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蛙鳴室春 典守善本聞—評李國慶先生《古籍清話》
聽蛙鳴室春 典守善本聞
—評李國慶先生《古籍清話》
向輝
摘要：
《古籍清話》是一部古籍研究與討論論集。該書是李國慶先生四十年古籍職業生涯所見所聞、所知所想的學術成果，是李國慶先生研究古籍版刻工人、藏書家、古籍版本鑒定、古籍整理出版，以及參與「中華古籍保護計劃」的親身經歷和學術思考。這些經歷與思考，不僅是李國慶先生本人職業生涯的文字記錄，也是我國圖書館古籍保護事業四十年發展歷程的文字見證；不僅是個人的學術探索，也是整個古籍保護工作的組成部分。該書是一個古籍從業者用他幾十年如一日的艱辛寫就的一部古籍保護的精彩篇章，不僅具有個人的學術探索意義，更具有古籍保護工作的學術參考價值。
關鍵詞：古籍清話 古籍 保護 研究
《古籍清話》一書是天津圖書館研究館員李國慶先生退食後出版的一部力作[1]。
國慶先生是古籍界的長者，是全國古籍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委員，四十餘年職業生涯一直與古籍為伍，終身致力於古籍善本的保護與研究。他敬職專精，治學專門，於公於私，為人處世等，無不令人欽佩，令人敬服。在繁雜日常職業生涯中，在漫長的古籍保護實踐旅途上，國慶先生一直善于思考，勤於撰述，以刻工資料蒐集為抓手，以表彰先賢為鵠的，以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為己任，先後出版了多種著作，獲得了業界的一致贊譽。2018年底，國慶先生在天津圖書館辦理了退休手續，又應天津師範大學之邀，任該校兼職教授，同時擔任該校古籍保護研究院特聘導師。2019年下半年，國慶先生的《古籍清話》一書初版印行，業界同仁奔走相告，一時間洛陽紙貴，數月之內，該書即行重印再刷。該書以古籍善本為主題，匯集國慶先生四十多年從業研究成果125篇，包括：（1）卷一「古籍的書工及刻工」，15篇；（2）卷二「古籍的整理與編目」，15篇；（3）卷三「古籍的編印及出版」，20篇；（4）卷四「古籍的公私藏書」，20篇；（5）卷五「古籍的研究一得」，29篇；（6）卷六「古籍的四庫遺韻」，15篇；（7）附錄「古籍的域外故實」，11篇。圖書館的古籍工作者並不以撰述論文為長，凡有述作多因工作實務而來，上述125篇文章的七大版塊涉及古籍保護方方面面，既有作者的工作心得，也有研究思考，反映了一名圖書館古籍保護工作者長期實踐的經驗與體會，展示了當代人在古籍善本研究方面的若干特點與風格。筆者有幸獲贈該書，今以陋見，擇要簡述一二，以就教於同道。
一、追蹤版刻工匠的四十年
古籍善本的鑒定離不開細節，刻工乃其中之一。自從版本鑒定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刻工的著錄與蒐集就成為關注的焦點。為了推動版本鑒定的科學化，近代版本學家將眼光不斷擴展開來，刻工成為版本鑒定中牌記序跋之外最關鍵的信息，因此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張元濟《寶禮堂宋本書錄》《涵芬樓燼余書錄》，趙萬里《中國版刻圖錄》等皆著錄刻工。而從20世紀30年代以來，收集刻工信息、編纂刻工名錄索引也有了明顯的成績，長澤規矩也《宋刊本刻工名表初稿》《元刊本刻工名表初稿》（1934）和《宋刊本刻工名表》，冀淑英《談談版刻中的刻工問題》（1959），何槐昌《元刊本刻工名表》（1983），王重民《刻工人名索引》（載《中國善本書提要》，1983），張秀民《歷代寫工、刻工、印工生活及其事略》《宋代刻工刊書考》（載《中國印刷史》，1989），王肇文《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1990），張振鐸《古籍刻工名錄》（1996）等論著問世，古籍善本刻工的研究隨之深入。國慶先生在這一領域中的貢獻是獨一無二的。
