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目朱痕照星河 不辭長做有緣人—《中華再造善本底本印章考釋》編纂手記

滿目朱痕照星河 不辭長做有緣人

—《中華再造善本底本印章考釋》編纂手記

靳諾 王若舟

本書草成於2019年，因個人原因，後托王君若舟續成之。王君精於版本目錄、金石篆刻之學，因之增損編葺，拾遺補闕，訂正訛誤，遂成全書。此書之成,傾注二人之心力，易稿無數，幾乎每稿皆丹黃滿卷，徵引文獻千種，其嘔心瀝血，可想而知。說來幾千字以概之，實則近十載矣！

約在八年前，我剛剛入職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不久，即有幸參與了《中華再造善本》項目的編輯出版工作。《中華再造善本》項目編輯週期之長，涉及古籍書目之廣，參與人員之多，在國圖出版社乃至新中國出版史上，前所未有。作為新生代出版人，這是一次十分難得的學習機會。不僅是編輯業務的學習，也是古籍整理知識的深入學習。現在想起，好像是冥冥之中的事，在此期間，當時我的時任領導史百艷老師（她是《中華再造善本》項目的協調人和執行人）曾經不止一次提到叢書中累累印章的價值，如能作專門研究，必對印章學、古籍版本學、藏書學等大有裨益。講者無心聽者有意，憑著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熱情和對古籍無限的熱愛，我大膽地萌生了編撰一部關於《中華再造善本》、印章、印主的相關書的想法。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一旦深入其中，才發現困難重重。總的說來，本書編纂過程中主要難點有三：

總體構思

萬事開頭難，首先要確定本書的框架結構。本書的整體創作思路是將藏書、印章、印主三要素完美融合在一部書中，既能方便讀者查閱使用，又能傳達出印章（狹義也可稱之藏書印、鈐印）作為一種特殊歷史文獻類型，對我國藏書事業發展歷程、文脈庚續，呈現歷史文化圖景，梳理古籍遞藏源流等之考察意義。在著手準備之前，為了制定本書體例，編者特用大量時間對目前出版過的印章類圖書做了深入調研。目前，市面上關於印章研究的書，有幾類形式：無印章圖像者，有「以書繫印」，如張元濟《涵芬樓燼餘書錄》《寶禮堂宋本書錄》，周叔弢《古書經眼錄》等，凡私人藏書、學者訪書經眼之書志、題跋、公私收藏機構公佈之古籍善本書目、書志、圖錄等皆歸此類。這是以書為主要研究對象，藏印信息為輔，無印章圖像展示，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印章研究著作；有「因人設目，各附其印」，如葉昌熾所撰《藏書紀事詩》《續藏書紀事詩》等，這是以藏書家或印人生平事跡為主，間述其藏印，無印章圖像展示，也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印章研究著作；有印章圖像者，主要是印譜類，或影印古印譜、或輯錄某藏家藏印專題皆為此類；還有就是理論研究類，如吳芹芳、謝泉所《中國古代的藏書印》、王玥琳《中國古代藏書印小史》等，前者「研究文獻零散，研究視野較窄」且往往只録印章及釋文，後者著眼點大，能體現歷史趨勢和特點，但偏理論，不能解決實際問題。（具體情況綜述見本書《前言》，此不贅述。）在眾多相關著作中，賴福順編著《清代天祿琳琅藏書印記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97年版）格外引起我的注意。該書所收《天祿琳琅書目》正、續編著錄鈐印1921方，在前人基礎上新考訂鈐印875方，印主近570家。「是迄今為止我國第一部古代藏書印記的考訂專著」（見劉尚恆《賴著<清代天祿琳琅藏書印記研究>評議》，《「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第61期，1998年12月）。在這部書的基礎上，編者確定了本書的整體結構：本書關注點在於三方面：印章本身（包含釋文）、印主（藏、鑒書家）、印章所置於的環境（古籍），三者緊密關聯，相互呼應。全書分上、下兩冊。上冊收錄印章圖像及其釋文；下冊收錄各印所對應之鈐印出處及印主簡介等相關信息。再加上書後所附200余頁的六個索引，實現以印為經，印主為緯，《中華再造善本》書目為橋梁，既可以「以印繫書、以印索人」，也可以「以書檢印」「因人查印」。以期瞭解各書收藏情況與流轉史、藏書家藏書的聚散種種情狀甚至藏書旨趣、偏好，從而勾勒中國藏書文化發展脈絡之一斑。

