黯鄉魂、追旅思 整理楊成凱先生《古籍版本十講》的一點說明
黯鄉魂、追旅思
整理楊成凱先生《古籍版本十講》的一點說明
向輝
楊成凱先生（1941-2015）《古籍版本十講》（中華書局，2023）終於以現在的模樣與讀者見面了。這部書的出版週期較長，前幾年我最怕接到楊先生夫人陳穎師母的電話，書一直沒有出來，擔責整理者甚為惶恐。鄭天挺（1899-1981）曾對整理前人遺稿有這樣的感慨：
「榆生（龍榆生）云：『黃季剛師侃遺稿，去年南京之陷，其世兄存之採石磯鄉間，恐已蕩然無存。』聞之悵惘。古時印刷難，故名賢手稿多由友好整理後付梓。今日影印法興，盡可以原稿照像影印，使文章手跡並傳於後。以托人整理而因循，徒僨事耳。沈子培先生遺著，十數年未出，亦托人整理之故，但幸未散失耳。」（《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1938年11月4日）
黃侃（1886-1935）的著作，以《黃侃文集》名義出版已是2006年的事情。而黃氏的主要著述，除了他生前印行，在他去世二十五年後整理合併的《文心雕龍札記》之外，也就《黃季剛詩文鈔》《黃侃日記》《黃侃國學講義錄》《黃季剛詩文集》數種而已。在此之前的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黃侃都以傳奇的樣貌被學人講述，其人其學則付諸闕如。好在楊先生的這部書在責編劉彥捷老師的艱辛努力下順利出版，總沒有因為「因循」而「僨事」。
楊先生的流暢文筆自不用說，書籍的裝幀設計、紙張的選擇、印刷的質量也屬於上乘，六七年的等待終於有了一個好的結果，作為整理者的我是很高興的。我們把樣書寄給杜澤遜教授、俞曉群先生、姚伯岳教授、郭立暄研究館員等人，他們都表示要寫書評表彰該書。楊先生的老朋友周晶先生收到樣書之後專門打電話給我，說要感謝我們為他的老友把書做成了，他十分感動。他說看到書就想起楊先生，他們當年的交往，他們一起逛書市，一起討論文章，往事歷歷在目。轉眼間，楊先生離我們而去快八年，看到樣書，不禁潸然。
一
不論古籍，還是現代書，都是人的知識生產的成果。楊先生這部書的主體部分，是曾經在《藏書家》上發表的文章，周晶先生是責編。周先生曾經建議楊先生把這些文字彙在一起出版，他還專門找過齊魯書社社長宮曉衛先生，得到了肯定的回復。當時，他設想的是將楊先生在《藏書家》第1至16輯所發表的「古書版本知識」系列文章配上書影，做一些修訂後出版，這肯定是一部相當不錯的古籍知識入門書籍，「而他（楊成凱）電話中只謝謝我的好意，說他現在精力有限，暫顧不上，我（周晶）也只能噓唏，卻愛莫能助了」。（《桑榆書譚》，第110頁）那時，楊先生正忙於參與國家的「中華古籍保護計劃」相關事宜，忙著國家古籍保護中心的《中華再造善本》《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國家珍貴古籍特展、古籍數字化、古籍珍品購藏等事，不僅僅出謀劃策，還出工出力，後來即便是在病榻上也沒閒著，所以根本沒有時間和精力來為他自己的作品做修訂了。
周晶先生說，他很遺憾，楊先生直到去世也沒有把書弄出來，十分可惜。不過，如今這部書出版了，他覺得十分的欣慰，這應該是可以告慰他的老友了的。周晶先生對我說，書後的整理後記太簡單了，短短的千字小文，沒有把這部書編輯出版的事情說出來，這部書的整理出版過程應該是有不少故事可說的。他鼓勵我寫一點。此前，我的同事也多次跟我說過，要我寫一篇文章，作為導讀也好，作為紀念也罷，總之是要寫點東西，既是對這部書出版的交代，也是對楊先生的紀念。我拙於為文，遲遲不敢動筆。如今，書已經完成了出版流程，我想是可以寫一點了。
