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牌記」的概念區分與起源探析
古籍「牌記」的概念區分與起源探析
王傳龍
摘要
「牌記」是版本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但其概念及起源缺乏統一而精確的定義，導致多種題記被混稱為「牌記」。文章回溯了「牌記」在版本學中的使用情況，分析了葉德輝等前輩學者對「牌記」概念的界定及其混用現象。根據「牌記」必須有墨圍、提供刊刻信息、具有獨立起源誘因的三條原則，可以對「牌記」進行精准限定，將其與功德記、木記、墨圖記、署名記、咨文記等概念區分開來。文章進一步探討了「牌記」的起源，提出其與鏡銘存在高度相關性，主張鏡銘對「牌記」的定型產生了重要影響。對比不同類型題記的源頭、特點和例證，可以為版本學的基礎術語提供更清晰的界定，有助於推動版本學體系的完善和發展。
關鍵詞：牌記 木記 墨圖記 墨圍 鏡銘
「牌記」是版本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不少學者在著作中聲稱其別稱墨圍、墨記、碑牌、書牌子、木牌、木記、刊記等[1]，造成了一種此類別稱被古人廣泛使用的假象。實際上，宋、元時人從未使用上述任何一個概念來描述古籍中的這種特殊題記，而眾多的別稱似乎也從側面反映出學界迄今為止對「牌記」仍缺乏一個精准的概念定義。
最早將「牌記」一詞引入版本學的當屬葉德輝《書林清話》一書，其中雲：「宋人刻書，於書之首尾或序後、目錄後，往往刻一墨圖記及牌記。其牌記亦謂之墨圍，以其外墨闌環之也，又謂之碑牌，以其形式如碑也。元明以後書坊刻書多效之。其文有詳有略。」[2]葉德輝明顯試圖區分「墨圖記」與「牌記」兩種事物，「及」字也說明二者可同時存在，但據其書中所舉例子而言，他仍然頻繁混用二者。譬如《書林清話》謂宋刊本《新編近時十便良方》末有墨圖記云「萬卷堂作十三行大字刊行，庶便檢用，請詳鑒」、明刊本《中興以來絕妙好詞》末有墨圖記云「萬曆二年七月既望龍邱（丘）桐源舒氏伯明新雕梁溪寓舍印行」等，經筆者核驗此處的墨圖記皆明顯當為牌記。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概念混亂，是因為葉德輝並未見到實物，只是援引了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的記載，而瞿鏞從未使用「牌記」一詞，凡各種題記一概謂之「墨圖記」。葉昌熾、丁丙等人在著錄時則混用「墨圖記」與「木記」，這類做法在清代藏書家中十分常見。前輩名家既然概念混用，葉德輝在引用其敘述之時，難免因循致誤。
對於「圖記」，《欽定大清會典》云：「凡印之別有五：一曰寶，二曰印，三曰關防，四曰圖記，五曰條記。」[3]據此，知「圖記」屬於一種較為常見的、等級略低的印章。考察葉德輝親自鑒定過的版本，譬如《天祿琳琅書目後編》著錄《十七史詳節》，稱「篇目同前宋版史部。前有無名氏墨印三：慎獨齋，五忠後裔，精力史學」[4]，葉德輝則言其「誤作宋版。是書前序後有墨圖記三，曰『慎獨齋』，曰『五忠後裔』，曰『精力史學』」[5]。兩相對照，可知葉德輝所謂「墨圖記」即《天祿琳琅書目後編》所謂「墨印」，亦即墨色印章之意，與《欽定大清會典》的概念吻合。
葉德輝對牌記的定義共有兩條，一條是「其外墨闌環之」，故可謂之墨圍，一條是「其形式如碑也」，故可謂之碑牌。按照這種定義，無論是陽文還是陰文的墨圖記，皆符合「其外墨闌環之」的限定，因此很難真正將其與牌記區別開，且古籍中的牌記亦並非皆「形式如碑」，別有條形、方形、鐘形、鼎形、亞字形、香爐形、橢圓形等式樣，而葉氏的描述無疑會將大量的牌記排除在外。概言之，牌記之名稱雖為葉德輝所首倡，但它從一開始就存在定義模糊、名詞混用的弊端，迄今為止仍難以革除。筆者擬對牌記的概念與起源等項進行考證，希望重新釐清這一版本學的基礎術語，不足之處，尚祈方家指正。
一、牌記的認知分歧
