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湘和涉園—天津藏書家之十六
陶湘和涉園—天津藏書家之十六
王振良
在天津市和平區黃家花園，有一片著名的三角地，由成都道、西安道、山西路合圍而成。老天津人耳熟能詳的禎源里和小貓飯店，就都矗立在這片三角地上。2007年，三角地的舊樓房多被拆除，改為綠地，多年後建起新洋房，原來成片的歷史建築，如今幸存下來的只有藏書家陶湘的藏書樓——涉園。
一
陶湘（1870-1940），字蘭泉，號涉園，江蘇武進人、著名金融家和藏書家。他1922年至1934年寓居天津，從事藏書、校書、刻書活動，在天津文化史上寫下精彩的篇章。
武進陶氏先祖名陶人群，官福建邵武府知府，明朝萬曆年間與常州名儒劉養心聯姻，乃由江蘇溧陽縣義笪村遷至常州（武進），世居著名的青果巷。六傳至陶湘高祖陶夢麟，清太學生。曾祖陶登瀛，嘉慶舉人，安徽天長縣知縣。祖父陶世贊，字小洲，候選州同。大伯父陶錫蕃，字菊存，浙江瑞安縣知縣。二伯父陶錫祺，字銓生，歷任山東萊蕪等地知縣、臨清直隸州知州，以治河功保升府道。父陶恩澤，字晉甫，浙江淳安縣知縣，兼襲雲騎尉。陶恩澤有六子：陶珙、陶湘、陶瑢、陶珩、陶鎔、陶洙。
陶湘生於清同治九年七月十七日（1870年8月13日）。他幼年隨父宦游，在浙江德清讀書，穎悟過人，涉目成誦。後來過繼給二伯父陶錫祺為嗣。光緒五年（1879），陶湘隨養父來到山東恩縣，跟從寄食的族兄陶鈞考覽六經，探綜群緯，剖謬判疑，打下了扎實的文獻學功底。
光緒十五年（1889），陶湘得以補大興籍博士弟子員生，次年保送鴻臚寺序班。光緒十八年（1892），改官同知並捐五品職銜，投效山東黃河河工，因績效卓著得到山東巡撫福潤的保奏，諭准分發浙江候補知府，薦升道員並加三品銜，在浙江、直隸兩省候補。其後，陶湘歷任京漢鐵路北路養路處、機器處總辦，京漢鐵路行車副監督，查辦江西、安徽鐵路委員等。光緒三十一年（1905），京漢鐵路全線告成，盛宣懷、袁世凱、張之洞聯合奏保陶湘獎勵二品銜。光緒三十二年（1906）郵傳部成立，陶湘調至該部出任京漢鐵路全路副監督。宣統元年（1909）誥封資政大夫。鑒於國事窳敗，陶湘欲退出官場，旋經盛宣懷轉圜，委以上海三新紗廠總辦，自此由政界轉入商界。
1912年民國肇基，實業和金融漸為世重，陶湘以「精覆廉能」，先後被公推為上海輪船招商局董事兼天津分局經理，漢冶萍煤鐵廠礦公司董事，財政部薦任上海中國銀行監理官，山東中興煤礦公司董事，天津華新、裕元、北洋紗廠經理，山東魯豐紗廠常務董事等。接著他又投身金融界，兼任上海中國銀行監理官，天津、重慶中國銀行經理，北京、上海交通銀行經理，在交通銀行總管理處負責清理舊賬事宜等。
二
清帝遜位之後，陶湘先在北京安頓，1922年全家遷津，寓居河南路（今奉化道）等處。1932年，受陶湘之子陶祖椿委託，天津樂利工程公司荷蘭籍建築師樂倫森，為陶湘設計了倫敦道住宅（即今成都道14號），此即聞名遐邇的涉園。
1933年陶湘遷入新居。這是天津少見的立體主義風格建築，也是當時為數不多的鋼混結構住宅，原佔地面積421平方米，建築面積497平方米（現存390.737平方米）。建築依據用地範圍和功能分為三個院落，一個主院和兩個附院。起居室和客廳為兩層躍層式，二層設有內挑平台，可俯視客廳並通後面餐廳。起居室設有落地窗和橫向長窗。二樓書房設有轉角窗，三層和四層為臥室。樓梯間為半圓形，頂部突出於三層以上。2013年，成都道的陶湘舊居作為天津五大道近代建築群組成部分，被國務院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陶湘平生逐利於實業和金融，然養家糊口之余，所入都花到圖書收藏和校刻方面，被推譽為商界之雅人。陶湘藏書之嗜，發蒙於其兄陶珙。珙積書數萬卷，湘受其熏陶，對書亦發生興趣。清光緒、宣統間，陶湘即開始廣泛蒐羅圖籍，初以明人集部及清代野史為主，其後旁及抄本、校本、稿本，上溢至宋槧元刊，遇有孤本秘籍，往往不計其值。他先入繆荃孫門下，後又結交傅增湘等，這些藏書大家的指導和熏陶，使他藏書的品位更加精進。陶湘嗜書非徒附風雅，而是少數得其三昧之人。
