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進與《文祿堂訪書記》

王文進與《文祿堂訪書記》

沈津

北京的琉璃廠，清初以來一直是文物、字畫、圖書流通的聚散地，是文化人最喜歡去的地方之一。據1931年成立的北平市書業同業公會統計，琉璃廠古舊書店將近40戶，行家聚集，歷史悠久，資本雄厚者甚多。據1949年下半年的統計，北京共有古舊書店151家。由於購買者是較高層次的文人學者、專家教授以及圖書館，因此，我們可以說，在文化傳統的繼承和傳播上，舊書店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近代以來，在琉璃廠設肆的重要書商有幾十位，但是，我以為不僅在生意場上獲得成功，而且又能在文化傳承上留下點文字者卻不多。我很佩服孫殿起先生，他把經手的舊書都認真做了記錄，編成《販書偶記》《販書偶記續編》，這兩本書對於使用者可提供不少幫助。還有一位是王文進，他也是很了不得的成功者。我最初注意到他，是因為1961年時讀他寫的《毛氏寫本書目》，該文刊在《周叔弢六十生日紀念論文集》裡，當時的印象是，毛氏汲古閣抄本傳世甚稀，此人能以此為題，定非一般學者。

王文進，字晉卿，號搢青，別號夢莊居士，河北任丘人。家世農業，八歲失怙，又值義和團事，農田荒蕪，惟恃其母十指以存活。11歲入鄉，得略識字，以貧輟學。其長兄子龢設德友堂書肆於北京文昌會館，招其來學，時光緒三十二年(1906)九月。日司炊事，躬執賤役，以其餘閒學古書裝訂，習修補。辛亥以後，始委司交易，乃漸解分別版本。1925年，設文祿堂於東南園。1933年春，又遷至琉璃廠。1942年，再徙廠甸東首路南239號。

《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云：「書目誰云出郘亭，書坊老輩自編成。後來屈指勝藍者，孫耀卿同王晉卿。」「故都書肆雖多，識版本者無幾人，非博覽強記，未足語此。余所識通學齋孫耀卿、文祿堂王晉卿二人，庶幾近之。孫著有《販書偶記》《叢書目錄拾遺》，王著有《古本過目記》，皆具通人之識，又非譚篤生、何厚甫輩所能及矣。」

20世紀40年代初的北平，古舊圖書市場甚旺，書價飛漲，各肆也重訂價目，或照舊碼無折扣，過去向不買書者，皆大收之，且各有類屬，或購詞曲，或購小說，或購初印本。中南銀行經理趙元方更是力購無限，不畏價昂，且托王文進代辦，抄校稿本均要。又董康亦大收之，但偏於稿本。1943年，謝興堯在他的《書林逸話》中寫道:「文祿堂之王某，專收冷僻版本，不走大路，以其能合時代，獲利最豐。」

文祿堂不僅買賣古籍圖書，還曾排印出版《繆荃孫自訂年譜》，又將難得之宋本《周禮》，以及《南峰樂府》《韓文公文集》等影印出版。並重印福山王氏《天壤閣叢書》、歸安沈氏《枕碧樓叢書》《沈寄簃遺書》、海豐吳氏《金石匯目分編》等。

和其他不少書肆一樣，為招徠顧客，推銷圖書，王文進也編有《文祿堂書籍目》，我所見到的是1935年2月編印的，署「王搢青編」，列有4652種書。凡撰人姓名、刊刻時代等，一一標注詳明。略略翻閱，價格最貴的一種是明正德刻本《匏翁家藏集》，要260元；而明成化刻本《趙清獻公文集》，卻要50元，落差甚大。最令人叫奇的是宋刻大字本的《韋蘇州集》，標價150元。當然，時代遠近、冊數多寡、流傳多少、紙張鈐印、物價指數等都是標價的依據，這裡自有學問，並非三言兩語說得清的。但可別小看這樣一本舊書目，這在今天來說，還真不多見呢！即使是近年來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出的《中國近代古籍出版發行史料從刊》28大冊107種中也沒有收錄「文祿堂」這個名目。

王文進是書林中的有心人，他還曾將其歷年積存宋元精本，遴選50種，輯印而成《文祿堂書影》一冊，計經部8種、史部13種、子部6種、集部23種。為流傳的宋元本留一面目，並以此存證。過去藏書家將家藏古籍善本自撰或請專家撰寫書志，但在書林中，用筆將所經手的重要古籍寫成善本書志的，我僅知道羅振常的《善本書所見錄》、嚴寶善的《販書經眼錄》，還有就是王文進的《文祿堂訪書記》。