葉德輝的《書林清話》堪稱古籍版本學的開山之作，而書中執意用「牌記」一詞替代前人常用的「墨圖記」「木記」等稱呼，甚至有意與「墨圖記」加以區別，並非欲另辟蹊徑，而是因為這是當時所盛行的稱呼。葉德輝云：「《酒經》一種，《虯髯公傳》一種，《柳毅傳》一種，皆明萬曆間未寫過之市肆賬簿廢紙……板心下有『逢源』二字，不知其為市店牌記，抑賬簿店之牌記。」[6]按，古代店鋪往往設置布招來宣傳自己的商品，亦名望子、招子、幌子、招牌等，明清以來則將其與木質牌匾之類統稱為招牌。葉德輝所云「牌記」，即招牌、記號之意，類似《親征平定朔漠方略》中所言之「起營時，留官兵於後收察遺失駝馬，審其印烙牌記，各交原主」[7]，《蠶桑萃編》所稱之「各商應用牌記之章程，請速定頒發」[8]云云。稱之為「牌記」，既能包含商鋪招牌名字，又可作為區別不同印本（或駝馬）的記號，的確比木記、墨圍等名稱更能彰顯其功用。然而對於一個學術概念而言，包含信息過多並非一定是優勢，反倒容易因其範圍界定的寬泛化而引發語意描述上的混亂。當前學界對牌記的認知分歧主要有以下兩點：
其一，概念的廣狹問題。葉德輝對牌記的定義十分狹窄，不僅需要有墨圍，而且要形式如碑，學界幾乎無人嚴守此說，紛紛在使用這一術語指稱時涵蓋了碑形之外的其他形狀。甚至葉德輝本人在實際使用此概念時，也未能始終貫徹己說，譬如《書林清話》於「嘉靖癸丑刻《重訂校正唐荊川先生文集》十二卷，見繆記」條下，注云「後有牌記兩行，云『嘉靖癸醜仲冬，浙江葉寶山堂』」[9]，經筆者核驗，此牌記實為亞字形，並非碑形。不僅如此，對於牌記是否必須有墨圍，學界的意見也很不統一。林申清主張「最初的牌記大多為無邊框的刊語或題識」[10]，是以在其編著的《宋元書刻牌記圖錄》中也收錄了不少無墨圍邊框的牌記。盧賢中在《古代刻書與古籍版本》中則將牌記的內涵範疇進一步拓展，稱：「至於卷端及版心中的有關版本記載，過去一般不算作牌記，現在考慮到其性質與牌記相同，故也視其為牌記的一種特殊形式。」[11]林氏的觀點較為主流，而盧氏觀點則極少有贊同者。此外，李致忠《古籍版本鑒定》將「牌記」「木記」「條記」三者區分開，將刻於古籍封面頁者稱為牌記，將目錄後、卷尾等處鐘形、碑形之類的墨線框圍文字稱為木記，將狹長墨線框圍的一句話稱為條記，且稱「它的性質雖與牌記、木記相同，但形式上確有不同，故稱為條記似更合適」[12]。李氏認為牌記、木記、條記三者性質相同，也承認有人將木記或條記混稱為牌記，但他仍根據形式差異將其區分為三種，其中的「木記」基本相當於葉德輝所謂的「牌記」。牌記概念的廣狹範圍不統一，癥結在於學者對何為牌記的認知不同，進而導致了對牌記產生、演變過程的認知差異。
其二，牌記的起源問題。從時間序列上說，「墨線框圍」的牌記出現時間要明顯晚於「無邊框的刊語或題識」，而學者也由此提出牌記起源於漢代、六朝、唐代、宋代（又細分為北宋、南宋兩種）諸說。時永樂、王景明稱：「牌記濫觴於漢簡，正式出現於唐代。在已出土的漢簡中，便有了牌記的萌芽。」[13]他們將張家山出土漢簡中的「某某書」「某已讎」等抄校人員的署名視為牌記源頭，認為在雕版發明之後，「刻書者刻上自己的姓名或鋪號，即發展為牌記」[14]。此論顯然失之武斷，板印書籍時，刻書之人與寫樣、校對之人往往各司其職，而鋪號則為上述三種人群的掌事者或出資人所擁有，所以牌記中極少出現抄校人員的姓名。古代抄校者、刻字者經常與作者分享署名權，其本質上屬於著作權而非發行權，而牌記則更多與發行權相關聯。但時、王二人的結論也不乏響應者，如陳紅彥《古籍文本數據格式化比較研究》[15]及王薈、蕭禹《漢語文古籍全文文本化研究》[16]等書即完全採納了這種觀點。梁勇勤的觀點與此有異，稱：「牌記是從刊語演變而來的，最早是從六朝寫本的題記演變而來。……可以說，牌記是有墨圍的刊語，刊語是無墨圍的牌記。最初的牌記大多是刻在行格之內的無橫邊欄的刊語題識。」[17]梁氏一方面稱牌記「是有墨圍的刊語」，另一方面又稱最初的牌記大多「是刻在行格之內的無橫邊欄的刊語題識」，對牌記是否必須有墨圍有些含糊不明，而其將牌記最早溯源至六朝寫本題記的觀點也極少有人贊同。王蘋稱「牌記產生於唐代，它是在唐人寫經尾題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他還列舉了唐代刊本《金剛經》卷尾題「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為二親敬造普施」的例子，認為「這可以說是現有我國最早的一部帶有牌記的雕版書了」 [18]；許瑾亦稱「書坊牌記濫觴於唐代」[19]，並列舉唐代文物典籍中的「唐成都府成都縣龍池坊□卞家印賣咒本」「劍南西川成都府樊賞家歷□」「西川過家真印本」等標識，認為這些都是唐代的書坊牌記。李致忠也傾向於唐代起源說，稱「（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為二親敬造普施）這一行文字雖然沒有鐫刻墨線框圍，類乎識語的性質，但本質與功用，很像後來刻書的木記與條記」，又稱「（唐成都府成都縣龍池坊□卞家印賣咒本）文字的左右側，斷斷續續的墨線還依稀可見，這些痕跡很像是墨線框圍。這表明刻書牌記、木記性的東西，早在唐朝就已經有了」[20]。但筆者復核「卞家印賣咒本」一行字的兩側墨線（見圖1），右側為單線，左側則為雙線，且距離文字較遠，明顯是陀羅尼經咒的右邊框（梵文經咒被雙線方框圍起），並非「卞家印賣咒本」一行字的框圍。概言之，當前主張牌記濫觴於漢代、六朝或唐代者，其所舉的牌記例證皆無「墨線框圍」。