本書的導論部分出自楊先生在國家古籍保護中心的講義。2008年，中心組織了「第一期全國古籍編目培訓班」，課程結束後編集了《全國古籍編目培訓班講義》（未刊稿），楊先生是主講人之一。2007年「中華古籍保護計劃」剛剛啓動時，各項工作摸索著推進。這一年，我從北京大學畢業後進入國家圖書館工作。我的導師謝立中先生建議我在國圖好好工作，他鼓勵我如果有可能的話就做點研究，畢竟這裡有最豐富的典籍收藏，而我又有點理論的功底，做點相關的研究還是有可能的。只不過當時我沒找到什麼方向，只是工作著，徬徨著。進館後沒多久，在陳力館長和陳紅彥主任的關心下，我換崗到國家古籍保護中心辦公室，從此開始參與「中華古籍保護計劃」的日常工作，與各地同仁聯繫，和專家聯絡，任務之一就是將單位分派的各種活兒交給老先生們。楊先生和其他很多老先生，像王堯先生、傅熹年先生、安平秋先生、丁瑜先生、朱鳳瀚先生等，都是古籍保護事業的熱心且堅定的支持者，但凡我們的工作，只要時間允許、健康允許，他們無不親自出席，他們為全國古籍保護事業的發展付出了很多，值得載入古籍保護的史冊。我和楊先生的接觸就在這樣的工作中開始的。
古籍保護離不開專家學者的支持。起初，單位經常開會徵求專家意見，我要時常遞送材料尋求專家支持，一來二去我們就熟悉了。從高中開始，我對詞就比較感興趣，不知道聽誰說過楊先生在詞學方面不僅收藏了不少珍貴典籍，更是有很高的詞學造詣，所以我就偶爾在工作問題之余向楊先生請教，楊先生總是不厭其煩為我講相關的知識。後來，單位策劃了「中國珍貴典籍史話叢書」，楊先生建議我報個題目，以他的名義申請下來，我們共同做一部書。我覺得《絕妙好詞》這部書有點意思，可以寫一寫，楊先生非常贊同。他擬定了提綱：從周密談起，從詞史流派看《絕妙好詞》的編纂在詞史的地位，詞的性質和定位（詞的題材論，詞的表達論，詞的樂律論），《絕妙好詞》的諸版本溯源，《絕妙好詞箋》的版本及價值，《絕妙好詞》的內容等。我們初步的預計是寫十萬字左右，配上書影，可以成為一部小冊子。楊先生給了我不少資料，包括他對《絕妙好詞》《絕妙好詞箋》的版本文章，合在一個文檔中有五萬來字的樣子。按照楊先生的建議，我設計出來的目錄是：
一、重疊雲衣，微茫鴻影，短蓬穩載吳雪：《絕妙好詞》簡介
二、霜葉敲寒，風燈搖暈，棹歌人語嗚咽：周密其人其事
三、擁衾呼酒，正百里、冰河乍合：從曲子詞開始的詞
四、千山換色，一鏡無塵，筆花曄曄：詞的宗派與文人雅詞興盛
五、湘弦奏徹長虹，表裡空明，古今清絕：絕妙好詞的詞史地位
六、孤山春早，一樹梅花，待君同折：絕妙好詞的版本
後來，這個我們的這個題目被人否決，其中的緣由不得而知，整個史話的項目也在出版二十來種書之後宣告結束，楊先生和我的這部書稿自然也就沒往下弄的必要了。如今，我的學術興趣轉向了經學與古典學、版本學和書籍史，這部以一部詞選來管窺整個詞學史的書十之八九不會出來了。《絕妙好詞史話大綱》，是我的電腦中保存著的200多KB的電子文檔而已。一部小冊子出不出的，也沒什麼緊要的，我們不做或許遲早會有其他人做，抑或者這個題目根本就沒什麼價值，也就永遠不會有人做了。
於是，我和楊先生合著一部書的想法永遠停留在了設想的階段，沒有實施就宣告結束了，起步即完結。但，機緣總是有的。楊先生仙逝後，師母陳穎十分信任我，我得以奉命整理楊先生的古籍版本著作，我的名字還是留在了楊先生的書中。這是我未曾想過的。
二
楊先生學術興趣廣泛，在翻譯、語法、詞學和版本方面都有論著問世。他晚年想要對一生的學術進行總結，希望完成三部書稿，即語法理論研究、人間詞話研究和古籍版本研究。詞學方面，已經出版了《人間詞話門外談》一書。楊先生服膺王國維的學問，在俞曉群先生強有力的支持下，他看到了這部書的出版。這部書出版之前，楊先生曾把電子稿發我，供我學習。他多次說要我提意見，要我找問題，我沒找出什麼來，他也有點失望。