首先，爬梳史籍，考證刊刻工人名義。刻工，為今人所熟習，就是刊刻書籍的工人。但從唐宋至明清，他們的稱謂是變化的，五代有匠人，元代有刊生、刊字生，明嘉靖時有刻字匠、刊字匠、刊工、刻書人、刻匠，明末有刊手、剞劂氏、雕梓，清初有刻字匠人、刊匠、刻工，清末有梓人、刊刻工人、刻者、刻字人，民國時有雕工、刻工人等，還有宗教書籍中出現過鐵筆匠等不同的自稱和他稱。雖然從葉德輝《書林清話》開始，刻工就已經成為版本鑒定的重要依據，但對刻工名義的考察，當為國慶先生發表於《北京圖書館館刊》的《古代雕版刻工稱謂考錄》（1993）一文[1]67-70。也就是說，從注意到刻工為鑒定依據，到考察刻工在歷代的名義這一問題，經過了一個甲子以上的時間。在此期間，專家學者未曾關注過這一細節，或許正因為古籍工作者日常工作多瑣細事務，故能見人所不見。
其次，積年累月，編訂刻工工具書。鑒定古籍善本的版本時，若無序跋牌記等標記刻書年月者，則需要鑒定者據書頁風格予以判定，舉凡紙張、字體、避諱字、刀法等多憑經驗觀其大概，得出「似某」「當某」的結論，若能在疑似之際得到刊刻工人的信息佐證，則可確定為某時某地刻本[2]。因此，刊刻工人的大量數據收集就成為版本鑒定的必需。國慶先生耗費數十年精力，收集了自宋元至明清的刻工資料，先後編訂刊工索引。其中，成書的是《明代刊工姓名索引》。該書初版於1998年，增訂於2014年。我館（國家圖書館）古籍前輩冀淑英先生為該書寫有序言一篇。冀先生說，她與國慶先生是同行，又為他的勤業精神所感動，不常為人寫序的她，欣然命筆。冀先生對那部書的評價十分中肯：「天津圖書館李國慶同志年輕有為，勤奮好學，在從事古籍整理工作中，注意裒集刻工資料，纂有《宋版刻工表》《兩宋刻工說略》《中國的雕版刻工在日本》等論文多篇；近年更肆力於明代版刻之研究，編成《明代刊工姓名索引》一書，收錄明代從事雕版印刷的先民凡五千七百餘人。」[3]該書不僅是明代版刻、印刷史、手工業（雕版）的翔實資料，更是鑒別明版書籍的科學依據。這部著作刊行以來，一直是國內外從事明版收藏鑒定與整理研究的同行們的案頭必備書。該書初版印行後的二十餘年間，作者繼續收集相關資料，至2014年增訂為《明代刊工姓名全錄》，刻工人數從5000餘人增加到15000餘人，引用明版古籍從1132部增加到3500餘部，全書字數也從80余萬字增加到360餘萬字。這樣的宏大工程，作者曾於1990年提議「在適當時期應組織人力編成一部體例盡善的、資料豐富的、引文可靠的」[1]15版刻工人姓名索引專書，還建議要將刻工作為重要課題加以研究。最終作者幾乎以一己之力，用了三十餘年的時間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再次，深入挖掘，開拓刻工學術研究範圍。作者提議進行刻工的深入研究，並非談談而已。在大量收集刻工信息的同時，他對如何利用刻工信息進行版本鑒定、如何將其變成學術研究信息、如何開展刻工的全方位研究等進行了探索，於是有了刻工家族考察、地域分布研究、杜詩刻工研討、刻工合作形式與生計研究、刻工家族史梳理等專文，通過這些系列論文，構成了當代古籍善本中刻工研究的最有價值的思考。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國慶先生的徽州刻工研究。