圖1 唐成都府成都縣龍池坊□卞家印賣咒本,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葉德輝《書林清話》稱「宋人刻書……往往刻一墨圖記及牌記」，雖未明言，但似主張牌記始於宋代，而謂「其外墨闌環之」云云，這種形制的牌記也的確是在宋代才出現。後世不少學者在著作中沿襲了葉氏的這一觀點，如楊永德《中國古代書籍裝幀》稱「牌記是在宋代書中開始出現的」[21]，曹之《古籍版本學》也主張牌記「最早出現於宋代」[22]。黃強祺則更進一步稱「古書刻牌記始於南宋」，「有墨圍的牌記，如南宋紹興十七年（114）婺州學刻本《古三墳書》卷末的牌記，四行五十五字，這是我見到的最早的牌記」[23]。黃氏之語錯訛較多，公元紀年1147誤作114，五十六字訛作五十五字，且經筆者核驗，此四行文字刊在欄線之內，並無墨圍。但黃氏將牌記的產生時間推至南宋也並非無見，現存宋版書中尚未發現北宋刊本中存在有墨圍的牌記。
二、牌記的概念細分
在將牌記引入版本學之前，這種古籍上的題記在不同的藏書家口中已經有了不同的稱呼。確立一個正式的學術概念，絕不只是為了增加一個新的別稱，而應該賦予其精准的概念內涵，使之不僅可以與其他概念區分開，還可以將原有混亂的概念體系重新建構，令版本學理論趨於完善。基於這種立場，筆者重新考察「牌記」這一名詞，主張其概念應兼具三義：其一，牌記必須有墨圍。無論是取其招牌本義，或比喻其形制如牌，邊緣都應有墨圍。古籍板片大多已有欄線，若無墨圍，則題記只是欄線之中的幾行文字，與其他文字相比，並不具有天然的分隔性。其二，牌記必須提供刊刻信息。如前所述，無論是商品招牌還是駝馬印烙，使用牌記的意義都是為了區分同類的物品。同理，雕刻在板片上的牌記，其基礎功用就是讓讀者據此區分開各個機構的板片，因此提供刊刻信息是必要條件。牌記在發展的過程中會逐漸增添其他的信息，內容日趨豐富，但載錄刊刻信息應是不可或缺的先決條件。其三，牌記必定有自己的起源誘因。當我們將牌記從其他相似概念中分離出來的時候，也等於肯定了它具有獨特的外形特徵與性質。這些特質當然不會憑空出現，其背後必然有相對獨立的起源誘因（詳見下節）。換言之，版本學諸概念的差異，本質上是各事物產生與發展機制的差異。
有了牌記概念的判定標準，我們就可以參考以上三條原則，對前輩學者混用的概念做進一步的區分。據筆者統計，曾經被混稱為牌記的版本學概念共有以下五種：
其一，功德記。最著名的例子為敦煌出土的唐代刊本《金剛經》，卷尾題「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為二親敬造普施」，以及雷峰塔出土的北宋刊本《寶篋印陀羅尼經》，卷端題「天下兵馬大元帥吳越國王錢俶造此經八萬四千卷，捨入西關磚塔，永充供養，乙亥歲八月日紀」。筆者將這類題記重新命名為「功德記」，而非像王蘋、李致忠等學者將其視為「牌記」，理由是它們並不滿足牌記的前兩條判定標準，不僅沒有墨圍，也沒有提供刊刻信息。王玠、錢俶並不是佛經的刊刻者，而是出資施捨的供養人，他們可以在不同刊刻機構的板片上增加類似的施捨文句[24]，但通過這些文句並不能區分刊刻機構。若對佛教文化有所瞭解，就明白這種刊本上的功德記，與石窟塑像、壁畫上的供養人題記同出一脈，其最初源頭是佛經中的「流通分」。佛教常在佛經的末尾宣揚抄寫、流通、誦持佛經有無盡功德，譬如《方廣大莊嚴經•囑累品第二十七》稱「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書寫此經流通四方，其人當有八功德藏」[25]，《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勸誡品第十三》稱「若善男子、善女人，流通此修多羅、為他宣說，功德勝彼，百分不及一，千分、百千萬分不及一，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26]，諸如此類。王玠、錢俶在佛經後的題記，只是為了標明功德回向，而非為說明板片刊刻信息。
