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省詞總集編纂的理路與進路
分省詞總集編纂的理路與進路
—《全閩詞》《全臺詞》《全滇詞》讀後
葉曄
2016年，劉榮平編《全閩詞》五冊由廣陵書社出版，收詞人606家、詞作13352首；2017年，許俊雅、李遠志編《全臺詞》三冊由臺灣文學館出版，收詞人423家、詞作2598首；2018年，廖澤勤編《全滇詞》兩冊由黃山書社出版，收詞人450餘家、詞作4700餘首。短短三年間，已經沈寂多時的分省詞全集（或稱「省域詞全集」）編纂整理工作，一下子活躍起來。在這之前，雖然《全唐五代詞》《全宋詞》《全金元詞》《全明詞》早已出版，《全清詞》也完成了順康卷、雍乾卷的編纂工作，但分省詞全集的編纂一直未有進展，還停留在上世紀末《歷代蜀詞全輯》等「前數字時代」的編纂樣態上。考慮到時間與空間為人類行為活動的基本二維，那麼，在斷代詞整理與研究持續發達的情況下，地域詞整理與研究的狀況是相對落後的，而地域詞整理又與地域詞研究的進度有較大的距離，可謂是落後中的落後。雖然現有的幾部斷代詞總集擁有穩定、上佳的學術口碑，但將地域詞總集的編纂理解為對已有斷代詞總集的拆開重組，顯然也是一種膚淺的認識。那麼，我們應該如何認識這幾部新版的分省詞總集在整體詞學中的學術價值，而不僅僅是將它們視為地方文化建設的重要成果；它們在體例、輯佚、校勘等方面固然不可能盡善盡美，但我們仍須在這些先行的實踐中尋求面向未來的啓示。以上這些，都是我們需要即時追問的話題，而不止於對「填補空白」的滿足與感謝，或對地方文獻之深度整理的漠不關心。如果通過對三書的細讀，及對地域詞總集編纂的學術史回顧，能試著總結出分省詞總集編纂在現代詞學學科中的邏輯理路，並對其在「數字時代」中的實踐進路作出多維的展望，那麼，或許可以促成斷代詞總集與分省詞總集編纂的良性互動局面。
一、有關分省詞總集編纂的學術史回顧
分省詞總集，本是地域文學總集的一種特殊形態。這裡的省，當然指在當代行政建置下的一種區劃，但從觀念演變的源流來說，指的是直屬中央的最高一級地方行政區劃。從區劃的穩定性來說，與當代觀念相近的是元代的行省或明清的布政使司。所幸詞作為一種獨立的文體，其在數量上形成一定的區域積累，也是在明清以後，故這兩個概念的穩定期並無太大的錯峰。現存最早的地域詞總集如《柳洲詞選》《西陵詞選》出現在清初，至清中葉《兩浙輶軒續錄》記載錢塘張泰初（嘉慶貢生）編有《兩浙詞輯》。但現存最早的分省詞總集是葉申薌（1780-1842）編的《閩詞鈔》，為清道光十四年（1834）刻本，稍後是道光二十九年（1849）刊印的《粵東詞鈔》，已進入近代。故嚴格意義上說，分省詞總集的編纂史不到兩百年，要梳理清楚其中的沿革，並不是太難的事。
自葉申薌編《閩詞鈔》始，晚清有許玉彬、沈世良編《粵東詞鈔》（及楊永衍編《粵東詞鈔二編》、潘飛聲編《粵東詞鈔三編》），況周頤編《粵西詞見》（光緒二十二年刻本），徐乃昌編《皖詞紀勝》（光緒三十年刻本）、劉世珩編《國朝安徽詞錄》（稿本）等。民國年間，又有趙藩編《滇詞叢錄》（及佚名編《滇詞叢錄二集》、方樹梅編《續滇詞叢錄》），林葆恆編《閩詞徵》（民國二十年刻本）等。另民國周慶雲撰《歷代兩浙詞人小傳》十六卷，雖為詩話之體例，但每家小傳中皆錄詞一首以上，可視為一種極簡的詞總集樣態。我們將這一階段視為分省詞總集編纂的「古典詞學階段」，即採用了傳統的郡邑文學總集的編纂方式，尚未引入現代詞學首重版本、校勘的治學路徑，且未明確表達出「全錄」的編纂意圖。
第二個階段，以李誼編《歷代蜀詞全輯》（1992）《歷代蜀詞全輯續編》（1994）、曾德珪編《粵西詞載》（1993）為代表，可視為「現代詞學階段」。這三部總集皆成書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從當時詞學研究的整體狀況來說，若想對明前詞作某一維度的分類整理，已有張璋、黃畲編《全唐五代詞》、唐圭璋編《全宋詞》《全金元詞》作為基本的文獻保障。趙尊嶽編的《明詞彙刊》在199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兩位編者應未能看到，但其更早版本《惜陰堂彙刻明詞》早在民國年間已經刊印。更關鍵的是，三部書在凡例中旗幟鮮明地表達了「求全」的態度，《歷代蜀詞全輯》云「本書力求把歷代蜀籍詞人之作品輯全」[1]；《粵西詞載》云「本書意在網羅粵西歷代詞作，採集力求全面：凡有一詞傳留者即為著錄；一人之作務求全錄，不為篇幅所限。目的是將粵西歷代詞作全部保存下來」[2]。當然，用三十年後的眼光來看，二書離真正意義上的全備還有不小的距離，但其中所體現的編纂觀念，已帶有明確的現代詞學的印跡。包括對底本的選擇，如《歷代蜀詞全輯》書末有詳細的引用書目及所用版本的情況；及對異文的校勘，如《粵西詞載》「一詞而不同刊本、抄本、校本，文字有異者，作為校文，附註於該詞之末」[3]。這些做法，深受朱祖謀、唐圭璋等人開啓的現代詞學文獻學的影響，從而有別於古代郡邑詞總集的編纂樣態。另外，上世紀七十年代，兩位寓港學者余祖明編《近代粵詞蒐逸》（1970）《近代粵詞蒐逸補編•續編》（1972），阮廷焯編《近代粵詞蒐逸補遺》（1976），其編纂觀念居於古典與現代詞學之間，且囿於媒介而流佈未廣，但對《粵東詞鈔》系列的增補之功，自不可沒[4]。
第三個階段，以近年出版的劉榮平編《全閩詞》、許俊雅等編《全臺詞》、廖澤勤編《全滇詞》為代表，可視為「當代詞學階段」。這三部總集較之《歷代蜀詞全輯》《粵西詞載》的最大不同之處，並非存詞數量上的大幅度躍升，而是促成這種躍升的原因，不止於簡單的聚沙成塔，更在於古籍普查、影印事業的革命性發展，及古籍數據庫的建設為文獻檢索帶來的巨大便利。一方面，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續修四庫全書》為代表的大型古籍影印叢書，正是從1997年開始逐漸成為學術界（特別是宋以後研究）的文獻基石，前此問世的《歷代蜀詞全輯》《粵西詞載》未能享其紅利；另一方面，以「愛如生數據庫」「鼎秀古籍全文檢索平臺」「中國歷史文獻數據庫」「中國近代報刊數據庫」等為代表的大型文獻數據庫的出現，深刻地影響了新一代學人的治學方式與工作效率。本篇考察的三部書中，《全閩詞》《全滇詞》兩部並非憑空而來，自有早期的編纂活動及成果可資借鑒，那就是晚清民國時期的《閩詞鈔》《閩詞徵》及《滇詞叢錄》《滇詞叢錄二集》《續滇詞叢錄》，但既然想在此之上做出貨真價實的「全編」來，就尤需對晚清民國地方文獻的目錄普查及針對性檢索；至於《全臺詞》依據完備的臺灣地區文獻將輯佚的細密程度落實到近現代報刊的每個版面，亦與臺灣地區在數字文獻建設方面的前沿理念與行動不無關係。總的來說，如何在日後的分省詞總集義例中反映數字時代的學術特點及優勢，是我們必須思考並嘗試解決的新問題。
