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中文古籍收藏史及藏書概況
高斌
摘要
新加坡國立大學（簡稱新國大）擁有東南亞最大的中文圖書館（簡稱中圖），其館藏中文古籍數量也位居東南亞之首。新國大中圖歷史悠久，從成立之初即對中文古籍進行網羅、收藏和保護，目前館藏中有大量的稀有古籍，有些已列入中國國家珍貴古籍名錄，有些本身即屬僅存的稀見珍本、孤本，某些稿抄本更具有較大的學術及歷史文物價值。對於新國大館藏中文古籍的整理與編目，歷時近兩年，完成了目錄的編纂工作。在整理編目的過程中，通過對古籍鈐印藏書章的識讀，基本鈎勒出館藏古籍的來源脈絡，除了源於新馬華人藏書家的捐贈外，大多數來自嶺南藏書家及日本近現代藏書家的散佚藏書。
關鍵詞：新國大圖書館 中文古籍 藏書史 藏書家
前言
自2018年8月起，筆者受新國大圖書館（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Libraries）聘請，對館藏中文古籍進行整理和編目，歷時近两年，完成了近十七萬册綫裝古籍的整理和編目，出版爲《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中文古籍目錄》两册。新國大圖書館是東南亞館藏中文古籍數量最多的圖書館，此次項目的完成，對於學界重新評估新加坡乃至東南亞的中文古籍分佈、館藏狀況和漢學研究都具有重大的作用。這也是新國大自馬來亞大學（University of Malaya）時期以來最爲全面、徹底的古籍整理項目，對於新國大加強重視中文珍稀古籍的整理、保護和利用也具有非凡的意義。此次古籍整理項目也是全球漢籍合璧工程的重要組成部份，作爲東南亞中文古籍最重要館藏地的新國大圖書館，對其館藏古籍的概況介紹，將對東南亞區域漢學研究與中華文化的傳播有所裨益。館藏古籍是東南亞華人文化的物質載體，承載著華人群體的文化記憶，新國大館藏的古籍收藏史，也可視爲新馬華人群體立足當地而尋求身份認同、傳承中華文化、開展華文教育的精神史詩。本文藉此對新國大館藏中文古籍概況和收藏史進行較詳細的闡述，增進外界對它的了解和認識，積極推動相關研究的開展。
一、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中文古籍收藏史
新國大館藏中文書籍由其下屬中文圖書館（NUS Chinese Library）負責收藏管理，目前藏有中、日文書籍逾七十萬册，其中中文書籍六十餘萬册，綫裝古籍近十七萬册，居東南亞各圖書館之首。今日新國大中圖館藏之成就，其與東南亞華人社會的支持密不可分，可視爲本區域華人保存和傳承中華文化的精神象征，也爲區域漢學研究的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學術資源。
新國大館藏的中文古籍，與中文系和中圖的設立密切相關。1949 年，位於新加坡的馬來亞大學（簡稱馬大）創立，由當時的愛德華七世醫學院（King Edward VII Medical College）和萊佛士學院（Raffles College）合併組成。1953 年馬大設立中文系，成立中文圖書館，聘請賀光中博士担任系主任，其夫人蔣振玉代理中圖主任一職。賀氏於 1953-1954 年兩次赴香港、日本收購古籍，初步奠定中圖古籍收藏的雛形。賀氏兩次從港、日收購的十三萬餘册中文書籍，大部份爲綫裝古籍，中圖分別加蓋“University of Malaya Library, Singapore, 13 Nov. 1953”和“University of Malaya Library, Singapore, 12 Sep. 1955”藍印橢圓形圖章。在賀氏的指導下，中圖編著《馬來亞大學中文圖書目錄》兩卷，著錄館藏的所有中文書籍，包括兩次收購的綫裝古籍。
1959年，馬大成立了吉隆坡馬來亞大學，馬大分爲新加坡和吉隆坡兩校。
1961年馬來亞國會通過法案，1962年1月1日起兩校各爲獨立大學，位於吉隆坡的馬大繼承了原馬來亞大學的校名（繼稱馬大），在新加坡的馬大改稱新加坡大學（簡稱新大）。兩地大學獨立後，原馬大文學院下屬中文系等各系，均留在新大續辦，與之配套的中圖藏書也多由新大繼承，僅有數千册複本轉移至馬大。
1963 年馬大始設立中文系。
1963 年末，新加坡商人許紹南去世，家屬遵照遺命將全部藏書贈予新大中圖。代受捐贈的中圖主任蔣振玉遂編有《許紹南先生贈書目錄》一書。其書序文曰：