好在《人間詞話門外談》書前附錄了多幅書影，其中有幾幀是他提供目錄，我請國家圖書館的同事幫忙查找並掃描的。書出版沒多久，我就收到了他托程有慶先生帶給我的簽名本樣書。楊先生曾告訴我，《人間詞話》這部書值得反復看，不能僅僅作為一部詞學的札記文字看，他希望我能從反復的閱讀中體會一些學問的真諦出來。
七八年過去了，《人間詞話》依舊是經典，而我卻沒有機會再向楊先生請教了，特別是他想完成的「版本十講」，在整理的時候沒了楊先生的親自指示，只能盡我可能把已經發表的稿子和他在國家古籍保護中心的講座稿子編為一集，他的很多設想也只能付諸闕如了。一部書完成之後就進入了書籍循環，只能請讀者來評判了。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這部書不是傳統的布爾喬亞風格的古籍賞鑒之作，也不是長期以來的士人人文主義風格的古籍研究之書，而是一部面向普通讀者的古籍版本概論導引之書。古籍，由於其珍稀孤罕的性質，由於其學術資料的性質，在很多人看來就是古董的一種類型，遠離了普通讀者，遠離了人民的生活，所以布爾喬亞風格和士人人文主義風格，也就自然而然的產生了。帶著這兩種風格的很多人用他們的眼光、敘事來告訴我們什麼樣的書是好書，什麼樣的古籍有價值，什麼樣的古書有意義，什麼樣的研究有學問。這兩種風格，需要「那種有十八個房間、能配得上波特家族幾百萬元氣勢的木屋」，在插架萬卷的背景下，焚香品茗，坐而論道，侃侃而談，得其所哉。
對此，米芾（1051-1108）曾在《畫史》中曾講述過他所知道的這兩種風格，他說：「大抵畫今時人眼生者，即以古人向上名差配之，似者即以正名差配之。好事者與賞鑒之家為二等。賞鑒家謂其篤好，遍閱記錄，又復心得，或自能畫，故所收皆精品。近世人或有貲力，元非酷好，意作摽韻，至假耳目於人，此謂之好事者。置錦囊玉軸，以為珍秘，開之或笑倒。余輒撫案大叫曰：‘慚惶殺人。’王詵每見余作此語，亦常常道後學與曹貫道。貫道亦嘗道之，每見一可笑，必曰：『米元章道慚惶殺人。』至書啓間語事每用之。大抵近世人所收，多可贈此語也。」（《米芾集•畫史》，第155頁）「殺」，形容某種情緒的程度深，比如「秋風愁殺人」「愁殺白頭翁」之類。米芾的「慚惶殺人」用我們的話說就是「不服不行啊」。好事者和鑒賞之家，在當代更為成熟，已經形成了由布爾喬亞風格和士人人文主義風格所主導的話語和敘事，不論是古代書畫藝術品，還是古籍善本，都不例外。這兩個風格，對於我們普通讀者而言，自然是「慚惶殺人」的。
在米芾之後，阿英也描述過兩種風格的古籍之學。他在1935年所寫的《版本小言》中說：
「版本是一種專門的學問，是可以成『家』的。據我所知，上海的大藏書家——銀行家，軍閥，官僚，暴發戶—大都是聘有版本的『顧問』。這些『顧問』，對於版本學，至少有二三十年的研究。一書到手，他可以告訴你這是什麼時候的刻本，多見少見，原刻翻刻，有無他種好的，或者壞的刻本，卷數是否完全，以及價值幾何等等。不經這些專家的過目，大價錢的書，他們是不敢收買的。不過他們雖懂得版本，卻不懂得學問，書的內容的好壞。做這種『顧問』的，大都是舊書店的老闆，算是一種兼職。他們對於藏書家的責任，一是作為版本的顧問，二是代為訪書。工作的時間很少，薪金每月總要百元以上。也有常川請不起，臨時聘任的，酬金高時，每天要五十兩銀子，還不能確定他替你看多少部書。胡適之就曾因不肯出五十兩一天，而遭『我的朋友』一個版本家的拒絕。因為他們各人的肚皮裡有一部書目，甚至記到全書有若干卷，若干頁，頁多少行，行多少字，不假思索的講給你聽。他們有你從任何『書目』上找不到的知識。可惜他們不懂得學問。其實，懂得學問的人，也就不一定懂得版本。暴發戶、銀行家之流，並非為學問而買書，我們不妨把他們擱在一邊。
