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振鐸與鐵琴銅劍樓藏書捐獻
鄭振鐸與鐵琴銅劍樓藏書捐獻
蔡成普 李靜
摘要
鄭振鐸是著名藏書家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圖書館事業的重要奠基者，抗戰時期因為國家搶購珍貴文獻而與瞿氏結緣。1950 年，鄭振鐸通過動員瞿氏捐獻藏書、表彰捐書者、人員安置等一系列工作，將鐵琴銅劍樓藏書化私為公。他推動形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圖書捐獻熱潮，為國家文化事業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
關鍵詞：
鄭振鐸；鐵琴銅劍樓；捐獻；圖書館史
1.引言
抗戰時期，鄭振鐸與張壽鏞、何炳松、張元濟、張鳳舉等人一起，在上海發起成立了「文獻保存同志會」，為國家搶救了大量珍貴文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鄭振鐸擔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長、文化部副部長，以保護文化典籍為使命，主持制定《禁止珍貴文物圖書出口暫行辦法》等規定，阻止珍貴圖書外流，動員藏書家將圖書捐獻給國家，搶救和保護流散民間的文獻典籍，「為20世紀中後期我國國有藏書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傑出的貢獻」[1]，「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圖書館事業的重要奠基者之一」[2]。鐵琴銅劍樓捐獻藏書，是鄭振鐸動員藏書家捐獻藏書最為典型的案例。
鐵琴銅劍樓為著名藏書樓，不少前輩對其藏書捐獻進行過研究。仲偉行1997年考證了瞿氏世系、藏書沿革、瞿氏著述，以及瞿氏清末進呈圖書，1951年1月、1951年3月、1953年3月、1954年四次捐獻藏書，以及鄭振鐸表彰瞿氏捐書、人員安置等事，該書中瞿氏捐獻藏書內容多為其他論著引用[3]79-85，仲偉行2009 年又編著《琴劍流芳》，但未對捐獻藏書內容進行補充[4]76-78。趙長海梳理了瞿氏自1918年至1991年捐獻藏書的事實，其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瞿氏捐書內容與仲偉行基本一致[5]。曹培根介紹鐵琴銅劍樓藏書背景、五代樓主事跡、瞿氏與著名學者的交往等內容，其中瞿氏捐獻藏書之事與仲偉行的相關論述一致，並補充了抗戰時期鄭振鐸為國家收購鐵琴銅劍樓部分藏書之事[6]。冀淑英等人的「鐵琴銅劍樓藏書的收購入藏」述及瞿氏捐獻出售並舉、以售為主，分三批捐售鐵琴銅劍樓藏書的情況，重點介紹了瞿氏所捐藏書的版本價值[7]。沈津在回顧瞿鳳起生平經歷時，述及瞿氏採用半賣半送的方式，分三次向北京圖書館捐售藏書[8]。其他一些論文雖提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瞿氏捐獻鐵琴銅劍樓藏書，但內容與仲偉行一致，不再贅述。此外，陳福康《鄭振鐸傳》[9]560-562《鄭振鐸年譜》雖然對鄭振鐸協調鐵琴銅劍樓藏書捐獻有所涉及，但限於傳記或年譜體例，均未展開。
上述研究成果，沒有特別關注鄭振鐸在瞿氏捐獻鐵琴銅劍樓藏書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個別研究雖對鄭振鐸參與瞿氏捐獻鐵琴銅劍樓藏書的某些環節有所涉及，但還是疏漏了一些重要環節，且對鄭振鐸動員鐵琴銅劍樓藏書捐獻的意義揭示不夠。有鑒於此，我們全面爬梳鐵琴銅劍樓藏書捐獻相關文獻以及國家圖書館館史、檔案中的相關資料，考證鄭振鐸作為國家文化事業領導者，在瞿氏捐獻鐵琴銅劍樓藏書過程中所發揮的主導作用，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深遠影響。