許君紹南潮州潮安人，早歲南下，經商爲業。性恬淡，無所嗜好，唯以典籍自娛。貨殖所得，輒以市書，尤喜聚戲曲小說，辟室以藏，顏之曰霜月蟲音齋，長日深更，翻閱玩索，遂以收藏研究通俗文學及戲曲名家。甲辰冬，以疾卒於星洲，遺命將平生庋藏，悉數捐贈新嘉坡大學中文圖書館，家族遂將全部遺書輦交本館，計新舊書籍五千餘種約七千册。
許家所捐贈古籍多鈐有“許紹南印”、“霜月蟲音齋藏書”、“許紹南先生贈書之印”。許紹南所藏古籍，乃其於新加坡經商發迹後，耗資購自中國國內藏書家，所藏古籍中可見汪見元、蔡聖涯、丁晏、瞿宣穎、沈均瑲等人的藏書印。許氏所藏《苦茶盦書簡》一書中，猶可見其於上世紀五十年代與身居大陸的蘇乾英、龍榆生、周作人等的交遊往來。
1973年7月5日，義安工藝學院（Ngee Ann Technical College）將館藏八千餘册關於中國古典文學的綫裝書贈予南洋大學（Nanyang University，簡稱南大）。學院理事長紀崇說：“義安以前是一間文科學院，爲了符合國家工商業發展的需求，適應當前工藝教育的政策，學院於1968 年開始改組成爲一間工藝院，注重訓練培養技術及管理人才。因此圖書館內所藏計當時耗資近十萬元所采購的有關中國古典文學的書籍，現已失去了其作用。爲了這一點，學院當局乃決定將這一批書籍贈送南大。”1這一批贈書上多鈐有建校初期的“義安學院圖書館章”，納入南大館藏後，又在書中鈐上“南洋大學圖書館藏書”印，成爲南大館藏中文古籍的重要組成部份。
1980年4月，南大理事會接受李光耀總理的建議，將南大與新大合併爲新國大。據報道，“隨著國立大學的成立，南大與新大圖書館的藏書將合併在一起。這兩間大學書籍和定期刊物合訂本的總數約有一百萬册。此外，還有無數的現代雜誌、縮微印刷品以及視聽材料。南大與新大中文書籍合併起來的總數約有廿八萬六千册。中文圖書館附設部將設於肯特崗（Kent Ridge）圖書館內，現在有關方面正策劃以確定兩校（南大與新大）的圖書合併後會放置在一起。”1南大創校之初，館藏約有四萬五千册綫裝古籍，藏書以中文爲主，1980年合併之際，所藏卅萬册書籍則中英文書各半。原南大館藏綫裝古籍均加蓋“南洋大學圖書館藏書”篆印，民國後的古籍佔量較大，民國前古籍則佔現今新國大中圖館藏古籍總數的七分之一，其中善本五十七種，民國前普通古籍三百一十六種，共計一萬一百零二册。其多爲保存較完整的大型叢書，如《二十四史》就有三個版本：同治光緒間金陵書局等五局合刻本、光緒十年（1884）上海同文書局石印本、光緒二十九年（1903）五洲同文局石印本，每一種均達數百册。合併之前，南大圖書館將藏書卡排列影印，製成《南洋大學圖書館華文藏書目錄》三十三册。現今新國大中圖館藏，將原南大館藏古籍藏書號（Call Number）以純數字編碼，原新大館藏古籍藏書號以字母 AC 加數字編碼，兩者雖然合併，但卻容易區分。
1983年7月，新國大文學與社會科學學院成立東亞哲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East Asian Philosophies），第一副總理兼教育部長吳慶瑞爲主席，委員包括杜維明、余英時等。根據報道，“該所的圖書館目前已有藏書達三萬兩千多册，過去兩年得到當局七十萬元的撥款，現正迅速成長。藏書目標是五萬册，預期將成爲本區域儒家學說及東南亞哲學思想最完善的圖書館。”19 其中部份藏書也是綫裝古籍。至1992年，因研究方向改變，東亞哲學研究所改名東亞政治經濟研究所（Institute of East Asi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s），其藏書交予新國大中圖館藏。2002年10月，新國大圖書館所屬日文資料室，將所藏日本研究書籍交予中圖館藏，其中也有不少珍貴古籍，且以日本人的本土創作爲主，也有早期日本刊刻的小本古籍，頗可展現日本早期的出版印刷技術，是日本研究的重要史料。
新國大中圖館藏古籍總數約十七萬册，但自1949 年大學成立至今，尚未進行一次單獨而全面的古籍整理，現有目錄多是館藏中文書籍總目，沒有完整的館藏古籍目錄。圖書館在劃分珍貴古籍和一般書籍時，曾誤將當代影印的綫裝書，當作古籍加以保護，爲館藏古籍的保護工作和讀者借閱帶來了不便。從2018年8月始，新國大中圖首次實施最全面的古籍整理計劃，目的即是對館藏古籍進行系統的整理編目，爲後續古籍的保護和資源利用提供便利。此次古籍整理項目，分兩部份完成：第一，將館藏所有中文古籍進行整理、分類、版本鑒定，共分爲善本古籍（1795年之前刊刻的古籍）、普通古籍1796-1911年間刊刻的古籍）和一般古籍1912年之後刊刻的古籍）三類，對需要修補和特藏的古籍加以標註，整理結束後交由館員負責修改館藏檢索系統中的數據信息；第二，進行古籍目錄編目，詳細著錄善本古籍的版本信息、印章等內容，進行甄選和掃描書影，對民國前的普通古籍僅作簡單目錄和印章著錄。