版本對於學術的研究，是極有關係的。除掉字體的美醜，版式和字的大小不說，好的版本，錯字就不會怎樣多，由作者自己校時，或當時名家負責校對，是比一般本子可靠的。但『善本』也不一定是初刻，有時復刻本，因作者刪改增補過，或者復刻者精細的校閱音注過，會比原刻，或原作者刻，是更為優勝的。翻刻本雖也算是復刻，卻比較的不可靠。這一類的本子，大概是用原刻本逐頁的貼在木板上重雕，字體，格式，行數，字數，完全的相同，不拿原刻從筆畫粗細等等方面去對比，簡直看不出來，然而常常的刻錯。大概每一種本子，錯誤處總有不同；經過作者刪改的復刻本的文字內容，在讀者看來，也不一定就比初稿優勝；這就有蒐集多種版本來互相參校的必要了。至於斷句本與不斷句本，名家手批校閱本，對於研究者，同樣的有很大的關係。一字之差，會使文句的意思變質，要免除這種缺點，是非尋求『善本』不可的。」（《阿英全集第4卷•雜文雜考》，第105-106頁）
在阿英的筆下，人文主義和布爾喬亞合流，學問的空疏也不可避免，因為他們從一開始就沒有想過要通過古籍的鑒賞和收藏來實現學術的進步，他們所服務的對象更多的是金錢、權力和知識的掌控者，他們所把握的無非是古董和相關的知識，這種知識不會成為科學進步的基石，更不會成為大眾文化的一部分。
將近一個世紀以後，阿英所描述的古籍版本現象成了過去式，但有些東西並沒有變化，因為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布爾喬亞，以及與之相伴的人文主義。當古籍成為古董的時候，古籍版本就成了一門學問，布爾喬亞也好，人文主義也罷，都可以成為一種品味的象徵，一種階層的區隔。但總有一些人並不希望自己的知識成為一種專屬，而是希望通過自己的文字讓更多的人獲得一種精神上的享受，一種智識上的熏陶，一種境界上的融貫。
楊先生欣賞王國維《人間詞話》，因為這部書「文筆輕鬆，讀來爽快，而不是瞻前顧後，斟酌備至。表述有個性，有感情，爽直動人。觀點明確，態度鮮明，對歷代作家和作品一經視為外道，直言批評，不稍猶豫。雋語名言，入木三分，諷詠上口，咀嚼有味。惟其如此，百年之下，給人的印象仍是如此之深。」（《人間詞話門外談序》ii）布爾喬亞風格和人文主義風格則未必如此。
和布爾喬亞風格不同，楊先生認為古籍的價值不在於一種感官經驗的教育，不在一種炫目爭奇的孤芳自賞，不是自吹自詡的高明，他堅持的是，鑒賞古籍是提高民眾文化素養的手段，也是傳承文化的手段，一般的讀者或許沒有辦法接觸到孤本秘籍，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在圖書館、博物館的參觀中，即便是隔著玻璃罩子，來近距離感受楮墨之美；和人文主義風格不同，楊先生堅持研究古籍是增強民眾文化自信的手段，也是傳播古典文化的手段，一般的讀者或許沒有時間去細讀琅嬛珍寶，吉光片羽，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在通行整理本的閱讀過程中，即便是簡體字橫排，來迅速瞭解古典文化神韻。
當布爾喬亞的經驗越來越成為一種品味的追求之時，當人文主義風格越來越成為一種自以為是的流行之時，楊先生用他博通的知識，精密的邏輯，周延的思考，平實的語言，以浩如煙海的古籍為依據，挹彼注茲，希望用現代的科學觀念觀察、審視、辨識、品鑒那些著名的神品、非著名的普本所具有的共性與差異，希望用其厚重的學識和睿智的見解為普通讀者講述他們所陌生的古籍及其背後的故事。