2.鐵琴銅劍樓藏書及其發展簡論
江蘇常熟鐵琴銅劍樓，是清代著名藏書樓，與聊城楊氏海源閣、杭州丁氏八千卷樓、湖州陸氏皕宋樓，並稱清末四大藏書樓，歷五代，傳承至民國而未散，為藏書界所稱道。著名藏書家傅增湘認為，清末民國以來的藏書樓中，只有瞿氏鐵琴銅劍樓和楊氏海源閣傳承有序，稱雄於海內，其他藏書樓不能與其相提並論[10]。鐵琴銅劍樓富藏善本和鄉邦文獻，備受推崇。1875年，著名版本目錄學家葉昌熾到訪鐵琴銅劍樓，稱其「宋元明刊本、舊鈔本不下八百種，並有四庫未收之書……江南北藏書家，當首屈一指矣。」[11]鐵琴銅劍樓延續五世而不失，仰賴於瞿氏的精心守護。清末太平軍與清軍在江蘇交戰時，為躲避戰亂，鐵琴銅劍樓第三代傳人瞿秉淵、瞿秉清堅守「寧捨腴田百十畝，不棄秘笈一兩櫥」的理念，先後七次轉移藏書，保全藏書[4]。40清末，兩江總督端方鑒於皕宋樓藏書外流日本的教訓，施壓強徵鐵琴銅劍樓藏書供京師圖書館收藏，被鐵琴銅劍樓第四代樓主瞿啓甲婉拒。瞿氏雖然悉心護書，但在戰亂頻仍的民國時期，還是未能躲過兵燹。為躲避戰火，1923年至1928年間，瞿啓甲將鐵琴銅劍樓所藏善本從常熟轉移到上海，但未及轉移的普通藏書於1937年11月被日軍炸毀[4]4,56。瞿啓甲藏書護書同時，致力於刊印善本，還捐書支持家鄉建設公共圖書館[12]。瞿啓甲臨終時，命瞿鳳起「管理好先代遺書」[3]13，並留下「書勿分散，不能守則歸之公」[3]27-29的遺訓。
3.抗戰時期為國購書結緣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民生多艱，藏書家紛紛售書求生。為避免珍貴文獻外流，鄭振鐸聯合張元濟、何炳松等知名專家學者，在上海成立「文獻保存同志會」，用中英庚款董事會撥付原中央圖書館的擴建經費，為國家搶購珍貴古籍，其中就包括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書。
鄭振鐸在文獻保存同志會負責採訪工作，及與藏書家、書商接洽購書之事。1940年3月，經瞿鳳起介紹，鄭振鐸購得宗禮白所藏220多種金石圖書，其中善本將近40種[13]229。此後，鄭振鐸四次從瞿鳳起處購得鐵琴銅劍樓藏書。第一次是1940年3月27日，鄭振鐸應邀赴瞿鳳起處購書。因首次向瞿氏購書，鄭振鐸並未過分壓低書價，4月1日以2000元購得包括愛日精廬舊藏《營造法式》、明抄本《澠水燕談錄》和明洪武刊本《元史》等20種鐵琴銅劍樓藏書[13]28-31。通過此次購書，鄭振鐸與瞿鳳起建立了良好互信，與瞿鳳起約定直接交易，且只售與鄭振鐸代表的文獻保存同志會，為此後購書創造了機會[13]30-32。第二次是4月25日，鄭振鐸購得宋版《毛詩註疏》、蜀本《宋書》等15種圖書[13]61-63。第三次是1940年6月6日，鄭振鐸以3000元購得宋刊本《春秋括例》、明成化刊本《歷代史譜》和明洪武刊本《郁離子》等20種藏書。在洽購過程中，得知瞿鳳起急需週轉資金，鄭振鐸當即協調預支2000元書款[13]88,310。第四次是1941年2月，鄭振鐸以120元購得瞿氏藏書宋刻明印本《心經》《政經》和明刻本《白雲樓詩集》等12種藏書[13]344。
通過幾次購書，鄭振鐸與瞿鳳起逐漸加深了瞭解，建立了良好的友誼。多次密切的合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鄭振鐸動員瞿氏捐獻藏書奠定了基礎。
