辟徑啓新 雅俗同賞 —《沽上琅嬛》序言
辟徑啓新 雅俗同賞
—《沽上琅嬛》序言
李國慶
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經過各方不懈努力，全國範圍內的新冠疫情基本得到控制。12月上旬，氣溫開始下降。於是，我和老伴商定加入東北和北京一些老人的隊伍，當一次候鳥飛到海南度假。
到達海南後，每天看海聽濤，氣溫有如春秋般的溫暖，愜意舒服，心情慢慢地靜了下來。每天除了到海邊溜達，剩餘時間就在室內看書稿，寫文章。這些文案事均與天津藏書家有關。先是校對書稿。接到黃山書社寄來的《弢翁藏書年譜》（增訂本）校樣，需要核紅校字。這部年譜，是將天津藏書家周叔弢先生藏書事跡材料，以繫年體例進行組織而編寫成的。這是繼2000年黃山書社出版《弢翁藏書年譜》之後的再版書，擬於2021年出版。次即撰寫文章。海南有位藏書家朋友，家藏一部完整的清代廣東佛山鄧姓印工錫活字印本「三通」。這個印本，目前所知傳世只有兩部，另外一部是天津藏書家嚴修先生的舊藏，後捐給天津圖書館。我在海南應中國印刷博物館之約，還為《印刷文化》創刊號撰寫了一篇題為「第一部錫活字印本〈文獻通考〉再議」的文章。巧得很，剛剛看完書稿，寫畢文章，就接到王振良先生的電話，說他剛剛完成《沽上琅嬛：天津藏書樓和藏書家》書稿撰寫任務，想請我為書寫序。
得知這個消息，我很高興，答應盡快完成。我早就知道振良對天津藏書樓和藏書家素有研究，這部書稿內容即關於天津藏書樓和藏書家問題，而我對這些藏書樓和藏書家亦略知一二——或知其樓，或知其人，或知其所藏之書。這部書稿是振良研究成果之集大成者。為書寫序，最大的好處就是可以先睹為快。
在約定的時間內，振良很快把書稿電子版發給我。迫不及待，我從頭至尾疾閱一過，所收天津藏書樓和藏書家，總計涉及24家（家族），具體包括：吳重憙與石蓮庵、潘氏父子與華鑒閣、李善人家族與藏經閣、徐世昌與書髓樓、盧靖與知止樓、李盛鐸與木犀軒、翁氏家族藏書在天津、嚴修與蟫香館、渠氏家族藏書在天津、胡宗楙與夢選樓、陳一甫與居敬軒、陶湘與涉園、蔡成勳與希鄭軒、傅增湘與天津雙鑒樓、梁啓超與飲冰室、盧弼與慎園、任鳳苞與天春園、金梁和瓜圃、袁克文與百宋書藏、周叔弢與自莊嚴堪、金鉞與屏廬、周明泰與幾禮居、張重威與默園、劉少山藏海源閣珍籍。
書稿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看罷，掩卷沈思，自言自語「這是一部好書」。具體而言，其好有五：
書稿所收的天津藏書家，幾乎都是「國字頭」的重量級藏書家。其藏書事跡，多見於《藏書紀事詩》《續補藏書紀事詩》《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廣東藏書紀事詩》等專著中。此其一。
書稿所收天津藏書家的藏書樓，都寫明瞭藏書樓的準確地址，更有進一步者，有些還要介紹藏書樓的設計者是哪位設計師，以及這棟藏書樓的特色。此其二。
每篇獨立成文，字數都在4500字上下。這是標準的文章字數。因經年辦報和編書的歷練，振良具有超強駕馭資料和文字的能力。這也是從讀者角度考慮的，不需花費太多時間就能讀完一篇。此其三。
每篇行文，嚴格遵循「知人論世」原則。先述祖輩父輩簡歷，旁徵博引，考證翔實。讓人知曉，其祖輩父輩為官為學為藏之情況。次講藏書家個人的行實，以及藏書、刻書、捐書及著述等。再議其藏書之授受源流，包括藏書之來源、書目之著錄、藏書之價值等。此其四。
視角獨特，選題新穎，有所發現，富有創意，是一部別開生面的學術性與可讀性兼容的專著。是書以其所收錄藏書家的重要性以及洗練流暢的文筆，躋身同類專著之列而無愧色。此其五。
我觀振良這部書稿，還有以下三個方面的特點：
第一，資料新。本書是第一部主要講述天津租界區內藏書樓和藏書家的研究專著。作為本書的著者，振良是第一位大量實地探訪天津藏書樓和藏書家的學者。振良以天津租界區內的藏書家為研究對象，實地走訪了天津九國租界區域，對藏書家的舊居進行實地調查，對藏書家的後人進行採訪，獲得了許多第一手資料。而且具體指出每位藏書家的藏書樓地址和門牌，可做天津藏書文化旅遊之指南。