《訪書記》，計五卷，譚澤闓題簽。粗粗一翻目錄，真是琳琅滿目，細讀之下，有一種雖見不到原本，但已有如入五都市，如登上方廚，山肴海錯，靡所不有；奇饈異饌，靡所不具之感。是記著錄北宋本1種、南宋本258種、金本13種、元刻本99種、明刻本83種、明銅活字本16種、校汲古閣本15種、清刻本15種、宋抄本2種、元抄本2種、明抄本69種、毛抄本13種、明人手抄本28種、清黃丕烈校本35種、各家校抄本109種、唐人寫經3卷，共750余種。這本《訪書記》用王氏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荏苒三十年，間關五千里，專心致力，夙夜於茲，敝帚自珍，不賢識小，緬懷往跡，可略陳焉」。

董康的序文將王文進經營文祿堂事寫得非常清楚，有云:「任丘王晉卿，今之錢聽默、陶五柳也，隱居閒廛三十年不易肆。訪求書籍，窮極區宇，履綦所逮，北至幽並，東至魯豫，南至江淮、吳越。故家世族精槧秘籍，經其目睹而手購者，無慮數萬種，蜚聲當世。余識晉卿有年，恂恂爾雅，不類圜闠中人，進而叩其流略派別、版本得失，口講指畫，若燭照而龜卜，雖積學方聞之士，有所弗逮也。服習謙約，動中繩檢，不以窮通易其度，數十年如一日，余以是益賢之。近撮錄其平生經眼珍本，輯為《文祿堂訪書記》，丏余弁言。綜其所列四部書，都七百五十餘種，去取精慎，考核翔實，一書之官私刻本、雕造區域，及名人抄校，流傳源委，皆記其跋語與收藏圖記，細如行格、字數、刊工姓氏，靡弗備記，其用力可謂勤矣。」「晉卿此書，雖為販鬻之偶得，而發潛闡幽，斟訂同異，津逮學林，當與莫郘亭《知見傳本書目》、邵位西《四庫簡明書目標注》同其功用。」

《訪書記》的特點是：所載各書均屬罕見秘籍，且詳細著錄、搜討宏博、考證精確。凡宋金元刻本，必詳考別其出，係刻於官司，或出於書坊，及刻時刻地，其行格數目、刊工姓名附列備考。宋元明清抄本、名家手寫手校本，皆記其行格室名，並錄跋語。清代集部，以習見不錄，記中所列清刻本，皆有收藏家跋語。

王氏所得宋本中，最為難得的是《南華真經》，這是一部宋代蜀刻大字本，我看到著錄中有「半哭半笑樓」藏印，那應該是民國元老于右任的舊藏了。傅增湘對此書也是情有所鍾，他有《題蜀本南華真經》詩一首，云：「瞥影驚飛三十年，追尋無跡記丹鉛。誰知龍漢邅迥後，寶笈來歸證古緣。」「壬子春，此書出滬市追尋蹤跡，不可得，只見藝風影摹首頁。旋借得涵芬樓沈寶硯校本，移錄首卷，略得梗概。迄於昨臘，書估王晉卿自滬上攜來，始得寓目，回思往事，正三十年矣。」傅先生得書似在1941年12月，因為次年2月20日致張元濟函云：「歲暮文祿王賈持趙諫議本《莊子》十冊來，此三十年前所求一見而不可得者。此事公當憶及之。及發函展視，乃知為蜀刻，藝風當日未曾辨出，侍以蜀本罕見。此《莊子》尤為海內孤本，竟以極高之價收之，公聞之當為我喜。其價大駭物聽，計當割一莊矣。」王文進的別號叫夢莊居士，大約是該書後來售去，時有想念之故吧！

據我所知，《訪書記》之所以能夠出版，和顧廷龍先生有很大的關係。王氏在書業的經營和版本鑒定上都有獨到的眼光，但是在版本的著錄以及刻意描繪上則因文化水平的關係而顯得遜色。所以《訪書記》在初稿完成後，曾請多位專家閱看，但都不了了之，蓋因書稿錯誤多多，無從改起。後來，他認識了顧廷龍先生，這才解決了問題。那時顧先生已應張元濟、葉景葵之邀，辭去了北京燕京大學圖書館採訪部主任的職位，於1939年7月由北京至上海創辦合眾圖書館。