在更晚的佛經刊刻中，也開始出現刊刻信息與施捨功德合流的現象，但絕大多數都不存在墨圍，仍不符合牌記的定義。譬如河北豐潤縣天宮寺出土的遼代刊本《金光明最勝王經》，卷十末題「左街仙露寺秘持大師賜紫比丘尼靈志彫造小字《金光明經》板一部，所集勝利，先願上資□宗皇帝、太皇太后、興宗皇帝仙駕御靈，速生樂園，更願皇太后、皇帝皇后、□□皇壽、皇太叔與妃、諸王公主永納殊禎，法界有情，同霑□□。清寧五年歲次己亥甲子□十三日丙子彫畢流通」[27]，即同時包含了刊刻機構與功德回向。此段文字雖在方框之內，乍看與墨圍類似，但此方框實為板框的一部分，距離文字甚遠，與牌記的墨圍有明顯差別。在宋刊佛經之中，比較容易產生混淆的是《開寶藏》上偶爾出現的墨圍題記，譬如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阿惟越致遮經》卷上末尾有「大宋開寶六年癸酉歲奉敕雕造」字樣，無墨圍，但旁邊另有三行墨圍文字「熙寧辛亥歲仲秋初十日，中書札子奉聖旨賜大藏經板於顯聖寺聖壽禪院印造，提轄管勾印經院事演梵大師慧敏等」[28]。此三行墨圍文字尚不能排除是後世鈐蓋而非補刻的可能，但即便是熙寧年間於板片上補刻，筆者仍然主張它並非牌記，因為它提供的並非雕版信息，而是將開寶年間雕造的板片移交顯聖寺刷印的信息。真正與板片雕刻對應的，應當是並無墨圍的「大宋開寶七年甲戌歲奉敕雕造」一句。
其二，木記。木記是清代學者常用的概念，葉昌熾、丁丙等人時常以此指代無墨圍的題記，當指代有墨圍的題記（牌記）時，則會在前面增添「長方」「大方」等限定詞，譬如《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一「周易程朱傳義二十四卷」條下稱「每卷末均有『巡按福建監察御史吉澄校刊』長方木記」[29]之類。李致忠另辟新說，用木記指代鐘形、碑形之類的墨線框圍文字，又將狹長墨線框圍者稱為條記，與前人用法不合。筆者主張將木記與牌記區別開，凡內容、功能與牌記一致而無墨圍者，則稱之為木記。木記的出現時間比牌記更早，甚至可以說後者是前者進化之後的形態，但木記因無墨圍，形狀不似牌形，故不宜混稱為牌記。按此定義，則前述《開寶藏》「大宋開寶七年甲戌歲奉敕雕造」字樣即屬木記。從時間序列上而言，木記早於牌記出現，是雕版印刷活動發展到一定程度後必然會出現的形態：一部分木記是為了標記刊刻時間，以區別於其他年月的板片，另一部分則是源於版權意識的覺醒以及商業競爭的需要，藉以宣示自身權利。
其三，墨圖記。按照《欽定大清會典》所述，圖記、條記都是不同官印的名稱，圖記是一種方形官印，條記則是一種長條形的官印。但民間各類私印也俗稱圖記，而且不拘於形制。此處所謂「墨圖記」，取其通俗廣義，涵蓋各式印章形狀在內，也包括李致忠單獨分出的「條記」。瞿鏞等人以墨圖記指代一切題記，而葉德輝則試圖區分墨圖記與牌記，只是在實際操作中難免混用。墨圖記是直接雕刻在板片上的，與正文同樣刷印，而與印章蘸墨鈐蓋有明顯區別。時至清代，部分敕編圖書會將所雕版片上的帝王印章單獨以朱色刷印，則不妨稱之為「朱寶記」。
筆者贊同葉德輝的做法，將「墨圖記」與「牌記」區分開。墨圖記的源頭是印章，牌記的源頭則是木記，二者並非同出一脈。就歷史進程而言，印章的出現時間最早，但具體到雕版上，墨圖記的出現卻要晚於木記。究其所以，木記、牌記都是依附於板片而存在，印章卻能脫離板片而自行鈐蓋、流通，而墨圖記不過是印章在板片上的投影或分身，並非實物本體。墨圖記最常見的位置是在序跋落款處的左側，與作者印章呼應，譬如宋寶祐五年（1257）趙興籌刻元明遞修本《通鑒紀事本末》，序末落款為「宣城陳良弼識」，左側即有「古宣」「陳氏公輔」「思誠齋」三枚墨圖記。推究原委，當是陳良弼作序時鈐蓋了印章，刻字工匠在雕刻序文之時連同印章一起雕刻，後來入墨刷印後即轉變為墨圖記。儘管墨圖記的輪廓線與牌記的墨圍幾乎無法區別，但就其文字內容而言，仍存在明顯差異。墨圖記以人名章、閒章較多，而即使出現了刊刻機構的堂號、齋名，通常也僅有名稱，無其他干支年月等文字，更不會出現「刊」「雕」「梓」等字樣。以南宋開禧年間刊本《童溪王先生易傳》為例（圖2），在王宗傳自序之後共有三種題記，其中「建安劉日新宅鋟梓於三桂堂」為牌記，「大易發明」「經學之寶」則屬於墨圖記。