此處僅舉一例。在《吳重憙與石蓮庵》篇中，描述石蓮庵藏書樓的文字堪稱妙筆：「中國歷史文化名城天津，以九國租界和近代建築聞名中外。在現存數以千計的小洋樓中，煙台道56—58號似乎早已被人們遺忘。無論是綠樹婆娑的夏日，還是真容顯露的寒冬，匆匆的路人很少願意多看它一眼。然而，打開《中國文物地圖集•天津分冊》我們就會發現，很多年前，這裡就已被文物部門認定為‘吳重憙舊宅’。原來它的昔日主人並非尋常之輩——1912年辛亥革命之後，清末曾任河南巡撫的吳重憙，一直寓居在這裡，藏書、校書、刻書直至終老，這所舊宅也由此有了一個更具文化意義的身份——吳重憙的藏書樓石蓮庵（闇）。」
本書新資料的獲得，為研究天津租界區內的藏書樓和藏書家提供可靠依據。行文過程中，除了旁徵博引相關藏書家資料，新材料的發現和利用則極大地提升了書稿質量。振良的研究具有自己的特色，所言所論，能發人所未發，時有獨到見解。此書與收錄我國歷代著名藏書家的葉昌熾《藏書紀事詩》不同，與收錄斷代著名藏書家的倫明《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不同，與收錄一個地區藏書家的徐信符《廣東藏書紀事詩》亦不同。此書轉錄天津一地租界區域內藏書家與藏書樓，取材獨特，實乃創體，別開生面，為藏書家研究開闢了新的方向，填補了藏書家研究領域中的空白。
第二，分量重。本書收錄的天津藏書樓和藏書家均是重量級的，非重量級者，或因其傳記文獻資料不備，一般未予收錄。例如，此前出版的同類撰述中，雷夢辰《近代天津私人藏書述略》收錄天津藏書家 52位，其中與振良此書相同者僅有盧靖（包括其弟盧弼）、任鳳苞、李盛鐸、嚴修、吳重憙（包括其父吳式芬）、張重威、陳一甫、金鉞、周叔弢、胡宗楙、袁克文、徐世昌、梁啓超、陶湘、傅增湘等15位，其餘37位藏書家，不在振良此書的收錄範圍內。
第三，雅俗共賞。振良書稿中，各個篇目的撰寫，按照事先設計的程式行文，舉凡藏書家傳略、藏書梗概、刻書、捐書及撰述等，除了博涉群集，採納四部文獻，還力求採用新挖掘的具有重要學術價值的資料，極大地提升了本書的學術價值。另一方面，振良書稿中披露的某些藏書佳話，則為本書增添了可讀性成分。例如，《潘氏父子與華鑒閣》篇云：「宋刻《資治通鑒》的入藏，更是堪稱書林佳話。據雷夢水《書林瑣記》載，此《資治通鑒》本是天祿琳琅所藏，被遜帝溥儀賜給某王爺，王爺遂托琉璃廠文德堂主人韓氏裝為『金鑲玉』。結果韓將影印百衲本《資治通鑒》染黃，充作真本送歸，原本之目錄30卷售給傅增湘，正文294卷賣出後下落不明。曾任兩廣總督的旗人薩爾圖•英翰的兒子，少時與潘復一起念過書，後來家道中落，到北京投奔潘復，潘復遂給他在財政部謀了份差事。此人為報答潘復，把其父收藏的幾箱古書、字畫都送給了潘復。潘復整理時發現，其中竟有一套宋版《資治通鑒》，簡直是喜出望外。1923年，潘復又以宋本《白孔六帖》自傅增湘處易得目錄，從此宋本《資治通鑒》成為全璧。」
本書的價值與功用，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揭示近代天津文化底蘊。近代百年看天津，僅從近代天津藏書事跡即可窺視一二。近代以來，天津五方雜處，下野政客、滿漢官吏、富商大賈、文化巨擘，各路高人雲集沽上。而傳世的藏書，亦隨商業市場流到津門。這裡的藏書家，幾乎具備得天獨厚的條件：雄厚財力、過人眼力和市場活力。在振良的書中，披露了大量善本古籍流入津門的實例，如山東聊城海源閣所藏數十種宋槧元版流到天津後，旋即被津門藏家瓜分。天津藏書家所藏善本古籍數量之富，質量之高，雄踞北方，堪為重鎮。舉凡宋元珍槧、明清佳刻、稿抄校本、內府刻本、歷代活字印本，還有明代宮廷寫本《永樂大典》、敦煌遺書等，琳琅滿目，美不勝舉。這些典籍在弘揚祖國傳統文化、揭示近代天津文化底蘊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二是表彰藏書家對天津文化建設做出的傑出貢獻。周叔弢是一位愛國藏書家，1942年即立下遺書，待天下太平時，舉獻全部藏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周叔弢兌現自己的諾言，將自莊嚴堪所藏宋元版書、明清善本及活字本數萬冊悉數捐獻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和天津圖書館。教育家嚴修非以藏書名世，但他卻是不折不扣的藏書家。嚴修生前身後，盡瘁於圖書館事業，散盡其十萬卷藏籍，堪為捐書澤世之楷模。任鳳苞天春園藏志 2500余種2萬余冊，1952年11月全部無償捐給國家，絕大部分歸入天津市人民圖書館（今天津圖書館），另有少量贈予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藏書家陳一甫的夫人李靄如遵丈夫遺言，將藏書捐贈給北京圖書館。陳一甫另有少部分藏書，捐贈給天津人民圖書館。珍貴的唐人寫本《轉輪聖王經卷》，後來也由陳一甫三子陳達有、徐國端夫婦捐獻給國家。藏書家金鉞以洋行的經營利潤和銀行的股份收入，支撐起其藏書、刻書的巨大投入。刊刻圖書尤其是對天津鄉邦文獻的整理，可以說是金鉞一生心血和貢獻之所在。延古堂李氏捐給南開大學木齋圖書館的書籍和碑帖，總計 4828種。陶湘1922年至1934年寓居天津，從事藏書、校書、刻書活動，在天津文化史上寫下精彩的篇章。
