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朱遂翔與王綬珊
說朱遂翔與王綬珊
沈津
朱遂翔，這位20世紀30年代在中國舊書業中響當當的「書林巨子」，今天瞭解的人可能就不多了。早年的朱遂翔，是一個鄉下青年，家境貧困，無力讀書，沒有什麼文化程度，能在杭州、上海這樣的大都市裡「自打天下」，而且確實打出了一片天地，實在是不簡單的事。他所創建的「抱經堂」，每年的營業額之大、交易的範圍之廣，從國內到海外，都是讓同行們刮目相看的。
朱遂翔是浙江紹興人，字慎初，清光緒二十年(1894)生於因「二十四孝」中曹娥投江救父的故事而得名的曹娥鎮。十四歲時，他到杭州清和坊文元堂書局做學徒，拜店主楊躍松為師。他勤奮好學、刻苦鑽研、努力讀書，這使得他對古書業務很快地熟悉起來。當他滿師後又乾了幾年，就從「文元堂」裡出來自己做了老闆。「抱經堂」原是乾嘉間浙江有名的學者兼藏書家盧文弨的讀書處，大概朱氏很敬佩盧氏的學問，就把他的齋名作為自己的店牌了。
抱經堂從1915年在杭州梅花碑設立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數年後遷至城站福緣路，再後來，又在滬濱設立分店，營業紅火，生意愈做愈大。然而，這一切都離不開王綬珊這個人，因為當時的同行都認為，朱遂翔就是借與王之交易而起家的。據朱氏自己說，他是1928年在上海認識王的。
王綬珊，名體仁，綬珊其字也，也是紹興人。王是民國年間的一位重要藏書家，少為縣生員，嘗館於杭州八千卷樓丁氏家，由是耳濡目染，漸蓄藏書之志。後隨湖州商人經營鹽業、遂漸起家，既富，適丁家中落，乃收其藏書之一部分，並購其宅，築樓而貯之，又置九塊靈璧奇石於庭，因名其樓曰九峰舊廬。辛亥後，居於上海，其收書，範圍至廣，歷代版刻，無不網羅，持書踵門者，輒優償其值，故書賈多樂為所用，而朱氏朝夕奔走於王宅，迎其所好，而倍取其利，不數年間，增值累萬。
王氏所藏方志甚多，計2800種，此為一大特藏，津曾見有《王氏九峰舊廬方志目》兩冊，為朱遂翔所編，內裡稀見之志甚多。朱有自序云：「王君雅好藏書，尤喜蓄各省方志，余為其奔走南北垂十年。初為其購瞿氏鐵琴銅劍樓宋元本書十餘種，繼為其購雙鑒樓傅氏、群碧樓鄧氏等善本書籍數十箱，名聞南北，善本來售者亦接踵而至，皆由余一手鑒別。」王氏自1927年購書始，直到1937年全面抗日戰爭爆發止，共用去購書款50萬元左右，為近代藏書家花錢最多者。其中由朱氏個人經售及代為介紹的古籍，就有30萬元之巨，而朱氏所獲利潤也達三分之一。
舊時的藏書家多希望子孫世守其書，有的人不就鐫有「子子孫孫保之」之印並鈐於書上嗎？但是，從藏書史來看，真的是鮮有百年長守之局。抗戰期間，王綬珊於上海淪陷後仍健在，但一日忽聞其杭寓被日寇縱火，而所蓄之精刻秘槧盡付祝融，因憤成疾，遂至不起。1938年王去世後，不到十年，其後人紹承無術，析產變賣，其藏書又遭兒女瓜分，陸續分散出售，實在可惜。昔日之九峰舊廬，後變作浙江大學之課堂，而其子雖在鹽務場所掛名，月可支薪，但無一技之長，只能坐守家園，到後來生活維艱，僅能敷衍度日。而朱氏自如老馬識途，捷足先登，得取書之優先權。我曾見當年朱從王宅取得的明刻本之目錄，難得之本多在其中。