考慮到同為地方性文學總集，詩歌總集的存世數量及複雜程度遠勝過其他的分體總集，那麼，我們不妨將分省詞總集的三個發展階段的情況，與同時期郡邑詩文總集的發展及詞學研究的整體進路作一比較。
與「古典詞學階段」對應的，是明清時期的郡邑詩文總集編纂風氣。省域詩文總集的發展，在第一部分省詞總集《閩詞鈔》問世之前，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明代出現的帶有明確選本性質的總集，如韓雍編《皇明西江詩選》十卷（明景泰六年刻本），胡纘宗編《雍音》四卷（明嘉靖二十七年刻本），舒曰敬編《皇明豫章詩選》二十四卷（明崇禎九年刻本），範弘嗣編《晉國垂棘》二十卷（清初刻本），屈大均編《廣東文選》四十卷（清康熙二十六年刻本）等，這種偏摘鈔、重遴選的分省總集編纂模式，一直延續到清前期；第二個階段，大致始於乾隆年間，編者表現出了一定的全錄精神，較早成書的有《國朝山左詩鈔》六十卷（清乾隆二十三年刻本）、《兩浙輶軒錄》五十卷（清嘉慶六年刻本）、《江西詩徵》九十四卷（清嘉慶九年刻本）、《江蘇詩徵》一百八十三卷（清道光元年刻本）、《蜀雅》二十卷（清道光五年刻本）等。這些大型總集的問世，既倚賴於清中葉發達的出版業足以支持地方文學文獻的刊印，也與乾嘉以後實學風氣的轉盛有關：《兩浙輶軒錄》《江蘇詩徵》歸功於一代經學大師阮元的策劃，《蜀雅》則由蜀中鉅儒李調元主事，《國朝山左詩鈔》的編者盧見曾，官至兩淮鹽運使，身據要津，是著名的刻書家與藝術贊助人。開分省詞總集風氣之先的《閩詞鈔》《粵東詞鈔》之所以出現在道光年間，在很大程度上受乾嘉時期地方「獻徵」及刻書風氣的影響。
既然清中葉的文人已有信心對某一省域內的詩歌進行地毯式的整理，那麼按理來說，相應區域內的詞作品，至少在數量上應更可控纔對。而事實上，分省「詞徵」繞過了「詩徵」先嘗試相對意義上的「大型總集」、再追求絕對意義上的全錄式總集的編纂路線，直接將文獻蒐集的觸角伸至文學發展相對較慢的南部沿海和西南邊疆地區。在存世典籍中，我們未發現浙江、江蘇、山東、江西等地區有省域詞總集的編纂成果，反而在存詞總量相對較少的邊遠省份，鄉邦學人直接啟動了全錄式總集的編纂嘗試。雖然這些總集用現在的眼光來看遠稱不上「全」，但確實在「錄」的過程中體現出便宜的可操作性，從而在「全錄」事業上較之同區域的「詩徵」走得更遠。
與「現代詞學階段」對應的，是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的以分省文獻目錄《江蘇藝文志》（1994）、分省總集《全粵詩》（2008）為代表的地方古籍整理事業。1983年，教育部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成立後，相繼資助了一批大型文獻整理項目，作為地方性總集的《全粵詩》，亦得以列名於「九全一海」工程之後。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國家的頂層設計與規劃中，基於地域空間的分省文學總集，踵步於以時間為序次的斷代文學總集，被賦予了另一維度的重要學術價值。但其中也有新的困難，作品時代靠前的斷代文學總集，更容易達成「全錄」；而按地區編纂的文學總集，因須覆蓋時代偏晚的明清甚至民國文獻，其「全錄」工作常受困於晚近文獻的汪洋大海。《全粵詩》的編纂工作之所以尚能開展，與廣東地區開發較晚、文獻相對偏少不無關係。事實上，本文討論的三部新書，涉及福建、臺灣、雲南三省，較之中原或江南都是開發較晚的地區，稍早問世的《歷代蜀詞全輯》《粵西詞載》同樣存在這樣的情況。儘管《歷代蜀詞全輯》《粵西詞載》號稱「務求全錄」，但限於學力及其他各方面原因，編者對同時代已出版的斷代詞總集如《全宋詞》等的利用並不充分。如《歷代詞人考略》據《粵西詩載補遺》及相關石刻錄張仲宇《如夢令》、石安民《西江月》詞各一首，二人皆南宋紹興年間臨桂人；唐圭璋編《全宋詞》已據《歷代詞人考略》載錄，其《兩宋詞人佔籍考》中歸籍廣西的亦唯此二人。遺憾的是，《粵西詞載》依然將明人蔣冕奉為粵西地區歷史上的第一位詞人，此當依據汪森編《粵西詩載》卷二五「詞卷」及況周頤編《粵西詞見》中的存詞情況而來，未作更精細的考察。
與「當代詞學階段」對應的，是本世紀以來的省域詩文總集的新編工作。《全粵詩》固然是橫跨兩個世紀的重大學術工程，但眼下的階段性成果（迄2020年，編成26冊，收錄至明末詩人），因未涉及文獻最浩繁、複雜的清代，對同省詞總集的新編未必有太多的參考價值，或者說其可供借鑒的主要是編纂體例的效同，而非文獻普查的借力。真正意義上第一部已經完成的、反映當代文獻學觀念的分省總集，應是臺灣文學館編纂的《全臺詩》（2004）。之後的《全臺賦》（2006）和《全臺詞》（2017），都是這一工程的副產品。作為清光緒十一年（1885）建制的新省，臺灣島的開發速度遠晚於大陸地區，其留存下來的文學作品以近四個世紀的創作為主。這就出現了一個新的難題，即已有的《全唐詩》《全宋詩》《全元詩》及《全唐五代詞》《全宋詞》《全金元詞》《全明詞》等整理成果將無用武之地。對詞創作集中於清嘉慶至民國年間的臺灣地區來說，其省域詞總集的編纂事業面臨著無所依徬的困境；反而其事若成，此書對晚近詞文獻的梳理，將早於學界現今的斷代詞總集的編纂進度（《全清詞》現編至「嘉道卷」）。
另外，如果我們將關注的焦點從整理對象轉移至整理者身份，可以發現代表分省詞總集編纂之「當代詞學階段」的《全閩詞》《全臺詞》《全滇詞》三書，其主事者及項目模式亦各有特點。《全閩詞》的主編劉榮平，是標準的詞學科班出身，其碩士問學於王兆鵬（時為湖北大學教授），博士問學於鄧喬彬（時為華東師範大學教授），現任教於廈門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正主持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福建詞史」。福建早在兩宋時期就有柳永、黃裳、張元幹、劉克莊等著名詞人鎮席，在已有分省詞總集問世的幾個省份中，屬於文獻大邦。在版本的考鏡源流、佚詞的鉤沈辨偽等方面，都比其他幾個南方省份更加複雜；換而言之，假若有朝一日浙江、江蘇、江西等詞學強省啟動了分省詞總集的編纂計劃，那麼，《全閩詞》將是在地域文獻特質上最接近、在編纂經驗上最有取鑒之處的一部總集。這種由省內重點高校的詞學名家主持編纂的模式，我們不妨稱之為「學院模式」。