作者在王立中（1882-1951）、鄭振鐸（1898-1958）、劉國鈞（1899-1980）、王重民（1903-1975）、張秀民（1908-2006）、冀淑英（1920-2001）、周蕪（1921-1990）等人相關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梳理出黃姓家族自第22世至33世共12代336人的刊書事跡，凡姓名字號、生卒年月、刊書書目等皆予以詳細揭示，為刻工家族得以重顯於古代工藝史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徽州仇村（虯村）黃氏從明正統年間（1436-1449）到清道光年間（1821-1850）參與刊書活動的匠人經幾代學者的考察，終於成為學界所熟知的故事，不僅為出版史提供了詳盡的史料，也為古籍善本研究提供了一個樣例，即可以通過刻工研究為徽學及相關研究做出貢獻。
最後，踵繼前賢，以刻工做細緻文章。雕版印刷特別是宋元版刻的地域風格最為明顯，因此從版刻樣式所呈現的特徵對古籍書頁進行觀風望氣的眼觀判斷也一直是古籍鑒定的長期訓練目標。比如傅增湘（1872-1949）曾得到了宋刊「眉山《七史》」之《南齊書》，對該書有這樣的判斷：「眉山重修《七史》，九行十八字。摹印極早，字畫方整者宋刻，靈活者元刻，而無明補，為《七史》中僅見之書。後有治平三年崇文院送杭州開板行文，是北宋刻於杭，南宋刻於蜀，兩處梓人，天水最稱良工。」[4]83又說：「宋刻嶄方元刻活，成弘修補失鋒鋩。」「宋刻多仿歐體，元刻則易為趙體，持較世間明修諸本，則板滯不足觀矣。」[4]1022如果我們僅讀到此處，或許會產生這樣的感覺，即傅增湘通過觀察版刻風格，判斷宋刊《南齊書》是南宋時期的蜀刻本無疑。但是，古籍版本的鑒定並未就此宣告完成，實際上傅氏在其《題宋本南齊書》中尚有新的認識：「《七史》世稱眉山本，而開板實出杭州，此本卷後附有‘嘉祐六年崇文院行杭州開板’牒文可為確證。然此本以字體雕工論，又是南渡後浙中覆刻。惟此語只堪與知者言耳。」[4]1023也就是說，傅增湘已經明確意識到所謂《七史》北宋時有杭州刻本，因有書中所附牒文而得以確認，而蜀刻本也已然為版刻常識，但所謂的「眉山《七史》」大有疑問。傅增湘對這一問題只給予了答案，並未詳細論證。如何論證？刻工就成為極為關鍵的證據。國慶先生通過對同為「眉山《七史》」的《宋書》展開細緻調查，發現張元濟曾認定的南宋蜀刻本並非定論。《宋書》中未見他書的刻工六十餘人，而見於他書者則有三個不同時期的刻字工人，分別生活在南宋初期、南宋中後期和元初，這些刻工都是可以確定的江浙一帶良工。也就是說，世傳的《宋書》從南宋初年直到元初一直有修補，且修補工作是江浙刻工所為，進而可以確證將《宋書》定為南宋初蜀刻本並不準確。國慶先生這一論斷發表於1991年，他注意到了王國維、趙萬里和王重民先生對舊論的批評，並且用刻工證據詳細地證實了《七史》為南宋至元初間杭州刻本的事實[1]43-47。這一論證在版本研究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它向我們展示了對版本展開科學研究的具體方法。
我們看到，日本版本學者如尾崎康等之所以在版本研究方面取得公認的成績，無非也採用了這樣的辦法。專研史籍版本的尾崎康在1983年至1984年發表了關於《七史》的研究，但原文為日文，且僅見於《斯道文庫論集》，國慶先生當年應未見其論述。可以說兩位研究者各自獨立創獲，取得了學術界公認的成績。尾崎康《以正史為中心的宋元版本研究》（1993）及修訂本《正史宋元版之研究》（2018）在對《宋書》等《七史》的版本鑒定中，也如國慶先生一樣，將刻工情況加以整齊排比，進而證明《七史》的蜀刻本並未見存，而明清以來藏書家、學者所見皆為江浙刻本[5-6]。尾崎康注意到了王國維（1877-1927）、趙萬里（1905—1980）、長澤規矩也（1902-1980）、潘美月、阿部隆一等人對此問題的論斷，他的書中雖然將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列為參考文獻，但似乎並未注意到傅氏「只堪與知者言耳」的說法。由此可見，古籍善本的研究，是一個不斷前行的事業，需要耐心、細緻和持久的堅持。
