要本色，如毛奇齡的《西苑試武進士馬步射賦》，即是一篇令「才人學人一齊頫首」之作。但清代前期之賦體尚未發展到「以考據入賦」的地步。乾隆十六年，高宗南巡，錢大昕所獻之《聖駕南巡賦》並未見以學術為賦之風。只是到了始於乾隆中期的乾嘉之學盛行之後，「以考據入賦」才成為一股洪流。
康熙十八年三月，召試體仁閣，令作《璇璣玉衡賦》一篇，《省耕詩》一首，五言排律二十韻一首。此後，《璇璣玉衡賦》成為館閣律賦的常考題目。清代前期與乾嘉時期的律賦之差異，我們可以通過這個相同考題進行考察。比如順治十六年進士彭孫遹之作與乾隆五十五年進士凌廷堪之作，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彭孫遹，順治十六年進士，授中書。康熙十九年中博學鴻儒科一等一名，授編修。其《璇璣玉衡賦》以「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人者必有合於天」統攝全文，既重天文，更重人事。雖有對觀天儀器之描述：「體本彈丸，形惟轉轂。飾以文珠，筦之橫玉。珠四綴而長明，玉在簫而旁燭。內藏之以奧扄，外運之以員軸。任激水之推移，抱運環之回復。」但他更多地引向人事：「雖貽則於來今，實希風於曩古。曠百世而同符，端有候於聖主。皇帝握璇極之天珍，凝泰符之典瑞。萃箕畢而類情，薦圭璋而通氣。好以月從，敬因日致。仁育義裁，禮和智睿。法令信於陰陽，圖書炳於經緯。」正如鐘衡所評：「不必摭拾《天官書》而指陳象緯如掌上紋，歷歷可數。梁文瓚畫五星二十八宿圖，不審比此何似？」凌廷堪，乾隆五十五年進士，乾嘉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擬璇璣玉衡賦》表現出典型的乾嘉學風。賦前的小序便是一篇關於璇璣玉衡之小考：「所謂北極璇璣者，今之黃極者也。衡，橫也。」賦文曰：「或曰璇璣者，渾儀也，其制三重；玉衡者，橫簫也，其長八尺。……璇璣者，黃道之紐，七曜恆星由之而東走。是故兩極之相距，亦如赤道之距黃。二十四度而弱兮，二十三度半而強。……蓋三百五十四日者，歲策也；三百六十五日者，歲實也。以歲策與歲實相較，而多十有一日也。」把一篇《璇璣玉衡賦》寫成一篇重考據的學術論文。
四
鐘衡的四編館閣賦選之編選，前後經歷了十七年，而清初賦體之蒐集比起乾隆之後要困難得多。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清初朝廷頒行了有關選刻程墨的禁令。順治十七年議准，「凡坊間有時務表策名色，概行嚴禁。」康熙九年議准：「嗣後每年鄉會試卷禮部選其文字中程者刊刻成帙，頒天下。一應坊間私刻，嚴行禁止。」直到乾隆元年始弛坊刻程墨之禁。因而乾隆之前便罕見對本朝賦體創作之編選，賦體文散見於文人的集子中。鐘衡在自序中介紹了此選的編選經過，指出清初同館律賦由於年代久遠，蒐集為難。「世遠年湮，老成凋謝，間有存者，又往往散處四方，有之而不能得，得矣而不能聚，每至零落於蟫編蠹簡之中」。
鐘衡《同館課藝》為我們瞭解順、康、雍以及乾隆初年之賦體流變提供了第一手文獻。它與後來的《玉堂名翰集》（張賓、程邦勳，乾隆十六年）、《國朝賦選同聲集》（胡浚，乾隆二十三年）、《國朝律賦偶箋》（沈豐岐，乾隆二十四年）、《本朝館閣賦》（葉抱崧、程洵，乾隆二十九年）、《同館賦鈔》（法式善，乾、嘉之際）等，一起構成了清代前期賦體流變的相對完整圖景。
本文為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清代稀見科舉文獻整理與研究》（項目號：17JZD047）、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宋元明清程墨評點與文論的關係研究》（項目號：15BZW103）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