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域外漢籍，需要怎樣的視野
研究域外漢籍，需要怎樣的視野
張伯偉
二十世紀中國學術得到很大發展，其根本動因是在學術研究中獲得了新材料、新視野和新方法。以傳統學術的研究而言，上世紀最有影響力的學術機構公認有兩個，都在這一方面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經驗。
第一是清華學校研究院（後改名為「清華國學院」）。陳寅恪1930年在《陳垣敦煌劫餘錄序》中指出：
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1]
1934年，他又在《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中總結以王氏為代表的學術典範：
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
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
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2]
第二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1928年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指出：
（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凡間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創造之系統，而不繁豐細密的參照所包含的事實，便退步。
（二）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
（三）凡一種學問能擴充他作研究時應用的工具的，則進步。不能的，則退步。[3]
傅氏又指出：
西洋人作學問不是去讀書，是動手動腳到處尋找新材料，隨時擴大舊範圍，所以這學問才有四方的發展，向上的增高……我們很想借幾個不陳的工具，處治些新獲見的材料，所以才有這歷史語言研究所之設置……我們最要注意的是求新材料……總而言之，我們不是讀書的人，我們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4]
從陳氏的總結和傅氏的宣言中來看，其涉及的核心問題，就是材料（地下實物、異族故書）、視野（擴充、擴張、擴大）和方法（外來觀念、不陳工具）。這三個方面構成了一項原則，可以說貫串整個古典學，亦可稱學術研究獲得發展之金科玉律。
儘管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胡適列舉當時的「新資料」時，已經提及「日本朝鮮所存中國史料」，部分接近於這裡所說的「域外漢籍」，但對於這些資料的利用，從整體上來看，可以說微乎其微。1986年首屆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議召開，在其後出版的會議論文集卷首《編者弁言》中，編者既歸納了會議論文的若干主題，涉及不同方面的域外漢籍資料，同時也特別指出：「這些學術論著多是以往漢學家們不曾注意，或是根本生疏的。」[5]一方面是域外漢籍本身所固有的重大價值，另一方面是許多學者對這一學術資源的陌生，甚至由於陌生而導致對其價值的漠視或貶低，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因此，儘管距離胡適的說法已經過去了八十多年，域外漢籍仍然是今日從事古典學研究的「新材料」。
域外漢籍雖然是以漢字撰寫，但卻不是限定在漢民族或華人圈內。當我們把歷史上的漢字文獻賦予一個整體意義的時候，我們的眼光自然就超越了國別的限制；當我們觀察問題的視野超越了一鄉一國而擴大到天下整體的時候，我們所得出的結論就可能具有不同凡響的意義。域外漢籍是一個豐富龐大的學術資源，它會向我們提出許多新鮮的學術話題，形成新鮮的學術方法和學術理念，從而引導出一門新學問或新學科的產生。域外漢籍的大量存在，明確昭示了一個既往的事實，即漢文化圈的作用和影響。文化可以超越人種、語言、民族的界限，可以超越政治、經濟、信仰的差異。以文化圈為單元，就是我們今天所需要的「新視野」。
在陳寅恪總結的王國維的學術成就和治學方法的三點特色中，「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是其中之一。域外漢籍絕大部分可歸入「異族之故書」的範圍。在這裡，「互相補正」所表現出來的旨趣是平等的，它超越了傳統史家天下一統或「中心—四裔」的觀念，值得我們在域外漢籍研究中加以發揚和倡導。誠然，域外漢籍與中國典籍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係，但今天的研究如果還僅僅從證明自身「文教之盛」的角度去看待周邊國家和地區的漢文化，就未能擺脫「禮失而求諸野」的思想牢籠，未能消釋他人「慕華」、「事大」的心理優越，最終不利於域外漢籍研究事業的發展。「中心—邊緣」的二元化區隔，只會限制域外漢籍的研究意義。在王國維、陳寅恪、陳垣等人建立起來的學術傳統中，無論是揭示事實真相，還是提煉歷史認識，都能打通中心和邊緣，追尋對人的精神世界的理解和體驗。這樣，域外漢籍的價值就不只是中國典籍的域外延伸，不只是本土文化在域外的局部性呈現，不只是「吾國之舊籍」的補充增益。它們是漢文化之林的獨特品種，是作為中國文化的對話者、比較者和批判者的「異域之眼」。所以，域外漢籍既是古典學重建過程中不可或缺的材料，其本身也應該成為古典學研究的對象。
裘錫圭《中國古典學重建中應該注意的問題》指出：「在近現代，往往由於觀念、方法的更新或重要新資料的發現，在較短的時期內就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呈現出新的局面。這可以稱為古典學的重建。」[6]他把第一次重建的時間定於二十世紀一二十年代，把今天受賜於「出土資料」而「走出疑古時代」，看成是第二次古典學重建的開始。事實上，每一次重建都是由材料和觀念決定的。而現代的所謂「新材料」，是包括而不限於「出土資料」的。2002年11月，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就舉辦過「古代中外關係史：新史料的調查、整理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其論文集以《中外關係史：新史料與新問題》[7]為名，內容涉及七個方面：（1）圖像•文本•碑銘：新發現與新解讀；（2）簡牘與文物：考古新發現與研究；（3）舶來品與外來文化：新問題與新探索；（4）手稿•遊記•著作：明清來華傳教士研究；（5）天文•地志與輿圖：多角度的新觀察；（6）域外遺珍：海外史料的調查與研究；（7）周邊文獻與地方史料：新舊資料的互證。從文獻的角度言，上述七方面有若干項通向了域外漢籍，閱讀並使用這些新材料，學者就必然會獲得一個新視野，因此，它也孕育著古典學的一次新的重建。
需要強調的是，無論是新材料還是新觀念，它們與舊有的材料和觀念是相配合、相表裡、相參證的關係，而不是相對立、相剋伐、相取代的關係。王國維1923年在《殷墟文字類編序》中已指出：
新出之史料在在與舊史料相需，故古文字古器物之學與經史之學實相表裡。惟能達觀二者之際，不屈舊以就新，亦不絀新以從舊，然後能得古人之真，而其言乃可信於後世。[8]
如果將這一理念再往上溯，則可舉出朱熹的兩句詩：「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9]舊學不經過新知商量，難臻邃密；反之，新知不經過舊學培養，也難致深沈。
注釋：
[1]《金明館叢稿二編》，頁236。
[2]《金明館叢稿二編》，頁219。
[3]《傅斯年全集》第四冊，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年版，頁256-258。
[4]同上注，頁258—264。
[5]《第一屆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台北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1987年版，頁1-2。
[6]《中國出土古文獻十講》，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頁2。
[7]榮新江、李孝聰主編，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
[8]《殷墟文字類編序》，《王國維遺書》（據商務印書館1940年版影印）第四冊，《觀堂別集》卷四葉三上，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版。
[9]《鵝湖寺和陸子壽》，郭齊《朱熹詩詞編年箋注》卷四，巴蜀書社，2000年版，頁405。
本文摘自《域外漢籍研究入門》（增訂版）第一章《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