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善人家族與藏經閣—天津藏書家之十一

李善人家族與藏經閣

—天津藏書家之十一

王振良

天津市河西區徽州道29號，人民公園的東南隅，有一個約二百平方米的小院，徑荒階綠，鐵門長扃。在小院的正中，有一座飛檐翹角的傳統建築—藏經閣。這裡就是天津著名的延古堂李氏藏書樓。在近代的天津，雖然並不缺乏具有全國影響的藏書大家和名家，但他們大多是寓居津門而籍貫別屬，如江安傅氏（增湘）、德化李氏（盛鐸）、沔陽盧氏（弼）、長洲章氏（鈺）、金華胡氏（宗楙）、至德周氏（叔弢）、武進陶氏（湘）等。當時，真正著籍天津的藏書家屈指可數，因此延古堂李氏在天津藏書史上也就有了特殊意義。

延古堂李氏是「天津八大家」之一。據清宣統元年（1909）纂成的《延古堂李氏族譜》（1935年鉛印出版）記載，李氏原籍江蘇崑山（今江蘇省崑山市）禮賢村，始遷祖名叫李大綸。他康熙年間來到天津訪友，遂在城裡置產落戶，家族逐漸繁衍興盛。李氏一族樂善好施，事跡在天津邑志中多有記載，但使李家獲得「善人」之稱的，則是李大綸的六世孫李春城。

李春城（1826-1872），字築香，清咸豐元年（1851）舉孝廉方正。他早年居官十餘載，然後歸里專營鹽業，乃成津門巨富。李春城熱心公益，參與創設寄生所、禦寒社、義塾等慈善機構，又對廟宇大事佈施，每年冬季均施衣捨粥，接濟貧寒之家和來津難民，由此贏得了「李善人」之稱號。李家在津的最早居所，在老城北門裡戶部街，李春城一支則住東門裡冰窖衚衕，清末創編的《天津地理買賣雜字》中因而有「高台階，華家門，冰窖衚衕李善人」的說法。

李氏家族的堂號稱作延古堂，遷津以來書香繼世，代有雅士。李大綸之父李京琦，著有《延古齋詩存》，被梅成棟錄入《津門詩鈔》。李氏的延古堂堂號，就是從延古齋衍化而來。李大綸寓居津門時，其家已有延古堂藏書樓。其後，李氏藏書累世均有增益，最終建起藏經閣以貯之。藏（ zàng）經閣，本是寺觀貯藏宗教典籍之所，李氏則略仿其意，將藏（zàng）經閣變成藏（cáng）經閣，成為家族的藏書樓。

藏經閣所在的人民公園本名榮園。據民國年間宋蘊璞纂輯的《天津志略》載，榮園始建於清同治二年（1863），是李氏的私家園林，民間俗稱李善人花園，文人墨客則習慣叫它李園。據《藏經閣修繕記》載，此閣建成於光緒十二年（1886），佔地面積150.51平方米，建築面積191.65平方米，全高14.2米。閣分 3 層，中層為藏書之地，四周環以外廊，可以盡覽園中風光。《榮慶日記》丙辰年（1916）三月十一日記「李園之游」曰：「桃花爛漫，柳色青蔥，始在西邊園亭，繼在東邊書樓久賞。」這裡說的書樓，就是藏經閣。榮慶還賦詩記游云：「滿目桃花客倚樓，青松如幕柳絲柔。今年春晚春常在，次第尋芳直到秋。」

李春城有四個兒子：李士銘、李士鉁、李士鈺、李士錡。其中李士銘、李士鉁以科舉出仕，長期在外游宦，家族產業主要由李士鈺打理。清末民初之時，李氏家族適時投資於保險、銀行、礦山、機器、紡織等業，加上李士鈺、李贊臣（李士錡之子）叔侄長期擔任長蘆鹽綱公所綱總，李氏家族的資財文運盛極一時。

光緒三十四年（1908），李士鈺與孫多森創立北洋水火保險股份公司並任總理，李氏家族開始涉足近代企業。宣統二年（1910），李士鈺與馬振憲籌股創立津浦殖業銀行，由時任翰林院侍講學士的李士鉁出面，稟報度支部和農工商部註冊。其後，李氏家族又投資於齋堂煤礦、華新紡織公司等處。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李氏家族的實業和財勢也達到鼎盛。

李家的宅院，坐落在天津東門裡，大門外懸有「太史第」匾額，門洞里又有「孝廉方正」匾額。共有八個大四合院，每院均為北正房五大間，南倒座五大間，東西廂房各三間，雕梁畫棟，裝飾富麗。另有門房、賬房、轎房、馬號等，還有後花園一所。李善人家的大門口，平時有兩名紳商保衛局的士兵荷槍守衛，門禁極嚴。