楊先生信手拈來的掌故，娓娓道來的傳奇，行雲流水的語言，讓我們讀他的文字時真切地感受到古書之美。從楊先生講述的古籍版本知識我們會看出來，它並不是神秘的語言，關於古籍的鑒賞也不是布爾喬亞的專屬。那些傳承至今的珍貴典籍的確具有一種神聖的價值，但人民大眾是能夠去欣賞、領會、認知的，專家學者也有必要為此做出一點貢獻，這才是更有時代意義的學術，也是值得的，雖然它未必能「慚惶殺人」。
三
其次要感謝的是前輩學人、友朋和編輯。每一部書的編輯出版都是一個漫長的旅程，也是一種人與人的關懷。我對楊先生書稿的整理是從他的電腦里諸多版本的存稿開始的，加上了先生在國家古籍保護中心的專題講座文稿，按照我所知道的楊先生生前的設想，編排而成。我所做的工作是將電腦保存的文稿和已發表文章進行核校，為文稿增加了一些必要的注釋，查校了一些引用文獻，補充了部分相關書影等。2018年年初，我才完成《古籍版本十講》一書書稿的初步編集。為了保證質量，我將書稿打印裝訂後寄給楊先生的好友范景中先生。3月31日，范先生短信回復我：「晚上讀了幾頁，想到楊先生在世時曾給過我一稿，我也做了一點批點，因為他當時在趕《人間詞話》（即《人間詞話門外談》），不想讓他分心，故未討論。今因博士生論文事，有些紛亂，請容我拖延一段時日後奉上閱讀雜感。」沒多久，範先生的批校修訂稿就寄了回來。范先生還特別說：「我即興寫了幾句，凡標出語句重復或誤植字處請斟酌。您費心費時，應代老友感謝您。您還要配圖，辛苦之事還多，祝順利。」在楊先生書稿上，范先生留下了這樣的文字：
「書稿又拜讀一過，寫得太好了。先生有研究、有實踐，是真讀書、真愛書者，把一些枯寂的東西講活了，讓古舊的書葉又抖落塵埃，發出珍珠的光芒。以上順筆寫來，聊述感想，實寄寓感慨也。範景中識於戊戌清明。」
「所述意見寫於書邊，並略改幾字，供作旁參，又及。」
范先生在初編稿子上留下了很多批校語，為該書最後成書提供了很多建設性的意見，這是要特別感謝的。接下來，書稿進入編校程序，從書稿到出版，還有時日。在這期間，范景中先生多次詢問該書的情況。2020年8月27日，范先生短信：「向老師您好！請問楊成凱先生的版本學一書出版否？打擾了，謝謝。不一，珍攝！」我很抱歉的告訴他，書還沒有出來。范先生說：「謝謝賜告，希望早日出書。」今年年初，當我告訴他這部書終於要下印廠的時候，范先生說：「太好了！楊先生多年心血，您多年勞動，總算有了成果，值得祝賀！」2023年4月23日，當他收到中華書局寄過去的樣書時，范先生給我短信說：「向老師好！剛剛收到楊先生的古籍講稿，印刷精美，感謝您為老友付出的心血。我正在寫《藝術與文明》的第二冊和第三冊，看到楊先生的書，正是一種激勵。身體不佳，趕緊撰寫。再次感謝！」范先生和楊先生是一輩子的好朋友，他們的《藝術的故事》和他們的人生故事，都成為一種激勵人心的藝術。
幫忙校訂書稿的，範景中先生之外就是張麗娟博士。張老師曾在國圖工作過，如今已是國內經書版本研究的專家。她的博士論文《宋代經書註疏刊刻研究》（北京大學，2013）一書有楊成凱先生的序言。這篇文章是楊先生所撰全部文稿中為數不多的序文。在我收集的楊先生的160餘篇發表文字中，除了《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彙刊》（商務印書館，2005）一書的序文之外，就只有這篇了。楊先生在該序中極力表彰了張麗娟博士在宋刻經書版本研究方面的創獲，也指出了之所以有這樣的成就是因為「作者不僅考察實物，而且博考文獻。……作者眼界開闊，見多識廣，充分掌握前人和時賢對宋刻經籍的有關記載，諸如書目書志、敘錄題跋，細至隨筆、雜記、款識、墨跡，無論已刊未刊，細大不捐，無不兼收並蓄。進而揆之事理，證之實物，一一推勘。對於前人的記載，精到的論述予以深入闡發，失實的地方則多方辨證，務求愜心貴當而後已。」楊先生和張麗娟博士從上世紀九十年代相識，他們都具有同樣的性格，特別是在古籍版本研究方面，楊先生談張博士的研究特長的話，也是可以視為他的夫子自道。在楊先生電腦中文稿裡，我發現了他保留了與張老師討論一部書的版本四通郵件，我將這些文字補充在書稿中（第265-269頁）。我想，讀者從這裡不僅可以看到楊先生和張老師兩人的友好關係，更可以看到兩代學人是如何圍繞一個具體的書展開版本的討論，又是如何在相互的討論中促進版本學的深入。