本次項目共整理出善本古籍七百七十一種，其中元刊本一種、明刊本兩百零四種、清刊本五百二十六種、和刻本四十種；民國前的一般古籍三千一百一十八種，包含清刻本兩千九百六十三種、和刻本一百五十種、朝鮮刻本四種、越南刻本一種；重新校訂民國間刊本七百零二種，涵蓋目前新國大中圖館藏絕大部份的中文古籍在對古籍版本的重新核對中，修訂了館藏查詢系統的錯誤信息；對於發現的古籍蟲蛀、破損等狀況，也作詳細備註，以供後續的修補和保護工作。在此基礎上，完成了《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中文古籍目錄》一書，上下兩册，收錄善本古籍六百零三種，民國前的普通古籍兩千九百九十四種；上册爲稀有善本，甄選兩百七十一種，掃描書影展示，下册爲善本與普通古籍合編簡目，對古籍中出現的印章與手寫評註、題跋等，亦有較詳細的著錄。21 通過對新國大中圖館藏中文古籍的整理編目，全面掌握了館藏稀有的古籍概況，爲後續古籍典藏數據庫的建立、珍本古籍的影印和校勘，以及相關研究工作的開展奠定了基礎。
二、館藏珍本中文古籍舉隅
新國大中圖館藏的古籍種類豐富，涵蓋元、明、清三代，囊括日本、朝鮮及越南諸種刻本，既有明清刻書最高水平的內府刻本，也有諸如汲古閣的坊刻精品，既有中日著名學者著作的未刊稿本，也有古人謄抄的稀有書籍，基本保存完整，大部份叢書、類書也足册足本。囿於篇幅所限，以下分作四類，列舉代表性的珍本古籍加以考述，以窺總體概況。
（一）中國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在册之古籍
新國大館藏善本古籍中，名列歷年中國國家珍貴古籍名錄者計有二十九種，多爲元、明刊本及清代精刻本。這些在中國已列入特藏保護名單且爲國際公認的珍貴古籍，其發現於中國境外更是難能可貴。
新國大館藏元刊麻沙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存十卷，乃其唯一的元刊本。宋元時期，福建建本與浙本稱，建陽麻沙書房刻書亦十分出名，館藏僅存四册的《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基本上沿襲南宋建本的字體和版式。此書較早應爲廣東順德黃節（1873-1935）的蒹葭樓藏本，書中鈐有“蒹葭樓”印。黃節爲晚清民國著名詩人、史學家，酷愛藏書，曾作《春晚典衣購書數十部》一詩，述其窮困潦倒時仍不惜重金購書。詩曰：“典衣原爲買書貧，生事初憐漸苦辛。載籍獨尋還此日，典型雖在已無人。燈前著影添千卷，海堧回寒過一春。已換葛裘吾自計，十年鍵戶敢因循。”可見其藏書多爲辛苦所得。就此書加蓋的藏書章來看， 其輾轉於數位藏書家之手， 計有韓雲山（1923- ？）、汪希文1890-1960）、馮康侯（1901-1983）等，諸人均祖籍廣東，多活動於粵港，此書最後流落新加坡。
明嘉靖十年（1531）俞顯謨刻朱印本《金石韻府》五卷。早在2008年中國公佈的第一批珍貴古籍目錄中，此書即在列。全書以嘉靖間白棉紙、紅色朱墨印製，當爲明嘉靖年間朱印本的代表書籍。新國大館藏此書，爲清末民國藏書家高學濂之藏書，鈐有高氏藏書樓“玉笥山樓”印。高學濂（？-1927）字隱岑，號藴琴，廣東澄海（今屬汕頭市）高氏家族的代表人物，藏書極豐，尤多珍貴古籍稿本。高氏身後，其書多散佚，今多見於廣東中山大學圖書館及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新國大亦多高氏藏書，如：明刻本《紫桃軒雜綴》、崇禎刻本《六研齋筆記》、明刊拼湊本《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録》、清前期刻多色套印本《古玉圖譜》、光緒間刻本《學古齋金石叢書》、光緒八年（1882）刻本《荔支唱和集》、嘉慶十五年（1810）刻本《隸韻》、道光七年（1827）刻本《金石索》、同治十年（1871）刻本《隸釋》、光緒十五年（1889）刻本《蘇米齋蘭亭考》、光緒二十九年（1903）刻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光緒三十二年（1906）石印本《從古堂款識學》、光緒十九年（1893）刻本《清儀閣題跋》、同治十一年（1872）《攀古樓彝器款識》、道光六年（1826）《蜀石經殘字》、咸豐十年（1860）刻三色套印本《韻學辨中備》、宣統元年（1909）刻本《虚齋名畫録》、宣統二年（1910）刻本《愛日吟廬書畫録》、日本明治十四年（1881）鈐印本《明清書畫欵譜》。新國大應爲當前澄海高氏藏書的第三大館藏地。