《全臺詞》是臺灣文學文獻整理版圖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全臺詩》《全臺賦》的後續計劃，由臺灣文學館組織完成（2014年啟動，2016年結案）。兩位主編許俊雅、李遠志長於臺灣文學研究，在嚴格意義上並非專業的詞學學人，但其編輯團隊包括王偉勇、卓清芬、林佳蓉、侯雅文、黃雅莉、趙翊彤、蘇淑芬等詞學專家，又有同為詞學名家的臺灣大學劉少雄教授協助審訂，從而保證了優良的學術質量。這種由政府部門承擔資金投入、由詞學專家負責具體工作的模式，我們不妨稱之為「政府模式」。臺灣省固然有其地緣上的特殊性，比如1949年前後的「北派渡海」，造成了以燕京大學鄭騫教授為代表的北方詞學力量在臺灣地區開枝散葉，上述團隊中的多數學人，究其詞學淵源皆可追溯至鄭騫。中國的很多內陸、邊疆省份，即使以行政力量總動員，也未必能結集到如此雄厚的詞學研究力量。但我們仍須承認，這種由官方文化部門牽頭的「政府模式」，確是最體現中國社會之制度優越性及其效率的路徑之一，各級地方政府若行之得法，不僅可以徵調盡可能多的詞學人才，還可以協調轄屬於不同職能部門（公立博物館、圖書館、文物局、大學等）的學術資源，這些都是「學院模式」所不具備的優勢，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編纂效果。
《全滇詞》的編者廖澤勤，並非嚴格意義上的學界中人，他從雲南大學碩士畢業後，考取了昆明市的公務員，成為一名「體制外」的詞學研究者。其碩士生導師為鄭煒明（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教授，時任雲南大學客座教授），從師承的角度來說，可視為羅忼烈、饒宗頤先生的再傳弟子。這是一個「小人物」的故事，將之置於唯有名校博士方能謀得教職並在詞學界立足的二十一世紀，多少顯得格格不入。類似的詞家開場景象，既讓我想到了張暉本科時的處女作《龍榆生先生年譜》，又與夏承燾、龍榆生等人的早年經歷有點類似。其人後續發展如何我們無法預料，但就此畫上休止符或是大概率的結局。今昔學人的養成及其命運的對照，在很大程度上映射出當代學術生產的高度模式化和單一化，正因為越來越難見到「不拘一格降人才」，我們對《全滇詞》的出現纔多了一份意外的驚喜，儘管馬興榮先生早在三十年前就期待過《全滇詞》的編成[5]。這種由在學生時代接受過專業詞學教育的「體制外」學人主持編纂的模式，我們不妨稱之為「民間模式」。隨著中國高等教育的普及，完全自修詞學知識的詞學愛好者在民間學人中的聲音漸趨消失，這一類接受過較專業的學術訓練（取得碩士及以上學位）的非職業學人，正在成為民間或地方學人中新的主力。
歸根到底，無論高校科研項目，還是政府文化工程，抑或民間學人的自發行為，較之上個世紀，都將面臨一個事實，即數字時代的到來。一方面，技術上的躍進讓不同身份的學者之間的知識與文獻壁壘逐漸消除，國家圖書館藏數萬種善本古籍以高清圖像的形式面向每個公民開放，這在以前是難以想象的；另一方面，各類高額的數據庫消費，又從相反的方向拉開了高校學者與民間學人的效率差距。當然，這些都是項目進展中的具體困難，過多抱怨亦失之短淺，我們更應該思考在成熟技術支持下的可能性突破，到底哪些原本停步不前的舊體例可以煥發出新的面貌，與「前數字時代」的分省詞總集區分開來？我們暫不討論結構性數據庫可能給古籍整理帶來的巨大變革，僅就傳統的古籍整理模式而言，盡可能全備的文獻普查和佚詞打撈，已成為可能；底本的重定與校勘記的完善，也是可以改進的地方。事實上，不僅新的分省詞總集應如此，現今通行的幾部斷代詞總集，同樣存在重編的需求（如《全唐五代詞》的重編已經完成）。由此來說，本篇更應關心分省詞總集獨有的一些體例特徵及其變易可能，我們將在後面作更精細的討論。
二、有關三書錄詞標準與編纂體例的討論
以上所回顧的分省詞總集編纂事業的前期理路，即使沒有《全閩詞》等三套書的問世，亦可大致梳理；而要展望其接下來的發展進路，就必須結合三書來綜合討論。詞固然只是分省文學總集中的一種文體，但就現有成果來看，確實因其文獻體量適中而走在了相關整理工作的前列，可以為其他文體提供一些寶貴的經驗。故以下以詞體為切入口，以新出版的《全閩詞》《全臺詞》《全滇詞》為具體實例，嘗試討論分省文學總集在體例上獨有的四個問題。
（一）有關省域調整。
既然是分省文學總集，如何界定「省」，是以今「省」之行政區劃來律古，還是隨古「省」疆域之變化而變化，是需要直面的一個問題。私以為，一代之學術反映一代之文化體認，當代的古籍整理，自然優先滿足當下的現實訴求。更何況不同的省份，其形成較穩定的行政區劃範圍的時代亦有別：如今之福建省，其疆域自北宋福建路以來基本穩定；而今之廣東、廣西二省，自唐代以來就在行政歸屬上呈犬牙交錯之勢。斷代研究尚可循王朝之定制，一旦跨越多個歷史朝代，就不得不採用「以今律古」的標準化策略。
但在現實中，無論斷代文學總集的整理，還是分省文學總集的整理，都存在一個若隱若現的「領先效應」：即業已出版的總集，其所設置的整理體例，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後來的同類著述。如既然先行的《全宋詞》設定了「凡宋亡時年滿二十者，俱以為宋人，僅入元仕為高官如趙孟頫等者除外」[6]的整理體例來應對易代詞人的歸屬問題，那麼，後出的《全金元詞》《全明詞》《全清詞》就基本上遵循其成例，以免過多的互見稀釋了全書的學術質量。切換到本文所要討論的省域問題中，那就是個別縣域的歸屬，及部分詞人的流寓問題，二者皆涉及跨省之變動或流動。就現有的整理成果而言，流寓問題一直是學界關注的焦點，而跨省區劃調整的問題尚未充分浮現，但也顯露了一些端倪，如《全閩詞》對「閩」省的歷時性認知，不僅關係臺灣建省之前的轄屬情況，還涉及金門、馬祖二縣的當下歸屬，其書「凡例」雲：「閩省歷代行政區劃較穩定，如區劃有變動，當依據歷史事實予以動態把握並予說明。如臺灣一八八五年建省前行政上屬閩管轄，則此前臺灣詞人作品予以收錄。時間跨度在一八八五年前後的臺灣詞人，如主要創作期在前，則酌予收錄其全部詞作。一八八五年後的臺灣詞人，其主要生活或創作於大陸者，可予收錄。」（凡例第3條，第1頁）由此與《全臺詞》所收詞人發生大量的互見，是不可避免的事。意外的是，《全臺詞》未收清金門詞人許琰的作品，甚至未見任何金門、馬祖兩地的詞人，此書在「導論」中明確將臺灣詞人分為北臺詞人、中臺詞人、南臺詞人（包括澎湖詞人）三類（第45-53頁），顯然是按中華民國臺灣省的建置來界定詞人歸屬，反倒與《全閩詞》之間不存在兩縣詞人互見的關係。