二、藏書人家書事細探尋
古籍善本保存至今，離不開藏書人家。對於古籍善本的流通和鑒賞而言，古籍藏家是確定其價值和歷史的重要依據；對於古籍善本研究而言，藏書人家目錄的蒐集著錄、藏書事跡的細緻考察、藏書題跋的整理揭示，是揭示館藏善本、傳承藏書文化的核心內容。在這方面，國慶先生以天津圖書館館藏善本為基礎，對紀昀（1724-1805）、盧靖（1856-1948）、梁啓超（1873-1929）、劉聲木（1878-1959）、金梁（1878-1962）、周叔弢（1891-1984）、王獻唐（1896-1960）等人的著述及藏書展開了細緻梳理。其中，關於紀昀，主要以天津圖書館藏《紀曉嵐刪定〈四庫全書總目〉》殘存稿本為重點，考察四庫館臣編訂目錄的主要原則、撰述體例、刪述條例等，為四庫學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研究資料。關於盧靖，主要揭示他在籌建直隸圖書館（天津圖書館前身）中的貢獻。關於梁啓超、王獻唐等，則主要揭示天津圖書館所藏的他們的批校本的內容與價值。國慶先生以館藏善本為依據，展開細緻的調查，將前賢的著述、藏書事跡及在古籍保護方面的貢獻娓娓道來，為讀者瞭解書籍所承載的歷史文化提供了很好的資料。
古籍典守者的職責就是要將藏書人家的事跡予以揭示，將他們的事業發揚光大。國慶先生從業四十餘年間，念茲在茲的是周叔弢及其藏書。周叔弢一生以藏書為樂，而更為當代藏書史所津津樂道的是他將全部珍藏捐贈給公藏機構。鄭振鐸曾在周叔弢捐書之後專門致信，稱其捐獻善本「琳琅滿目，美不勝收」，為國家圖書館增加了「一批寶藏」，更重要的是「將來學者們如何在這個寶藏里汲取資料，則尤在意中」[7]178。為揭示周叔弢藏書價值、褒揚周氏家族的文化貢獻，國家圖書館和天津圖書館同仁及周氏後裔先後編纂了《自莊嚴堪善本書目》《弢翁捐書目錄》《自莊嚴堪善本書影》《書香人淡自莊嚴：周叔弢自莊嚴堪善本古籍展圖錄》《周叔弢古書經眼錄》等多種著作。除參與上述著述之外，國慶先生還以一己之力編著了《弢翁藏書年譜》《弢翁藏書題跋》，主編了《周叔弢批校古籍選刊》。《弢翁藏書年譜》一書始於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整理的《周叔弢藏書題識》《〈弢翁藏書題識〉續輯》[1]396-407，該書將周叔弢先生從1912年至1984年間訪書、藏書、鑒別、校書、刻書和捐書等與古籍善本相關的各種事宜逐年排比，創造性地把書與人、人與時代相結合，不僅為我們揭示了一位愛國藏書家的一生事業，也為古籍善本研究開闢了新的方向，即將古籍善本的人物、實物和歷史相結合，詳盡考察古籍善本的個人努力，為中國的年譜學增添了一個新的門類。
之所以要編纂這部年譜，是出於一名圖書館古籍典守人的責任。國慶先生說，周叔弢藏書中批校本大多藏於天津圖書館，而作者本人就職於古籍部，典守珍藏，不僅要妥善保藏這些典籍，更要揭示這些善本，講明藏書之家的精神與貢獻，為讀者提供閱讀服務和為學術發展做出貢獻。國慶先生說：「如果把這些片段串連起來，編成《年譜》，依年系事，以點觀面，以小見大，用以追憶弢翁在保護祖國文化遺產方面所做出的卓越貢獻。這樣，既可以保存有關弢翁藏書文獻，同時又可以表達自己對弢翁景仰之情。」[7]353於是，從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開始，作者用了十餘年時間調查、整理，最終完成了一部三十餘萬字的藏書年譜。這部書的增訂版也將於近期問世，可以說國慶先生用了三十年時間來為一位藏書家立傳，這是何等敬業的精神!