明嘉靖間聞人詮刻本《唐書》二百卷，計四十册。此爲朝鮮著名書畫家金正憙（1786-1856）藏本，卷端有“金正憙印”、“阮堂”印，後者其號，後世稱其書法爲“秋史體”。今日本各大圖書館有大量金氏藏書及手迹，其《砮舌帖》真迹即藏於京都大學圖書館。《唐書》末有手寫跋語：“以修正此書而成《新唐書》，爾後一時遭遇腐散之不幸，至清復出世，新舊共收四庫。本書校勘記六十六卷（清羅士琳撰），本書逸文十二卷（清岑建功撰），《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昭和四年四月七日於朝鮮重吉識。”卷端鈐有“禺強道人”、“平重吉印”兩印。可知此書跋語爲另一位收藏者平重吉寫於 1929 年的朝鮮。1910-1945 年爲朝鮮的日據時期，應是平重吉旅居朝鮮時，獲得此套《唐書》。
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山西刻本《藝文類聚》一百卷，共十二册。新國大館藏的這套《藝文類聚》，鈐有“炳卿藏舊槧古鈔之記”與馬大1955年9月12日入藏藍色印章。日本漢學家內藤湖南（1866-1934），字炳卿，湖南其號，原名虎次郎，書中鈐印即其藏書章之一。作爲“漢籍三大家”之一的內藤湖南，精於漢籍版本學，多收藏善本珍籍。此本應是內藤文庫遺珠，經賀光中於日本收購後，收藏於新加坡。
新國大館藏而列入中國國家珍貴古籍名錄者，尚有：周永年（1730-1792）藏本明永樂元年（1403）內府刊本《古今列女傳》三卷。清內府精刻本之代表：順治十二年（1655）《御製人臣儆心錄》、康熙四十八年（1709）刻本《御選宋金元明四朝詩》、乾隆間武英殿刻本《御製詩初集》四十四卷、《御製詩二集》九十卷、《御製文初集》三十卷。明銅活字本之代表：萬曆間游榕銅活字本《文體明辨》六十一卷附錄十四卷。明套印本之代表：萬曆四十八年（1620）吳興閔氏刻朱墨套印本《秦漢文鈔》六卷。
（二）稀有版本古籍
新國大館藏中尚有一部份爲中國國內缺藏的稀有明清詩文集、罕見版本古籍，具有較大的學術價值。現舉數例如下。
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灑雪居刻本《苧蘿集》二卷。浙江諸暨人何弘基（榜姓趙）編纂，是關於其家鄉名人西施的歷代文學作品選集，收錄一百五十六位作家的各體作品，後附評語。書前輯錄當時西子祠及苧蘿亭的對聯，附有兩處古迹地圖，成書於康熙年間，此於康熙朝之前的西子遺址研究具有較大參考價值。苧蘿亭始建於南宋，今存遺址爲嘉慶年間重建，西子祠則不存。何氏在作品後附的評語，也是清初審美思想研究的重要材料。此本在中國國內圖書館不多見。新國大館藏原爲湖南藏書家常大淳（1793-1853）藏本，鈐有“衡陽常氏潭印閣藏書之圖記”印，後歸林逸聖（1897-1977）典藏，鈐有“齊安林氏逸聖收藏金石書畫之記”印。
明末刻本《栖霞山人石室稿》二十二卷。作者楊瞿崍，字稚實，號商澹，福建晉江縣人，萬曆十三年（1585）舉人，三十五年（1607）進士，授戶部主事，後升任戶部郎中、江西按察司副使等職。著有《疑蒙易說》、《四書疑說》等書，《四庫全書總目》著錄《易林疑說》和《嶺南文獻補遺》兩種。《栖霞山人石室稿》爲其文集，二十二卷，按賦、詩、序文、政論、經說編排。目前中國國內圖書館未見此書。新近出版的《日本所藏稀見明人別集彙刊》（第一輯），第41、42册收錄《栖霞山人石室稿》，序言稱其“海內孤本”，但所收僅十六卷，與新國大藏本二十二卷不同。新國大藏本鈐有“會稽宗氏四賢義學藏書印信”、 “印廬珍藏”兩印。前者屬宗稷辰（1792-1867），字迪甫，一作滌甫，號滌樓，浙江會稽（今屬紹興）人，道光元年（1821）舉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宗稷辰以房舍三間四進、田八十餘畝，於家鄉九里曲創建義學，其第三進享堂供奉尹焞、朱熹、王守仁、劉宗周神位，故稱四賢義學。30 此本正是義塾藏書之一種，後歸何秀峰（1890-1970），號印廬，藏書齋名千印樓。何秀峰爲廣東中山人，常活動於港澳，其藏書多流落東南亞，新國大館藏多有千印樓藏書。