4.動員捐獻鐵琴銅劍樓藏書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鄭振鐸擔任國家文物局首任局長，主管全國圖書館、文物和博物館事業，成為國家圖書文物事業的領導者，繼續盡力為國家徵集和保護古籍文獻，再次與瞿氏鐵琴銅劍樓結緣。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成立初期，廢除了國民政府時期實行的田賦制度，實施臨時性的糧賦徵收政策，減輕農民負擔。蘇南人民行政公署頒布的《蘇南行政區1949年秋季徵收公糧公草暫行辦法》規定糧賦按賦元累進計徵[14]，秋季公糧公草分基本公糧與累進公糧兩個部分，基本公糧以賦額為標準，每賦元全年徵收公糧（稻穀）80斤，公草40斤。累進公糧以戶為單位，以賦額之多寡，分為4級。瞿氏是常熟地區的大地主，家中擁有數千畝土地，需繳納的糧賦較多，無法按規定繳納糧賦，希望以捐獻藏書抵扣糧賦。因與時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長的鄭振鐸有舊交，便委託鄭振鐸為其說項[15]321。
當時革故鼎新，百廢待興，瞿氏遇到的問題是很多私人收藏家面臨的共同難題。作為國家文化事業的管理者，鄭振鐸深知妥善處理此事，會對整個藏書行業乃至我國文化事業發展產生深遠影響。鄭振鐸當時兼任政務院指導接收委員會華東區工作團文教組組長，恰好在上海主持文教領域接收工作。為穩妥處理此事，鄭振鐸宴請時任政務院副總理、政務院指導接收委員會華東區工作團團長董必武，玉成此事[16]。鄭振鐸不僅圓滿解決了瞿氏以捐獻藏書抵繳納糧賦的問題，還動員瞿氏在捐獻部分藏書之外，另選部分善本讓歸政府[15]321-322。據參與此事的北京圖書館趙萬里工作報告，當時瞿氏捐獻鐵琴銅劍樓藏書52種，此外，以較低的價格轉讓給北京圖書館善本202種，「瞿氏藏書，海內艷稱……這些善本入藏本館，本館中文書藏地位將益形重要，可為全國之冠」[17]。此事還有一個小插曲，時任文化部部長沈雁冰致電鄭振鐸，認為一千萬元即可購得瞿氏所售善本。鄭振鐸認為已經與瞿氏商定購書價格，為保護藏書家捐獻藏書的積極性，同時解決瞿氏遇到的切實困難，堅持按之前與瞿氏商定的價格支付書款[18]。在鄭振鐸的協調下，瞿氏採取半捐半售的方式將鐵琴銅劍樓部分善本化私為公，解決了瞿氏糧賦問題，成為其他收藏家模仿的樣例。
為擴大瞿氏捐獻鐵琴銅劍樓藏書的影響，帶動其他藏書家踴躍捐獻藏書，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圖書館事業發展，1950年1月10日，鄭振鐸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致函瞿氏三兄弟，感謝並表彰他們將鐵琴銅劍樓藏書化私為公的義舉，並號召他們將剩餘的鐵琴銅劍樓藏書捐獻給國家[9]1397-1398：
此次南歸，造府飽覽尊藏，至為快慰。鐵琴銅劍樓藏書，保存五世，歷年逾百，實為海內私家藏書中最完整的寶庫。先生們化私為公，將尊藏宋元明刊本及抄校本五十二種一千八百十六冊，捐獻中央人民政府，受領之餘，感佩莫名。此項愛護文物、信任政府之熱忱，當為世人所共見而共仰。謹此道謝。至作價歸公部分，亦都為尊藏書目中所載之善本，今得歸之公庫，深慶物歸其所。並盼其餘尊藏全部，將來能夠在雙方協議下，陸續價購歸公，以免散入私人手中，此亦當為先生們之鳳願也。
為獎勵捐書者，同時也為上海市圖書館事業發展補充專業人才，同年3月10日，鄭振鐸親自給上海市市長陳毅寫信，向其推薦長於版本目錄學的藏書家瞿濟蒼、瞿風起兄弟二人[3]263-264：
陳市長：
聞上海市將辦大規模之圖書館及博物館，甚盛事也……茲有懇者，友人瞿濟蒼、風起二先生，為鐵琴銅劍樓後人，家學淵源，邃於版本目錄之學。瞿氏藏書，時逾百載，歷經變亂，均能典守不失。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後，二君極誠擁護人民政權，熱愛政府，曾二次將前代藏書，捐獻中央，我們都很欽佩他們的開明與熱情。際此圖書館將次建立之時，需才自必孔殷，敬代為介紹，盼能加以延攬，對於圖書館事業的推進，當可有很大的幫助也。