1929年，陶湘居津期間，應故宮圖書館館長傅增湘之聘，出任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專門委員，同時應聘者尚有陳垣、張允亮、朱希祖、盧弼、余嘉錫、洪有豐、趙萬里、劉國鈞、朱師轍等，十人中唯陶湘是來自商界的雅人。1932年，陶湘辭去工商各職，專事圖書校讎刊刻。1934年在上海購宅長住，但仍不時北上津京探親訪友。1939年適居上海，其時抗日戰事正殷，他得知兒輩擬為其慶古稀誕辰，乃以國難未紓為由極力勸止，並將壽筵之資捐與上海災童教養所。1940年2月7日，陶湘因病辭世。
據傅增湘《故宮殿本書庫現存目題詞》記，陶湘涉園藏書盛時達30萬卷，躋身於近代藏書大家之列。台灣學者蘇精在《近代藏書三十家》中，論及陶湘藏書的特色：「他為人樂道的書癖：第一不重宋元古本，而以明本及清初精刊本為搜求大宗；第二嗜好毛氏汲古閣刊本、閔氏套印本、武英殿本、開花紙本等，所藏都是海內之冠；第三藏書講究完美無缺，尤其重視裝潢的美觀。」
明毛晉汲古閣所刻書約600余種，陶氏百計搜求，收得500餘種。閔刻、凌刻之書，其藏目有137種，其中帶圖之戲曲《紅梨記》《西廂記》《琵琶記》《繡襦記》《幽閨記》等，均為傳世稀品。所藏明萬曆程君房刻本《程氏墨苑》八卷本（另有十四卷本），係初次刷印，五色套版，精美絕倫。清代武英殿刻書多用開化紙，這種紙產自浙江省開化縣，用楮皮、桑皮、三椏皮混合製成，色白如玉，質地細膩，沒有紋絡，又被諧音作「開花紙」。陶湘酷嗜「開花紙」殿版書，搜藏多達500余種，超過內府所儲的同類書，一時遂有「陶開花」之稱。陶湘嗜藏的版本，很多當時不為世重，而今已無一例外進入善本行列，讓人不能不佩服他的超前眼光。為了廣搜圖書，陶湘甚至與傅增湘、董康等，在北京開過蟠青書室。
三
陶氏不但精於鑒藏，而且在刻書方面貢獻甚巨。他在清朝宣統年間，即致力刻書印書，但大舉從事則是在遷居天津之後，無論是校勘質量還是刻書數量，均遠邁同時校家和刻家。
陶湘校勘、刻印的著名典籍有：1922年刻印《續刻雙照樓宋元本詞》，與吳昌綬刻印之《雙照樓宋元本詞》一並行世；1922年刊印繆荃孫藏明抄本《儒學警悟》，其書光緒十八年（1892）由賈人從山西搜得，後為繆重金購藏；1924年至1928年影刻《托跋廛叢刻》10種；1926年至1927年影印《涉園影印六種傳奇》；1926年至1931年影刻《喜詠軒叢書》；1927年影刻宋咸淳本《百川學海》，缺卷後據明弘治華氏覆宋本摹補；1929年刊印《涉園墨萃》12種；1930年至1931年影印《百川書屋叢書》；1931年影刻汲古閣寫刻本《松陵集》等。因為刻書工藝講究，故此常有人委託陶湘代刻圖書，如代張宗昌刻印的《唐開成石壁十二經》，代潘復刻印的許鴻磐遺著《方輿考證》等，均為民國印本中之佳槧。
整理和傳刻北宋李明仲著《營造法式》，堪稱陶湘的一項文化壯舉。該書初刻於北宋，對研究中國古建築極為重要，然行世者均據南宋刻本傳抄，錯誤百出且各有殘缺。1919年，朱啓鈐到江南圖書館訪書，獲見嘉惠堂丁氏影宋全本，乃縮付石印以廣其傳，可是研究者很快發現，這部抄本也是魯魚亥豕，因而朱啓鈐冀望恢復北宋崇寧本原貌。此事最後由陶湘接手，傅增湘、羅振玉、祝書元、郭世五、闞鐸、吳昌綬、呂鑄、章鈺、陶珙、陶洙、陶祖毅等名家，都應邀參與了該書整理，以諸多抄本和類書對「丁本」反復校勘，補得脫誤數十條。陶湘為了呈現北宋本原貌，在內閣大庫散出的廢紙中，覓到崇寧本殘頁，遂按其版式字體，請高手摹寫鏤版；圖樣則請著名匠師賀新賡等繪成界畫，據圖製作模型，以考專門名詞演變；原書有兩卷彩畫圖樣（抄本皆墨色），特邀色印大家郭世五以古法監印，多者試印至十餘版方滿意。1925年「陶本」《營造法式》刊行，學界以為校勘完備，印制精良，彩色套印尤為創舉。日本建築家關野貞博士和英國漢學家葉慈博士，都很快發表了關於《營造法式》的研究成果。