振良這部書稿，披露的天津藏書家信息十分豐富，為深入研究天津藏書事業和文化建設，提供了路徑和線索。書稿限於篇幅，有些材料明顯略帶而過，沒有展開敘述，有些資料沒有囊括進來，這就為日後留下了增補和再版的空間。在這裡，試舉幾條：
第一，關於嚴修先生的藏書和編制《嚴修手稿》事。據我所知，在嚴修先生捐給天津圖書館的藏書中，尚有一部重量級的大書，這就是清代廣東佛山鄧姓印工利用自己發明創造的金屬錫活字印制的《通典》《通志》《文獻通考》「三通」。這部大書，海內僅存兩套。因是書分量重，價值高，2020年天津圖書館成功申報第六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遂成為國家級珍貴古籍，亦是天津圖書館鎮館之寶。在嚴修先生後人捐獻的藏書中，嚴修先生的手稿幾乎都在其內，我曾有幸典守斯稿，為了便於學者研究，我們編印了《嚴修手稿》，設計了兩個版式，分別交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和南開大學出版社先後影印出版。
第二，振良書稿中言及崇化學會的藏書和捐獻天津圖書館的金鉞刻古書雕版之事。據我所知，這批雕版早年被中國書店借走刷印，從館裡拉走時的情景，我看了一個滿眼。只是當時不知道為何拉走、拉走後想幹什麼。不久，中國書店將新印古籍樣本回贈天津圖書館，而雕版沒有返還。嗣後，中國書店徵集到著名學者周紹良先生所藏兩千多件近代以來出土的唐代墓誌拓片，這些拓片由國家圖書館和天津圖書館聯手購藏，我作為天津圖書館代表參與斯事交易。而因斯事之關係，我與中國書店負責人混得很熟，試著提出索要天津圖書館雕版事。經過幾次交流，出乎意料，中國書店竟然答應雕版可以返還天津圖書館。拉回的這批書版，經我們仔細清點檢查，基本沒有丟失，可謂完璧歸趙。
第三，關於袁克文夫人劉梅真影抄宋版書事。據我所知，天津圖書館藏袁克文兩部書，一是《寒雲詩集》稿本，是袁克文自定稿本，有整理出版價值；二是《李丞相詩集》，是劉梅真依據家藏宋版書用墨筆影抄的。這位才女影抄宋版書的水平極高，與宋刊原本比對，影抄本幾乎達到了亂真程度。這部影宋抄本《李丞相詩集》，2020年由天津圖書館成功申報《國家珍貴古籍名錄》。此本與振良書稿中言及的《于湖居士文集》，都是劉梅真影宋抄本的傳世珍品，文物和藝術價值極高，若能合二者而影印出版，堪稱雙絕，亦將成為一段書林佳話。
我與振良交往多年，也是因書而結交的同好朋友。我倆共事也多與書有關：一起執編過四期由齊魯書社出版的《藏書家》，一起主編過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天津文獻集成》，現在則一起參編國家古籍保護中心主辦的《古籍保護研究》。每次合作，振良的敬業精神和專業水平都令我驚訝和欽佩。
振良文化素養極高，為人謙和，知識淵博，年富力強，能夠勝任常人無法想象的超負荷研究工作。其研究領域涉及新聞傳播學、編輯學、文學、史學、古籍版本目錄學、地方文獻學及社會人類學等。在這些領域，振良的實踐和研究都做出了成績，可謂碩果累累。振良多年研討學問，至今其策劃主編並出版的近代以來天津地方文人撰寫的文史類著作，數量當以百種計。其個人編撰的專業學術著述，也已有十多種。編著等身，不為虛言。振良為學術界提供了一宗量大質精的文化產品，其影響是全國性的，這點得到了業界前輩和同道中人的首肯。
振良歷十數年之功，走訪天津租界舊宅，造訪原主人後代，獲得了第一手藏書文獻資料，進而撰成斯稿。此書即將付諸剞劂，為學界為社會提供高質量文化大餐。作為同好朋友，吾樂觀其成，爰將振良撰寫書稿之緣由，略書數語，弁之卷端，是為序。
辛丑年二月十七日於子牙河南岸之聽蛙鳴室
本文原刊汲古求新公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