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與書髓樓—天津藏書家之十二
徐世昌與書髓樓
—天津藏書家之十二
王振良
民國時期天津藏書家中，官位最高者當屬徐世昌。他出身清代翰林，後來成為民國總統，以「文治」著稱於世。
徐世昌（1855-1939），字卜五，號菊人，又號東海、弢齋等，天津人。徐氏傳為明初中山王徐達之後，遠祖明中期由浙遷津，到徐世昌已是第十三代。他清咸豐五年（1855）九月十三日生於天津東門裡二道街（一作河南衛輝府城曹營街）。光緒十二年（1886）中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兼充國史館協修、武英殿協修等。徐世昌光緒四年（1878）即與袁世凱拜盟，漸成為其主要策士。隨著袁的發跡，徐亦官至軍機大臣、東三省總督、郵傳部尚書等。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退居河南輝縣水竹村，未久即出任國務卿。1918年10月，被選為大總統，倡導和平施政方略。這種文治思想雖順應民意，但在武夫掌權背景下，亦難有大的作為。1922年6月，徐世昌辭總統職務，由心腹王懷慶護送歸隱天津。
徐世昌在北京時，賃居過八角琉璃井路北、北門內四牌樓東衚衕、宣武門內兵部窪等處。宣統元年（1909）以「積老患病」開缺，旋回京任郵傳部尚書，住進鐵營衚衕，因南北通東四牌樓五條和六條，故徐世昌《韜養齋日記》稱之為「東四牌樓五條衚衕新居」。鐵營衚衕3號和10號，皆為唐紹儀所贈，徐氏遷居3號後改稱弢齋，其書髓樓、退耕堂、歸雲樓、海西草堂及衝和齋等書樓或書房，都在這兩處宅院裡。
徐世昌回到天津，暫住十弟徐世章意租界宅。此前一年，他以徐弢齋名義在英租界咪哆士道（今泰安道）購下漢森洋行9畝宅地。這裡原有樓房一所，又增建書髓樓以藏圖籍。1922年9月10日，徐世昌遷入新居。院內除了花園，有隙地開畦種菜，遂成名副其實的退耕堂。徐氏常身著短衣、手執農具立於田間。此景被拍成照片刊諸報端，題名《退耕圖》。1927年，徐世昌又以「寶墨堂徐」名義，購得英租界牛津道（今新華路）15畝地，建起獨立住宅九所，安頓遠近族親。最大一處佔地逾6畝，有局部三層西式樓房一幢，亦稱作弢齋，由徐氏長孫徐延東居住，現門牌為新華路255號。
藏書、讀書、編書、刻書，還有吟詩、作畫、寫字、會友，這是徐世昌的日課，他為此寫下「半日讀書半日靜坐之齋」匾額以自況。徐氏的《藏書詩》，可大體反映其在津生活：「藏書十萬帙，所讀能幾何？黃農上古世，存古已無多。唐虞開治化，經籍始訪羅。……我堂名退耕，我樓名書髓。校書蓬萊歸，插架分圖史。宋刊與元槧，古墨殊可喜。……校讎聚群彥，陳列勤十指。可以教孫曾，可以惠鄉里。耄年不廢學，僻居獨樂此。」
徐世昌科舉起家，畢竟是知書之人，故仕宦余暇藏讀未廢。關於書髓樓藏弆總量，文獻記載頗為懸殊，有八萬卷、十萬卷及數十萬卷之別。即以八萬卷而論，數字也不算小。書髓樓宋元古本無多，不為當時藏家所重。其實徐氏長期官居高位，宦囊尚稱豐裕，聚書亦自方便，藏書質量並不低。據鄧之誠《五石齋文史札記》載，他1951年瀏覽《書髓樓藏書目》，蹤跡徐氏所藏清初人詩集，認為「順康人詩集約四百種，佳者十餘種」。照此比例推算，徐氏書目著錄的佳善本當近二百種，即使當時藏家如林，這個成績也是不錯的。而且，此目僅收普通古籍，並不包括徐氏日記所雲「京寓所存宋元板書二箱」等。
國家圖書館今存《永樂大典》「智」「制」「易」三冊，都鈐有「弢齋藏書記」。三書1919年由葉恭綽購自倫敦，1932年後歸於徐世昌，後被天祥市場永和書局無意中收得，售給北平圖書館顧子剛，1950年捐北京圖書館。故宮博物院今存李日華藏本《十七帖》，學者張伯英許為法帖「第一」。此本題跋滿卷，印章更多達71方，首末頁分別鈐「弢齋鑒藏」「鞠人心賞」之印。徐氏藏餘「文革」時遭查抄，被故宮博物院收得部分，此本或在其中。又1916年藏書家徐坊去世，留贈宋版《尚書》給徐作為紀念。此外，徐氏所收名家稿本不少，如葉時晰《越雪初集》《越雪次集》清稿本，朱彝尊《明詩綜》手稿本，陳三立《七竹居雜記》殘稿本等，都堪稱書中之白眉。
