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真知，金針度人—讀楊成凱先生《古籍版本十講》
實踐真知，金針度人
—讀楊成凱先生《古籍版本十講》
杜志勇
楊成凱先生（1941-2015）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在現代漢語語法、版本目錄學、詞學、英文翻譯等領域皆有建樹且卓然成家。我曾拜讀過楊先生（筆名林夕）的《閒閒書室讀書記》，常被其娓娓道來的古籍舊事所吸引，「看看自己書齋中的書籍，幾乎本本都可以傾訴一段遇合之緣。」[1]這種行文中時時透露出來的陶醉之感，更是把讀書人對書的熱愛，展現的淋灕盡致。楊先生灑脫真摯的書寫，讀之有如清風徐來。2023年4月，國家圖書館向輝先生把楊成凱先生著述中有關於古籍版本的內容整理成為《古籍版本十講》（以下簡稱「《十講》」），由中華書局出版。是書裝幀十分精美，眉目疏朗的版面設計與高清古籍圖片相得益彰。感謝整理者向輝先生和責編劉彥捷女士，把這部書如此完美地呈現在大家面前。
捧書而讀，收穫良多，以下幾個方面印象尤為深刻。
首先，全面系統，論、據結合。
《十講》雖然是楊成凱先生多篇文章的合集，但從內容上來看已經覆蓋了古籍版本鑒定的方方面面。可見楊先生當初撰寫這些文章時，進行了通盤考慮，設置宋刻本、金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活字本、抄本、批校本、叢書、初印和後印等回目，將這些古籍版本鑒定經驗以通俗易懂的語言在《藏書家》（「古書版本知識」系列）和《紫禁城》（「典籍漫說」系列）雜誌上專題連載，力圖「分門別類形成一個系統化的知識領域」。
與一般的古籍版本學教材不同，楊先生在使用版本學經典案例進行論證的同時，不經意間加入自己在古籍版本鑒定實踐中的諸多實例，如數家珍，言說起來自在流暢，與理論探討自然結合，相得益彰。「再如《宋史•藝文志》著錄有程大昌撰《考古編》和《考古續編》各十卷，《考古編》流傳很廣，可是《考古續編》則沈湮不顯。……往年參與古籍整理出版時，托友人從國家圖書館藏本抄出，得以收入《新世紀萬有文庫》，珍本秘籍重見於世，頗以為幸。」（《十講•抄本的鑒賞與收藏》）注入研究者感情色彩的親身經歷，讀之令人難忘，也就更好地實現了楊先生普及古籍版本知識的初衷。
其次，心得之處，重點突出。
楊先生在長期的古籍收藏和鑒定中，意識到叢書、初印本與後印本鑒定的重要性，並積累了充足的實踐經驗，於是撰寫了《叢書的鑒賞與收藏》《初印和後印》，值得注意的是，這是《十講》中較早刊布出來的兩篇文章。
叢書是諸書的彙編，刻印情況十分複雜，存在著隨編隨刻隨印、借版組合等現象，並幾而觀，才能看清真相。楊先生結合歷年拍賣會所見，對叢書的版本與收藏進行了針對性很強的探討。尤其是講到叢書版本，指出要注意同一部叢書的不同印本、版片變動兩個根本問題，讀之豁然開朗。關於初印本，實際上是各時期各種形式印本都需要涉及的話題，楊先生單獨將「初印與後印」拈出，進行充分討論，反映了作為學者兼古籍收藏家這層身份的獨特感悟，楊先生在推崇初印本的同時，條分縷析，詳細闡明初印本與後印本各有優劣，尤其從修版、補版、增刻等方面辯證看待後印本的價值。另外，在本書《古籍的價值與收藏》中有一則生動的例子，或可補入「初印與後印」一節中。「往年得到他（葉昌熾）的一部《奇觚庼詩集》三卷《前集》一卷《補遺》一卷，卷數跟目錄著錄的相同。後來在書市看到一本殘冊，不以為意地隨手一翻，忽然看到書末還有《奇觚庼遺詞》一卷。這是過去所不知道的，正巧蒐集詞集，這是意外的收穫。」這其中沒有故作高深之語，也沒有驚世駭俗的觀點，但楊先生在圓融通透的講解中把問題說得清楚明白。
第三，為藏書家正名，駁正洪亮吉藏書家分五等說。
