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不圓滿的答卷
後記：不圓滿的答卷
王振良
按：本公眾號自2024年03月17日起，間斷性地推送了王振良先生《沽上琅嬛：天津藏書樓與藏書家》（山東畫報出版社2021年版）的文章。該書共24篇，涉及24個天津藏書家或藏書家族，除《傅增湘與天津雙鑒樓》《任鳳苞與天春園》《陳一甫與居敬軒》被其他公眾號標以原創推送，其餘21篇文章均由王振良先生授權本公眾號獨家發佈！感謝王振良先生的大力支持！現繼續推送該書王振良先生所寫的後記，做一圓滿結束。李國慶先生為該書所作的序李國慶 | 辟徑啓新 雅俗同賞——《沽上琅嬛》序言也於2024年04月28日推送完畢。
這本《沽上琅嬛：天津藏書樓和藏書家》，對我來說是一份不圓滿的答卷。
2004年，我開始關注天津的歷史建築，尤其是為數甚夥的私家住宅。我全力進行田野調查，採訪居民，尋找後人，深入現場，通過自創的所謂「三重證據法」，給數百處建築找到「主人」，譬如張愛玲，譬如袁克文，譬如盧鶴紱，譬如胡宗楙，譬如馬占山，譬如張人駿，譬如李准……如今這些名人舊居，已有上百處獲得了更為正式的身份——文物保護單位或歷史風貌建築。而這些歷史建築曾經的主人，有一個被忽略的重要文化群體，這就是藏書家。
關於中國近代藏書樓和藏書家的研究，21世紀以來成果極豐，僅從地域角度切入的專書，就出版有二十餘部。但天津的諸多藏書家，除了周叔弢、李盛鐸、任鳳苞、陶湘、嚴修、盧靖、盧弼等十數人，尚能引起研究者注意，整體上迄未受到足夠重視。平心而論，在中國近代藏書史上，天津私家藏書當有一席之地，而且是重要的一席之地。這不僅體現在周、李、任、陶、嚴、盧等藏書大家和名家的藏書質量上與藏書數量上，僅以藏書家的數量而言，近代天津也不應該被忽視。任繼愈先生主編的《中國藏書樓》，重點介紹了中國近代藏書家六十餘人，其中藏書處曾設於天津者竟超過三分之一；如果加上在天津有重要藏書活動者，則幾近總量的半數。僅憑這一點，對天津近代藏書家就有深入探討並重新認識的必要。
天津近代藏書家之所以被學界忽略，一個重要因素就是缺乏系統挖掘整理。余以嗜好藏書之故，對天津藏書家的資料頗為留意，累積所得已有三百餘人。在考察天津歷史建築的過程中，我又發現藏書家住宅數量可觀，而且這些住宅絕大多數實際也是藏書樓。本書就是以這些建築為依託，梳理了 24個天津近代藏書家（家族）故實，希望憑借這一方窗口，深化學界對天津藏書文化乃至天津城市文化的認知。
這本小書之所以能夠問世，有個長達14年的漸進過程。而這過程中的每一步，都有著文獻學家李國慶先生的身影。沒有李先生作為「背後推手」，本書即使能夠面世也將會是另一番面貌。唯其如此，李先生也就成了本書序言的不二作者。
2007年 4月，焦作范鳳書先生來津尋訪藏書樓，時任天津圖書館歷史文獻部主任的李國慶先生，知道我熟悉天津歷史建築，就倩我陪同範先生做「一日游」。除卻范先生先期拍攝的梁啓超飲冰室和周叔弢自莊嚴堪，我又整理出一份14人的尋訪清單：袁克文、陳一甫、陶湘、任鳳苞、渠本翹、翁之憙、蔡成勳、金梁、周明泰、渠晉鶴、盧弼、林修竹、朱啓鈐、周學熙。這次考察之後，我開始格外留意天津的藏書樓，前述名單也隨之不斷加長，李士鉁、李盛鐸、胡宗楙、潘復、徐世昌、張重威、劉少山、劉明陽、徐世章、方若，還有藏書樓已經滅失的傅增湘、葉恭綽、方地山、丁傳靖、盧靖、嚴修、金鉞等。重新審視之下，這個名單讓我頗為震撼——天津本土和寄寓天津的藏書家，足以構成天津城市文化的特色風景。
2008年1月，經由李國慶先生推薦，我與齊魯書社《藏書家》責任編輯周晶先生取得聯繫。在周先生的督促之下，我以《天津的藏書樓》為題，當年1月和 9月完成兩組文稿，分別刊於《藏書家》第14輯（2008年6月）和第16輯（2009年6月），介紹了陳一甫的居敬軒、李善人的延古堂、翁之憙的知止齋、陶湘的涉園、周明泰的几禮居、梁啓超的飲冰室、任鳳苞的天春園、吳重憙石蓮闇、潘守廉和潘復的華鑒閣、金梁的瓜圃等十座藏書樓。這兩組文稿綜計萬字有幾，雖然每位藏書家和藏書樓的紹述僅有一千多字，卻成為這本《沽上琅嬛》最初的基礎。