清康熙年間桐廬學署集益堂刻本《紫山吟稿》，爲海內外孤本。目前未見他處館藏或著錄。汪爲熹，康熙三年（1664）生，浙江平陽人，字若木，號紫山。以歲貢授桐廬訓導，康熙末官鄢阮知縣。著有《紫山吟稿》及《鄢署雜鈔》，《四庫全書總目》著錄後者，爲康熙五十八年（1719）刻本，惟前者鮮見於文獻載述。《紫山吟稿》爲汪氏各體詩集，共四卷，卷前有黃容、浦越喬二序，卷末附朱彝尊《重修嚴州府桐廬縣儒學記》，表彰汪氏任桐廬教諭時捐資修繕儒學祠宇。新國大藏本鈐有“鄭道乾印”、“健盦”、“印廬珍藏”三印。前兩枚屬晚清民國間畫家鄭道乾，字健盦，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據胡小林《稿本〈國朝杭郡詞輯〉考證》稱，鄭道乾約生於同治十二年（1873），民國二十二年（1933）十二月尚在世，性喜填詞、藏書，擅長書法、篆刻、繪畫，師從吳昌碩，爲西泠印社成員，與吳昌綬、張祖廉、葉恭綽等交遊，編纂《國朝杭郡詞輯》、《兩浙詞人小傳續編》、《武林第宅續考》、《疑年別錄初稿》等。此書後歸印廬何秀峰收藏。
清乾隆十七年（1752）恕堂刻本《小學紺珠》十卷。陳守誠校訂刊刻，版式十分罕見，所用書板高10釐米，寬8.2釐米，爲通常所見巾箱本書板，印刷紙張爲大開本紙，中間書板之外套印朱色界行，高26.2釐米，寬14.9釐米，書板居於紙張中間，周圍有大量留白。卷首有乾隆十七年夏之翰撰序：“吾友陳子凝齋新城，人好古力學，多藏書，每闡幽顯微以表章前人，令嗣伯常復出寫本紺珠一册，與武寧汪輦雲相與校訂鋟版以行。余喜先生之書，克廣其傳，嘉惠來學，因伯常之請爲之序作。”陳凝齋，即陳守誠（伯常）之父陳道。汪輦雲（1710- 1767），即汪軔，字輦雲，號魚亭，江西武寧人。第二卷卷端題“武寧汪軔輦雲校”。陳守誠於卷末有短跋：“是書爲宋尚書王伯厚先生所彙《玉海》中一集，余省覽再三，見其所纂記者，自天地人物以及典章制度，皆能挈其要領，使人尋思而得其全。近世《玉海》書板行甚希，因付梓以公同好，嗚呼！”夏之翰序也提及陳守誠乃據其父所藏寫本，校對刊刻而成。《小學紺珠》原附於大型類書《玉海》一起刊行，後以抄本行世。明代刊刻的《小學紺珠》多爲元代《玉海》遞修本或補刻本，至明崇禎三年（1630）單獨刊刻，列爲《津逮秘書》之一種，至清乾隆之前，雖偶有刻本行世，但此書未盛行。陳守誠因此刊刻其父所藏的《小學紺珠》寫本。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著錄清乾隆十七年刻本來看，《小學紺珠》原爲巾箱本書，新國大藏本應爲原書的覆刻本，版式字體均依原書，爲使書籍達到正常古籍之大小，遂用大開本紙張印製，書板周圍套印朱色界行。新國大藏本《小學紺珠》鈐有三位藏書家的印章。“輔卿珍藏”是晚清史學家、金石學家顧家相（1853-1917）之印，輔卿其字，浙江會稽人。“夢翔”、“渠晋鶴印”及 “昭餘渠夢翔圖籍訪古印”三印，是民國渠晉鶴（生卒年不詳）之印，字夢翔，山西祁縣人，曾留學美國，精通法語，其父渠本翹（1862-1919），爲晚清晉商之代表。另有“ 楊弇秘笈”、“ 長興王修考藏善本” 二印，屬民國藏書家王修（1898-1936），字季歡，號楊弇，一號詒莊樓主，浙江吳興（今湖州）人，其藏書多珍貴善本。王修於書上鈐蓋“楊弇秘笈”，足見對其珍視。
（三）珍貴稿本、抄本及評點本
新國大館藏有數量巨大的稿抄本及珍貴的名家評點本，甚至是成系列的影抄本，如孔氏嶽雪樓影抄本及汪氏抄本等。名家評點本方面，最值得稱道者是數種陳澧評點過錄本。現舉數例加以介紹。
明初抄本《史記》二十四册。據卷端顧鼎臣（1473-1540）序文得知，抄者應是明代書法家姜立綱（1444-1499），存世真迹稀少，此抄本應是姜氏今存規模最大的書法作品，其藝術價值不言而喻。據李憑考證，卷前顧序所用紙張爲法喜寺藏經紙，生產於南宋，十分珍貴罕見；這篇顧序也是存世不多的顧氏真迹之一，全文如下：
此書相傳爲元人所抄，或又謂姜立綱筆。予反覆展視，自耑訖尾十數萬言，無一訛字，無一落字，無一補綴字。其字字點畫波磔，皆以子昂爲宗，至小變處更見銖两悉稱，如構凌雲臺，一一衡劑而成者，其爲姜書無疑。此近代藏書家所罕有。歲乙未偶得之於庶吉士趙大洲館中，共計二十有四本。吾子孫直當以法器珍藏，勿儘目爲書籍也。
嘉靖丁酉二月鼎臣記此抄本《史記》的內容，也與已發現的其他諸本不同，屬於未參與過歷次校勘的新本。35 此於新國大藏本而言，是最具文物價值與學術價值的古籍。
明天啟、崇禎間抄本《新編蘭軒詩集》三卷，作者爲明初女作家費懿芳。此抄本是目前發現最早的女作家詩歌全集，收錄詩作三百八十四首，題材包括四季寫景、贈賀及遠遊見聞等。其贈賀詩的涉及對象甚眾，上至六部主事、地方官員，下至道人、醫生，總計一百餘人，社交範圍之廣，已超出學界對明代早期女性社會生活的固有認知。據抄本序文可知，此詩集最早應刊刻於明天順七年（1463）左右，抄本應爲據原刻本重新抄錄編排而成，故於詩集名前加“新編”二字。此抄本對於研究女性家族文人傳統、明代早期女性的社會交往與生活都具有重要的價值，也將填補明代女性文學史研究中的這一缺憾。