洪亮吉在《北江詩話》中將藏書家分為考訂、校讎、收藏、賞鑒、掠販五等予以褒貶，在之後的眾多學者中產生深遠影響，動輒在這五等語境中抑揚彼此。偶有異議者，也是表達對五等分類或者對把某人劃入某類的反對，未見有展開充分討論者。楊先生承認這五種人確實存在，但反對洪亮吉那種過分抑揚的態度。他沒有停留在簡單的觀點之爭上，詳細分析了這五種人對藏書所持有的態度，充分說明他們所從事職業的合理性。「其實無論地位尊卑，人都是要做事情的，做事情的目的不外乎適意和謀生。要適意，就要做自己願意做的事情；要謀生，就要做賺錢的生意。考訂和校讎也有這兩重性質，不同的人可能偏重之處不同而已。」以這種開闊的胸襟看待古人、古籍，不正是陳寅恪先生所言「理解之同情」嗎！
第四，廣泛吸納詞集版本作為論據支撐。
楊成凱先生對於詞集的收集和研究，可以說是貫穿了學術生涯的始終。他中學從詞集入門，開始了詞集收藏和版本目錄研究，後來發表了《〈趙聞禮《陽春白雪》版本考述〉補正》（《文學遺產》1991年第1期）等一系列詞集版本研究的文章，出版詞學專著《人間詞話門外談》（海豚出版社2014年版）。楊先生是「中華再造善本工程」編纂出版委員會委員，曾為《東山詞》等六種宋刻詞集撰寫提要[2]。另外，楊先生曾打算與揚之水合作《唐宋詞籍版本考》[3]、與向輝合作《<絕妙好詞>史話》進行詞學研究，但都因故未能付諸實施。以上所列楊先生在詞學研究方面的貢獻，體現了他對詞集一如既往的關注和研究，成為他古籍版本理論研究的重要基礎。這些內容化身不同形式，自然而然地進入到了《十講》的各篇當中，讀者只要通讀全書，就會發現從對蒐集詞集的努力到以詞集版本作為基本資料來支撐理論，詞集版本已然成為本書的底色。當然，從中亦可窺見楊先生的詞集研究。
第五，及時總結，授人以漁。
《十講》主體寫作之初，就是為了推廣普及古籍版本知識。楊先生以平實自然的語言，把看似枯燥的古籍版本鑒定方法和盤托出，並且將研究心得手把手講授給初學者。「我們在日常工作之中，只要多留心，多看幾眼，隨時都會有新的發現。這時就要隨時記錄心得，寫成簡單的札記。」「為了及時總結和深化自己的心得，建議定期檢查自己的札記，有重點地進行一部書或一個專題的研究工作，寫成文章，公之於世。」這類明白如話，又極富實際操作性的研究指導，在《十講》中俯拾皆是。我想，楊先生肯定亦受惠於此，才如此誠懇地向初學者推薦。
另外，整理者在《清刻本的版本鑒定•<青邱高季迪先生詩集>》之後，附錄了楊成凱先生與張麗娟女士討論《青邱高季迪先生詩集》版本的四通郵件，以這個具體案例的全方位細節討論，呈現出了一節精彩的古籍版本鑒定課，正符合楊先生「授人以漁」的初衷。
在本書453頁，「現代的教育制度和學術研究興起以後，讀書人的眼界更為廣闊，過去很少涉足的領域一時成為熱門。民國初年，古代金石器物等的拓片和圖錄，戲曲、小說等俗文學作品，都曾成為學者熱衷的收藏品。」此段中所言學者對於金石器物拓片的收藏熱潮，在清代早已興起，並成為當時學者研究學問的重要資料來源，亦有大量金石拓本目錄存世，楊先生所言或許另有背景。本書整理過程中，為了部分目錄的工整，略有表達不清之嫌。如第一講《宋刻本的鑒賞與收藏》「四 宋刻本的版本鑒定」之下「（三）宋刻明刻」，所指實際是宋本與明翻刻本。另外，本書是由楊成凱先生多篇文章綴合而成，寫作角度不同，導致某些具體論述在不同篇章間出現暗合，是難以避免的。
綜之，《古籍版本十講》是在實踐基礎上生成的研究著作，全書充盈著作者對書的熱愛、對讀者的殷切期望，他盼望著更多讀者能夠掌握認識古籍的方法，去瞭解它們。寫到這裡，我想到了屈原在《離騷》中的一句話，「來吾道夫先路！」
注釋：
[1] 林夕《閒閒書室讀書記》，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8頁。
[2] 收入《中華再造善本總目提要•唐宋編》，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版。
[3] 「1991年，楊成凱提出與我合作一部《唐宋詞籍版本考》，我覺得這個提議挺有誘惑力，但是彼此間的差距太大了，即便他在原地踏步，我跑步前行，也還是難以望其項背。因此知難而退，最終是以寫了幾篇小文章而告結束。」（揚之水《問道錄》，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148頁。）
本文原刊於《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