我曾讀過顧先生當年的日記，顧、王兩位相識，是在1940年。葉景葵是年4月9日有致顧廷龍短箋，云：「老友王晉卿奉訪，乞招待。渠與兄見過兩次，書友中之博聞者也。」顧先生也於是日日記寫下「王於版本所見較廣，經驗頗豐。勸其一一記出」之語。1941年的5月下旬，王文進持《文祿堂訪書記》，正式請顧先生審閱校正。先生允之，並以為：「書賈能有記錄，尚屬有心人。至其行跡專在貿利，不能計也。」日記中還記有王攜到《訪書記》七冊，晚又來，欲請先生料理排印《訪書記》事，但為顧先生婉拒。我以為婉拒的原因，大約是其時合眾圖書館成立不久，顧先生每天忙於事務，晚上還要為他和潘景鄭先生合編的《明代版本圖錄》操勞之故。據5月31日的日記，王的《訪書記》：「分類多誤，為之查改，史部粗竣，子部以下懶於翻動矣。王文進嘗請人校閱已數年，經數人俱未改易一字，今乃知人之無從下筆也。」至8月初,《訪書記》的經部審看完畢。8月中，方才全竣，並交還王文進審閱完的《訪書記》。先生的意見是：「此記舛誤觸目，凌亂無序，幸潘景鄭閱去四冊，然已費時不少。」

在《訪書記》中有王氏的跋文，云：「承其參校指正者，劉先生雲平、顧先生起潛、趙先生元方。」也就是說《訪書記》曾得到過上述三位先生的幫助。然而淡淡掠過的一筆，卻費去了兩位版本學家兩個多月的時光。當我翻閱這部《訪書記》的時候，我彷彿看到了兩位先師審閱書稿的情景，那時顧師38歲，潘師34歲。遺憾的是，當年二師審閱的書稿卻是早已湮沒不存了。我相信，書稿上定是極意推敲，朱筆燦然，丹黃殆遍。《訪書記》是1942年出版的，在顧先生10月21日的日記裡，有「王文進來，贈《文祿堂訪書記》」的記載。

有意思的是，在北京經營舊書店者大多是河北人，王文進也是其中之一。我過去在上海圖書館的幾位搞普通古籍採購或整理的老同事在1949年以前，也是在北京、上海舊書店裡做過夥計的。這是什麼原因呢？據說這是因為過去舊書店主持者多為江西人，但是清末廢除科舉制度後，其故鄉子弟因路途遙遠交通不便，來京討生活者寥寥無幾。而故書店老闆所收學徒以河北人為多，以後彼此引薦子侄，多為由鄉間入京。民國以來，河北冀縣、深縣、棗強、任丘、衡水人在北京開設大小書肆的，已達七八十家之多。這幾處地方來的人多能吃苦耐勞，勤奮好學，雖然文化程度不高，大多是小學畢業，但自學成才者不少，像深縣人王雨、冀縣人孫殿起等皆是。

趙萬里曾稱書店中能鑒別宋元本者有王文進、王雨、孫助廉、裴子英屬於一把手，其他皆屬二三流。王文進的生意做得不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不少當代宿儒、文化界名流都和他有交往，互相探討學問，諸如繆荃孫、董康、傅增湘、李盛鐸、曾剛父、陶湘、蔣穀孫、葉景葵、袁伯夔、徐森玉、周叔弢、鄭振鐸、張珩、趙萬里等，他們不僅是一般的鋪主和顧客的關係，而且「往來日久，王氏也時聆緒論，俾有所知」。可惜的是，這些王氏都沒有任何記錄，就像清嘉道間，錢聽默與藏書大家黃丕烈往來數十年，卻一無記述，而令今之研中國書史者引為憾事。

由此而想到的是，前幾年所讀陳重遠寫的《骨董說奇珍》《文物話春秋》《珍聞與雅玩》等，生動地記錄了那個時代的琉璃廠文物字畫鑒賞、流通、買賣之掌故，雖為歷史的一瞬，卻為後人留下了可貴的見證。而琉璃廠書肆自從李文藻的《琉璃廠書肆記》、繆荃孫的《琉璃廠書肆後記》以後，就是孫殿起的《三記》及《琉璃廠小志》，孫先生也是在為書林歷史存證。如果說，在十幾二十年前，有心人能在孫先生的基礎上，將琉璃廠書肆的部分經營者的來龍去脈，經營古舊書歲月中的悲歡喜樂，那些重要圖書流傳的掌故軼事，包括和文化人之交往等有系統地整理成書，那一定是有裨於圖書流通史的研究的。而現在呢？琉璃廠的老人凋零殆盡，再找人去聊，怕是困難的了。我覺得可惜的是，自《小志》後，雖然雷夢水寫過幾篇「瑣記」，但卻遠遠不能滿足研究者的需要。也說不定或許不久的將來，會有書林中人執筆寫出有意思的新琉璃廠書肆志來呢！

王文進沒有子嗣，自然也就沒有人承繼他的事業，他自己的藏書，後來由考古學家陳夢家教授介紹，全部售於北京大學圖書館。1959年，王文進不幸患食道癌，於次年7月7日去世，年67歲。王氏還有《明代刊書總目》，但未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