李家不但經營鹽務創辦實業，還在天津廣置房地產。據不完全統計，李家盛時在河北大經路、天緯路、地緯路有房 470多間；在河東華安大街、地藏庵及南開區草廠庵、丁公祠小馬路有房100多間；在老城廂北馬路、東馬路及英租界香港路（今睦南道）、達文波路（今建設路）、董事道（今曲阜道）有房400多間；在南樓五村有房200多間。總計李家在津房產在1200間以上。

不過，李氏家族的這種風光只維持了大約十年，就迅速地走向下坡。1916年袁世凱死後軍閥混戰，奉系軍閥垂涎李氏資財，多次敲詐勒索未遂。1924年，李氏家族為了躲避禍端，舉家遷往英法租界散居。而李家的經濟窘境，並未因為遷居而有所好轉——鹽利日見枯竭，實業無可施展，家業只能勉強維持。

1926年，李春城之孫「寶」字輩兄弟十人，經過商議，正式析產分家。至1928年，又發生了「五綱總事件」，此時李氏家族的代表人物—長蘆鹽綱公所綱總李贊臣等五人，被天津市公安局突然逮捕，雖經多方營救，李贊臣最終被釋，但仍使李氏家族元氣大傷。1937年天津淪陷後，長蘆鹽務停辦，殖業銀行被封，齋堂煤礦不僅折本，還欠下許多外債，此時李氏家族只能靠賣地售房應對。1945年抗戰勝利後，通貨膨脹，物資匱乏，李氏家族的輝煌也歸於風流雲散。

李氏家族的文運之昌和藏書之盛，是由李士銘和李士鉁兄弟締造的。

李士銘（1849-1925），字子香，一字伯新，李春城長子。光緒二年（1876）中舉人，援例為戶部候補郎中，雲南司行走。清宣統改元，他在天津籌備立憲，創設憲政協議會並出任會長，又為順直咨議局議員。李士銘精於醫學，集藏醫書一千餘種，編有《歷代名醫列傳》，又著《國朝名儒學案》等。1925年11月16日辭世。國家圖書館藏有《李士銘墓誌》，柯劭忞撰文，華世奎正書，夏壽田篆蓋。

李士鉁（1851-1926），字嗣香，一字仲儒，別署沽上逸民，李春城次子。他與兄長李士銘同為光緒二年（1876）舉人，光緒三年（1877）連捷中進士，為翰林院庶吉士，授職編修，又轉翰林院侍讀學士，歷充文淵閣校理、武英殿提調、國史館纂修等。曾任湖南鄉試正考官。

民國建立之後，李士鉁絕意仕進，專心研究《周易》和佛經，相關著作傳世頗多，主要有《周易注》二卷、《關帝事實考信錄》四卷、《三昧錄》八卷、《慈航普度內編》四卷、《慈航普度外編》四卷、《金剛經解義》一卷、《楞嚴經解義》十卷、《維摩詁經解義》四卷。另有《字訓》 四卷、《張公建祠志》一冊、《御覽集》四卷、《課藝集》四卷。

李士銘、李士鉁兄弟性耽讀書。他們憑借雄厚的家資，大力搜求古籍善本，最終奠定了延古堂在天津藏書史上的特殊地位。他們購書不惜高價，因此書賈趨之若鶩。著名學者倫明在《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中說：「濱海居鹽李士珍（引者按，當為鉁），搜書吳越運京津。雙江二馬傳文苑，豈若閭閻頌善人。」「雙江」是指寓居淮揚的徽州鹽商江春、江昉兄弟，二人均有詩集行世；「二馬」是指寓居揚州的徽州鹽商馬曰琯、馬曰璐兄弟，二人的小玲瓏山館以藏書之富、刻書之精著稱於世。倫明將李士銘、李士鉁與文壇馳名的雙江、二馬並提，足見李氏延古堂藏書之巨大影響。

倫明在詩後小注中說：「天津鹽商李世珍（引者按，當為李士鉁），人皆稱以善人，未稔其實也。喜積書，京津書客爭趨之。嘗收得上海徐氏積學齋、四明盧氏抱經樓書之一部。士珍歿，其子以所有歸北平圖書館，得值六萬金。中多明鈔、明刻本及其他精刻本，宋本項安世《周易玩辭》最佳。」除了盧址抱經樓、徐乃昌積學樓的藏書，李士銘、李士鉁兄弟還購得部分聊城楊氏海源閣散佚之書，加上「京津書客爭趨之」，終至捲軸充棟，琳琅滿架。