徐世昌幕賓賀葆真，常年為其打理內務，購藏整理典籍，編輯刊刻圖書等。賀葆真字性存，直隸武強人，也是藏書家，徐氏日記留其行跡甚夥，如「（高翰生）書二箱已運來，托性存代為檢查」之類。徐氏有《簡賀性存》詩，對他的文獻功底稱譽有加：「萬軸牙簽費校讎，百花深處隱書樓。文章宗派承先業，目錄名家接勝流。獨慨荊駝存逸史，續將風土記深州。儒門世德清芬遠，小阮才華邁應劉。」
1930年，徐世昌委託賀葆真、許海帆等編成《書髓樓藏書目》八卷，1935年鉛印出版。這是書髓樓所藏普通古籍書目，按四部分類，著錄書名、卷數、撰者、版本等，收經部400種、史部1000種、子部800種、集部5000種，總計超過7200種，數量頗為可觀，間有稿抄本及明刊本，主體則是清人詩文集。郭則沄序此目雲：「聚瑤簽於顧海，四庫失收；序珍籍於徐樓，千文代紀。……廣搜藝囿，遍挹文江。集金題錦躞之華，極紫字丹書之賞。」全篇出以四六，描述雖多誇飾，但也可略覘徐氏藏書之盛。編目竣事之際，徐世昌賦詩以謝賀氏：「淡泊終懷無與儔，煩君為我典書樓。眼中白黑分知守，案上丹黃費校讎。簽帙縱橫十萬卷，古今鎔鑄幾千秋。裒然編目成書後，海上虹光射鬥牛。」徐氏另輯有《晚晴簃所藏清人別集目錄》4冊，著錄清人別集2700餘種。
天津藏書家中，盧靖、盧弼、陶湘、金鉞、胡宗楙等，均以刻書有名於時，其中還應加上徐世昌。不過與諸家細校精刊不同，徐氏所為頗受詬病。
徐世昌力倡顏李實學，故藏書偏於實用，刻書則是其思想之延伸和實踐。徐氏任總統時，設有承辦公府刻書處，專門刊印徐氏之書。這個刻書處後來更名，就是著名的文楷齋。1919年，徐氏動議影印《四庫全書》，可惜計劃最後擱淺。退隱天津後，徐世昌又召集一眾文人，在北京班大人衚衕（今育芳衚衕）設徐東海編書處，由周肇祥、陳筱山負責。1924年起，徐氏組織編纂刊行有《清儒學案》《晚晴簃詩匯》《大清畿輔先哲傳》《大清畿輔書徵》《新元史》《顏李叢書》《恕谷語錄》等典籍，影印出版白雲觀藏明正統本《道藏》。他還捐資編成《中州文獻叢書》，為保存河南文獻做出實績。徐氏所刻之書，《書髓樓藏書目》附錄有 24種，以部頭大、品類多為特色。
徐世昌刻書歷來評價有限。倫明《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云：「文學彬彬大小徐，選詩當代石倉具。別裁初刻同前轍，猶勝壬秋一字無。」這裡是說徐世昌、徐世章兄弟編書，多襲蹈前人之軌跡，效明代曹學佺《石倉歷代詩選》而作《晚晴簃詩匯》，與清代沈德潛《國朝詩別裁集》有合轍之處。但即便如此，其以文存史的功績還應肯定，故雲「猶勝壬秋一字無」，勝過空洞傳續學術的王闓運（字壬秋）。高凌雯《志余隨筆》的批評更為激烈：「徐公聘修《畿輔書徵》，蒐集天津人著作幾達三百種，不為不多。但成書迫促，紕繆叢出，遂有百孔千瘡之憾。」高氏甚至警告說：「至改竄前人書序，隨意刪潤，有如塾師為學僮評文，則更近於輕率。鄉人讀其書，當參校原本，毋為所誤也。」當代學者則認為：「徐氏所刻之書雖不足稱道，但當彼之時，能刊刻如此巨製，對我國古代文化的傳播還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亦為士林之善德。」這應該是持平之論。徐氏刊書問題出在貪多求快。其實在編纂過程中，其所付心血頗多。如1931年始編的《清儒學案》，每篇都由徐氏審讀定稿，直至1939年告竣。徐氏日記中，相關審稿記錄就有千餘處。所以此書印行之時，徐氏雖病入膏肓，但仍欣悅不已。
徐氏刊書內容雖遭物議，但書品大都上乘，這與督刻者賀葆真有關。徐氏有擬刻之書，多會找賀氏商議，而賀也十分盡責。刊刻《大清畿輔先哲傳》時，學者王樹枏推舉匠人分刻，但字體不太美觀，賀氏命毀版另刻，由此開罪於王樹枏。王遂在徐處說賀之長短，幸好賀確實真心任事，並未失信於徐。此後徐刻《晚晴簃詩匯》《明清八家文抄》《古余薌閣詩集》等，仍由賀氏操辦，確保了質量。