明末清初抄本《金石古文》十四卷。此據明萬曆十八年（1590）刻本抄錄而成，現存《金石古文》多爲嘉靖刻本，鮮有萬曆刻本，目前僅有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一套五册明萬曆刻本《金石古文》。新國大館藏抄本《金石古文》，爲考據學家錢大昕（1728-1804）所藏，鈐有“曉徵”、“錢大昕印”二印。曉徵是錢大昕的字。抄本卷末有題字：“嘉慶改元秋七月既望，瞿中溶假讀於四雖堂，後增改脱誤數字。”瞿中溶（1769-1842），金石學家、藏書家，字萇生，一字鏡濤、子盛，號木夫，一號安槎。嘉定（今屬上海）人，錢大昕之婿。此抄本另鈐有 “川學齋藏”印，屬黃鈞（生卒年不詳），字頌堯，號次歐，江蘇吳縣（今蘇州）人，收得大量的錢大昕藏書，“川學齋”爲其藏書處。此抄本曾藏於何秀峰的千印樓，鈐有“印廬珍藏”印。
明末清初抄本《新刊權文公文集》十卷，唐權德輿文集。現存刊本主要爲明嘉靖二十年（1541）劉大謨刊本，存世刊本已不多見，新國大藏本即影抄嘉靖本。此抄本卷末有題字：“此即錢遵王《敏求記》中所開載之一種也，偶得之於虎邱山唐書賈錢蒼珮家，時爲雍正五年丁未中秋前一日。”末鈐“宋蔚如收藏印”。宋賓王（生卒年不詳），號蔚如，婁縣（今上海松江）人，藏書家、校勘學家，活動於康熙、雍正朝。此抄本最早應爲宋賓王考校收藏。另一位收藏者爲顧沅（1799-1851），字澧蘭，號湘舟，長洲（今江蘇蘇州）人，其藏書多秘本、善本，此抄本鈐有“長洲顧沅湘舟收藏經籍金石書畫之印”。此抄本另鈐有“子晉”朱印，屬藏書家、書畫家徐康（1814-1889），字子晉，號窳叟，江蘇吳縣（今蘇州）人。抄本中另有“非昔居士”、“曾在舊山樓印”、“趙宗建印”三印，屬藏書家趙宗建（1828-1900），字次侯，一字次公，非昔居士爲其號，以虞山北山之麓舊山樓作藏書地，39 所藏多精刻本、稿抄本、仿宋刊本、明刊本等。民國年間，接續收藏此抄本者有馬孝讓（1881-1967）、汪希文與韓雲山。馬孝讓字賓甫，號海綃翁，廣東順德人，此抄本中鈐有“賓父目存”、“賓父私鉨”二印。汪希文鈐有“汪希文印”，新國大館藏多有汪氏藏書，後文將論述。韓雲山本名國霖，字濟蒼，號雲山、晚號懶雲，1950 年移居香港，書中鈐有“雲山”、 “雲翁”、“韓氏”、“衣雲詞客”印。
陳澧評點本《絕妙好詞箋》。陳澧（1810-1882）是著名學者、詞人，著有《憶江南館詞》，其對姜白石詞作的評論直接體現其詞學思想，此藏本無疑是對相關研究提供了絕佳的材料。新國大藏本乃陳澧的學生汪兆鏞（1861-1939）過錄的原本，其於目錄頁末題曰：“孝堅世兄，出眎東塾師評點本，用墨筆照録一遍，癸丑小除夕兆鏞記。”末鈐“汪大”印。此“孝堅”即陳澧第四子陳宗穎（1855-1914），過錄於1913年。汪兆鏞爲汪琡長子，故稱“汪大”。封面有汪兆鏞子汪宗衍（1908-1993）題字：“絶妙好詞箋，微尚老人過録陳東塾先生評點本，戊子十月宗衍敬記。”汪氏將陳澧評點以墨筆過錄到同治十一年（1872）會稽章氏重刊本《絕妙好詞》，使得陳澧詞評得以較好地保存。新國大館藏古籍尚有抄本《陳東塾先生讀十三經注疏簡端記》及陳澧評點《韓非子》過錄本。
（四）域外漢籍
新國大館藏域外漢籍數量甚豐，尤以和刻本居多，總數達一百九十種，《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中文古籍目錄》收錄一百二十九種，其餘未收者爲日人準漢籍著述，另有朝鮮刊本四種，越南刊本一種。現各舉一例加以說明。
日本德川時代（1603-1867）稿本《七經逢原》三十卷，包括《論語逢原》四卷、《中庸逢原》一卷、《周易逢原》三卷、《尚書逢原》一卷、《左傳逢原》十二卷、《古詩逢原》一卷附錄一卷、《孟子逢原》七卷。此三十九册稿本，作者中井履軒（1732-1816），名積德，字処叔，別號幽人，江戶時代中後期儒家學者。其《左傳逢原》封面有墨筆題簽：“中井家藏稿本”。此套稿本是賀光中從日本購得，當時《南洋商報》報道了賀氏所購書目清單，珍本部份爲：“珍本：元明版本及明代手抄本（內中若干尚未見諸刊行），計一百餘卷，尤足珍貴者，計有明刊《文苑英華》、《七經逢源》（手抄本，未刊行）、《續資治通鑒長編》，國□（全部），日本東方美術雜誌。”中井履軒生活於清雍正至嘉慶年間，報道中稱《七經逢原》爲明抄本有誤。此《七經逢原》稿本是中井履軒對經學研究的系統性著作，對江戶時代經學研究、日本學術史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價值。《七經逢原》沒有刊本行世，但《論語逢原》、《孟子逢原》、《中庸逢原》收錄於《日本名家四書註釋全書》。