天津學者高凌雯在《志餘隨筆》中記李氏藏書云：「其所著錄有宋元版百餘種，明抄本二百餘種，收藏之富，為北省之冠。」高凌雯所說的著錄，指的應該是《延古堂李氏藏書目》，此目著錄古籍四千餘部，其中以明清刻本為主，也有少量明抄本。

延古堂李氏之書多貯存在榮園之藏經閣。1926年，隨著李士銘、李士鉁相繼故去以及闔族析產，這些藏書也分存各處並逐漸散出。1930年，由李士鉁之子李寶訓（字典臣）經手，延古堂部分藏書被以六萬元的價格售給北平圖書館。也是在1930年，李寶訓又向南開大學木齋圖書館捐贈書籍、碑帖350箱，由范九峰編寫了《天津延古堂李氏舊藏書目》（油印本二冊），收書近五千種，計六萬餘冊。

著名天津學者閻道生，在1927年8月2日的日記中，記錄了延古堂藏書大規模散出前的最後遺影：「同郭鑄三、石毓芝訪李子揚於李氏榮園……園廣有三四頃，樹木參天。內有葦塘，廣五十畝，曰西湖，源出海河。有湖心亭、天妃廟、藏經閣藏書樓（聞李氏近亦不言及書），內儲圖書甚富。劉渭臣云：商館欲以二十萬元購之。園主人贈《集良方》一本。」

今存國家圖書館的延古堂藏書，以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記載最為集中，正集 62種、補編 29種，總計91種。其中最善者，就是倫明所言宋刻本《周易玩辭》。王重民先生評云：「是書今惟有通志堂刻本，通志堂本翻元大德本。余持校通志堂本數頁，見其差誤甚多，益知此本之善。」此外，王重民著錄的延古堂藏書佳本還有：明萬曆刻本《毛詩古音考》、明萬曆刻本《晏子春秋》、明萬曆刻本《秘冊匯函》、明嘉靖刻本《楚史檮杌》等。延古堂藏書中，還有清代著名藏書家吳翌鳳抄本方志數種，包括宋凌萬頃、邊實撰《玉峰志》三卷、《續志》一卷，元楊譓撰《崑山郡志》六卷，明王賓撰《虎丘山志》一卷等。吳氏之抄本有董其昌書風，量大質精，被藏家珍若拱璧。

延古堂藏書，還有少量存於台灣，散見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等目錄之中，包括宋刻本《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書記》、明初刻本《說苑》、明成化覆宋本《朱子語類》等。當代著名藏書家韋力，也在各地拍賣會和天津舊書店看到過延古堂舊藏。延古堂的藏書印鑒，最常見的是「延古堂李氏珍藏」，其他還有「延古齋」「身行萬里半天下」等。（重刊按，國家圖書館藏計廿八種，臺灣師大一種）

延古堂捐給南開大學木齋圖書館的書籍和碑帖，在1937年7月29日侵華日軍轟炸南開大學時化為灰燼。據《天津延古堂李氏舊藏書目》著錄，這批藏書包括經部546種、史部964種、子部847種、集部1882種、叢部487種，另附未編殘本14種、碑帖 88種，總計4828種。這批藏書刊印時代自明代至民國，除了少量明刻本，以清刻本為大宗，另有活字本、石印本、鉛印本和抄本等。

關於延古堂藏書的目錄，除前面述及的《延古堂李氏藏書目》《天津延古堂李氏舊藏書目》，天津圖書館還藏有《延古堂藏書目》，凡一冊九葉，藍格紙抄寫，半葉十二行，四部混雜編排，著錄書籍216種，其中宋本32種、元本36種、明本92種。這個目錄十分簡單，只包括書名、版本、冊數和價格，因此有學者推測其為購書目錄或售書目錄。另據《延古堂李氏族譜》記載，李士鉁編有《延古堂藏書提要稿》，謂藏於家塾待刊，估計今已無存。

貯存李氏延古堂藏書的藏經閣，1949年以後進行過四次修繕（1950年、1982年、1997年、2009年），基本保持了建築原有風貌。但令人遺憾的是，這座天津現存的唯一傳統藏書樓，近年來一直處於閒置狀態。就連逛公園的遊人，也都很少注意到這裡。

藏經閣的荒草庭院，隱藏著一代豪門的藏書故事。駐足其間，讓人恍生隔世之感。

2017年6月26日於四平軒

本文原刊汲古求新公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