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時期福建翻刻《武英殿聚珍版書》次第考
清乾隆時期福建翻刻《武英殿聚珍版書》次第考
陳旭東
摘要：
乾隆間福建翻刻《武英殿聚珍版書》，是福建刻書史上的一件大事。雖然研究者眾，待解決疑問亦不少。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利用新發現史料，充分論證福建翻刻事並非始於乾隆四十二年，詳細辨析武英殿四次頒發70種聚珍版的翻刻進度，並通過梳理其間十任巡撫任職情況，補充說明諸多翻刻細節，基本釐清福建翻刻《武英殿聚珍版書》始於何時、進度如何、主事者誰等問題。
關鍵詞：福建 《武英殿聚珍版書》 刊刻 次第
清乾隆花費巨大的人力物力纂修《四庫全書》，收書3400餘種，幾乎囊括了清乾隆以前中國歷史上的主要典籍，對後世尤其是學術文化領域，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而早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初，乾隆即命臣下先行刊刻珍本秘籍，以嘉惠藝林，啓牖後學。初刻有《永樂大典》輯佚本《易緯》《漢官舊儀》《魏鄭公諫續錄》《帝範》4種。隨著纂修工作的開展，應刊書籍工程巨大，乾隆三十九年（1774）起，從總管大臣金簡的建議，以木活字刊印發行，共刷印134種。後世總此138種通稱為《武英殿聚珍版書》，又稱《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簡稱「內聚珍」。因武英殿每種書籍印行數量有嚴格限制，除了宮內陳設20部（偶有22部不等）外，頒發通行的僅300部，滿足不了市場的需求。乾隆四十二年（1777）九月，在董誥建議下，允許江南、江西、浙江、福建、廣東五省自行翻刻通行。各省翻刻本通稱「外聚珍」。
各省翻刻情況，據著名藏書家丁申（1829—1887）統計，「江南凡八種，江西凡五十四種，福建凡一百二十三種，浙江凡三十九種，卷帙多寡不一，以福建為最富，以浙江為最精」[1]24。實際上，福建在道光、同治、光緒三朝又陸續增刊補刻，遠不止這123種。據有關學者統計，乾隆至光緒間，福建曾五次刻印《武英殿聚珍版書》，總計148種[2]78。可見「外聚珍」以「福建為最富」乃不爭的事實，而福建翻刻情況最為複雜，也是有目共睹，以致今天仍有諸多事實有待重新梳理。如《中國叢書綜錄》等目錄著作均著錄福建翻刻本作「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福建刊道光同治遞修光緒二十一年（1895）增刊本」[3]128。又如，馬月華指出福建五次刷印《武英殿聚珍版書》，「第一次，乾隆丁酉（乾隆四十二年）福建首次刊刻『外聚珍』一百二十三種」[1]74。此等著錄，與乾隆時期福建翻刻《武英殿聚珍版書》事實不符。福建翻刻《武英殿聚珍版書》，始於何時？進度如何？主事者誰？結合相關史料，重作一番考證，就正於方家。
一、福建翻刻《武英殿聚珍版書》非始於乾隆四十二年
外省翻刻《武英殿聚珍版書》，緣起於武英殿修書處、戶部左侍郎董誥於乾隆四十二年（1777）九月十日所上的一件奏摺：
竊自辦理《四庫全書》以來，四方秘籍乘時畢萃，館臣以及釐訂進呈，仰蒙聖明裁鑒，擇其精當而罕觀，督武英殿聚珍版印行，俾海內操觚之士，得遂爭先快睹之願。但聚珍版設法之意，原期成功迅速，易於成書，是以臣等酌量，每種刷印除預備陳設外，俱以三百部為率。而近日聞風購買者甚多，所印之本尚不敷給。查江南、江西、浙江、福建、廣東五省，向來刊行書籍頗多，刻工版料亦較他處為便。臣愚理合仰懇皇上天恩，准將現已擺印過各書，每省發給一分，如有情願刊者，聽其翻版通行，並請嗣後於每次進呈後陸續頒發照辦。則遠近購書較易，流傳益廣，其尚文崇古之盛於無既矣。[4]723-724
武英殿修書處本義，是借此來解決「原期成功迅速」而印數有限與「購買者甚多，所印之本尚不敷給」的矛盾，是一個比較好的折中辦法。當月十四日，即奉旨：「好。知道了。」得到乾隆的支持。此後遂進入實際操作階段，遂將該奏折抄錄連同第一批《武英殿聚珍版書》頒發該五省。或因董誥奏請將聚珍版排印各書發給江南等五省翻刊通行的時間為乾隆四十二年，諸家乃著錄福建翻刻本作乾隆四十二年刻。顯然，武英殿於乾隆四十二年第一次頒發聚珍版書，不能遽下外省即於當年翻刻的結論。
實際上，武英殿聚珍版各書乃是陸陸續續編纂，書成後先行抄錄上呈，再下發刊刻，刊竣又再次呈覽，之後才有頒發各省給予翻刻，其間抄錄、刊印有誤則需返工。福建翻刻《武英殿聚珍版》各書時間有兩個節點不能超越：一，不能早於武英殿刊印完竣之時；二，更不能早於纂輯成書、上呈之時。可惜武英殿刊印各書時間，限於史料，不能一一稽考，而各書輯校成書時間，尚大略可尋，筆者就此展開一番考察。