類似的情況，還出現在廣東、廣西二省對欽州、北海二市的劃定上。《全粵詩》明確指出「本書為歷代粵人（粵或稱粵東、嶺南、嶺外、嶺表、嶺海等，含今廣東省、海南省、香港、澳門及廣西之欽州、北海地區）詩歌之匯編」[7]，由於《全瓊詩》《全桂詩》之類的總集尚未問世，這一矛盾尚不突出，但隨著地方文化工程的推進，海南省、廣西省肯定會有各自的想法。更何況「粵」作為一個古代的地理概念亦是變動的，在明清兩代，瓊州府（今海南省）、廉州府（今廣西欽州市、北海市）確實歸屬廣東布政使司，但在更早的宋元時期，廉州、欽州、瓊州等隸屬於宋廣南西路、元湖廣行省，與現廣西地區的關係更密切。今人曾德珪編的《粵西詞載》中未明確界定「粵西」的地理概念，亦未見欽州、北海地區的詞人，事實上，《聽秋聲館詞話》錄欽州人馮敏昌《天仙子》詞一首，其何去何從，亦是難題。
（二）有關流寓、仕宦及其周邊。
與文學關係較緊密的分省類著述，除了分省總集外，還有分省人物、分省刻書等幾種類型，如明人過庭訓的《本朝分省人物考》，今人杜信孚、杜同書的《全明分省分縣刻書考》等。在這一類著述中，依據什麼標準將人物或書籍歸入不同的省份，是整理者在編纂之初即須考慮的問題。分省人物多據籍貫而非流寓或仕宦經歷，自有建立鄉賢傳統的用意所在，但一旦涉及文學活動，其創作與流通的本體是作品及其載體（實物書籍），所發生的地理空間未必與行為者的籍貫相對應，那麼相關選錄標準就難以統一了，如《全明分省分縣刻書考》採用刻書者籍貫而非刻書地點的方式來編排書目，頗多不便之處。同樣是早期的郡邑詩文總集，唐代殷璠編的《丹陽集》，所收皆潤州詩人的作品；而袁州人劉松編的《宜陽集》，「集其州天寶以後詩四百七十篇」[8]，更偏愛地方景物的記錄，多旅宦袁州者之作品。如果說《宜陽集》因全本不存，其中體例尚有爭議，那麼，北宋孔延之編的《會稽掇英總集》，唯錄創作於會稽地區的詩歌，而無問作者的籍貫及歸處，已是很典型的風土景物詩總集了。
儘管這兩種模式自唐代開始就形成了各自的傳統，但現存的多數郡邑詩文總集，包括本文要討論的《全閩詞》《全臺詞》《全滇詞》，都以作家為明確其地理屬性的基本單位。這其中固然有具體作品很難每篇都給出繫地結論的客觀原因，但很多早期的總集本就據編者手中的諸多詩歌小集彙纂而來，以作家為單元無疑是較高效的編錄捷徑。這個時候，手頭掌握的小集或文集數量的多寡，將起到重要的作用。而對偏離政治、文化中心的邊遠省份來說，詩歌數量足可結集的詩人屈指可數，外地詩人的流寓、仕宦作品，就成為編成一部總集的另一塊重要資源。如《粵西詩載》卷二五的「詞卷」，從第一首李師中《菩薩蠻》到第二十九首桑悅《喜遷鶯》，皆流寓詞人的相關作品[9]，只因廣西自古以來不是文化發達地區，故在編者汪森的閱讀視域中，明人蔣冕之前的廣西詞史，只能用流寓作品來綿其源流了。
對比《全閩詞》《全臺詞》《全滇詞》三書，各家對應錄作品之邊界與層級的理解不同。《全閩詞》明確其基本單元為「閩人」，不收外籍詞人之「閩作」（「涉閩詞」）。「所謂閩籍，主要指祖籍在閩者。包括原籍為閩而離閩寓居他鄉者、祖籍為閩而不生於閩地者、非閩籍而生於閩地者，生平主要活動在閩而落籍在閩者。」（凡例第2條，第1頁）這般取捨，固與所涉文獻之多寡有關，像福建這樣的創作大省，若將「涉閩詞」納入其中，恐怕會漫無止境。這一體例在早前的《歷代蜀詞全輯》中有跡可循：「本書所錄皆蜀籍詞人作品，包括原籍為蜀而離蜀流寓者，祖籍為蜀而非生於蜀者，原非蜀籍而生於蜀者。其中亦含個別詞人，此書記載為蜀籍，而彼書又謂其非蜀籍。」[10]《全閩詞》基本上遵從了舊例，唯增添了「生平主要活動在閩而落籍在閩者」一類，此句在早前的《全粵詩》中已有體現：「本書所謂粵人，指原籍粵地，或生平主要活動於粵而落籍於斯者。」[11]落實到具體的福建詞人身上，主要指古代如李彌遜這樣以吳縣詞人晚歲歸隱連江的情況，或鄭元鼎這樣原籍河南、大學畢業後在福州從事律師行業的民國詞人。其實，此類型在福建這樣群山環抱阻隔、晚近人口流動依然較緩的地區尚不突出，我們足可想象在浙江、江蘇、上海等擁有較大平原地帶且經濟發達的省份，在晚清民國時期因工作原因而移籍安居的各行業職員何其之多，如何定其地域歸屬將是讓人頭疼的一件事。另外，還有流寓與省域調整兩類問題並存的案例，最典型的莫過於朱熹。朱熹為南宋徽州婺源縣（今屬江西）人，出生於南劍州尤溪縣（今屬福建），其主要活動區域在福建，但去世後被朝廷追封為徽國公。面對如此重要的人物，《全閩詞》當仁不讓，但日後學界若要整理《全皖詞》《全贛詞》，多書互見恐在所難免。私以為，此類情況要想達成一個多方皆認可的體例共識，幾無可能。從以上諸例亦可看出，分省詞總集的體例未必要循一定之規，完全可以根據各省地情予以靈活處理。
與《全閩詞》不同，《全臺詞》與《全滇詞》將外籍詞人的涉地作品納入了輯錄的範圍。《全滇詞》以「外編」形式整理流寓、仕宦詞人的涉滇作品，「內」「外」分明，算是較清晰的一種處理方式。其凡例雲：「外編收錄外省詞人所作的涉滇之詞。外編主要是選錄，主要包括作於滇之詞，非作於滇但是涉及滇人、滇事、滇物之詞，詞人長期生活於雲南且詞作幾乎全在雲南所作則全收，如楊慎之詞；詞集名中含滇或雲南的也予以收錄，如《滇遊詞》等。」（凡例第3條，第1頁）結合具體的作品，其「涉滇詞」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創作於此且內容涉地。如「外編」開篇的元人劉秉忠詞四首，正是他隨忽必烈徵大理時的作品。當然，此類作品的輯錄亦有不少疏漏，如《全明詞》中祁順的《臨江仙•和林大用四調》「極目滇南迷使節」[12]，應是他在雲南知府任上的作品，理應納入考察。二是創作於此但無問其內容。如楊慎寓滇期間的所有詞作，其全錄與否，主要取決於「涉滇詞」的編集穩定性，故《升庵長短句》因詞人長期寓滇而全錄，《滇遊詞》因紀行小集而全錄。三是作於外地而內容涉本地。面對這一類作品，編者自雲「選錄」，但仍有疏於排查的情況。如同樣是贈行雲南之詞，既然《全滇詞》選錄了黃仲昭《憶舊遊•送憲副汪從仁之任雲南》、邵寶《水調歌頭•送呂憲副之雲南》、夏言《減字木蘭花•送陶御史欽夔按滇南》等詞，那麼，已見於《全明詞》《全明詞補編》的馬樸《滿江紅•送楊使君中寰致仕歸滇》、汪思《漁家傲•送胡方伯瓶山之任滇南》等作品，亦當一視同仁。總而論之，以上不外乎「創作於斯」「取材於斯」兩大路徑。