國慶先生編訂《弢翁藏書年譜》並非簡單資料的排比，而是要通過表彰先賢去深化古籍的研究。比如，《中國的雕版刻工在日本》（1992）一文，就對周叔弢「我意日本從福建招致刻工，當不止俞（良甫）一人。只俞在一些書上留了名字，故為人所知耳」[7]202這一句話進行了更細緻、全面的考察。該文考察了刻工赴日本刊書的時代背景、京都五山版書籍中的中國刻工姓名、中國刻工日本刻書簡明目錄、俞良甫在日刻書事跡、在日刻書的題名款式等，詳細揭示了遠渡重洋謀生的刻書工人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他們刻書的基本樣貌。又如，刻工研究方面，周叔弢曾在家書中談到過：「日本人說，明代刻書數人刻一板，一人專刻橫，一人專刻直，一人修整。此說未之前聞，恐不可信。照此辦理，未免太費事了。如有機會，可到文楷齋刻字鋪看看，即可瞭然。明代刻書，記刻工姓名者不少。偶爾在一書之末記寫工、刻工姓名，在中縫記姓名者更少。我曾記錄過一些，現在不在手邊，無從列舉，只從記憶中寫幾種於下方。」又說：「藏書家注重宋本刻工姓名，因為它可以作斷定書之刊刻的時間和地點的旁證。元明以下，書中有刻工姓名者太少，不能起這樣作用，遂多不注意及此。」[7]201-202弢翁或許沒有料到有人竟然會用幾十年的時間多方蒐集明代刻工信息，將明代刻工姓名數量從數百上千增加到了萬五千人，但凡明代版本鑒定有不決者，用此索引皆可獲得準確的定位。國慶先生說，他經年累月研讀周叔弢藏書，特別是對弢翁批校題跋一一細心整理，在這一漫長而枯燥的工作中，他發現「弢翁在藏書過程中，用了很多時間，投入了很大精力對所藏之書進行校勘」。我們不僅要整理批校題跋，還要進一步思考周叔弢讀書的方法，比如為何批校，用何本來校，校勘原則為何，於今有何啓發等[1]482。如此一來，藏書家一生收集古籍善本的良苦用心和學者殫精竭慮的學術努力，才真正成為我們所能繼承的文化遺產。現如今，保藏在各級各類圖書館善本書室的數以千萬冊計的古籍，無數知名或者不知名的守藏者曾經耗費的心力，正需要國慶先生這樣的典守人去探尋，去追索，去研究，去揭示。唯有如此，古籍才可能真正成為先賢留給子孫後代的精神財富，而我們才可能真正地稱得上是當代的古籍善本典守人。這方面，國慶先生做出了表率。
三、國藏善本揭示再倡議
近代以來，古籍善本由私入公，越來越多的古籍進入公藏機構，成為國藏善本，揭示國藏也就成為圖書館傳承文明的重要舉措。上世紀30年代，北平圖書館、故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和北京大學曾籌劃聯合出版一部《國藏善本叢刊》。傅斯年、袁同禮、王雲五、張元濟等為之積極奔走，完成了選目、第一批書目提要撰寫和書影拍攝工作。由於抗戰的緊張局面，這部叢刊僅完成了《景印國藏善本叢刊樣本》即宣告結束[8]。傅斯年、袁同禮等人認為，將公藏機構所藏善本揭示出來，是書林盛事。北平圖書館等公藏機構所藏古籍善本，「舉先後六朝，歷年數百，宸扆所徵求，臣工所進御，州郡所括訪，柱史所留貽，集宮殿台閣之珍，充甲乙丙丁之庫，神物呵護，存此菁英。設令久付緘縢，何以發揚典籍？用是載披簿錄，妙選精華，勒為叢書，公諸當世。……所採皆學人必備之書，所摹為流傳有緒之本。非僅供儒林之雅玩，實以樹學海之津梁。搜奇採逸，期為古人續命之方；取精用宏，差免坊肆濫竽之誚」（《景印〈國藏善本叢刊〉緣起》）。傅斯年、袁同禮等人認為，國藏善本要為學術服務，為社會服務，為國家文化事業服務，就需要應用現代技術化身千百，需要圖書館界、學術界和出版界相互配合，形成合力，讓深藏於禁宮和書庫的善本獲得新生。如此一來，中華文化的研究得到了寶貴的資料，傳統文化得到了更大程度的發揚。
限於時代條件，《國藏善本叢刊》最終未能編成，前輩古籍保護工作者的努力付諸東流，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古籍保護事業的艱難處境。但凡一個項目的倡議、推進和成功，必將面臨著各種人為的和非人為的因素的影響。而不論成與不成，倡議者和探索者的功績都是值得我們紀念的。所以，時至今日，《國藏善本叢刊》仍是圖林傳奇，而它的故事還在延續。我們甚至可以說前賢在上個世紀所設想的中國夢在新世紀得到了初步的實現，這就是國慶先生倡議、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刊印，納入「中華古籍保護計劃」成果的《中國古籍珍本叢刊》。