四庫全書館每編成一書上呈，書前多附提要一篇①，或單獨成篇，或緊附各書目錄之後，提要後多署「乾隆某某年某月恭校上」及總纂官、總校官及纂修官等人名諱②。「某某年某月恭校上」，所署即是編纂成書進呈的時間。校核無誤後下發武英殿刊印，刷印完竣較此要晚大約數月至一年不等，特殊者則多年以後又經挖改，翻刻者又較此為晚。無論是哪種情況，根據成書時間，來斷福建翻刻時間上限，大抵可信。
筆者根據台北「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內聚珍」各書前提要所署時間，依先後次序將福建翻刻《武英殿聚珍版書》123種列表如下③，其中未具題者據文淵閣《四庫全書》各書前提要補齊，標*號注明，同一年月校呈者另依四部分類排序，年月不詳者則暫放在最末尾。通覽該表，我們可以粗略瞭解《武英殿聚珍版書》底稿的編纂進度，並據此掌握其刊刻時間的上限。
乾隆間福建翻刻123種「內聚珍」子目及原本進呈時間表
《武英殿聚珍版書》作為《四庫全書》編纂過程的產物之一，編纂到刊印的質量把控是非常嚴格。「所有應刊各書，在送交武英殿之前，均由四庫館另繕樣本，指定專人校勘。」[5]232今各書前提要，系四庫館臣撰寫於校輯寫定樣本之後，與樣本一同呈覽。全書校勘無誤後，才發武英殿排版。此後又經校樣等多道程序，數月乃至數年之後，武英殿最終才完成刊印。上表可見，除了《琉球國志略》《悅心集》二書外⑤，均有明確的「恭校上」時間，《誠齋易傳》以下是乾隆三十九年（1774）九月董誥上奏之後，《公是弟子記》以下最早為乾隆四十三年二月，也就是說超過半數的書籍是在乾隆四十二年之後才發往武英殿刊印，因而將乾隆間福建翻刻《武英殿聚珍版書》著錄作「乾隆四十二年刻本」，顯然與事實不符。
又，查閱檔案可知，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二月十七日，武英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阿桂等題請將武英殿修書處額外供事從優議敘本中，提到武英殿修書處「奏稱自乾隆三十九年至今幾及四載，業經排印過書四十餘種」[6]760。即使福建翻刻武英殿聚珍版書真始於乾隆四十二年，所據底本最多也就這時已經刊印完畢的40餘種，絕不可能是123種之數。乾隆四十六年（1781）二月十九日，軍機大臣奏「自乾隆三十九年五月間進書起，至四十五年十二月，陸續進過各書六十五種，業經呈覽」[6]1295。乾隆四十三年正月至四十五年十二月，三年時間又重新刊印20多種書籍進呈。總此僅及乾隆間福建翻刻本之強半。正因為武英殿擺印各書「俱系隨校隨發」，匯有成數再分批發往各省，聽任翻刻，因而也就有了江南五省出現翻刻數量多寡不同的結果，而各省翻刻時間亦多不同，如浙江始刻於乾隆四十三年初，江西刻於同治十三年（1874），廣東則遲至光緒二十五年（1899）始由廣雅書局翻刻。
二、乾隆間福建翻刻《武英殿聚珍版書》次第考
上文主要從《武英殿聚珍版書》的成書與刊印時間來推斷，福建翻刻《武英殿聚珍版書》不是乾隆四十二年一年可蹴成。再從辦事流程來看，乾隆四十二年九月十日董誥上奏摺請允許外省翻刻，十四日乾隆諭准後，此項工程才開始正式實施。而該奏折及第一批《武英殿聚珍版書》頒發到各省，各省訂立翻刻章程，組織人力物力開工雕版刷印，此等事宜的次第開展，需要各衙門之間往來對接，持續推進。乾隆四十二年九月十五日到本年末，僅剩下三個半月的時間，似乎不足以做好這些前期準備工作。筆者利用《四庫全書》檔案等史料，對乾隆間福建翻刻《武英殿聚珍版書》的進度，做進一步的探討。
乾隆四十四年（1779）十二月初一日，福建巡撫富綱奏初發聚珍板各書翻刻完竣情形：
案照前准武英殿修書處奏准，將聚珍板排印各書給發江南等五省翻板通行，並聲明嗣後於每次進呈後陸續頒發。等因。隨奉分發《直齋書錄解題》等書三十九種到閩，當經前撫臣飭司議定章程，委員設局如式刊刻，並經督臣三寶於署撫任內隨時督催。茲據委員刊刻完竣，並按大中小州縣分別頒發，核計應需一千四百餘部均已刷印齊全，由司具詳送驗前來。
臣查聚珍板各書，邊方士子罕得寓目，茲蒙皇上嘉惠士林，俯准翻刻，俾海澨山陬，皆得遂其快睹之願，此誠曠古稀逢之盛事。現據紳士聞風爭先購買，其距省較遠之處，亦即飭令各州縣照依分頒部數，尅日頓回，發存各學，以便所屬紳衿易於就近購備，以廣流傳而資搜覽。至續奉發到《蒙齋集》等書十五種，臣現飭上緊刊刻，務期程功迅速，多多刷印，使秘籍遍傳於閩嶠，不啻家有賜書，以仰副聖主稽古右文之至意。
所有翻刻初發聚珍板各書完竣緣由，理合繕折恭奏，伏祈皇上睿鑒。謹奏。[6]1130-1131
清雅德《奏聞聚珍版續發各書翻刻完竣分頒各屬緣由》，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檔案編號「故宮073701」
前引董誥奏摺，武英殿修書處「准將現已擺印過各書，每省發給一分，如有情願刊者，聽其翻版通行，並請嗣後於每次進呈後陸續頒發照辦」[6]724，這裡的重點有二：一是武英殿頒發給江南五省已刊印的聚珍版書各一部，在種數上不存在厚此薄彼的情況，而後將隨著編纂刊印進度陸續頒發；二是各省是否翻刻，完全是根據自願原則，不做硬性規定，如此才有江南僅刻八種、浙江刻三十九種、江西刻五十四種等等不同。