2018年年初，我將初編稿子郵件給張老師。她給我回覆郵件說：「我查了一下，當時楊先生曾將此書中的大部分稿件章節寄我，只是不知所寄與兄此稿有多大差別。感覺先生當時可能已覺自己時日無多，故寄送友朋，寓托付之意。先生去世後，聞諸君有整理先生書稿之義舉，我也就不再牽掛，惟引頸企盼書稿早日出版。今得見兄整理之遺稿，感慨叢生。楊先生版本學精髓具見此稿，點點珠璣，字字真言，必當嘉惠後學，推進版本學之進步發展。多年來我深得先生關愛鼓勵，從先生處請益甚多，也特別希望先生學問能夠發揚光大。為此稿盡力，義不容辭，也感謝向兄的辛苦付出！我會盡快閱讀學習，有問題隨時聯絡。」
張老師花了很大的功夫校對了初編的書稿，一頁一頁細心勘正，對該稿成書做出了很大貢獻。收到樣書後，張老師在微信朋友圈動情地說：「余自三十年前與先生相識，時時請教，獲益良多。」這並非虛辭套話，而是真情實意的表達。在我看來，古籍的學問，並非是一種遠離人的學問，更不可能只是一種布爾喬亞風格或者士人人文主義風格的故事。事實上任何一門學問，如果沒了人情味，沒了人的關懷，沒了人的感動，它終究不是人的學問，即便他/她的學問再好，也與我們無關。
成書過程中貢獻最大的是責編劉彥捷先生。責編劉彥捷老師在中華書局承擔「二十四史」新校本的繁重任務，看楊先生的稿子都是在下班後、節假日等時間，有一回劉老師跟我說，她看得眼花，視力感覺明顯下降了。在校稿的歲月里，每過一段時間，劉老師就會發來一個文檔，裡面是標黃的文字，和劉老師的批注。有些是需要再核查的，有些是需要修正的，有些是原來的稿子有不清楚的，有些是增加的注釋有問題的。查考回復的文檔，多的字數有上萬字，少的也有上千字。
如果說一部好書的完成是作者本身的創作成果的話，它一定離不開一位認真負責的編輯。特別是我們現在的寫作，以電子稿的方式操作，往往在不經意之間就把字詞弄成同音詞、同形詞，如果沒有編輯的如炬眼光，呈現給讀者的書籍可能就會有各種意想不到的問題。引用其他書籍的證據時，我們也往往將原文照錄，如果原文錯了，錄文也自然就錯了，如果不留意，這個錯誤就會一直延續下去。比如，楊先生原文中提到「《吳梅日記》說：檢敝簏得阮元《南北書派論》，為單行大字本，有阮元之印『揅經』『老人』兩方印，當是選刊贈送之物，故有文達二印。」這是《吳梅全集》中的原文，我查到頁碼，核對了原文，沒有細想。而劉老師敏銳地發現這裡的標點問題，應該是「『阮元之印』『揅經老人』兩方印」。再查印譜，阮元的鈐印只有如劉老師所說的印文，並沒有「揅經」「老人」連珠印。又如，書中提到《唐宋文醇》《唐宋詩醇》。原稿文字是：
「清乾隆《御選唐宋文醇》和《御選唐宋詩醇》有江西崇仁謝蘭墀朱墨藍綠四色套印本，四函四十冊。邵氏《四庫簡明目錄標注》說《唐宋文醇》『近年江西謝蘭墀擺板，亦用五色套印』，《唐宋詩醇》『又有擺字套印本』。」
同一個書，到底是四色還是五色？不同的文獻著錄不同，似乎都有他們的道理。劉老師有敏銳地覺察了這裡的問題。不過我沒有見到實物，也無從判斷哪個更準確，最後只能把幾色的限定詞去掉了，有興趣的讀者朋友可以去找找看這部書到底是幾色。
