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津：上圖育我三十春

沈津：上圖育我三十春

韋泱

時值上海圖書館（簡稱「上圖」）正在緊鑼密鼓地籌辦上圖老館長、著名目錄版本學家顧廷龍先生（1904-1998）一百二十週年誕辰紀念活動，作為顧老大弟子，沈津應上圖陳超館長之邀，回到「娘家」。在參觀館內陳列的古籍版本時，沈津如數家珍，動情地說：「這些珍本的積累，都與上圖幾代人的努力分不開。」

三十年的師緣

說起上圖，沈津滿懷感激之情，他在上圖工作了整整三十年，在這裡他遇到了恩師顧廷龍先生。一九五九年十月，還是初中生的沈津，被召進上圖做臨時工，雖然每天的工作是整理圖書，卻開啓了他與書籍打交道的嶄新人生。他的勤奮好學，引起了上圖領導的關注。第二年三月，為了培養青年專業人才，沈津幸運地成了上圖館長、目錄版本家顧廷龍先生的學生，開始了「一對一」的傳幫帶，學習古籍、碑帖、手札的整理、編目、鑒定、保管等。一邊工作，上圖領導一邊給他創造條件，安排他上夜校補習高中，語文就是原《上海戲劇》主編、著名編劇何慢講授，給沈津打好了文字功底。之後，他又考入武漢大學圖書館專業函授班，系統學習高等院校的圖書管理課程。

上世紀七十年代，顧老把他帶到自己的辦公室，讓他坐在對面的一張辦公桌前。這樣，他面對面在顧老身邊工作多年，耳提面命，親聆教益，何幸如此。每天，顧老會開一書單，讓沈津去書庫查找，找到後叫沈津先看看，說說此書的概要，然後顧老就該書的版本、內容等，做一些提示，告訴他可按什麼線索去查，找哪些工具書或參考書。如此年復一年，對各種工具書均能運用自如，更學會鑒別何謂抄本、校本和稿本了。

顧老有時會拿起一件清代學者的手札，告訴沈津這字寫得如何，這一點這一畫有破綻，不是本人所寫，是後人仿的。藏書家或學者在題跋時，常常打好腹稿，一氣呵成，筆墨連貫自然。由此，顧老要他每天練字一小時，興致來了，顧老還會拿起筆，臨幾行字給他作示範，他看顧老如何運筆，默記於心，之後遍臨《孟法師碑》《倪寬贊》等。顧老是書法家，曾參加中國和上海書法家代表團兩度訪問日本。耳聞目染，心追手摹，已成著名目錄版本學家的沈津先生，現在也常獲書法展覽方的邀請，求字者更是絡繹不絕。他曾寫過《顧廷龍先生書扇》《顧廷龍先生書法二三事》，還編著《顧廷龍書題留影》一書。

那時，顧老工作甚忙，有時顧不過來，就請他的兩位助手，上圖特藏組的潘景鄭先生，原著硯樓主人，另一位瞿鳳起先生，原鐵琴銅劍樓後人，兩位都是國內重要的目錄版本專家，來輔導沈津等年輕員工，有時單獨面授，有時上小班課，都對沈津起到重要的啓蒙作用。

2004年，為紀念顧廷龍先生誕辰一百週年，沈津先生花了兩年多時間，撰寫出版了七十多萬字的《顧廷龍年譜》。二十年後，為紀念恩師誕辰一百二十週年，他對原著進行大量增補，字數整整翻了一倍，一部一百四十五萬字的《顧廷龍年譜長編》將在今年出版。他說：「我和顧老相處三十年，做先生的學生是我的緣分。這本書是帶著我對先師的感情去寫的，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本書。」

萬冊珍本的書緣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擔任上圖館長的顧廷龍先生，提出全面整理上圖家產。按顧老安排，沈津參與《上海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的編輯項目工作。每天，他會從特藏庫內，調取幾十部古籍，交請潘景鄭、瞿鳳起兩位先生審校，再根據他們審校修改後的卡片，仔細看哪些地方作了修改，修改的依據在哪裡等。那時沈津年輕單身，常常在館裡值夜班，利用這個機會，他就繼續白天的看書和卡片工作，做到當天查用的古籍當天歸庫。學習版本鑒定，大量接觸原件是最好的實踐，這比學校的教科書更直觀，更有實效。由此，沈津先生的版本鑒定功底有了「壓艙石」，業務能力實現了質的跨越。幾年下來，他已把上圖當時館藏的一萬餘部善本全部過目瀏覽。

七十年代中期，根據周恩來總理指示：「要盡快地把全國善本書總目編出來」。國家文物局給顧廷龍先生委以重任，主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顧老在北京開會期間，就給沈津和另一位學生吳織來信：「由北圖和我們作試點，這是周總理病中安排的工作，我們務必努力進行」。此後，圍繞這一項目，沈津先生跟隨顧老北上南下，開會、普查、調研、培訓、督辦、鑒定等，忙得不亦樂乎。一九七八年在南京召開第一次編委會，沈津先生擔任會務組組長，會內會外，他廣泛接觸各地古籍專家。之後編委會下又分設經、史、子、集、叢五個分編室，他又擔任經部副主編，得有更多機會看到各種古籍善本。按編委會安排，他去成都、重慶、昆明、貴陽四地，指導西南地區書目的編纂進度，協助鑒定一些疑難版本。短短一個月，就調閱了一千多部古籍，有一地區，看了三百多部書，不符合善本收錄要求的超過三分之二，可見他這一工作的仔細至極。許多善本是通過各地圖書館上報的卡片來甄別的，而卡片上著錄的是否真正善本，書名相同的書是否為同一版本等等，遇到不能從卡片上確認的版本，沈津先生就要到相關圖書館去看實物，進行鑒別，這樣，發現不少卡片上看不出的問題，如偽造的清代黃丕烈跋，偽造的清代翁方綱手跡等。包括初審、覆審和定稿過程中，都要通過調閱大量原件，來確定著錄篇目。如此，在書目整個編輯到出版的十多年中，沈津先生查閱、核對的古籍，當也不會少於萬冊的。