富綱在奏折中沒有提及「《直齋書錄解題》等書三十九種到閩」的具體日期，我們可以借其他四省的情形來做參照。乾隆四十三年（1778）正月初九，浙江巡撫王亶望奏鹽運司運同孫仰曾等人請翻刻聚珍版書籍，提到「抄錄原奏並排印得《直齋書錄解題》等書三十九種，頒發到臣」云云[6]768。據此可知，乾隆四十三年初，浙江已收到武英殿頒發的第一批「內聚珍」，並奏請翻刻，為設局開雕做準備。福建與浙江毗鄰，接到武英殿修書處咨文及第一批「內聚珍」，亦當在乾隆四十三年初，或乾隆四十二年底，而真正著手翻刻事宜應該同浙江一樣，已到乾隆四十三年。
福建、浙江兩省巡撫在奏折中均提到所收到聚珍版書為「《直齋書錄解題》等書三十九種」，可惜均未開列詳目。乾隆四十三年浙江以袖珍版翻刻⑥，現存恰是39種，各書子目依四部分類開列如下：
1.郭氏傳家易說十一卷總論一卷 宋郭雍撰
2.易象意言一卷 宋蔡淵撰
3.易緯十二卷 漢鄭玄注
4.禹貢指南四卷 宋毛晃撰
5.融堂書解二十卷 宋錢時撰
6.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四卷 宋袁燮撰
7.儀禮識誤三卷 宋張淳撰
8.春秋傳說例一卷 宋劉敞撰
9.春秋辨疑四卷 宋蕭楚撰（以上經部）
10.魏鄭公諫續錄二卷 元瞿思忠輯
11.鄴中記一卷 晉陸翽撰
12.水經注四十卷 後魏酈道元撰
13.嶺表錄異三卷 唐劉恂撰
14.麟台故事五卷 宋程俱撰
15.漢官舊儀二卷補遺一卷 漢衛宏撰
16.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卷 清金簡撰
17.直齋書錄解題二十二卷 宋陳振孫撰（以上史部）
18.傅子一卷 晉傅玄撰
19.帝範四卷 唐太宗李世民撰 ¨佚名注
20.明本釋三卷 宋劉荀撰
21.農桑輯要七卷 元司農司撰
22.孫子算經三卷 唐李淳風等注
23.海島算經一卷 魏劉徽撰 唐李淳風等注
24.夏侯陽算經三卷 ¨夏侯陽撰
25.五經算術二卷 北周甄鸞撰 唐李淳風等注
26.墨法集要一卷 明沈繼孫撰
27.雲谷雜紀四卷首一卷末一卷 宋張淏撰
28.甕牖閒評八卷 宋袁文撰
29.考古質疑六卷 宋葉大慶撰
30.澗泉日記三卷 宋韓淲撰
31.敬齋古今黈八卷 元李冶撰
32.老子道德經二卷 魏王弼注（以上子部）
33.文恭集四十卷 宋胡宿撰
34.茶山集八卷 宋曾幾撰
35.絜齋集二十四卷 宋袁燮撰
36.拙軒集六卷 金王寂撰
37.金淵集六卷 元仇遠撰
38.歲寒堂詩話二卷 宋張戒撰
39.浩然齋雅談三卷 宋周密撰
以上39種書籍，《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成書最晚（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詳見上文），隨即上呈，獲准擺印。而前此一種乃乾隆四十一年（1776）五月成書的《麟台故事》。從武英殿的刊印進度來看，至次年底頒發各省時，以上各書應該均已刷印完畢。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二月十九日，軍機大臣奏《浮溪集》《簡齋集》將於次月完竣：「現今擺印《浮溪集》計三十二卷，《簡齋集》計十六卷，於三月間完竣。」[6]1295《浮溪集》《簡齋集》二書有600多葉，不到2個月就刊印完工，而《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僅30餘葉，《麟台故事》不足70葉，即使加上乾隆四十一年武英殿輯校各書，至次年底頒發各省，在刊發時間上也綽綽有餘。也就是說，從成書與刊印的時間點考察，第一次頒發各省為以上39種，是符合邏輯的。
根據「每省發給一分」原則，同一批次中，各省所收到的這「一分」應該是相同。即福建翻刻第一批《武英殿聚珍版書》各書，應該全同乾隆四十三年浙江翻刻《武英殿聚珍版書》39種。經核對，這39種書籍毫不例外均在乾隆間福建翻刻123種《武英殿聚珍版書》內。
同年，武英殿頒發第二批聚珍版書「《蒙齋集》等書十五種」，可惜依然未開列子目。筆者查檢同治十三年（1874）江書局西翻刻的《武英殿聚珍版書》，凡54種，第一批39種均在列，餘下15種，依四部列目如下：
1.續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卷 宋戴溪撰
2.儀禮釋宮一卷 宋李如圭撰
3.鄭志三卷 漢鄭玄撰 魏鄭小同編（以上經部）
4.五代史纂誤三卷 宋吳縝撰
5.宋朝事實二十卷 宋李攸撰（以上史部）
6.公是弟子記四卷 宋劉敞撰
7.五曹算經五卷 唐李淳風等注
8.涑水記聞十六卷 宋司馬光撰（以上子部）
9.南陽集六卷 宋趙湘撰
10.後山詩十二卷 宋陳師道撰 宋任淵注
11.陶山集十六卷 宋陸佃撰
12.學易集八卷 宋劉跂撰
13.蒙齋集二十卷 宋袁甫撰
14.文苑英華辨證十卷 宋彭叔夏撰