《全臺詞》對何種詞應置於「正文」或「附錄」的判斷，與《全滇詞》略不同：「凡寓臺文人，確知清領至日治期間曾來臺或推估曾來臺者，其詞亦置於‘正文’，然詞之內容與臺灣無關者不列。」「非期間來臺或未曾來臺之文人，其詞為臺灣報刊轉載或內容與臺灣相關者，則移置‘附錄’。」（凡例第1條，第3頁）以此類比，則上述《全滇詞》「外編」中的三類涉地詞，第一、第二類可入《全臺詞》「正文」，第三類僅可列於「附錄」。另所謂「未曾來臺之文人，其詞為臺灣報刊轉載」，指出了一種新的情況，即詞人、詞作皆不涉臺，唯其見於特定地區的紙質傳媒，而形成在地的受容效應。我們不妨在「取材」「創作」之外另立「影響於斯」一維，觀「詞」「地」關係在文學行為中的另一種面相，正好對應了創作前、中、後的三個階段。當然，此類文獻的重要性唯在臺灣、雲南這樣的詞學欠發達地區纔會被放大，假想《全閩詞》採錄了歷代建陽書坊所刊詞籍中的作品，那將變成一項漫無邊際的工作。儘管如此，從詞學研究而非整理的角度來說，「影響於斯」的涉地意義未必遜於「創作於斯」「取材於斯」，此不可不留意。
（三）有關分省總集的編次。
任何文學總集，都存在多級分類的問題。詩、詞、曲的文體分類自不用說，即使在詞總集的內部，既有《花間集》《花庵詞選》這樣以作家為單元選詞的，也有如《金奩集》以宮調為單元選詞、《草堂詩餘》以物類為單元選詞的情況。而各單元之間的順次關係，反映的又是研究對象內在的不同屬性。斷代詞總集強調「斷代」，所選人物以生平先後為序，自《唐宋諸賢絕妙詞選》《中興以來絕妙詞選》以下一貫如此。而分省詞總集的內部是否須以人物時間為序，亦可討論。這並非一個憑空的話題，實有編纂上的先例，如清末徐乃昌編的《皖詞紀勝》，其內部就是按照行政區劃來分塊的，首為安慶府，後徽州府、寧國府、池州府、太平府、廬州府、鳳陽府、潁州府、廣德州、滁州、和州、六安州、泗州序次而下。繆荃孫對此做法亦表認同：「是冊分府編輯，體例固已秩如，文採亦復蔚若。在輿地家為別調，在詞章家為正宗也。」[13]當然，其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即更利於選錄而非全錄式的總集。
一旦我們認識到前面所述的省域調整與涉地創作的複雜性，那麼，將府、縣區劃設置為分省詞總集的二級分類，無疑是自尋煩惱的做法。現已出版的《全閩詞》《全臺詞》《全滇詞》三書皆未採用這樣的體例，自有其現實的原因。但操作性的低下，無礙我們對其中所隱藏問題的開放性討論，因為它指向了地域詞研究中某些經過辨析方可發掘的潛在價值。我們有必要容納一種學理上的逼問，那就是：既然這部全集打著地方的標籤，那麼，所有為揭示其中地方性元素而在古籍整理體例上作出的調整，都具備觸及其本質問題的合理性。
（四）有關詞人小傳與地方文獻的關係。
對斷代詞總集來說，編者的詞學素養毋庸置疑，但有關地方文獻的積累未必深厚。也正因此，從珍稀地方文獻中輯錄尋常難見的佚詞，以及考實那些起居不出鄉里的布衣文人的生平事跡，一直是斷代詞總集整理中的難點。如果說前者需要的目錄、輯佚、辨偽知識尚在文學文獻學的範圍內，那麼，後者倚賴的地理、職官、宗族等知識就屬於專門史的領域了。分省詞總集的編者，一般來說擁有更完整的地方知識結構，可以與斷代詞總集形成史料互補之勢，但他們在對非地方性的稀見史料的利用上，又有捉襟見肘的遺憾。《全臺詞》的人物小傳，因為有《全臺詩》《全臺賦》打好了扎實的基礎，資源利用起來相對便捷；而《全閩詞》《全滇詞》的人物小傳，一來沒有同類整理成果可以參考，二來覆蓋了從宋元至民國的更長歷史時段，對編者的通代史學素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兩相比較，頗能看出一些問題。
《全閩詞》《全臺詞》《全滇詞》根據明清民國的地方文獻輯錄了大量散見佚詞，其學術價值自在，這也是三書在傳統詞學意義上一目瞭然的貢獻，厥功至偉，此處不再贅言。而有關這些作品的詞人小傳，新見詞人固然需要編者用力耙梳史料方能勾勒其生平，可謂採銅於山之功；即使是那些已見於斷代詞總集的詞人小傳，三書編者也能發揮自身的優勢特點，予以進一步的完善。以下各舉一例，既可窺見分省詞總集在這方面的學術長處，也暴露出一些文獻上的偏科與遺憾，與學界同仁商榷。
《全滇詞》第12-14頁，據《（光緒）湖南通志》錄明人鍾世賢《浪淘沙》詞八首，未見於《全明詞》《全明詞補編》，為編者首次發現。其詞人小傳雲：「鍾世賢，雲南臨安衛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任湘潭教諭，曾參與修《湘潭縣志》。」鍾世賢作為全書「內編」的第十位詞人，存詞八首的數量頗為可觀，應在雲南詞史中有其適當的位置。但編者對外省地方文獻的考索，不及徵引雲南文獻那麼從容，故小傳仍有可補之處。如其在外的仕宦經歷，據明萬曆《襄陽府志》，可知於嘉靖二十一年（1542）出任襄陽府訓導[14]。
《全閩詞》第542頁，據《毛襄懋先生別集》錄張經《萬年歡》詞一首。原詞題署「蔡經」，其詞人小傳雲「張經，初冒蔡姓，後復張姓，字廷彝，號半洲，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此當據《全明詞補編》而來，並無問題。但同書第535頁，據《（萬曆）雷州府志》錄蔡經《沁園春•謁忠愍》詞一首，其詞人小傳雲「蔡經，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明正德十二年（1517）進士」，與上張經應為同一人。一書兩見，究其原因，還是像《雷州府志》這樣較陌生的外地文獻，在一定程度上乾擾了編者的判斷。事實上，毛伯溫與張經的交集就在兩廣任上，嘉靖十九年（1540），毛伯溫以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身份進駐南寧，其時張經正以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二人共同負責徵討安南事宜。故兩首詞雖見於不同的文獻，其創作時間卻比較接近，未能有效整合，殊為可惜。