2008年，國慶先生發表《關於編印〈中國館藏珍貴古籍叢書〉的建議》一文[1]343-347，力主通過編印一部新時代的大叢書實現各館珍藏古籍的資源共享。國慶先生倡議，該叢書以收藏機構為單位，量力而行，化整為零，分批出版，最後形成規模。這套叢書將超過清人《四庫全書》的規模，成為當代文化事業特別是古籍保護事業的一大標誌。2011年，經國慶先生再次倡議，該項目終於在國家圖書館出版社通過立項。目前，該叢刊除天津圖書館之外，已有安慶市圖書館、澳門大學圖書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西南大學圖書館、河南大學圖書館、武漢大學圖書館、保定市圖書館、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孔子博物院等十數館參與。
作為《中國古籍珍本叢刊》的開山之作，天津圖書館卷2013年正式出版。該書由國慶先生親自操刀，遴選天津圖書館古籍善本179種，含明刻本65種、稿抄本98種，其中經部13種、史部58種、子部30種、集部69種、叢部9種。作為該項目的倡議者，國慶先生說：「《叢刊》的編輯出版，可以實現各館珍貴古籍的資源分享，可以實現館際合作，可以體現互利互惠精神，可以拓展業務範圍。」[1]348這是對該項目的一個期許，也是對各館古籍保護工作的一個倡議。未來，隨著越來越多的國藏善本通過這種形式進入流通市場，成為學術研究的必備資料，必將對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和弘揚起到良好的促進作用，而國慶先生的首倡之功則可以與民國時期傅斯年、袁同禮、張元濟等人相提並論。
國慶先生之所以有此倡議，該倡議之所以能得到業界同仁的積極響應，與他多年來致力於國藏善本的實踐成績密切相關。《古籍清話》一書中收錄了他主持、主導或參與的多項國藏善本整理出版工程，比如《天津圖書館藏清史圖片集》《中國歷代人物像傳》《天津圖書館藏家譜叢書》《天津圖書館珍藏清人別集善本叢刊》《天津圖書館孤本秘籍叢書》《清代科舉人物家傳資料匯編》《天津地區圖書館編印舊版書目匯刊》《天津日本圖書館館史資料匯編》等。除參與上述項目外，周叔弢的思想也當有一定影響。弢翁說：「《總目》（《中國古籍善本書總目》）審定之後，保護和傳播就應提到議程上來。傳播不外影印和排版。影印亦保護之一種方法。」[7]231弢翁還說，他曾與徐森玉、趙萬里等一起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建議影印古籍善本，不過當時尚處在建設時期，無暇顧及於古籍保護。進入新世紀以後，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政府把古籍保護事業提到了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和弘揚的高度，古籍保護工作也在此機遇下迅速發展起來。國慶先生與若干同道一起，為這一事業的發展做出了很大努力。
國慶先生不僅策劃和參與項目，還為這些項目撰寫了出版說明或前言、編例、編纂說明，通過這些文字，我們可以看到圖書館人如何想方設法地讓國藏善本不再深藏禁宮、不可獲取。這才是國藏善本保藏者、典守者應盡的責任。國藏善本的守護者們，不僅要把前賢千辛萬苦收集來的珍本善本保護好，還要讓它們在當代更好地發揮其價值，更好地為學術、為文化、為教育服務。
四、見證「中華古籍保護計劃」實施
進入新世紀以來，古籍工作得到了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全國古籍保護工作開展起來之後，在標準規範、古籍定級、古籍普查、《名錄》評審、古籍修復、人才培養、古籍數字化等諸多方面都是不斷摸索前行。2007年初，中央政府啓動「中華古籍保護計劃」，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和弘揚在全國範圍內有序展開。古籍工作迎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從中央到地方，從大型公共圖書館、博物館到小型專業圖書館、文化館，從專業研究人員到普通工作者，在統一機構、統一規劃的指導和指引下，因地制宜，分步實施，有序推進。近十五年，古籍保護事業在國慶先生等無數圖書館人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我所知曉的國慶先生的故事，當從古籍普查的試點與督導工作開始。