15.䂬溪詩話十卷 宋黃徹撰（以上集部）
以上江西翻刻的15種《武英殿聚珍版書》，《蒙齋集》在其中。這15種當即是武英殿第二次頒發江南五省者。江西書局恰好翻刻了武英殿頒發的前二批次《武英殿聚珍版書》。福建何時收到武英殿第二批頒發的《武英殿聚珍版書》，現有史料未見明確記載。乾隆四十四年（1779）十二月初一日，富綱在上奏翻刻第一批《武英殿聚珍版書》完竣的摺子中同時提到，「續奉發到《蒙齋集》等書十五種，臣現飭上緊刊刻，務期程功迅速，多多刷印」。根據在第一批刊刻完竣後，隨即立馬著手第二批刻印事宜，福建收到武英殿頒發第二批《武英殿聚珍版書》當不早於乾隆四十四年。而根據富綱奏折行文，第二批寄到似與前任巡撫無涉，則或於其任上，即當為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以後（詳下文）。又，筆者考察以上15種「內聚珍」本各書提要，武英殿初稿分別於乾隆四十一年、四十二年各校呈7種，最晚者《公是弟子記》為乾隆四十三年二月。第一批頒發到福建，大約歷時3個月，據此推算，頒發各省之前有充足的刊印時間。同樣，這15種書籍，均在乾隆間福建翻刻的123種《武英殿聚珍版書》內。可惜由於檔案缺失，第二批刻竣日期不詳。但可知是在富綱任內完工。乾隆四十九年（1784）四月初九日，福建巡撫雅德上奏續刻《武英殿聚珍版書》情形：
臣查閩省初次奉發《直齋書錄解題》等書三十九種，二次奉發《蒙齋集》等書十五種，先俱刊刻完竣，經前撫臣富綱具折奏明。續於第三次奉發《春秋辨疑》等五十七種，內除四十四種即系初次、二次所頒之書，俱已翻刻外，尚有《雪山集》《兩漢刊誤》《大戴禮記》《方言注》《歸潛志》《毘陵集》《浮溪集》《簡齋集》《恥堂存稿》《浮沚集》《攻媿集》《元和郡縣誌》《項氏家說》等書十三種，又第四次奉發《文子纘義》《唐書直筆》《華陽集》等書三種，經臣先後飭司循照章程，委員設局，如式翻刻。去後，茲皆次第完竣，按照大中小州縣，分別頒發，並據該司呈驗樣本前來。
臣查聚珍版各書，外省無從窺覽，荷蒙聖恩頒發，俾得翻梓通行，紳士聞風無不踴躍歡欣，爭先求購。其距省較遠之處，即飭該州縣按照分頒部數，尅日領回，發存各學，以便紳衿就近購買。臣仍一面督飭多多刷印，廣為流傳，使海隅稽古之儒，無不共相寶守，以仰副聖主嘉惠士林之至意。
所有聚珍版續發各書翻刻完竣、分頒各屬緣由，理合恭折奏聞，伏祈皇上睿鑒。謹奏。[7]073701
該奏摺明確提到，福建翻刻《蒙齋集》等15種第二批《武英殿聚珍版書》完竣，由巡撫富綱具折上奏。此後武英殿陸續頒發兩次，第三次57種，其中前兩次已頒發、翻刻者44種。之所以重新頒發第一、二批內聚珍，是因後來「武英殿聚珍版處以每省只發定本一部，恐輾轉翻刻漸致魯魚，奏明各發五十部，俾善本既多，流傳愈廣」[7]073701。這44種屬於追加發放部分，然而較前兩次已下發54種，卻少了10種，或因庫存不足的緣故。武英殿第三次頒發福建新的聚珍版書13種，第四次3種，共計16種，由巡撫雅德主持刻印，完竣後分頒全省各級學府，並具奏上聞。雅德奏折中所提及各書，表述上偶有減省，今與現存書一一核對，謹將這16種聚珍版書的規範題名及其作者按四部分類列次於下：
1.大戴禮記十三卷 漢戴德撰 北周盧辯注
2.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十三卷⑦ 漢揚雄撰 晉郭璞注（以上經部）
3.兩漢刊誤補遺十卷⑧ 宋吳仁傑撰
4.元和郡縣誌四十卷 唐李吉甫撰
5.唐書直筆四卷 宋呂夏卿撰（以上史部）
6.項氏家說十卷 宋項安世撰
7.歸潛志十四卷 元劉祁撰
8.文子纘義十二卷 宋杜道堅撰（以上子部）
9.華陽集四十卷 宋王珪撰
10.浮沚集九卷 宋周行己撰
11.毘陵集十六卷 宋張守撰
12.浮溪集三十二卷 宋汪藻撰
13.簡齋集十六卷 宋陳與義撰
14.雪山集十六卷 宋王質撰
15.攻媿集一百十二卷 宋樓鑰撰
16.恥堂存稿八卷 宋高斯得撰
以上各書，《華陽集》校呈時間最晚，為乾隆四十六年（1781）九月。也就是說武英殿第三次頒發各省聚珍版書，不能早於此時。綜合考慮武英殿刊印速度等因素，我們可以大致估算全書刊竣所需時間。根據《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所載流程，武英殿刊印實行逐日輪轉的辦法，擺字、墊版、校對、刷印，以及拆版歸字各項工作同時進行，每一週期可排一百二十版，一般一個週期需要十天。《華陽集》共有700餘版，共需要近6個週期也就是兩個月時間才能排完，也就是全書刊印完畢最快已是乾隆四十六年十月，頒發到閩當已是乾隆四十七年春季。而雅德於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從廣東巡撫任上調補福建巡撫（詳下文），遂由其主事，在時間上完全吻合。
可惜乾隆四十九年（1784）以後武英殿刊印聚珍版書及頒發江南五省詳情，根據現有資料尚難以稽考，而福建翻刻情形，同樣無所勾稽，只能暫付闕如。
三、福建翻刻《武英殿聚珍版書》主事者