以上四類問題造成的體例變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編者及其預期之讀者的研究訴求所決定的。只要我們編纂的目的還是為了觀看地域文學的發展，那麽，歷史上對本地文學的發展有過積極作用的外地作家之涉地作品，都應當被計入。換句話說，分省詞總集的體例如何調整，取決於我們是想認識地域文化之於詞人、詞作的造血機制，還是詞人、詞作對地域詞學傳統的養成之功。落實到具體的研究對象上，就是涉地詞與本籍詞人對地域詞學圖景之主導權的爭奪。這在本質上是一個詞史闡釋的問題，但如果缺少帶有導向性的文獻深度整理，恐怕相關話題很難深入討論下去。從這個角度來說，對錄詞標準與編纂體例之分歧的深究，看似執拗無解，還是有實在意義的。
三、涉地意義的發掘：早期詞的校勘與晚近詞的區域媒介
如前所言，既然打算在地理空間的層面對詞文獻進行全面的整理，那麼，詞的「涉地意義」就需要格外關注。否則，單就清嘉慶以前的詞作而言，用數字技術對現有的斷代詞總集進行重編就可以了。至於何為「涉地意義」，私以為，至少包括詞人籍貫（祖籍、原籍、落籍）、詞人遊歷（流寓、仕宦、旅行）、詞作的地方主題（風土、景觀、人事、地理想象）、詞作的區域傳播（地方媒介、在地改寫、主題變易）等各種要素。但以上諸「意義」，並非都可以用文獻整理的形式呈現出來，總集編者也沒有義務將其攬為必須承擔的責任。當然，如果我們確想有所嘗試的話，或許有幾個領域是可以優先探索的。
首先，未處於文本優先級的「涉地」異文。斷代詞總集的編纂，一貫堅持底本權威，以文本反映作者意圖為整理的基本原則。明顯晚出的版本中的異文、詞題、序跋等，大多被視為反映傳播者或新編者意圖的文本，一般不作校勘、不出案語。考慮到總集的龐大體量，如此處理無可厚非。但在分省詞總集的編纂中，我們需要適當地關注作品的「涉地意義」，否則就偏離了編纂此類總集的初衷。故在充分尊重善本、早期版本的前提下，可以校錄一部分雖未必關係作者原意、卻反映地方性知識的實質性異文。如《全滇詞》據《升庵長短句》全錄楊慎詞，但不少楊詞亦存錄於雲南地方文獻中，就文本的優先級而言，這些地方文獻並無優勢，但有些可補充史地信息的異文，仍值得重視。姑舉一例，《（康熙）永昌府志》卷二五錄楊慎《沁園春》詞一首，題作「送瀾滄卞兵備歸敘州」[15]，此詞在《升庵長短句》中題曰「送卞蘇溪歸敘州」，方志提供了原題所無的「卞蘇溪」的籍貫、職官信息，殊為寶貴。另詞中「奔走紅塵早歲迷」一句，方志作「奔走紅塵早路迷」，亦可適當出校。
其次，非作者自撰的「涉地」副文本。特別是從方志、筆記、詞話中輯錄的詞作，最好能用箋語的形式保留其史料情境。在這方面，徐乃昌的《皖詞紀勝》已開先河，其書中補充了大量編者箋語，多從歷代詞話、方志中輯來。如宋李之儀《好事近》（相見兩無言）詞，既保留了李詞小序「與黃魯直於當塗花園石洞，聽楊姝彈《履霜操》，魯直有詞，因次韻」，又在詞後案曰：「本事詞：李端叔謫居當塗，即家焉。自號姑溪居士，山谷守太平州時，偕遊石洞，聽楊姝彈《履霜操》，和山谷韻贈之雲雲。又有《清平樂》《浣溪沙》之贈，想此老亦不能忘情於是姬耳。」[16]其中固有徐乃昌自己的取捨與判斷，但如其書名想表達的，編此集就是為了紀皖地之勝，任何能彰顯「詞跡」、助推「紀勝」的體例，都有其合理的一面。當代的「全集」，或許有其在文獻學層面更理性的一面，但從將考察範圍限定在省域的那一刻開始，就註定了其地方史研究的學術訴求。
當然，《本事詞》的這條箋語據詞人自撰小序而來，考慮到詞序本是作品的重要組成部分，那麼這條箋語就沒有太多的史料價值，其作為詞評的意義更大一些。但它確實指示了一個新的整理方向，現有的幾部分省詞總集中，明確收錄外籍詞人之涉地詞的總集尤可嘗試。如《全滇詞》「外編」據楊慎《詞品》錄花綸《水仙子》詞一首（第1021頁），編者判為涉滇詞的依據，應是詞話中有「其謫戍雲南，有題楊太真畫圖水仙子一闋」一句，故以案語的形式，幾乎全條載錄了《詞品》中的批評內容，尤其是條末「滇人傳唱，多訛其字」[17]雲，可視為邊域詞之在地傳播的珍貴史料。由此類推的話，編者對木公詞之副文本的存錄是有缺憾的，因為木公的《西江月》詞見於麗江市玉龍縣的石鼓碣文中，其主體文字為木高的《大功大勝克捷記》，刻於記文之後的詩、詞、曲是作為副文本而存在的，包括《全滇詞》提到但未徵錄的《醉太平》散曲（第12頁。增補版的《全明散曲》未錄此曲）。這種情況，編者完全可以通過案語或附錄的形式作更全備的呈現。與之相比，《全閩詞》對明人的幛詞文本予以全錄，保留了《全明詞》徑刪的四六序文部分，在客觀效果上，可視為對地方官員遷轉、贈別場景中「涉地」元素的一種重視。
再次，在特定區域範圍內傳抄、刊印、流通的詞籍之異文，若出版條件允許，亦可考慮出校。一般來說，有別集存世的詞人，我們多採用其早期別集作為底本，但其中的個別作品，同樣存錄於《閩詞鈔》《閩詞徵》《滇詞叢錄》等地方詞選甚至方志、宗譜類文獻中，儘管從版本學的角度來說，其中異文的校勘價值甚微，但仍有其接受層面的意義。如《全閩詞》對上海師範大學圖書館藏《鈔存閩人詞十一種》頗為重視，主要集中在對佚詞的搜採與實質性異文的對勘。輯佚如陳文翊詞，《鈔存閩人詞十一種》中有《絃外詞》一卷，共57首，為存世孤本；校勘如黃臥窗詞，取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藏鈔本《覺非草雜著》（存詞25首）為底本，以《鈔存閩人詞十一種》為校本（存詞22首）。但其他的幾種詞，似乎不認為有作為校本的價值。如劉家謀《滿江紅•雨中憶龍湫》「笑□僧、飛錫下人間，忙無乃」一句（《全閩詞》第994頁），實可據《鈔存閩人詞十一種》本《斫劍詞》補其闕字「名」。從這個角度來說，編者還是秉持了傳統目錄學之版本優劣的立場，只有判為較重要的版本，方採納為詞集的底本或校本。另外，《鈔存閩人詞十一種》中有一部非閩人詞籍，即沈學淵的《沈夢塘詞稿》，沈是松江府人，曾應浙閩總督孫爾準的邀請參修道光《福建通志》，客居福州多年，故閩人以閩詞視之。《全閩詞》固然嚴守全書體例，非閩籍不錄，但由此丟失了一些前人已引為閩詞的面相，亦有可惜之處。
另外，對於清咸豐以後的詞作，因《全清詞》僅整理至「嘉道卷」，我們沒有太多的目錄普查成果可供借鑒。吳熊和、嚴迪昌、林玫儀編《清詞別集知見目錄彙編》及曹辛華編《全民國詞》固可引為基礎，但前者主要聚焦於別集文獻，後者僅出版了第一輯，都不足以支撐起某一省域詞之全面普查工作的展開。而且對這一時段的普查，涉及各種不同的存錄類型，對編者的文獻熟稔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中最具時代特點、難度最高的是報刊。《全閩詞》《全臺詞》《全滇詞》在這方面的工作相當出色，尤以《全臺詞》為最，充分發揮了「政府模式」下調配人力資源、轉化數字資源的優勢。除此之外，筆者想談一談《全臺詞》在輯錄報刊中詞時所示範的另兩個新的特點，及帶給我們的一些啟示。