典籍圖書之外，徐世昌藏畫亦多精品，如沈周《仿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八大山人《河上花圖》等。徐氏還嗜藏端硯，曾墨拓各硯花紋題識，彙成《百硯譜》刊行。
林文龍藏退耕堂詩集賈廷琳批註本
徐世昌個人著述，《書髓樓藏書目》附有31種，即使除卻雇人編寫者，徐氏自著仍近20種，如《水竹邨人集》《退耕堂詩集》《歸雲樓詩集》《海西草堂詩集》《歸雲樓題畫詩》《退園題畫詩》《竹窗楹語》《藤墅儷言》《弢齋述學》等。徐氏今存詩約5000首，其間亦有可誦者。如《新秋即事》云：「夜涼初聽蟀，午燥尚鳴蟬。窗靜數聲雨，畦分一脈泉。煙雲弄柔翰，風露得清眠。九曲屏風外，青山臥榻前。」寫景如畫，意境綿遠，堪稱佳什。徐氏所作楹聯，據載有上萬副。1934年八十誕辰，他在英租界舉行慶典，撰寫數百楹聯、條幅以贈來賓。
徐世昌托身租界期間，生活簡樸無奢，每餐僅葷素各一，來客人也很少加菜。作息更是規律，年過八旬仍很強健，故喜談養生之道，還吟有「八十老翁頑似鐵，三更風雨採菱歸」之句。
1933年以後，華北局勢日益阽危，日方兩次通過曹汝霖，想請徐世昌出面組織傀儡政權，都被他嚴正拒絕。1938年，徐氏以腎病尿血，醫生建議到協和醫院手術，因擔心蹈吳佩孚後轍，他未敢貿然赴京。1939年6月5日，徐世昌在天津退耕堂寓所去世。北京《新民報》翌日刊出治喪日程：6月6日辰時大殮，7日接三；7月2日成主，3日受吊，4日辰時移靈「英租界牛津道南頭弢園別墅」。徐世昌浮厝牛津道三四年之後，葬於馬場道英國墓地。1950年移天津北倉公墓，刻石曰「水竹邨人之墓」。
徐世昌為官日久，處世穩健圓融，張伯駒《續洪憲紀事詩補注》詠云：「利國無能但利身，虛名開濟兩朝臣。笑他藥性如甘草，卻負黃花號菊人。」雖說語含諷喻，但徐氏畢竟全了晚節。
徐世昌藏書是陸續散佚的。光緒三十三年（1907）直隸圖書館籌建，時任東三省總督的徐氏在嚴修帶動下捐出大量書籍。1922年徐氏下野來津，北京書髓樓所藏一分為三：普通本賣到隆福寺修綆堂，各種清人詩文集留存原處，古籍和書畫精品則移至天津，置於書樓以供賞玩。
徐世昌離京時，嗣子徐緒直夫婦留守舊宅。徐緒直長子徐延東，到天津隨侍徐世昌；次子徐延同，則留北京照顧父母。20世紀50年代初，徐緒直、徐延同均已去世，徐延東迎母親丁氏到天津。京邸藏書急於清理，徐家再次找到修綆堂，店主孫誠儉深恐文獻散失，遂找中國科學院范文瀾先生商量。經孫、范居間聯繫奔走，這批清人著述捐至中國科學院圖書館。
天津書髓樓藏書則境遇蹇仄。1939年徐氏去世未久，沽上遭受罕見水災，所庋損失甚巨。1941年和1947年，泰安道宅拆售給他人，劫餘藏書遷至新華路弢園。20世紀50年代，徐延東子徐保釐、徐保慈等又賣掉弢園，遷居洛陽道積善里（今洛陽道23號），此時藏書尚有十餘樟木櫃，包括徐氏日記及手稿等。除卻書髓樓收藏的珍籍，這批書里也有少量後人所購讀本，如商務印書館的翻譯小說，寶文堂的各種唱本，還有花花綠綠的畫報等。1966年「破四舊」，徐家擔心引火燒身，乃將洋裝書撕掉硬殼，賣給南海路廢品收購站；徐氏日記及線裝書籍，則由徐保釐夫人出面，找到附近的第三十四中學，請紅衛兵拉走交公，部分轉入天津圖書館和天津社會科學院圖書館。20世紀80年代落實政策，徐氏日記幸運地回到後人手中，現已公開影印並整理出版。
徐世昌藏書也有散入民間的。2011年，陳三立《七竹居雜記》手稿，現身天津國際拍賣公司今古齋春季古籍拍賣會，殘存三、四兩卷，鈐有「弢齋藏書記」。同年，有人在天津瀋陽道古玩市場淘得道光丁酉（1837）白紙精印本何傳瑤《寶硯堂硯辨》，鈐有「索綽絡氏家塾之章」「共讀樓珍藏」「退耕堂藏書記」「霜華室藏」等印，知此書先屬藏書家國英的共讀樓，再轉徐世昌的退耕堂，又歸天津藏墨名家黃大維的霜華室，後來才流入瀋陽道古玩市場。
2021年3月22日於負晴軒
本文原刊汲古求新公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