製定編纂體例

結構確定後，接下來涉及更為細緻的體例制定。這些體例的制定背後實際上是更加繁瑣的整理工作。關於本書的體例方面，也沒有太多可供參考的書目，基本都是編者在編纂過程中不斷摸索出來的。本書卷前凡例共十二條，每一條都是「硬骨頭」。1178種古籍、6449方印章、1000餘家藏家，200頁索引製作，這一串數字足以說明工作量之大。首先，以怎樣的方式著錄印章，一般有兩種做法，一種是從原書中將所有印章用現代技術手段提取出來，一種是將原書凡有印章頁直接影印（《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藏書印選編》即用此法）。後者顯然更容易些，但這樣導致全書篇幅過大，增加成本的同時，更增加讀者購買壓力。因此，我們只有知難而上，採取最麻煩的處理方法，將印章一個個「摳」出來，無論從技術上還是工作量上，都很繁難。另外，一些細節問題，如釋文用字、釋讀順序、再造書目信息的著錄、重復印主信息的處理等等處處見心思，如釋文用字問題：印章中的用字非常隨意，異體字、古今字、簡化字、通假字自不必說，甚至有時根據圖案、結構、造型的需要創造出一個符號代表某字，給我們的後期排版帶來很大困難。編者經反覆斟酌並請教印章方面專家，制定了現在的用字標準，在保證出版物的規範和嚴謹的前提下，盡量方便讀者查詢為要。又如印主簡介的處理，力求簡明，突出主題。除年代、字號、籍貫、室名外，只介紹其涉與藏書活動相關之信息，其他履歷、著述等從略。值得注意的是，在考證印主與印章的歸屬關係時，編者通過這些信息的匯總，發現對於存在於某個體背後的以家族或姻親為整體研究對象的展現，更能突出中國藏書文化、特別是私人藏書家族式藏書傳承關係的時代、地域特徵，具有很大意義。以考察明清時期浙江海寧地區私人藏書情況為例，就先後出現袁花查氏、鹽官陳氏、新倉吳氏、硤石蔣氏等。這些家族或姻親之間的關係中，又可大略分為幾種類型，如父子、兄弟、祖孫、夫妻或數代同宗同族等。由此可知，我國藏書風氣受傳統家族主義的影響，父死子繼，前代將藏書傳給諸後代。就此，本書印主簡介不僅僅只介紹某個體人物藏書經歷，連同其家族與藏書有關的人物，與之建立連接。力圖展現此種「書香傳承」的文化特徵，有助於研究者進一步梳理收藏者之間的傳承脈絡以致地緣關係、家學淵源。（具體規範見本書凡例）

考證內容

以上只是本書結構、體例等形式上的打磨，內容方面的考證又是另一個「深淵」。其中包含釋文的識讀、印主的確定、印主生平的考察等。

本書收錄印章內容極廣，官印、機構印和私印，流通印（如書賈鈐印）、收藏印、鑒賞印。印主上至皇帝、宗室，下至歷代著名藏書家、文人學者。印文內容，又分姓名、字號、堂室齋觀、鑒賞、收藏、校讀、記事、仕履、里居、紀年、生卒、行第等和表示寄託與情懷的閒趣章等。所收印章時間跨度歷經宋元明清，迄至當代。印主所屬地域遍及全國，如本書收錄蘇州籍藏書家、學者，近170人；宋元之際藏書家邵桂子印記171方，毛氏汲古家族收錄112方，汪士鐘家族收錄81方，張蓉鏡收錄87方，黃丕烈收錄57方，袁克文收錄86方，傅增湘收錄63方，等等。關於楊氏海源閣藏印，《海源閣藏書研究》中曾列舉137方，《中華再造善本底本印章考釋》在此基礎上不僅詳盡著錄海源閣四代藏書家相關藏書印127方，更輯得6方此前從未公佈過之海源閣用印。私人藏書印之外，本書還重視收錄《中華再造善本》各底本中機構藏書印、非收藏性鑒賞印、各家題跋鈐印等以往整理者較少注意的內容。明代皇家藏書以文淵閣藏書為代表，其中有些收藏還是「宋元秘閣所遺」。然而文淵閣歷經火災、盜竊等不幸遭遇，入清後藏書「已基本不存」，因此向為藏書家看重。近年有學者根據考察統計出至今仍存世的明文淵閣舊藏典籍17種。而根據編者對於「文淵閣印」的底本調查和整理，則又補充《論語集說》《漢官儀》《甲申雜記》三種宋刻珍本。