乾隆間福建翻刻刷印的《武英殿聚珍版書》，現存較為稀見，而常見者多為道光、同治、光緒間增補重印本。道光八年（1828）、道光二十七年（1847）、同治七年（1868）主持修版重印的分別是吳榮光、陳慶偕、鄧廷楠，以及同治十年校印《福省重刻武英殿聚珍版書目》之潘霨，均系福建布政使。光緒間新修重印「共計一百四十八種」，「別行八種」，「版舊藏藩庫」[8]卷六。根據以上信息，或徑直著錄福建翻刻《武英殿聚珍版書》為「福建布政使司」刻本。而實際上，乾隆間主持翻刻事宜的，並非福建布政使，而是福建巡撫。富綱奏折中「前撫臣飭司議定章程」雲雲，撫臣即巡撫，司即布政使司，一個「飭」字，恰好說明他們主從關係。且上文所引浙江、福建兩省上奏翻刻情形，具名者均為巡撫，無一是布政使，也說明瞭外省翻刻武英殿聚珍版書，是由各省地方軍政長官負責。
上文所考，乾隆四十二年起至四十九年（1777-1784），武英殿共頒發江南五省4次聚珍版書70種，福建一一刻竣，分別由富綱、雅德兩任巡撫奏報。而其間專任或署理福建巡撫一職者實際上有9人，另有1人未到任。其他人有無參與刻書事宜？詳情如何？探討在此期間福建巡撫的更替，有助於更好地理解福建翻刻《武英殿聚珍版書》情實，故而不憚其煩，進一步略加考證。
根據《重纂福建通志》所載，乾隆四十二年起至四十九年間福建巡撫有：余文儀，乾隆三十六年任；德保，乾隆四十三年任；黃檢，乾隆四十三年任；富綱，乾隆四十四年任；雅德，乾隆四十七年任[9]卷107。據此，似乎是德保接余文儀之任，即余文儀任期當為乾隆三十六年至四十二年。而實際上余氏於「乾隆三十六年五月授福建巡撫」，「四十一年十月授刑部尚書」[10]卷160。則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起，余文儀實際上已不在福建巡撫任上。《重纂福建通志》所載職官志，因格於體例，署理者不載，遂致歧誤。據筆者考證，余文儀與德保之間，閩浙總督鐘音、楊景素曾前後署理福建巡撫印務。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國史大臣列傳正編》，鐘音傳載其於乾隆三十五年（1770）閏五月署福建巡撫，十二月兼署閩浙總督，三十六年（1771）五月實授閩浙總督，「四十一年兼署福建巡撫，四十三年二月授禮部尚書，充經筵講官、三通館、四庫全書館副總裁，兼正藍旗蒙古都統。九月，扈駕盛京，卒於途」[10]卷160。該傳中詳細記載了鐘音在福建的任職情況，三十五年署福建巡撫，之後即由余文儀接任，而余文儀離任後，鐘音再次於閩浙總督任上署理福建巡撫。
鐘音升調禮部尚書，則由兩廣總督楊景素接任。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楊景素列傳》僅載其於「四十三年三月，調閩浙總督」[10]卷186。根據乾隆四十三年四月十五日楊景素題奏，知其於三月十八日從廣東起程，四月十二日到福州，「十三日，接受總督暨福建巡撫印務」[11]060526。可見楊景素不僅接任閩浙總督，還一並署理福建巡撫。
而半個月之後，乾隆即命漕運總督德保調署福建巡撫。四月二十八德保奏稱「本年四月二十八日，新任漕臣鄂寶抵淮，傳旨令奴才交印後，即由淮赴閩，不必來京請訓……奴才庸愚下質，蒙皇上天恩，簡畀福建巡撫」雲雲[12]060671。德保遂於五月初一日起程，六月初六日抵達福州，六月初八日接受巡撫關防，並因楊景素上京陛見，暫時兼署總督事務[13]061063。至本年十月，德保升任禮部尚書，繼任者為福建布政使黃檢。
十月初四日，德保奏稱「奴才於本年十月初二日准吏部咨奉上諭：禮部尚書員缺，著德保補授。其福建巡撫員缺，著黃檢補授」[14]062257。黃檢晚此一天接到咨文，同於十月初四日上奏，「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初三日，奴才准升禮部尚書德保移會接到部咨：欽奉上諭：禮部尚書員缺，著德保補授。其福建巡撫員缺，著黃檢補授」雲雲[15]062252。同一天，黃檢奏請陛見，乾隆朱批：「不必來。一切實心任事，莫用聰明小巧，以圖永受恩眷，勉效爾祖可也。」[16]062253可見，黃檢即日起履任福建巡撫。
乾隆四十四年二月，黃檢私刻其祖父黃廷桂奏疏，三月十三日被革職。乾隆四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其兄黃模奏「奴才於本年五月十九日接閱京抄，乾隆四十四年三月十三日奉上諭：黃檢妄刻伊祖黃廷桂奏疏，已照部議革職」雲雲[17]064469。黃檢被革職，巡撫一職復由閩浙總督楊景素署理。雖然未查得任命疏件，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多件楊景素於乾隆四十四三月二十一日⑨、四月初八日⑩上奏的奏折，均署「閩浙總督兼署福建巡撫」，可知楊景素署理福建巡撫無疑。是月乾隆已下旨蘇州布政使增福升授福建巡撫。四月十九日，增福奏請因病開缺，乾隆朱批「汝且寬心調養，余有旨諭」[18]064190。實未上任。