2015年7月，李國慶先生又把我推薦到天津圖書館共享工程辦公室，使我有機會參加全國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地方資源項目建設。2017年至2019年，我以「天津藏書樓」為主題申報紀錄片拍攝項目，連續三年得到文化部全國公共文化發展中心的支持。本書收錄的24篇文稿，有23篇就是為完成「天津藏書樓」紀錄片撰寫的文本。另有《金梁與瓜圃》一篇，最初刊載於報章，其後收入拙著《荏苒芳華：洋樓背後的故事》，題目為「金息侯客寓津門」，因其事涉藏籍故此移入本書，但並非簡單地更易標題，內容也新起爐灶泰半重寫。至於各篇文稿的順序，則依藏書家生年先後排列（父子相承者以父輩為準）。
關於本書之寫作，還有幾個問題需略做說明：一是全書所述24個藏書家（家族），有很多屬於機緣湊泊，不是筆者的主動選擇，也不是說他們最為重要。我本來汲汲於歷史建築，所以最初是要有舊居才會去寫，而居處無存的幾位——傅增湘、盧靖、嚴修、金鉞，是考慮到影響或特色後來補入的。二是寫作中多遇文獻抵牾之處，但為適應紀錄片通俗傳播的需要，大都無法做具體考證辨析，故僅能直接敘述研判的結果——無法覈實真相的內容多予捨棄，極少數不能回避者則取邏輯合理的說法。三是藏書樓和書齋名號，寄寓著藏書家的旨趣，但它也僅僅是符號，與實體雖有所對應，但因空間和時間轉換複雜，想要全部釐清幾無可能。譬如學界熟知雙鑒樓在北京石老娘衚衕，實際上傅增湘居津時即有雙鑒樓之設。又如徐世昌除專門藏書樓，所居退耕堂每層另有書齋，本人題署落款時亦頗隨意。再如胡宗楙，所居整體號為頤園，藏書樓為琅嬛勝處，書齋則為夢選樓，雖然搞清幾者之間關係，利於解決原始文獻的「矛盾」，但對多數藏書家來說這些仍是糊塗賬。
人的一輩子，會有許多事想做，也有許多事要做。想做的事一定有興趣，要做的事卻不盡然，可即使沒興趣也得去做，因為它可能關係飯碗。我應該屬於幸運者，工作了二十多年，無論在媒體還是在高校，時間上都相對自由，多數時間可憑興趣做事，但後果就是興趣點被分散，這兒寫一點，那兒寫一點，弄出諸多半拉子工程。《沽上琅嬛》即這些半拉子工程中的一項，今次勉力成書，也算去了我的一樁心事。
本書作為紀錄片文本，考慮的主要是通俗性，同時兼顧些學術性。因此行文力求簡潔之外，也穿插有不少引文。最初設想是結集之時，補上引文出處就行了。而當我試圖做這件事時，發覺已經絕無可能——寫作時的資料來源複雜，除了自藏的圖書、報刊和復印件，也包括知網論文、讀秀文獻、原始檔案、古籍序跋，還有後人提供的各種文獻照片。當初每篇文稿完成之後，這些資料並沒能及時歸類保存，現若重新歸集有若天方夜譚。好在絕大部分引文，均隨文交代有粗略的出處，不至於被讀者目為無據可查。本書資料蒐集和文字撰寫過程中，除了梁啓超、蔡成勳、傅增湘、李盛鐸、吳重憙，我與其他19個藏書家（家族）的後人，都有過直接或間接交流，故酌情吸納了部分口述資料——雖未必完全準確，卻能夠適當填補歷史的罅隙。
感謝李國慶先生撥冗作序，感謝魏暑臨先生揮翰題簽，感謝張歡老師精心編校，也感謝為我和張歡老師搭橋的趙祥斌先生——我們至今僅有一杯茶的交情，而且是我喝趙先生的。更要感謝山東畫報出版社，接受我這樣一部既不學術也不通俗的書稿。
本書寫作自 2017年3月開始，前後跨越五個年頭，其間我的工作幾經折騰，這從文章落款變化就看得出來：四平軒和恐高軒是我在今晚報社的辦公室，半湖齋是我在天津師範大學圖書館的辦公室，飽蠹齋乃是我居家的書房（因新冠疫情被迫回歸），負晴軒則是我在天津大學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幫忙時的落腳處。種種的因緣遷變，耗去了太多的精力，讓我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情來細緻打磨文字——交出這樣的不圓滿答卷，深感愧對讀者諸君！
2021年4月 20日於沽上北洋園負晴軒
本文原刊汲古求新公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