本書在印文釋讀方面力求嚴謹，有若干印章釋文一改以往著錄的錯誤。比如今藏故宮博物院的張即之楷書名品《太上洞玄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曾為清宮舊藏，著錄於《秘殿珠林續編》之中。書末有早期鑒藏者李受持鈐蓋的若干印記，其中一方印記一直存在釋讀方面的誤讀，在徐邦達先生《古書畫過眼要錄》等著錄里一直釋為「山水中人梅江李氏」。經過這次對原印仔細辨認，確認此印當釋為「梅江李氏 蒙（☶☵）孫」。

在編纂過程中除注重現有資料收集，印主考證工作不囹於陳說，編者通過查考稀見史料、結合最新學術成果，總結出較為可信的信息。如存世數種重要宋元善本上，會鈐有明代藏書家周良金相關印記，本次利用稀見家譜文獻考證其生平梗概，並繼而發現相關善本中周良金族人的印記（詳見本書《前言》）。又如壽松堂孫氏為當時與八千卷樓齊名的杭州藏書世家，而本書收錄之「壽松堂書畫記」印，初未能明確具體印主，後經查閲《西泠四家印譜》，據邊款文字明確印主歸屬。再如日本戰國時代寺僧日典，其印章見於宋建安黃善夫家塾刻本《史記》（《中華再造善本》底本）在內的多種珍貴古籍，一直以來國內相關研究對其生平的敘述都較為簡略，這次在編纂本書的過程中，編者經過幾番查找，得知二十世紀日本學者神田喜一郎對其已有專題研究，遂設法借來難得一見的原版《神田喜一郎全集》，並請熟悉日語的同事翻譯關鍵信息。雖最終附於本書相關條目之下的文字不足三行，但信息來源可靠，於此也可見印主考證之繁難。

有時為核檢某方鈐印，需同時翻查多種底本（《中華再造善本》所收底本中，卷帙上百者不在少數），還要查詢、對比國內外他處所藏。如成稿初期，關於印文為「宋本」二字的若干鈐印，收錄情況較為混亂，故又經王君若舟重新逐一查證比對、歸類，並根據各種線索補全底本著錄項，終統計出九十餘種底本中的十八種「宋本」印記；有時為查閱某位印主資料，則需要翻檢書目書志、方志、家譜、筆記、別集等各類文獻（據不完全統計約有三百多種），方能有所斬獲。據粗略統計，編者查得並參考之各類文獻資料（含數據庫）、學術成果三百餘種。從而為進一步考釋工作打下基礎。加之各著錄鈐印根據釋文筆畫排列，如有釋文修改，便會「牽一髮而動身」。因內容、排版的變動，導致稿件「數易」，有過多次較大調整。

鑒於本書內容的專業性，本著精益求精的工作態度，在書稿的編寫過程中，編者克服大環境帶來的諸多困難（本書撰稿期間，正值新型冠狀肺炎病毒肆虐，受疫情影響，人員往來交流、資料查找時遇不便），就書稿的一些問題先後與國家圖書館樊長遠、劉鵬先生，上海圖書館陳先行先生、徐瀟立女史，上海博物館陳才、柳向春先生，蘇州博物館李軍先生，聊城大學丁延峰先生，浙江大學趙晶先生等各界學術專家學者多有請益交流。為掌握一些鮮為人知的資料，特經各種渠道聯繫到松蔭軒林章松先生、秋水齋戴叢潔先生、聽梧閣趙華先生、方正書屋孫向群先生、翫齋張弘呈先生、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羅毅峰先生及山東師範大學潘磊先生、香港科技大學龐琨博士、南京師範大學袁強博士、日本大阪大學岑天翔博士等收藏大家、相關人士，為我們提供查核資料之便利。

當然，在編者看來，本書的編纂中，受時間等各種不可抗力因素影響，不可避免的留下一些遺憾，比如原本構想就本書內容與葉氏《藏書紀事詩》、倫明《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等相關綜述藏書家淵源遞嬗之書內容相結合考察，將人物簡介資料敘述更加豐富完整；再如計劃將本書中以較為散亂形式出現的藏書家及其家族傳承關係整合起來，排成世系表附於書後，使讀者更直觀感受這種文化傳承版圖。又本書因時間所限未能整理出相關參考文獻說明附於書後等等。不過這些似無傷大雅，以後我們會繼續在這片領域不斷耕耘，陸續推出關於印章方面系列叢書，以期彌補這些遺憾，也希望廣大讀者繼續給予關注和支持。

本文原刊於《圖書館報》2024年2月23日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