乾隆所謂「余有旨諭」，或即指調湖廣總督三寶管閩浙總督。四月十二日，三寶奏報：其於本年三月二十二日自武昌起程，四月初十日抵閩，「十一日，准調任督臣楊景素將總督及鹽政印信暨兼署巡撫關防並書籍文卷等項，委員賫送到臣」[19]023772。同一天謝恩折中也提到：「現在撫臣尚未到任，奴才未便擅離職守，陳請入覲。擬俟新撫臣到任後，奴才即前往浙江查勘海塘地方情形。」[20]023771三寶一人身兼三職。後來因學政沈初丁憂，又暫署學政印務。
是年七月，朝廷決定調陝西巡撫富綱任福建巡撫。七月二十七日，富綱與繼任者畢沅辦理交接手續後，遂上京陛見[21]024684。富綱未到任前，福建巡撫仍由三寶署理。十一月初九日，富綱抵達福州。十一日，三寶「將福建巡撫關防並書籍、文卷等項逐一查點，委福州府知府蘇泰、撫標中軍參將實誠於翌日賫送撫臣富綱接收任事。臣即於是日卸兼署巡撫事務。」[22]025883
富綱在巡撫任上不到兩年，於四十六年七月二十五卸任，巡撫一職由署工部右侍郎楊魁署理[23]032160。楊魁在閩期間，常年水土不服，至四十七年三月准其回旗調理，遂將廣東巡撫雅德調補福建巡撫。雅德於四月二十二日到福州，楊魁隨即「將福建巡撫印務委署福州府知府王右弼、撫標中軍參將實誠賫送撫臣接收視事」[24]067241。
以上梳理武英殿頒發江南五省四次聚珍版書期間福建歷任巡撫的任職時間，可見富綱奏折中所指「前撫臣」定非余文儀。而鐘音、楊景素、三寶以總督署理巡撫，又亦不當以「撫臣」相稱，如富綱在下文稱「督臣三寶於署撫任內」，即是此理。乾隆四十三年正月，浙江巡撫王亶望題銜具奏翻刻聚珍版書籍事，福建大約在此之前也收到武英殿修書處頒發的聚珍版書，此時鐘音署理福建巡撫。若是鐘音或繼任者或楊景素「飭司議定章程」，富綱亦當稱「督臣鐘音（楊景素）於署撫任內」云云。
或因總督代管巡撫事，不便具奏翻刻事宜，或因此時福建尚未有翻刻計劃，直到「前撫臣」德保（乾隆四十三年六月至十月），或黃檢（乾隆四十三年十月至四十四年三月）到任，才著手翻刻事宜。也就是說，福建議定章程、委員設局翻刻《武英殿聚珍版書》，不當早於乾隆四十三年六月，不晚於乾隆四十四年三月。乾隆四十四年四月至十一月，「督臣三寶於署撫任內隨時督催」，則四月之前當已開雕，至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富綱就職，尚未刻竣。
同樣是翻刻39種武英殿聚珍版書，浙江或僅用不到一年的時間即刻竣通行，而福建遲至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始克蕆事，與主事之巡撫的更替頻繁，或不無關係。此後福建翻刻武英殿第二次頒發聚珍版書15種，第三次、第四次16種，分別由富綱、雅德主持，前文已詳析，此不再贅述。
四、餘論
武英殿共頒發福建4次聚珍版書70種，福建均予翻刻頒行。核檢現存福建翻刻《武英殿聚珍版書》各書子目，乾隆間福建另外翻刻武英殿陸續頒發的「內聚珍」53種，依四部列目如下：
1.周易口訣義六卷 唐史徵撰
2.易說六卷 宋司馬光撰
3.吳園周易解九卷 宋張根撰
4.易原八卷 宋程大昌撰
5.誠齋易傳二十卷 宋楊萬里撰
6.易學濫觴一卷 宋黃澤撰
7.禹貢說斷四卷 宋傅寅撰
8.尚書詳解五十卷 宋陳經撰
9.詩總聞二十卷 宋王質撰
10.儀禮集釋三十卷 宋李如圭撰
11.春秋釋例十五卷 晉杜預撰
12.春秋經解十五卷 宋孫覺撰
13.春秋考十六卷 宋葉夢得撰
14.春秋集注四十卷 宋高閌撰
15.論語意原四卷 宋鄭汝諧撰（以上經部）
16.東觀漢記二十四卷 漢劉珍等撰
17.御選明臣奏議四十卷 清乾隆敕輯
18.元朝名臣事略十五卷 元蘇天爵撰
19.琉球國志略十六卷 清周煌撰
20.元豐九域志十卷 宋王存等撰
21.輿地廣記三十八卷 宋歐陽忞撰
22.五代會要三十卷 宋王溥撰
23.東漢會要四十卷 宋徐天麟撰
24.絳帖平六卷 宋姜夔撰（以上史部）
25.蘇沈良方八卷 宋蘇軾、沈括撰
26.小兒藥證真訣三卷 宋錢乙撰
27.周髀算經二卷附音義一卷 漢趙爽注 北周甄鸞重述 唐李淳風釋 （音義）唐李籍撰
28.九章算術九卷附音義一卷 晉劉徽注 唐李淳風等注釋 （音義）唐李籍撰
29.寶真齋法書贊二十八卷 宋岳珂撰
30.猗覺寮雜記二卷 宋朱翌撰
31.能改齋漫錄十八卷 宋吳曾撰
32.學林十卷 宋王觀國撰
33.朝野類要五卷 宋趙升撰
34.欽定四庫全書考證一百卷 清乾隆四十一年敕撰
35.意林五卷 唐馬總輯
36.唐語林八卷 宋王讜撰（以上史部）
37.張燕公集二十五卷 唐張說撰
38.文忠集十六卷 唐顏真卿撰
39.元憲集三十六卷 宋宋庠撰
40.景文集六十二卷 宋宋祁撰
41.祠部集三十五卷 宋強至撰
42.公是集五十四卷 宋劉敞撰
43.彭城集四十卷 宋劉攽撰
44.淨德集三十八卷 宋呂陶撰
45.忠肅集二十卷 宋劉執撰
46.山谷詩注三十九卷 宋黃庭堅撰 宋任淵等注
47.柯山集五十卷 宋張耒撰
48.西台集二十卷 宋畢仲游撰
49.文定集二十四卷 宋汪應辰撰