據中井天生稱：“吾先曾王父履軒先生之經業，有《七經雕題》詳略、《七經逢原》。《逢原》壯歲所著，稿本塗竄，至不可讀，乃細寫在本經上頭，命曰《雕題》。後三十年，又經刪改，行間下趾，不復留餘白，於是抄錄《雕題》得二十卷，《七經雕題略》是也。其詳者，欲別寫一通，而厭其浩繁，乃所引宋明諸家說，悉削其氏號，薈萃爲一家之言。遂復舊名曰《七經逢原》。” 中井履軒經學思想研究是日本漢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份，成果眾多。《七經逢原》稿本的整理與研究爲相關課題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支撐。
清光緒十八年（1892）朝鮮儀軌廳刻本《進饌儀軌》。這是介紹朝鮮王室儀軌制度的古籍，此刻本承襲了朝鮮王朝儀軌類書籍圖文茂的特色，卷首描繪各大殿進饌的圖示。卷首一卷，包括擇日、座目和圖式三部份。正文三卷，各部份描述壬辰年（光緒十八年，1892）進饌之禮儀。朝鮮刊本多以活字本爲主，新國大藏本《箕子通紀》三卷即木活字本，刻本較少見，且多以王室內府刻本爲主。此書加蓋“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8 AUG 1963, LIBRARY”藍色橢圓形印章，是新國大館藏爲數不多的朝鮮原刻本之一。
越南大南國阮朝建福元年（1884）刻本《欽定越史通鑑綱目》。今存越南刊本本就不多見，新國大館藏此刻本十分珍貴，全書二十二册，大開本印製，保存十分完好。書籍封面和封底是以皮紙製成，表面光滑，版式較中國刊刻的漢籍更爲寬大，界行間距更大。版式采用雙截板，上鐫評語，下鐫正文，半框高25.2釐米，寬17.8釐米，版心上鐫書名，中鐫卷次，下鐫頁碼，單黑魚尾。此書采用編年體，編纂體例也與傳統漢籍無異。
此外，新國大館藏尚有兩種滿文古籍，一是康熙五十六年（1717）武英殿刻本《御纂性理精義》十二卷八册，另一是道光二十九年（1849）武英殿刻本《欽定續纂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十二卷五册。滿文刊本鮮見於中國域外，此本尤顯珍貴。新國大館藏尚有保存完整的清刻叢書，如乾隆年間刻本《鏡烟堂十種》、乾隆後期寫刻本《高梅亭讀書叢鈔》十種、康熙間御兒呂氏寶誥堂刻本《河南二程全書》七種等，總數達三百八十餘種。
三、館藏古籍所涉及的重要藏書家
數量眾多的中國古籍流傳至今猶存，除了傳統文人雅好藏書，歷代藏書家致力收羅、保護之功亦不可沒，形成一種藏書的學問。明人高濂《論藏書》曰：
藏書者，無問册帙美惡，惟欲搜奇索隱，得見古人一言一論之秘，以廣心胸未識未聞。至於夢寐嗜好，遠近訪求，自經書子史、百家九流、詩文傳記、稗野雜著、二氏經典，靡不兼收。故常景耽書，每見新異之典，不論價之貴賤，以必得爲期，其好亦專矣。故積書充棟，類聚分門，時乎開函攤几，俾長日深更，沉潛玩索，恍對聖賢面談，千古悅心快目，何樂可勝？古云開卷有益，豈欺我哉？
可見凡被藏書家收藏之書，必然認定有其文獻或文物價值，藉以窺探古人秘論，增廣見聞，而書籍中的鈐印，不僅是古籍源流考辨的依據，也能側面彰顯其價值的高下。新國大館藏古籍中的鈐印數量巨大，多者有十餘枚，凡能識別者多已收於目錄中，惟其藏書家的事迹難以一一確考。
從新國大館藏近四千種古籍的鈐印可知，其藏書家既有新馬本地華人，也有數量眾多的中國文化人，更有日本、朝鮮藏書家，所處時代涵蓋晚明、清代至民國。另一個鮮明的特點，即某幾位藏書家的藏書佔據相當大的比例，如前述許紹南的霜月蟲音齋、何秀峰的印廬藏書等。如邱克威考證，馬大館藏古籍與新國大館藏古籍大部份同源，邱文所述的部份藏書家及印章，在新國大藏本中亦有大量出現。爲了避免與邱文重複論述，本文將著重於藏書量佔據較大比重的藏書家，介紹其相關事迹、藏書來源與特點。
孔廣陶（1832-1890），字鴻昌，一字懷民，號少唐，廣東南海人，藏書家、刻書家。其父孔繼勛（1792-1842）早年以經營鹽業致富，喜收藏典籍。孔廣陶承襲其父藏書，又斥資購買各種善本，置有“三十三萬卷樓”、“嶽雪樓”。新國大館藏同治十三年至光緒十一年（1874-1885）刻多色套印本《古香齋袖珍十種》、光緒十四年（1888）校註重刻本《北堂書鈔》一百六十卷，均爲三十三萬卷樓刻本。嶽雪樓最具代表性的古籍即是嶽雪樓叢鈔。據謝暉稱：
在清代，廣東著名藏書家南海孔廣陶嶽雪樓抄本頗負盛名。其所以知名，有兩大緣由：（一）孔氏叢鈔選擇版本較爲精良。孔氏選抄了外間絕無傳世的四庫未傳本、永樂大典本和刊刻精良的內府本。（二）注重校對。這些抄本抄工雖不很精，但每抄一本都有專人校對，並於書前注明校者姓名，可靠程度較高。正因爲孔氏叢鈔有以上特征，國內各大圖書館均把這些抄本列爲善本書的行列。