同日，鄭振鐸還致函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主任李亞農、副主任徐森玉，極力推薦瞿濟蒼、瞿鳳起二人，為正在籌辦的上海圖書館推薦所需專業人才[3]264：
亞農、森玉先生：
久未通問，至以為念。聞上海市將辦圖書館、博物館，誠盛事也，極為高興，盼能早日開幕，如可能，當專程南下道賀。茲有懇者，友人瞿濟蒼、風起二先生，為著名藏書家鐵琴銅劍樓後人，歷經變亂，均能保守家藏不失。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後，二君熱愛政府，曾二次將藏書捐獻中央，我們都很欽佩他們的開明與擁護政府的熱情。二君均邃於目錄版本之學，圖書館方面諒必需才孔殷，敬為介紹，盼能加以延攬，實所心感，書此。
在鄭振鐸的多方協調下，1951年，瞿濟蒼被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聘請為顧問；瞿鳳起參加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圖書館整理工作，上海圖書館成立後被調往上海圖書館工作。此後，在鄭振鐸的動員下，瞿氏在1950年3月7日[3]78、1953年3月3日[3]79、1954年1月[19]和1954年4月[3]81,分四次向國家捐獻、轉讓鐵琴銅劍樓藏書699種；1958年，瞿氏向常熟博物館捐獻藏書115種[4]77。
5.推動形成捐書熱潮
鄭振鐸在1950年9月18日撰寫的《一年來「文物工作」綱要》中指出了當年各地藏書家紛紛捐獻圖書的情況：由於人民對於中央人民政府的愛戴與信賴，一年來將其私人所藏的文物、圖書捐獻出來的很多……常熟瞿氏捐獻的宋元刻本、翁之熹捐獻的明清抄校本書籍等尤為國之重寶。化私為公，得為人民所有，實為從來未有之舉。其他，華東、西南、東北各地區人民捐獻的文物、圖書，尚有不少，未能列舉[20]。從中可以看出，早在1950年，鄭振鐸不僅高度評價瞿氏、翁之熹為代表的私人藏書家，以捐獻藏書支持國家文化建設的愛國義舉，當時私人收藏家化私為公的捐獻義舉已開始在全國形成熱潮。
在鄭振鐸的指導和持續推進下，瞿氏向國家捐獻鐵琴銅劍樓藏書迅速成為典型，激發了國內藏書家捐獻圖書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事業建設的熱情，推動了藏書家捐獻藏書的熱潮。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幾年間，流散在民間的珍貴圖書如百川歸海般湧入公藏機構，比較典型的有：
1950年，丁惠康以其父丁福保的名義，將收購的鐵琴銅劍樓石刻拓本一千種、宋元刻本六種，先寄存在北京圖書館，後舉行捐獻手續[21]；許廣平及周海嬰，將北京阜成門內宮門口西三條21號魯迅故居，連同故居內魯迅藏書5195冊、金石拓本4030張，以及上海運到北京的魯迅書籍2691種全部捐獻給國家[22]14；顧子剛向北京圖書館捐獻《永樂大典》3冊、甲骨2盒、《東方雜誌》（1904-1937年）108冊①；常熟鐵琴銅劍樓瞿氏向國家捐售善本藏書72 種、售392 種；柳亞子向北京圖書館捐獻《南新詩集》等5種，《食古齋文錄》等13種，《南明史料》《南社文庫》《革命文庫》等圖書90種、264冊、54張[23]417；蘇毅範向北京圖書館捐獻《萬有文庫》《二十四史》，徐承孝捐獻所藏方志等書籍204種，黃懋信捐獻藏書101種，馬蔭曾捐獻藏書192種、畫片176張，田伯英捐獻金石拓片58冊252種、地圖3份，楊蔭慶捐獻西文圖書504種，教育工作者工會捐獻《四部叢刊》2088冊[22]24。