墨圖記中的閒章、人名章相對容易識別，但堂號、齋名則比較容易與牌記混淆，因為它們同樣可以提供刊刻信息，譬如宋版《纂圖互注春秋經傳集解》在「春秋紀年」的目錄後有長方形「龍山書院圖書之寶」墨圖記，形狀、功能都與宋版《編年通載》目錄後長方形「甲申歲刊於白鷺洲書院」牌記相似；元版《集千家注分類杜工部詩》在「門類」後有鐘形「三峯書捨」墨圖記，形狀、功能都與元版《孟子》卷二末鐘形「旴（盱）郡重刊廖氏善本」牌記相似。之所以認定前者為墨圖記而非牌記，是因為它們本質上仍屬於印章，與牌記的功能與使用方式有差別，違反了判定牌記的第三條原則。
圖2 南宋開禧年間三桂堂刊本《童溪王先生易傳》，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其四，署名記。古代除了著作人會對作品署名之外，抄錄者、校讎者、編纂者乃至刻字工匠都有署名的機會，譬如《集賢注記》卷中云：「其古本，亦有是梁、隋官本者。梁則滿騫、徐僧權、沈熾文、朱異，隋則江總、姚察等署記其後。太宗又令魏、褚等卷下更署名其後。」[30]雕版印刷發明之後，校對者、刻字者時常在板片上署名，或希望留名傳世，或以此計算工酬，或事後便於追責。早期校對者署名通常在卷末，譬如宋王叔邊刻本《後漢書》在卷末即有「武夷吳驥仲逸校正」一行，無墨圍；宋陳仁玉刻、元明遞修本《趙清獻公文集》卷末亦有「後學天台張楙校正」一行，有墨圍。若是官刻本，卷末還常會羅列所有校正官的職位與人名，每行一人。這種校對者的署名記在外形上很接近木記，因而葉德輝《書林清話》也混稱為木記，譬如「麻沙劉通判宅仰高堂。無年號，刻《纂圖分門類題注荀子》二十卷，見《天祿琳琅》六」條下注：「雲卷後木記有‘關中劉旦校正’一行。」[31]後世將校正者署名記移動至每卷卷首，與原作者署名並列，反而極少再有人主張此種署名記為木記或牌記。
刻工署名記的情況略有不同。早期的宋元刻工署名一般在版心的最下方，王肇文《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日本學者長澤規矩也《宋元刊本刻工名表初稿》所收錄人名即取自此處。儘管宋元刻工人名也處在版心下方的框線之中，但幾乎無人將其視為牌記。容易混淆的是，後世有部分刻工署名不再置於版心之內，而是卷末單列一行，甚至施以墨圍，部分學者即稱之為「刻工牌記」，譬如民國間潛江朱氏精寫刻本《文微》卷末有「槧人黃岡陶子麟刊板」一行，無墨圍；同文堂機器活版《監本詩經》卷末有「粵東順邑馬岡鄉馮繼善承刻」兩行，有墨圍。
此類校記者、刻工的署名記，筆者主張將其與木記、牌記區分開，因為它們大多無墨圍，也有著不同的起源誘因。時永樂、王景明曾將張家山出土漢簡中的「某某書」「某已讎」等抄、校人員的署名視為牌記源頭，實則這類人名落款恰是署名記的源頭。署名記中的人名與刊刻活動有關，也可以間接用於版本判定，但它們往往與真正的牌記同時存在，互不干涉。
其五，咨文記。咨文本是級別相近的機構間的一種告知公文，其內容通常要比以上幾種題記更為豐富。宋版《揮麈前錄 後錄 第三錄 餘話》目錄後，有「此書浙間所刊止前錄四卷，學士大夫恨不得見全書。今得王知府宅真本全帙，四錄條章無遺，誠冠世之異書也。敬三復校正，鋟木以衍其傳，覽者幸鑒。龍山書堂謹咨」[32]五行文字，有墨圍；宋版《後漢書》目錄後，亦有「時嘉定戊辰季春既望，刊於一經堂。將諸本校證，並無一字訛舛。建安蔡琪純父謹咨」[33]三行文字，有墨圍。學者多將此類亦視為牌記，但據「謹咨」字樣，皆當屬咨文無疑。此類咨文實為刊書機構的告示，主要意圖為廣告宣傳，有時也以「觀者其詳之」「天下學士大夫請詳鑒焉」等語結尾。咨文記在牌記的基礎上又增添了商品說明、廣告宣傳的意義，將其視為進化後的牌記也未嘗不可。但筆者主張區分咨文記與牌記，原因是咨文記並非一定要墨圍框起，也可以像跋語一樣單篇呈現，甚至可以有署名落款。咨文記若去掉墨圍，形狀、內容即與牌記有明顯差別，不妨視為一篇跋語。譬如宋版《諸儒鳴道集》卷末、宋兩浙東路茶鹽司刻本《尚書正義》卷末皆有咨文記，內容亦極為相似，但前者無墨圍，文字中間還有版心區隔，與跋語類似；後者則有墨圍，文字排布方形整齊，與牌記類似。概言之，咨文記的文體形式類同於跋語，但與跋語相比，它通常有較為固定的內容結構，主要敘述校對、雕版情況，並適當宣傳自己的版本優勢，幾乎不會涉及其他領域的內容。咨文記是刊行方對讀者的告示語和宣傳語，長度一般介於牌記與跋語之間，很少低於20字，也很少超過200字。