又如，我們在寫作時，經常會把一個書的書名簡寫，有時候又會寫全稱，就像《詩》與《詩經》、《易》與《周易》，多一個字少一個字的，作者本人是清楚的，楊先生也不例外。劉老師在校讀的過程中檢出若干處前後不一致的書名，書稿都改訂過來，這樣就不讓讀者產生迷惑，因為讀者可能並不如作者那樣熟悉一個書的多個名稱。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
劉老師說，她今年就要退休了，楊先生這部書是她職業生涯最後的見證。書下印廠，拿到樣書後，劉老師給我發信息說，她很滿意。過了一段時間，我也看到了樣書，超乎我的預期。
2018年我把初編稿子交給劉老師，她開始做編校的工作。從2020年開始，又趕上了三年的疫情，所以我和劉老師都沒怎麼見過，主要是郵件、微信往來。除了談楊先生的書稿之外，其他的都沒怎麼聊過。直到書出版之後，我收集楊先生的發表文章目錄時和劉老師聊到了《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上有好幾篇楊先生的文章，我才知道劉老師在中華書局編了很多年《簡報》，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楊先生的那些文字就是經劉老師之後變成了鉛字的。
沒想到，差不多三十年以後，楊先生的書稿又是經劉老師之手成為讀者所能看到的書籍。編輯和作者，很多時候是一輩子的交情。我也一樣，楊先生生前希望帶著我做一部書，帶著我成長，沒成想那個書沒成，而我在編校他的古籍版本著作中得到了成長。這也是書籍循環的一例。書籍循環，從作者、編者開始，作者的苦心孤詣，編者的盡心盡力，在恰當的時機，成為書本，進入書籍世界，成為讀者所能獲取的讀物，循環會被權力、時間截斷，也會顯現出一種片段化的歷史記憶。古代如此，今天如此。
四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對於古籍版本的鑒賞與研究，楊先生特別強調借助書影圖片來增強我們的直觀感知。就像楊先生和范景中先生翻譯的《藝術的故事》一樣，書中有大量圖片，能讓讀者去觀看，所見即所知，感知的藝術才是更容易為我們所理解的藝術。對於古籍這種藝術而言，想要提高我們的鑒賞力、判斷力，有必要通過大量的圖像來說話。視覺的效果，加上文字的說明，對當代的普通讀者而言是必須的，畢竟我們的普通讀者未必有那麼多的精力去找到各種古籍來閱讀，即便是善本書影之類的書，也未必能收集很多。因此，楊先生生前已對他在《藏書家》發表的「古書版本知識」系列文章做了配圖的工作，其成果是發表在《紫禁城》刊發的「賞鑒與收藏」系列文章，可惜只有宋刻本、金刻本、元刻本、明刻本和清刻本等五篇，其他部分則付諸闕如。我整理書稿時，只能是盡我可能地根據文中提及的相關古籍找一些書影圖片補充進來。從導論開始，每一章插入古籍書影圖片在10-20幀左右，全書共有書影160餘幅。所以，這部書也可以視為一部簡明的書籍史圖錄。當然有些很關鍵的書影，限於各種條件，沒有找到合適的圖片，比如書中提到陳澧批點《山中白雲詞》有「何作此惡少行徑」，顧廣圻批校《說文解字斠詮》打了大叉子並寫著「開口便錯」之類的，還有其他大量的古籍是楊先生曾經經眼的書，我都沒有找到相關的書影圖片。
楊先生的古籍研究寫作是一個長期持續的過程。他保存的文稿電子版相當複雜，同一個文章有五六個，甚至更多的版本，孰先孰後，哪個是定稿，可能只有他本人才清楚。我在整理時，比對不同版本的文稿和發表的文章，發表後再增補的部分也做了一些保留，但有些可能只是一時的筆記，還沒有成稿，對於此類的文字則未予收錄。本書的導論部分，從成稿時間來說要晚於在《藏書家》發表「古書版本知識」系列文章，是楊先生撰寫古籍鑒賞文章之後試圖總結古籍版本經驗，並將古籍鑒賞與古籍版本研究進行理論上的融貫的嘗試，畢竟楊先生所學的專業是理論，他試圖建構的也是一種版本學的理論框架。