陶湘購書、藏書、刻書不計成本，以致除卻「陶開花」雅號，他還為中國藏書史貢獻了三個名詞。
一是「陶刻」（亦作「陶本」）。據統計，陶湘一生刊刻書籍約250種，其中絕大部分完成於寓津期間。陶湘刊刻的圖書紙幅闊大疏朗，紙張潔白如玉，用墨猶如點漆，字體清秀悅目，裝訂整齊端方，見之則愛不釋手，閱之則氣爽神清，被藏書史家推譽為「陶刻」。陶湘身後半個多世紀，所刻之書已被視為「新善本」。
二是「陶裝」。陶湘藏書講究裝幀，每有嘉冊到手，都要重付裝潢，藏書界乃稱其過手之書籍為「陶裝」。藏書家傅增湘在《涉園藏書第一編序》中述之曰：「被以磁青之箋，襲以靛布之函，包角用宣州之綾，釘冊用雙絲之線，務為整齊華煥，新若未觸。有時裝訂之錢，或過於購求之費而毫不知吝，故持書入市，一望而識為陶裝者。」
三是「陶氏書套」。陶湘對書愛護備至，稍有破損即覓良工修補，還親自設計了月牙式四合書套。這種書套選工極嚴，縫稜不苟，書林譽之為「陶氏書套」。據陶湘之孫陶宗謙回憶，凡是祖父新購來的圖書，都集中在奉化道宅院裝潢和修補。聘請的工匠有位楊永維，人稱「小楊子」，是天津文廟的裱糊行家，陶湘的書套大都出自此人之手。
陶湘個人的著述也甚多，主要是《陶氏書目叢刊》15種，包括《陶氏書目叢刊》《涉園所見宋板書影》《清代殿板書目》《武英殿聚珍板書目》《武英殿袖珍板書目》《明吳興閔板書目》《明毛氏汲古閣刻書目錄》《明代內府經廠本書目》《昭仁殿天祿琳琅書目前編》《昭仁殿天祿琳琅書目續編》《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目錄》等，大都是他在故宮博物院圖書館任職時的成果。
四
除了涉園之外，陶湘藏書處尚有百川書屋之名，以其藏有宋版《百川學海》而得名。陶湘的藏書印，主要有「陽湖陶氏涉園所存書籍之記」「陽湖陶氏涉園藏書」「百川書屋」「涉園珍秘」「蘭泉」等。
陶氏購書藏書刻書，花去大量錢財。倫明在《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中詠之雲：「以類求書書不同，巧於棄取紹陶公。藏書豈若傳書久，欲散家資養刻工。」在實業界和金融界，陶湘任職時間不算短，收入自然非常可觀，但仍舊難以維持其購書、裝書、刻書的龐大開支。
居津期間，陶湘的生計即出現問題。最遲在1931年，涉園藏書已被迫散出。據雷夢辰《近代天津私人藏書述略》記載，其大宗藏書售出有：殿版開花紙本100余種，1933年以四萬元售與北京文友堂書店；又殿本開花紙本一批，售與北京文來、直隸兩書店；叢書574種27000冊，以十萬元售歸日本京都文化研究所，其中包括宋刊《百川學海》與明抄《儒學警悟》，該所《漢籍書目》之叢書部分即陶氏舊藏；殿版書中的平定各省方略20種，售與廣東中山大學圖書館等；又100餘種殿版開花紙書，售歸北京魏麗生，魏又以三萬元轉給溥儀；汲古閣和閔刻、凌刻之書，售歸偽滿洲國銀行總裁榮厚，榮氏特辟「萃閔室」儲藏，後又以萬元轉給溥儀。溥儀所藏現多歸遼寧省圖書館。
陶湘遷居滬上之後，繼續售書解困。鄭振鐸購得明萬曆彩印本《程氏墨苑》、明萬曆刊本李卓吾評傳奇五種。所藏藝術珍籍如《方氏墨譜》《墨海》《十竹齊齋箋譜》等，抗戰初期亦轉手他人。抵押於鹽業銀行的明刊本明人文集80種，後轉歸南京中央圖書館，現藏台灣中央圖書館。新中國成立後，陶湘之子陶祖椿，將家藏售余圖書通過陳叔通捐給北京圖書館，原本存於交通銀行的書版也化私為公。
陶湘的藏書樓涉園，1949年後成為大雜院。周邊歷史建築拆遷時，這裡的居民也隨之遷出，至今仍處於閒置狀態。現在，兩側的現代建築已拔地而起，舊時涉園的窄窄正立面，似乎已淹沒在都市的喧囂聲里，如果不是有熟人指引，匆匆走過時甚至很難發現成都道14號的存在。
本文原刊今晚報202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