三、鏡銘是牌記產生的直接動因
從木記發展至牌記，只是多了墨圍一項，內容文字並沒有發生顯著的變化。木記直接雕刻於欄線之內，與正文相似，要比專門設計墨圍更為簡易自然。木記最遲在北宋初年就已經出現（《開寶藏》上已有木記），牌記卻一直到南宋刊本中才出現，時間間隔如此之長，況且牌記從一開始就是成批出現，其中必然有某種因素啓發並推動了這種加裝墨圍的變化。這種因素出現的時間不能早於北宋，但同時又要比牌記出現的時間稍早；這種因素必須與牌記的最初形態極為相似，是兩、三行文字外加墨圍的形態，所以才能啓發木記向牌記演變；這種因素必須波及全國，在市場上隨處可見，才能在不同地域皆促發牌記的誕生。筆者經過考證發現，滿足以上條件的因素的確存在，而且具有唯一性，這就是鏡銘。
青銅鏡自先秦時就已出現，經過漢、唐兩次高峰的鼎盛繁榮，至宋代時已進入千家萬戶，成為平民百姓的日用器物之一。北宋初期沿襲後周法令，銅禁甚嚴，但銅鏡並不在禁止之列。據《宋會要輯稿》記載：「太宗太平興國二年，有司言江南諸州銅先未有禁法，請頒行之，詔從其請。除寺觀先有道佛像、鐘磬鐃鈸、相輪火珠、輪鐸及人家常用銅鑒外，民間所蓄銅器悉送官，給錢償之。敢有匿而不聞者，論如律。」[34]按，因避宋太祖的祖父趙敬的嫌名，宋代改將銅鏡稱為銅鑒或照子。銅鏡作為百姓之家唯一合法留存的銅器，自然會成為商鋪的重點售賣物品，甚至不惜熔錢鑄造，「銷熔十錢，得精銅一兩，造作器物，獲利五倍」[35]。北宋熙寧之後解除銅禁、錢禁，銅鏡鑄賣行業蜂擁而上，一時粗制濫造者眾，原先的老字號商鋪開始在鏡背上添制商標字號銘，以與粗制濫造者相區分，抬高自己的身價。這種鏡銘不同於前代的各色吉祥話語，而是統一放置在方形邊框之內，劃分為兩行或三行，專門提示鑄造信息（圖3、圖4）。[36]
圖3 宋「建康府苑家鍊銅照子記」銘銅鏡
圖4 宋「湖州石家鍊銅照子」銘銅鏡
《中國古代銅鏡》稱「北宋末年以後，特別是南宋時期，素地上鑄制商標字號銘的銅鏡盛行起來，銅鏡的風格發生了重要變化」[37]，描述的就是這一現象。除了上圖中的「建康府苑家鍊銅照子記」「湖州石家鍊銅照子」銘文之外，常見的銘文還有「湖州李道人真鍊銅照子」「湖州真正萬家無比鍊銅照子」「隆興府韋家真青銅照子」「湖州石十郎真鍊銅無比照子」「湖州真正石家無比鍊銅照子」「湖州儀鳳橋南酒樓相對石三青銅照子」「湖州南廟前街西石家念二叔真青銅照子記」等等，而著重強調「真」「真正」「無比」，說明市場上已出現了仿冒鏡銘的情況。湖州銅鏡（尤其是石家銘款）並非僅流通於湖州，而是行銷全國，在今四川、遼寧、江西、陝西、內蒙古等地都有出土。北宋建中靖國元年（1101）蔡漢模墓曾出土「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可佐證最遲至北宋末此類鏡銘已開始盛行。南宋初重申銅禁，「嘉泰元年五月三日臨安府言：承降指揮禁戢銅器，數內該載官民戶，除日前見腰帶、刴鑻及鞍轡作子、照子外，應有銅器不許使用」[38]，銅鏡（照子）仍在許可流通之內，這也是湖州鏡能遍及全國的主要原因。
上述鏡銘皆有方形框圍，因為銅鏡採用翻砂鑄造，而商標字號不便在砂土上刻寫，便以印章的方式壓蓋在砂模之上，印章的輪廓線隨之轉為框圍，澆入銅汁之後即冷卻定型。這種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的鏡銘顯然啓發了雕板工匠，他們也開始給木記增加墨圍邊框，框內文字自然分行對齊。牌記的出現略晚於鏡銘，但突然在不同地域成批出現，其原因即在於此。不僅如此，「銅鏡形式多樣化是宋鏡的重要特徵之一。中國銅鏡在唐以前以圓形為主，有極少的方形……到了宋代，除常見的圓形、方形、葵花形、菱花形外，亞字形鏡顯著增多……此外還有帶柄形、長方形、雞心形、盾形、鐘形、鼎形等多種形式」[39]，這些新增加的銅鏡形狀，也與牌記後來的新增類型大致吻合。
結語
前輩學者混淆為牌記者共有五種，分別為功德記、木記、墨圖記、署名記、咨文記，它們的起源與功能各不相同，皆不符合牌記在版本學上的嚴格定義。為了更清晰地理解牌記與其他五種題記的區別，筆者匯總列表如下（表1）：
表1 六種題記對比
在上述六種題記之中，牌記與木記的淵源最深，而其誕生的過程又與鏡銘存在著高度的相關性。一言以蔽之，牌記本質上是受到鏡銘影響而增加墨圍之後的木記。如果給牌記下一個簡明扼要的定義，牌記是在古籍刻本中用墨線圍起的，用於敘述刊刻時間及版權歸屬的標誌物。牌記的形狀並無一定之規，敘述也詳略不一，但就其內容而言則並非一篇完整的文章。