鄭振鐸也從朱氏處買過一些書，如《精選點板昆調十部集樂府先春》三卷（明萬曆間徽郡謝可連刻本）。同樣是開書店的，鄭先生對朱氏和中國書店的郭石麒有著不同的評價，他的《劫中得書記》中說：「杭州書客朱遂翔擅將不全書挖割目錄冒作全書，售得善價，予甚少與之交易。然彼爪牙遍布徽郡、蕭山一帶，往往多得奇書善本。王綬珊在世時，朱專擅其利，尋常顧客自不在其眼中，自王氏故後，朱失所依，始復見其持藍布包袱，往來中國、來青諸肆間。蓋彼於圖書每不甚了了，惟恐失之賤值，不能不以郭石麒為耳目。石麒為書友中忠厚長者，從不欺人，書業中人無不恃為顧問。」可見鄭先生吃過其虧，很看不起他。
朱遂翔是一個頭腦靈活、不死板的商人，杭州古舊書業出書目最早者，即為抱經堂。筆者所見到的《抱經堂舊書目錄》僅有第十三期至第十九期，最早者為1934年6月，最晚者為1937年5月。每部列出書名、卷數、作者、刊刻時代，並標明售價，以示毋欺。但一開始，杭地同業即檢該店書目內相同之書，在顧客前宣傳，抱經堂定10元，他們只需5元，故本地營業並不見好，來購者反以外埠為多，數年後營業額蒸蒸日上，那是後話了。（重刊者按，哈佛燕京藏民國舊書店售書目錄）
抱經堂不僅售賣古書，而且自己刊印圖書發行，從1936年6月編定的《朱氏抱經堂藏板書目》來看，朱氏當年購得原版重新刷印成書者不少，計分木刻類38種，鉛石印類10種。如張行孚撰《說文發疑》六卷、《說文揭原》二卷，姚文田撰《說文偏旁舉略》一卷、《說文韻譜校》五卷、《說文校議》三十卷、《莫郘亭知見傳本書目索引》，以及翻刻並用舊色紙精印的杭州西湖《雷峰塔藏經》等。即如古籍裝潢，該店亦有服務，「力求精美，定價概從低廉，諸公惠顧，除精舊批校本外，關於普通書籍，如定價較他家為高者，甚盼明示，以便變通而副盛意。」
朱氏自己也收藏了一些書，葉景葵曾為朱題有《抱經堂圖》，云：「夫鬻書與藏書，皆有功於書者也。吾以為鬻之功或高於藏，山岩瑰璧之珍本，苟無人輾轉販賣，焉能為世人所共賞？故蠲叟箴：慎初勿循藏之虛名，而失鬻之實利。實利雲者，自利而兼利人之謂也。余望慎初鬻與藏並進，待羽毛豐滿，則為利人之藏書，勿為自利之藏書。」朱亦能做到所謂「勤能和易」，且有較強的鑒定力，故「售書者樂與之商，求書者亦踵相接」。20世紀40年代末，他的藏書有數百箱，可能是年紀大了，精力也不如從前了，而且古籍的售賣也隨著時局的變化而無人問津，所以他有「舊籍滅亡之際，誰談版本之學？余亦老矣，書亦亡矣，夫復何言！但余家藏書尚有數百箱，不能生產，尚要為其佔住多數之房屋，棄之不捨，藏之亦復無味也」之感慨。解放後，這些書多售於北京、上海的舊書店，最後一批底貨，則售與杭州合作書店。
朱早年曾寫有一篇《杭州舊書業回憶錄》，但對抱經堂卻沒有什麼敘述。他的弟弟朱瑞軒，也開了一家書店，叫傳經堂。而朱氏弟子汪樹人亦設樹仁書店於滬上。1967年，朱氏在杭州家中去世，年72歲。他的藏書，多鈐有「遂翔經眼」之印，我曾在上海圖書館見過一些，多明刻本，而顧祖禹的稿本《讀史方輿紀要》，即朱氏收得售與葉景葵，後捐入合眾圖書館，最後為上圖所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