一個是《全臺詞》明確以單首作品而非書籍作為校勘的基本底本單元，這在之前所有的現代整理的詞全集中皆未實踐過。之所以如此定例，主要歸因於編者抱有對詞人作品進行編年的願景：「作品之編次，則酌以寫作、發表、刊行時間，順序排列。若有詞家專集、各家輯本之載錄，概將作品時間可推者，逕加調整，餘則依據原書次序排定。」（第3頁）但如何確定其寫作、發表、刊行時間，除了傳統的集部考證之法外，另得益於現存的臺灣詞大多創作於晚清民國時期，且通過報刊媒介發表、傳播，便於精確的繫年。如早期較重要的兩位詞家洪繻和林朝崧，《全臺詞》中的洪繻詞以《寄鶴齋詞集》為底本，以《寄鶴齋詩集•詩餘》《洪棄生先生全集》為校本，基本上還是傳統的校勘模式；但林朝崧詞則底本不定，或據《無悶草堂詩存•詩餘》，或據《臺灣文藝叢誌》《臺灣日日新報》等，而且因為報刊繫年之便利，原詞集中的作品序次被重新編排，更需要每首詞重復標註其底本與校本情況。這樣的處理方式，有時頗顯冗贅，但所有這些體例上的新變，在很大程度上皆歸因於近代報刊文獻的出現。
另一個是《全臺詞》「附錄」中的非涉臺詞，即「未曾來臺之文人，其詞為臺灣報刊轉載或內容與臺灣相關者」（第3頁）。對這部分作品的校勘，概以本地報刊為底本，以外地報刊、文人詩文集等參校。名家名篇如厲鶚的《賣花聲》、王闓運的《摸魚兒•洞庭舟望用稼軒韻》等詞，只因見於《臺灣文藝旬報》《臺灣詩報》等當地報紙，就以附錄的形式被統一歸類整理。這種輯錄模式，當然不可能被複製到書籍、報刊流通更加發達的省份，但從學理來說，這關係詞作品的區域性刊刻與流通問題，本身是一個重要的議題。或許報刊的日用特點讓我們對此中意義嗤之以鼻，那麼，不妨換一種媒介類型放到另一個時代中去考察：題壁、石刻被認為是較獨特的宋詞傳播方式，一般多題刻於作品的創作地，但也有其他的情況。如宋人黃靜《石刻潘閬詞跋》記潘閬「雖寓錢塘，而篇章靡有存者。《酒泉子》十首，乃得之蜀人，其石本今在彭之使廳」[18]，潘閬沒有去過四川，但其作品在彭州被刻石（詞內容與蜀地無關），而黃靜在西湖刻石的詞文本又「得之蜀人」，足見這組詞的流佈遠度及其回流的重要意義。這樣的作品是否有必要被編入日後的《全蜀詞》中，私以為是值得討論的。
總的來說，現階段的斷代詞總集的學術質量遠高於分省詞總集，因此，後者想要在深度整理中「反客為主」，殊為不易。個別地方性知識的補闕，固然深得分域全編之要旨，但並沒有為主流詞學界提供太多的新資源。如果新的分省詞總集能公佈一些前人未表的宋元明佚詞，或提前為尚未完工的《全清詞》「咸同卷」「光宣卷」作一些針對地方文獻的前期摸排，將是更令人振奮的舉動。前一種情況，《全閩詞》是一個自覺的榜樣，劉榮平先生在充分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不僅增補了鄭俠、陳宓、蔡京、鄭思肖等宋人作品，而且據清鈔本《覺非先生文集》輯明人羅泰詞七首，為學界首次發表，是明別集排查的新收穫；《全滇詞》在輯佚方面的成績，主要體現在方志文獻上，如「正編」據麗江市玉龍縣的石鼓碣文輯木公《西江月》一首，據《（光緒）湖南通志》輯鍾世賢《浪淘沙•瀟湘八景》詞八首；「外編」據《（雍正）建水州志》輯章士元《百字令•過東林寺》詞一首，據《（乾隆）石屏州志》輯程封《萬年歡•夏日異龍湖》詞一首等，以上皆為《全明詞》《全清詞•順康卷》及其補編所失收。又如據《滇南雜誌》輯松江人陸孝曾詞六首，只因《滇南雜誌》的作者曹樹翹雲「兩先生身未至滇而詩已先在，余在松不知兩先生名而於滇得其著作，斯尤奇也，爰復莊錄一通」[19]，故《全滇詞》編者坦言詞人「未至滇且詞也與滇無涉，但感其與滇頗有淵源，故錄其詞」（第1129頁）。陸詞是否屬於涉滇詞，應不應該被收入《全滇詞》中，自可再討論，但這些爭論無法迴避一個事實，即前此的《全明詞》《全清詞》都未寓目此書。
後一種情況，仍以《全臺詞》為典型。晚清民國詞的整理，近二十年來頗有聲色，但距離真正意義上的全圖景，還有很遠的距離。雖然陸續有朱惠國主編《清詞文獻叢刊》《民國名家詞集選刊》、曹辛華主編《民國詞集叢刊》等大型古籍影印叢書的問世，也有曹辛華編《全民國詞》（第一輯）的小試牛刀，但就晚清民國詞的總量而言，只是位居精英上部的冰山一角而已。現在未見有學者願以窮盡之魄力，去普查近代報刊及其他碎片文獻中的詞作。臺灣地區的文獻總量，及其數字化項目的相對成熟，對接下來晚清民國詞的輯考來說，是一個可供學習的榜樣。甚至可引發一些很實際的考量：如對晚清民國的集外詞、（無別集）散詞的輯錄，由一個精於詞學的統一科研團隊來完成，與由各地擅長地方文獻普查的學者來分工作業，到底哪一種模式更能達成效率與質量的平衡？
《全閩詞》《全臺詞》《全滇詞》的陸續問世，除了文獻整理的意義外，還讓我們對詞學邊緣地區有了更連貫的認識。這裡所說的「連貫」，不僅指各省從其早期直至民國的千年詞史（或數百年），還指若將三書與早前的階段性成果如《粵東詞鈔》《粵西詞載》《歷代蜀詞全輯》等總集合而觀之，將形成一條橫跨福建、臺灣、廣東、廣西、雲南、四川的南部邊海詞學鏈，以區別於我們熟知的「環太湖詞圈」。而這條詞學鏈的東西兩端，剛好連接上唐五代詞的兩個熱區——南唐與西蜀。在這條鏈上的省份，除了福建、四川二省尚稱人意外，其餘都屬於詞學的邊緣地區，這種「邊緣」不止於地理空間上的離心力，還有因起步較晚而未能與唐宋詞創作傳統形成有效的在地關聯。而站在「邊緣」另一端的「重要」，則是這些地區在中華文明發展中承載的關鍵作用，主要表現為明清以來海洋經濟的崛起及邊疆社會的開發。私以為，無論是海洋文明還是邊域風土，都在一定程度上藉助外力製造了「詞風的異色」，以「雄奇」之姿態有別於傳統詞學的「清」「雅」模式，呈現出更為自覺、更具革新意識的文本特點。如較之蘇軾瓊海詞中偶爾閃現的海洋書寫，臺灣詞人在作品中流露出的海洋情節及其開放意識，無疑更具典型性及時代闡釋意義；又如廣東、臺灣等地區作為晚清以來抗擊西方列強侵略的前沿陣地，及戰後通商口岸的主要聚集地，當地詞人無論對戰爭本身或戰後條約下的家國、民族命運的「詞史」新書寫，還是主動將西方新事物、新知識融入到詞體創作之中，以作為「詩界革命」的一種延展，都走在了整體詞壇的前沿並積累了豐富的創作經驗。而處在西南地區的四川、雲南、廣西諸省，當地詞創作中對各民族文化交流的著意書寫，同樣是「何以中國」在明清時期被進一步完善論證的鮮活材料。以上這些，如果我們只關注「雄奇」之表象，也不過視為稼軒詞風在邊海的一次發揚或承變；但如果我們試著去認識「雄奇」外衣下的精神內核，那它是成熟的江南詞壇所無法給予的一種新的活力特質。