本文的主要意圖是對版本學上長期混用的概念進行區分，並提供具體可操作的判定標準，以對刻本中的各種附帶信息準確歸類。這不僅有助於版本學史的構建，也可以推進相關概念的精細化研究，分別探討它們各自的起源、形態、功能，以及彼此之間的相互影響。本文還希望為古籍研究提供新的視角，因為牌記的不同形態具有圖像性與藝術美，一旦將其從混淆的概念中剝離出來，就能讓其邁入文化傳播的研究領域。我們期待更多的學者加入到這一領域，一起探索牌記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演變，以及它在世界文化中的獨特性。同時，我們也呼籲對這些珍貴的文化遺產進行更好的保護，以傳承和弘揚人類的智慧成果。
注釋：
[1]按，記錄牌記別稱的著作和論文眾多，譬如盧賢中：《古代刻書與古籍版本》，安徽大學出版1995年版，第140頁；楊永德：《中國古代書籍裝幀》，人民美術出版社2006年版，第278頁；曲德森主編：《中國印刷法展史圖鑒》， 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89頁；曹之：《中國古籍編撰史》，武漢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666頁。
[2]［清］葉德輝著，李慶西標校：《書林清話》，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34頁。
[3]［清］昆岡修，吳樹梅纂：《欽定大清會典》卷三十四，清光緒石印本，第1-5頁。
[4]［清］彭元瑞纂：《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十五，清光緒十年（1884）長沙王氏刻本，第10頁。
[5]［清］葉德輝著，李慶西標校：《書林清話》，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8年版，第120頁。
[6]［清］葉德輝著，李慶西標校：《書林清話》，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47頁。
[7]［清］溫達纂：《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十八，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內府刻本，第21頁。
[8]［清］衛傑：《蠶桑萃編》卷十五《外記》，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浙江書局刻本，第10頁。
[9]［清］葉德輝著，李慶西標校：《書林清話》，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18頁。
[10]林申清：《宋元書刻牌記圖錄》，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版，第2頁。
[11]盧賢中：《古代刻書與古籍版本》，安徽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40頁。
[12]李致忠：《古籍版本鑒定》（修訂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版，第127頁。
[13]時永樂、王景明：《古籍牌記的起源與價值》，《圖書館工作與研究》2008年第1期，第86頁。
[14]時永樂、王景明：《古籍牌記的起源與價值》，《圖書館工作與研究》2008年第1期，第86頁。
[15]陳紅彥：《古籍文本數據格式化比較研究》，上海遠東出版社2017年版，第60頁。
[16]王薈、肖禹：《漢語文古籍全文文本化研究》，中西書局2012年版，第55頁。
[17]梁勇勤：《古書牌記的演變及類型》，《出版發行研究》2000年第12期，第146-147頁。
[18]中國民族圖書館編：《民族圖書館學研究（四）：第十次全國民族地區圖書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遼寧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106-107頁。