1951年，潘宗周之子潘世茲捐獻寶禮堂藏書[24]；周叔弢捐贈《永樂大典》1冊，趙元方捐贈《永樂大典》1冊[23]417；商務印書館董事會將所藏《永樂大典》23冊捐給中央人民政府[25]；馬敘倫向國家捐獻30項革命文獻[22]38；富晉書社向中央人民政府捐獻《永樂大典》1冊[26]。
1952年，著名藏書家周叔弢將歷年所藏的宋、元、明善本715種2672冊無償捐獻給中央政府等[27]。
1953年，郭沫若向北京圖書館捐獻圖書364種2059冊、著作手稿23種1846頁，戴望舒家屬捐贈《司馬氏書儀》等圖書437種2944冊、外文圖書208冊，王家基捐贈《佩文韻府》等圖書59種445冊[23]417。
1954年，梁令嫻、梁思成向北京圖書館捐獻「飲冰室」文稿等著作手稿393種，殘稿139頁，墨跡3種，共8226頁，碑帖拓片114種，134冊964張[23]418；
1955年，陳西禾捐贈家藏拓本《正始石經》1182種3526冊[23]418。
1956年，趙元方捐贈善本圖書285種1326冊[23]418。
6.結語
縱觀瞿氏捐獻鐵琴銅劍樓藏書過程，從受瞿氏委託說項以捐獻藏書抵糧賦，到取得董必武首肯、動員徵集瞿氏藏書、堅持按約定價格付款，再到文化部發公函表彰捐書者、安置人員，鄭振鐸悉心推進鐵琴銅劍樓藏書捐獻。鄭振鐸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事業的領導者，站在建設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事業的高度，不僅妥善處理瞿氏捐獻鐵琴銅劍樓藏書，還推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圖書捐獻熱潮的形成，將流散民間的藏書化私為公，從而形成以公藏書為主的格局，對我國圖書館事業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為我國文化事業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2023年6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堅持守正創新。對於我們圖書館從業者而言，守正就是守護好我們的館藏文獻資源，保護好前輩歷盡艱辛聚集起來的民族文化遺產，賡續歷史文脈。同時，我們還要利用語義網、人工智能等先進技術將實體館藏逐步建成知識內容倉儲管理體系，推進智慧圖書館體系建設，利用關聯數據技術充分挖掘文獻資源內容，活化古籍資源，為我國經濟文化建設提供更有力的智力支持和文化支撐。
注釋：
① 陳源蒸《中國圖書館百年紀事:1840-2000》將顧子剛誤記為顧頡剛。《顧頡剛日記》1950年12月日記中未見捐獻《永樂大典》記錄。趙愛學《顧子剛生平及捐獻古籍文獻事跡考》對顧子剛捐獻3冊《永樂大典》有考證；趙愛學《國圖藏嘉靖本<永樂大典>來源考》對國圖藏《永樂大典》來源均有考證，只有顧子剛捐獻《永樂大典》記錄，未見顧頡剛捐獻記錄，詳見陳源蒸等.中國圖書館百年紀事:1840--2000[M].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115.趙愛學,林世田.顧子剛生平及捐獻古籍文獻事跡考[J].國家圖書館學刊,2012,21(03):94-101.趙愛學.國圖藏嘉靖本《永樂大典》來源考[J].文獻,2014(03):3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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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圖書館研究與工作》202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