作爲一系列的抄本，孔氏叢鈔有五百餘種，現藏於廣東中山圖書館有四百一十二種，其餘則散佚於境內外約四十六種。新國大館藏孔氏叢鈔十九種，卷端均鈐有“孔氏嶽雪樓影鈔本”朱印，據書中的避諱字來看，當是道光至光緒年間抄本。其不同書爲不同人抄寫，用毛太紙，字體端正。新國大館藏十九種孔氏叢鈔，亦鈐有“印廬珍藏”印。孔府於光緒末年逐漸衰落，其藏書隨之散落各地，輾轉爲何秀峰所藏，後落戶至新加坡。
佔據新國大館藏古籍最大比重者，當屬馬鑒（1883-1959）老學齋藏書。馬鑒字季明，又字寅生，祖籍浙江鄞縣（今寧波），文史學者，其藏書多見“老學齋”印。1936年後移居香港，任教香港大學。抗戰時期，香港淪陷，赴成都燕京大學任教；戰後回香港，藏書大部份完好，遂於倖存書籍上加蓋“老學齋劫餘文物”印。1954年，賀光中赴香港購書，從其藏書中購入“重複及不常需用者八千餘册”，剩餘藏書一萬餘册則在馬鑒去世後被維吉尼亞大學圖書館（University of Virginia Library）購入。新國大館藏有馬鑒藏民國前古籍三百一十八種，其中善本五十八種，包括明萬曆間商氏半墅堂刻本《稗海》四十六種、清順治間刻本《五朝小說》八十一種、乾隆至嘉慶年間大酉山房刻本《龍威秘書》十集、康熙間禦兒吕氏寶誥堂重刊本《朱子遺書》初刻十二種二刻六種等。
新國大館藏古籍數量居第二者是民國藏書家、醫生陳慶保（生卒年不詳）的藏書。今存陳慶保事迹材料甚少，大致了解其爲廣東番禺人，1919年秋在香港辦中醫夜學館，著有《傷寒類編》授徒。據陳氏自序，其以中醫文獻學家口吻論證後人對張仲景《傷寒》及其註解之誤讀，其於自身藏書中獲益匪淺，對其中醫研究也助益甚大。新國大館藏有陳慶保藏古籍二百三十二種，其中善本二十九種，各類醫學古籍四十六種。其藏本多鈐有“陳慶保”、“哲如陳慶保藏書”、 “喆如”、“敬慎寡過，明哲保身”印。邱克威論文所述“保泰持盈”印，則未見於新國大藏本，疑此爲佚名者之閒章一枚，非陳氏之藏書印章。
廣東番禺“ 汪氏藏書” 也是新國大館藏的重要來源。汪兆鏞和汪精衛（1883-1944）都是晚清、民國時著名的番禺汪氏家族中人。新國大館藏汪氏藏書三十五種，其中善本六種，主要是汪兆鏞及其五子汪宗藻（1890-1960）（又名汪希文）、六子汪宗衍的藏書，又以汪宗藻藏書最多。汪兆鏞與汪兆銘（即汪精衛）爲同父異母兄弟，汪兆鏞爲長子，字伯序，號憬吾，又號微尚居士、清溪漁隱。汪兆鏞的藏書多鈐有“微尚齋”、“微尚齋鑒藏書畫印記”及“番禺汪氏藏書”印。汪宗藻，號子申，曾在汪僞政府任職，著名詩人、外交家，精通命理之學。其藏書多鈐“汪希文印”，在新國大館藏汪氏藏書中佔絕大部份，包括唯一的元刊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汪宗藻晚境淒慘，藏書多散佚，最終在香港沙田萬佛寺服藥自盡。汪宗衍，字孝博，號杅盦，著名文史學者，藏書多鈐 “宗衍”、“玉蘭堂”印。韓雲山的藏書印，亦見於汪宗藻的藏書，韓氏應是汪氏佚書的其中一位收藏者。
總體來說，新國大館藏古籍主要來源於嶺南藏書家及日本近現代藏書家的藏書，所涉及的藏書家人數眾多，而且零散。一些嶺南藏書家遷移香港後，藏書流散，後被收購，或隨移居東南亞的華人來到新加坡；同時，東南亞華人與大陸、港澳臺各界的交流和聯繫，也爲古籍流散到東南亞提供了便利。新國大館藏古籍也有相當一部份是來自新加坡華人的捐贈，尤其原南洋大學的館藏古籍，更是東南亞華人對傳承中華文化的精神寄託，也爲中華文化在東南亞的保存與發揚起到積極的作用。
結語
通過本次對新國大館藏古籍最全面的整理，爲更好地利用和發揮館藏中文古籍的價值，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時也改變了中國學界對東南亞中文古籍館藏和分佈的認識，使新加坡的中文古籍研究逐步成爲本區域漢學研究的新發展方向。目前對於新國大館藏中文古籍的整理和編目，是相關館藏古籍研究的初步階段，期待能夠接續日後對館藏稀有古籍的系統研究，充份發掘其於學術研究和傳承中華文化的重要價值。新國大作爲東南亞歷史悠久的綜合性大學，其館藏古籍已成爲學校重要的文化和學術遺產，具有極大的歷史文化價值和學術研究潛力，本人寄望新國大憑藉如此難得的優勢，能夠發展爲本區域漢學研究的樞紐機構，爲溝通東南亞國家與中華文化的交流發揮重要的促進作用。
本文原刊馬來西亞漢學刊（第六期）2022年8月（頁137-154）。註釋從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