[19]許瑾：《書坊牌記的發展及演變規律探析》，《四川圖書館學報》2019年第5期，第73頁。
[20]李致忠：《古籍版本鑒定》（修訂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版，第127-128頁。
[21]楊永德：《中國古代書籍裝幀》，人民美術出版社2006年版，第279頁。
[22]曹之：《古籍版本學》，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437頁。
[23]黃強祺：《古籍牌記簡述》，《圖書館雜誌》1985年第4期，第54頁。
[24]錢俶一生施捨佛經、佛像甚多，在出土文物中時見錢俶類似的題記，譬如紹興城關出土《寶篋印經》，卷首題「吳越國王錢俶敬造《寶篋印經》八萬四千卷，永充供養。時乙醜歲記」，智標塔出土銅阿育王塔，內鑄「吳越國王錢弘俶敬造八萬四千寶塔，乙卯歲記」，日本大東急記念文庫所藏十二面觀音應現圖，末題「天下兵馬大元帥吳越國王錢俶印造」。
[25]釋迦牟尼：《方廣大莊嚴經》卷十二，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3冊，No.187，第616頁。
[26]釋迦牟尼：《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卷七，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8冊，No.231，第721頁。
[27]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國家古籍保護中心：《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第四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版，第38頁。
[28]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國家古籍保護中心：《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第四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版，第9頁。
[29]［清］丁丙著，曹海花點校：《善本書室藏書志》，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6年版，第12-13頁。
[30]［唐］韋述撰，陶敏輯校：《集賢注記》，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245頁。
[31]［清］葉德輝著，李慶西標校：《書林清話》，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8年版，第90頁。
[32]［宋］王明清撰：《揮麈前錄後錄第三錄餘話》第六冊，國家圖書館藏宋龍山書堂刊本，第5頁。
[33] ［南朝宋］範曄撰，［唐］李賢注：《後漢書》，日本靜嘉堂文庫藏宋建安蔡琪一經堂刊本，第36頁。
[34]［清］徐松輯，繆荃孫重訂：《宋會要輯稿》食貨三十四，國立北平圖書館1936年影印本，第31頁。
[35]［元］脫脫等撰：《宋史》，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4384頁。
[36]二銅鏡均藏九江市博物館，圖片為筆者拍攝。
[37]孔祥星、劉一曼：《中國古代銅鏡》，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96頁。
[38]［清］徐松輯，［清］繆荃孫重訂：《宋會要輯稿》食貨三十四，國立北平圖書館1936年影印本，第33頁。
[39]孔祥星、劉一曼：《中國古代銅鏡》，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95頁。
本文原刊於《印刷文化》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