我們看到，古籍版本的研究，既要有大量的個案的調查、經眼，又要有一定的理論思考，否則容易流入純粹的為欣賞而欣賞，為贊嘆而贊嘆。楊先生對古籍版本學的理論思考，是通過講課稿子的方式完成的，他生前並沒有公開發表過，可能是他本人覺得這部分思考尚待繼續完善。講稿由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同仁編集在《全國古籍編目培訓班講義》（2008）中。講義的整理人員有陳紅彥、王紅蕾、莊秀芬、王楊、郝永利、楊照坤、洪琰、王沛、唱春蓮、李德範、向輝、包菊香、梁愛民、郭晶、廖甜添、田周玲、李婧、錢律進、田豐、武茂昌等。楊先生後來對講稿有一些案例的補充，其中一些文字插入到了本書相應的部分。
另外，我在編集楊先生文稿時，對原稿提及的有些問題做了查證，在書中以腳注的方式標注出來，供讀者參考，比如書中提到的《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的牌記，是作偽的；比如《針灸資生經》的刊刻者是葉景達而非葉景逵；比如江藩白賁刻本《墨子》等。楊先生為撰寫《藏書家》撰寫稿件時，是為給社會上的古籍愛好者所做的，引文方面不是按照學術文章來做的，在整理時我重新核查了相關書籍，但楊先生所見的版本與我所能見到的不盡相同，他所提及的有些書或者文章可能是未經整理的版本，或者是早期的版本，或者其他，我只能以我能找到的版本為據做注，所以有些書的版本是楊先生去世之後才出的，比如秦更年《嬰闇題跋》（2018）、李紅英《寒雲藏書題跋輯釋》（2016）、拓曉堂《槐市書話》（2017）等，又如黃丕烈跋《明刊陳子昂集》，我只在王欣夫的《文獻學講義》中找到引文。
這些整理細節的說明，對於讀者來說是否有幫助，我不得而知。我想作為後學來為前輩整理文稿，一種榮幸，更是一種責任，我沒有理由不盡可能的做得好一點。但正如費孝通先生曾經說錢穆的那樣，他「在（素書樓）裡邊安心寫書，寫了很多書。他晚年去世之前，自己覺得很滿意，要做的事情都做了。這是他自己的心情。可是作為旁人在外邊，可以提出一個問題：怎麼知道要做的事情就是那些呢？寫文章不光是自己的事情，也是歷史行為在一個學者身上的具體表現。也許要做的事情不止那些。這是自己不能確定的。」（《費孝通晚年談話錄》，第350頁）楊先生晚年在病榻時，對於他一生的學術研究和著作多少是有些遺憾的，他沒有一個現代教育體制內認可的學生，他的學問特別是理論研究方面的創獲沒有得到廣泛的認同，而他對自己的文章又過於要求苛刻，他謹小慎微地去搞理論研究和古籍版本研究，對於寫出來的文字也是一改再改，發表之後還不放過，他很少像錢穆那樣對自己的作品感到十足的滿意，總希望還能更好一點。但我來整理他的文稿時，只能盡力而為，或許如費老所說「也許要做的事情不止那些。」我也不能確定，只能讀者去評判了。
在書稿的校訂過程中，我還請教過國家圖書館李致忠先生、陳先行先生、程有慶先生、趙前先生、樊長遠博士、南江濤博士、董婧宸博士等，還與前同事趙文友博士、胡平博士等人有過多次討論。《古籍版本十講》一書能在中華書局出版立項，則是揚之水、顧青、徐俊等先生們推動的結果。這些人都是要特別緻謝的。
以上就是我對楊成凱先生《古籍版本十講》一書整理情況的一點說明。至於此書的內容，讀者可以自行閱讀獲知；該書在古籍版本學方面的創獲與貢獻，則可以參考杜澤遜、張麗娟、姚伯岳、艾俊川、郭立暄諸位先生所撰寫的評論文章。
2023年國際勞動節，恆之記於紫竹院外國圖
（本文撰寫得到了張麗娟研究員、樊長遠博士、陳雲豪博士的幫助，特致謝忱。）
本文原刊汲古求新公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