雖然這條南部邊海詞學鏈上的詞人及作品總量，遠不能與環太湖流域、大運河流域的詞學盛況相比，但就地域詞景的發端而言，與西蜀、南唐仍有一些隱蔽的早期關聯。如《花間集》中的南粵風土書寫，表明以李珣、歐陽炯等為代表的西蜀詞人，藉助晚唐五代的蜀粵商貿活動，對現在的廣東、廣西、海南地區的社會風情已有較真切的認識[20]；另外，現存最早的安南詞為黎大行八年（北宋雍熙四年，987）匡越餞行宋使李覺的《阮郎歸》[21]，距離現存最早的《阮郎歸》馮延巳詞不過數十年，我們當然不能說馮延巳就是《阮郎歸》的創調詞人，但這一詞調能在較短的時間內遠佈南粵以南，出於一位安南文臣之手，在送別宋國使臣的宴會上奉旨臨場「製曲以餞」，亦可見唐五代詞在中國南部邊海的早期傳播，遠比以詞人為基本單元的《全唐五代詞》《全宋詞》所呈現的要複雜得多[22]。這個時候，重視「涉地詞」的分省詞總集，就起到了補闕詞史觀察維度的重要作用。
最後，我們還需認識到，南方諸省的詞總集編纂，涉及對南方方言區之填詞聲律規範的認同。如《閩詞徵》的編者林葆恆，明言其編集之初衷在辯駁「閩音不能填詞」之論：「世有詆閩人填詞音律不葉者，吾將執斯集以辟之。」[23]在此之前，無錫人丁紹儀的《聽秋聲館詞話》中已有「閩語多鼻音，漳、泉二郡尤甚，往往一東與八庚、六麻與七陽互葉，即去聲字亦多作平，故詞家絕少」[24]的評價；福州人黃宗彝坦言時人「以閩人每多蠻音鳥語，學焉不精」，故他在《聚紅榭雅集詞序》中力辯「閩人填詞，諧律固其餘事」「天下方音，五音咸備，獨缺純鼻之音，惟吾閩尚存，乃千古一線元音僅存於偏隅者。漳、泉人度曲，純行鼻音，則尤得音韻之元矣」[25]。這種基於文學創作的考量，曾是分省詞總集編纂道路上的一份執念。另外，如《閩詞鈔》《粵東詞鈔》等晚清詞籍，其編者實有融合地域詞壇生態、形塑地域詞學共同體的主觀意圖。也就是說，基於選政的詞學批評本是為了更好的創作傳承。時至今日，古體詩詞的創作環境不可同語，詞學研究的象牙塔性質愈發顯著，當代新編的詞總集基本上無關創作指導，只是純粹的文本呈現與使用而已。即使仍有一部分學人堅持填詞實踐，也多從唐宋名家而非自身周邊的填詞風尚中去汲取養料並引為可接續的傳統。這個時候，如何在具體實踐中對晚清編者的積極訴求作出創造性的轉化，在建構地域詞學傳統之上表達文學家的現實關懷，以實現新時代古籍整理的創新性發展，我們理應繼續思考下去。
注釋：
[1] 李誼輯校：《歷代蜀詞全輯》凡例第11條，重慶：重慶出版社，1992年，第2頁。
[2] 曾德珪編：《粵西詞載》例言第1條，桂林：灕江出版社，1993年，第1頁。
[3] 曾德珪編：《粵西詞載》例言第4條，第1頁。
[4] 參見謝永芳：《〈粵東詞鈔〉編纂校刊論考》，許玉彬、沈世良編：《粵東詞鈔》附錄，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年，第453-454頁。
[5] 馬興榮：《滇詞略論》，《楚雄師專學報》1995年第4期，第36頁。
[6] 唐圭璋編：《全宋詞》凡例第3條，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1頁。
[7] 《全粵詩》凡例第1條，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8年，第1頁。
[8]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60《藝文志四》，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624頁。
[9] 汪森編：《粵西詩載》卷25“詞卷”，《四庫提要著錄叢書》集部第324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年，第321-325頁。
[10] 李誼輯校：《歷代蜀詞全輯》凡例第1條，第1頁。
[11] 《全粵詩》凡例第4條，第1頁。
[12] 祁順：《臨江仙·和林大用四調》，饒宗頤、張璋編纂：《全明詞》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350頁。
[13] 繆荃孫：《皖詞紀勝序》，徐乃昌編：《皖詞紀勝》卷首，清光緒三十年南陵徐氏刻本。
[14] 《（萬曆）襄陽府志》卷19《秩官志》，明萬曆十二年刻本。
[15] 《（康熙）永昌府志》卷25《藝文二》，清康熙四十一年刻本。
[16]徐乃昌編：《皖詞紀勝》不分卷，清光緒三十年南陵徐氏刻本。
[17]楊慎撰、王大厚箋證：《升庵詞品箋證》卷6「花綸太史詞」條，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第469頁。
[18]黃靜：《石刻潘閬詞跋》，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卷2636，第122冊，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第215頁。
[19]曹樹翹：《顧陸遺詩弁言》，《滇南雜誌》附錄《顧陸遺詩》，《中華文史叢書》第110種，臺北：華文書局，1969年，第845頁。
[20]李定廣：《「花間別調」與晚唐五代蜀粵商貿活動》，《文學遺產》2018年第3期。
[21]吳士連：《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一《黎大行皇帝本紀》，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33頁。
[22]何仟年：《越南的填詞及詞學—漢文學移植背景下的文體案例》，《廣西大學學報》2008年第3期。
[23]陳衍：《閩詞徵序》引林葆恆語，林葆恆編：《閩詞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29頁。
[24]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18「李威詞」條，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2806頁。
[25]黃宗彝：《聚紅榭雅集詞序》，謝章鋌等編：《聚紅榭雅集詞》卷首，清咸豐六年刻本。
本文原刊於《中外論壇》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