50.乾道稿二卷淳熙稿二十卷章泉稿五卷 宋趙蕃撰
51.止堂集十八卷 宋彭龜年撰
52.南澗甲乙稿二十二卷 宋韓元吉撰
53.悅心集五卷 清世宗輯（以上集部）
檢閱以上53種「內聚珍」書前提要等相關史料，除了《琉球國志略》《悅心集》二種外，其餘各書校呈時間分別為：乾隆四十年有《唐語林》1種，乾隆四十一年有《蘇沈良方》《止堂集》2種，乾隆四十二年有《誠齋易傳》等3種，乾隆四十五年有《周易口訣義》等4種，乾隆四十六年有《吳園周易解》等21種，乾隆四十七年有《易說》等12種，乾隆四十九年有《易原》等7種，最晚為乾隆五十一年《欽定四庫全書考證》，據此可知乾隆間武英殿最後一次頒發福建的聚珍版書當不早於乾隆五十一年（1786）。而因為後期抽檢時發現偶見訛誤尚須挖改等情況，實際上武英殿刊印完畢以上各書又較此為晚，頒發各省又是相應延後。如《元朝名臣事略》一書，文淵閣《四庫全書》提要署「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實際上遲至五十四年（1789）之後武英殿才交付排印。因乾隆五十二年（1787）復校文淵閣《四庫全書》時，發現底本並未遵照「欽定遼、金、元三史之例」，軍機大臣於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奏「將底本一體改正，交聚珍板照樣排印」[4]2172。由此可知，福建翻刻「外聚珍」123種全部完竣，當不早於乾隆五十四年。
至於這53種「內聚珍」頒發福建，下發批次、種數及福建翻刻詳情，因史料缺失，暫時無從考證。此間福建巡撫有：徐嗣曾，乾隆五十年任；浦霖，乾隆五十六年任；姚棻，乾隆六十年任[9]卷107。他們與福建「外聚珍」有無關係，也無從知曉，均暫不予討論。而乾隆三十九十月已排印之《春秋繁露》《蠻書》2種，同年十二月排印完竣之《鶡冠子》等書⑪，及其他眾多成書於乾隆四十七年之前的聚珍版書，不在前四次的頒發清單當中，原因亦不得而知。《春秋繁露》《蠻書》何以遲至光緒二十年（1894）福建始增刻，也是難以理解。諸如此類問題，有待進一步挖掘史料加以闡釋。
注釋：
①少數書並無提要，如《琉球國志略》，書前僅有乾隆二十二年《進表》；《悅心集》書前僅有雍正《序》，均無提要。
②少數書則不署成書年月及責任者，如《易原》《誠齋易傳》等等。它們被收錄閣本《四庫全書》時，則均有之。以具題成書年月的「內聚珍」各書與《四庫全書》本兩相對照，大體一致。「內聚珍」本未具題者，迻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所載以供參考。特殊情況再另外說明。
③這123種子目，援引自馬月華《略論福建本「外聚珍」》的考證結果，詳見該文「福建省『外聚珍』五次印本目錄總表」。
④是書「內聚珍」本無提要，文淵閣《四庫全書》書前提要則署「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金簡進呈《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乾隆命「交四庫全書處總裁閱看」。四庫全書館復稱：「應照所請，即將此帙交武英殿擺印通行。仍請於《全書》及《薈要》內，各行抄錄一部，用以傳示久遠。」（詳《纂修四庫全書檔案》第563、565頁）據此知是書刊印於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或稍後，而《四庫全書》另行抄錄，故提要署「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云云。
⑤《琉球國志略》系乾隆二十二年進呈並刊刻，《悅心集》則早在雍正間即有內府刊行，或因權威性毋庸置疑，四庫全書館不再寫樣抄校，而是徑直以原刻本發武英殿排印。閣本《四庫全書》未收錄二書。
⑥浙江翻刻本，每種書籍後《恭紀》云：「乾隆四十二年九月頒發武英殿聚珍版諸書於東南五省，敕所在鐫刻通行，用廣秘籍，嘉惠藝林……爰仿內府袖珍版式，取便篋衍，重刊成書。臣等忝預校讎，掛名簡末，曷任榮幸。」列銜有閩浙總督鐘音、浙江巡撫王亶望、學政彭元瑞、布政使孫含中、按察使國棟、督糧道陸允鎮、鹽驛道噶爾弼善等。其中閩浙總督鐘音於乾隆四十三年二月調任禮部尚書，而王亶望於乾隆四十二年至四十五年任浙江巡撫，同期彭元瑞任學政，布政使孫含中任期為乾隆四十二年至四十三年，根據列銜眾官員的任職時間，此三十九種翻刻袖珍本或當於乾隆四十三年刻竣。
⑦即奏摺所言《方言志》。
⑧即奏摺所言《兩漢刊誤》。
⑨如楊景素《奏報估修閩省戰船》（抄本，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故機023552號）《奏請將侯官知縣葉棠休致》〉（抄本，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故機023549號）等等。