隨後，在《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和「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的申報評審、古籍定級等標準規範研制、古籍數字化、古籍展覽與宣傳、古籍人才培養、古籍整理與研究等事關古籍保護的各個方面，國慶先生和他的同事們無不熱心參與，不僅順利地完成了天津市的工作任務，也為全國古籍保護事業付出良多。《古籍清話》中收錄的《〈古籍定級標準〉訪談錄》《〈天津圖書館古籍普查登記目錄〉前言》《〈中華古籍總目•天津卷〉前言》等系列文章，就是國慶先生參與「中華古籍保護計劃」的一小部分工作成果。首先，國慶先生是部頒的行業標準《古籍定級標準》（WH/T20-2006）和國標《漢文古籍特藏藏品定級第1部分：古籍》（GB/T31076.1-2014）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從行業標準到國標，從調研、研討、斟酌修改到示例，每一字每一句無不經過了反復的打磨，沒有同仁的共同努力付出，根本難以完成。古籍定級標準和其他相關標準的制定，是古籍保護工作科學化、規範化的前提，這項工作得到了國慶先生及全國各地專家學者的大力支持，很多人為標準的起草、修訂和完善做出了巨大貢獻。
其次，國慶先生是天津地區在全國率先完成古籍普查的功臣。古籍普查是古籍保護的重要一步，是開展科學保護和合理利用的前提，而完成這項工作則需要持久的付出。天津圖書館藏線裝書5萬余部54萬餘冊，1912年以前的古籍31822部31萬餘冊，之所以有如此詳盡的數據，是因為該館經過長達數十年的努力，完成了幾乎全部古籍的標準化著錄。在國慶先生及其同事們的努力下，《天津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2008年出版，《天津圖書館古籍善本圖錄》2009年出版，《天津圖書館古籍普查登記目錄》2014年出版，《天津市十九家收藏單位古籍普查登記目錄》2015年出版，而著錄100餘萬冊古籍的《中華古籍總目•天津卷》也已初步完成。
最後，國慶先生是國家古籍保護中心事業的堅定支持者。十餘年來，但凡本中心有工作業務的需要，他總會毫不猶豫地應承下來，滿腔熱忱，盡心盡力，盡職盡責，令人感佩。古籍展覽，天津圖書館的展品總是毫無保留地參展，每次都是國慶先生和他的同事驅車送到；古籍培訓，國慶先生是授課教師，每一堂課都精心準備，深得學員愛戴；古籍宣傳活動，國慶先生是宣傳員和推廣人，不僅精心組織天津市的各項活動，對全國各地的活動也多有指導；古籍鑒定，國慶先生是鑒寶人，不僅為各地鑒定古籍出力，還為各地古籍保護建言獻策；古籍研究，國慶先生是表率，在為《古籍保護研究》出謀劃策的同時也撰寫不少高水平的論文，他的個人專著更是很多同仁的案頭必備書。
五、結語
《詩》云：「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閒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古籍清話》一書是當代中國的一名古籍典守者的工作彙報和研究報告。它的撰述漫長，反映了古籍保護工作者甘於清貧、樂於奉獻的職業堅守；它的內容豐富，反映了當代圖書館古籍工作者在業務頭緒繁雜中不斷深入思考的過程；它的研究細緻，反映了當代古籍研究者從細節出發予以嚴謹論證來推進學術發展的努力；它的文字樸實，反映了古籍從業人員扎實為學並為公眾寫作的平易學術風格；它的個人特點明顯，反映了古籍研究確實可以因人而異、因時而宜地做出成就。從2007年結識國慶先生以來，我從一名從事古籍工作的新兵成了老兵，國慶先生也從一線的精兵強將的戰鬥序列退下來，轉戰教育戰線，專職指導新兵了。在這近十五年的交往中，我逐漸瞭解國慶先生在平凡的工作崗位上所取得的巨大成績，我更深刻地認識到古籍工作者日常工作的艱辛。國慶先生和很多同行們用他們任勞任怨、勇於拼搏、不懈努力的敬業精神和承繼前賢、不斷探索的學術追求，感動著、激勵著周圍的年輕人。這些是《古籍清話》文字之外的。得之於言外，對古籍善本研究而言，或許是一個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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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古籍保護研究》第九輯（20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