在八十年代中期，沈津先生成為打開國門後首位赴美進行圖書館專業考察的訪問學者。在近兩年時間中，他走遍美國重要大學的東亞圖書館，發現了一批國內沒有的古籍珍本，以及其他珍貴資料，如從沒見過的數十張新四軍老照片，有陳毅、譚震林等觀看戰士們操練、生活的照片等，當時海內外報刊作了大量報道。他在作《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編纂和美國東亞圖書館藏書》的專題演講時，原定四十五分鐘講課後，有十五分鐘的解答時間，可聽眾熱情高漲，互動解答用了七十五分鐘還停不下來。沈津先生還詳細介紹了上圖的豐富館藏，令海外學者大感意外。回國後，沈津先生寫了專題考察報告，以存史料。一九八八年，他被順利評為中國圖書館學界最年輕的研究館員，並擔任上圖特藏部主任，統管古籍、文獻和徐家匯藏書樓，顧老語重心長地對他說：「你的責任就是要管好上圖這兩百萬冊藏書，這些都是前人留下的珍貴遺產。」

有了經手矚目兩個大項目各萬冊以上的古籍及相關工作研究，以及做訪問學者的經歷，九十年代初沈津先生應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吳文津館長邀請，再度赴美做訪問學者，看了無數古籍，選出一千四百多種，編寫成一百五十萬字的《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兩年後經哈佛大學哈佛圖書館的嚴格考評，他成為該館正式職員，並擔任善本室主任。想起顧廷龍恩師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在北平燕京大學圖書館工作時，還兼任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駐平辦事處」主任，為該館採購圖書、校目錄編卡片，打下了古籍館藏基礎，沈津先生是不勝感慨，這實在是一種千載難逢的書緣啊！

著述等身的文緣

沈津先生清晰地記得，他的第一部版本學專著《書城挹翠錄》，出版於一九九六年。他在扉頁上寫道：「謹以此書獻給我的恩師顧廷龍先生暨吳文津先生。」因為顧廷龍先生的關愛，培養沈津立足我國目錄版本學的領域，是吳文津先生的慧眼，使沈津進入海外最重要的中文善本殿堂，以此著書立說，弘揚中國傳統文化。

顧老是新中國圖書館事業的開創者，在擔任上圖館長期間，儘管行政工作千頭萬緒，但他依然保持專家本色，不廢專業，不懈鑽研，筆耕不輟，皇皇十卷本《顧廷龍文集》就是最好的例證。沈津先生以恩師為楷模，追隨顧師三十年，勤於撰述，厚積薄發，著作等身。顧老早時關照沈津：「不要急於寫文章，要多讀書多收集資料，要大器晚成。」正是按照顧師的教誨，沈津先生直到八十年代進入中年後，才寫下第一篇古籍版本的研究文章，標題還是顧師給起的：《校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殘稿的新發現》。九十年代開始，他才真正發力動筆撰述，竟一髮而不可收，先後寫作出版了十多部重要專著，計有《伏櫪集》《書叢老蠹魚》《老蠹魚讀書隨筆》《沈津自選集》《中國珍稀古籍善本書錄》等，包括兩部年譜《翁方綱年譜》《顧廷龍年譜》，輯錄一百多萬字的《翁方綱題跋手札集錄》，主編或合編的有：四百萬字《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匯刊》（六冊），《日本漢籍圖錄》（九冊），如此等等。僅沈津先生一人撰述出版的書籍，其字數容量當在一千萬之多。

今年，繼一百五十多萬字的《沈津書話》（四卷）出版後，《沈津答客問》《沈津樂道—八十憶往錄》也將面世，在讀書界，又會掀起一股「沈旋風」啦！無論是他的版本目錄專著，還是懷人憶事的文章，都一如顧老的文風，平實而豐厚。雖然沈津先生讀古文，鑒古籍，寫起學術文章來，卻沒有「之乎者也」的學究氣，也沒有高深莫測、詰屈聱牙的弊病，即使專業論文，他寫來也是簡潔流暢，舉重若輕，論據說理絲絲入扣，用最平易的口語，來闡述頗為深奧的版本知識，真正是深入淺出，讀著便覺親切。更不用說那些讀書隨筆，關於書人書事的短章，猶如篇篇美文，水乳相融，娓娓道來，給人帶來閱讀的愉悅感和獲得感。這是傳承有序、一脈相連的優良寫作文風，更是師生間相知相融的一種文緣。

沈津先生曾先後受聘於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廣東中山大學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等，他說：「是上圖培養了我，飲水思源，我必然會將我所掌握的各種知識，利用各種機會來報效我的祖國。」

本文原刊新民晚報2024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