⑩如楊景素《奏為參革知縣杜錫齡請捐贖可否請旨》（抄本，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故機023737號）、《恭報閩省二麥收成分數》（抄本，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故宮064103號）等等。
⑪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四庫全書處正總裁王際華等奏用聚珍版排印《鶡冠子》情形折，「所有應用武英殿聚珍版排印各書，今年十月間曾排印《禹貢指南》、《春秋繁露》、《書錄解題》、《蠻書》共四種，業經裝潢樣本呈覽。今續行校得之《鶡冠子》一書，現已排印完竣」。詳《纂修四庫全書檔案》第315頁。
參考文獻：
[1] 丁申.武林藏書錄[M].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
[2] 馬月華.略論福建本「外聚珍」[J].中國典籍與文化，2010(2).
[3] 上海圖書館編.中國叢書綜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5]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
[6]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7]清雅德奏.奏聞聚珍版續發各書翻刻完竣分頒各屬緣由[M].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抄本.
[8]陳衍.福建版本志[M].民國（1912—1949）福州刻本.
[9]清孫爾准等修，清陳壽祺等纂.重纂福建通志[M].清同治七年（1868）刻本.
[10] 清國史館編.國史大臣列傳正編[M].抄本.
[11]楊景素奏.奏報到閩接印任事[M].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抄本.
[12]清德保奏.奏謝天恩並遵旨交印起程赴閩日期事[M].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抄本.
[13]清德保奏.奏為恭謝天恩命兼署總督事務事[M].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抄本.
[14]清德保奏.奏為恭謝補授禮部尚書員缺[M].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抄本.
[15]清黃檢奏.恭謝天恩補授福建巡撫員缺事[M].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抄本.
[16]清黃檢奏.奏為恭請陛見仰祈聖訓事[M].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抄本.
[17]清黃模奏.奏為奴才弟黃檢妄刻祖父黃廷桂奏疏部議革職蒙恩寬免謹謝[M].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抄本.
[18]清增福奏.奏為病體難以驟痊仰懇聖恩開缺事[M].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抄本.
[19]清三寶奏.奏報到任日期[M].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抄本.
[19] 清三寶奏.奏報到任日期[M].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抄本.
[20] 清三寶奏.奏謝調閩浙總督恩兼請陛見[M].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抄本.
[21]清富綱奏.奏為奏報交卸撫篆日期[M].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抄本.
[22]清三寶奏.奏報交卸兼署福建巡撫印務事[M].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抄本.
[23]清富綱奏.奏報交卸撫篆日期由[M].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抄本.
[24]清楊魁奏.恭報奴才交代起程日期[M].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抄本.
本文原刊於《三明學院學報》2023年第4期，發表時標題為《清乾隆時期福建翻刻武英殿聚珍版書考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