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發現元代陳仁子《太玄輯注》考論
新發現元代陳仁子《太玄輯注》考論
沈相輝
摘要：
元人陳仁子所編撰的《太玄輯注》，成書於元成宗元貞二年（1296），歷代公私目錄皆未著錄，故長期以來不為學界所知。《太玄輯注》單行本早已亡佚，但《永樂大典》「玄」字韻中曾抄錄此書，故可據之輯出，此書便也成為現存唯一的元代《太玄》注本，在某種程度上具有彌補學術史空白的價值和意義。《大典》中所保存的《輯注》內容主要有二，一是陳仁子所輯的範望《太玄解贊》，二是陳氏自己的按語。前者可校正今本範望注的不少訛誤，具有較高的文獻校勘價值；後者則集中體現了陳氏論《玄》的特色，對於《太玄》研究乃至《易》學史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
關鍵字：太玄；陳仁子；太玄解贊；以《易》論《玄》
《永樂大典》卷四千九百二十三至卷四千九百三十四「玄」字韻中抄錄了多種注《玄》、論《玄》之作，其中最為重要的有兩種，即宋人胡次和的《太玄集注》與元人陳仁子的《太玄輯注》。胡氏《集注》今存宋刊本卷六殘卷，其餘皆亡佚；陳氏《輯注》則此前未見任何公私目錄著錄，亦未見其他任何文獻徵引。二書單行本亡佚已久，《大典》流布又不廣，故學界對二書知之甚少，頗為遺憾。有鑒於此，筆者曾將胡氏《集注》輯出點校，並撰有小文一篇，以期引起學界重視。今則將陳氏《輯注》輯出，亦撰小文一篇，以就正於方家。
陳仁子，茶陵人，宋亡入元，然《宋史》《元史》皆未為其立傳。至明末周聖楷編《楚寶》，始列入《文苑傳》，其中云：
陳仁子，字同甫，茶陵人。宋咸淳末薦漕舉。屬國亡，絕意仕進，營東山書院居之，自號古迂，終身不出。博學好古，著述甚富，輯《文選補遺》四十卷，去取精當，議論賅博，足補《昭明》所未備。[1]
茶陵在今湖南省株洲市，為楚地，故陳仁子得以入《楚寶》。陳氏著作，實際不止《文選補遺》一種。清人鄧顯鶴增輯《楚寶》時，加按語云：「仁子《文選補遺》四十卷，……又《續文選補遺》十二卷。又《浙江遺書錄》：陳仁子《牧萊脞語》二十卷，《二稿》八卷。潛研堂補《元志》：陳仁子《韻史》三百卷。」[2]據此，可知陳氏著作計有四種，即（1）《文選補遺》四十卷；（2）《續文選補遺》十二卷；（3）《牧萊脞語》二十卷，《二稿》八卷；（4）《韻史》三百卷。以上四種，今日見存者尚有《文選補遺》《續文選補遺》及《牧萊脞語》三種[3]，《韻史》則未見，蓋已亡佚。陳氏除編撰著述之外，亦曾刊刻多種典籍，葉德輝《書林清話》雲：「茶陵東山陳仁子古迂書院，大德己亥三年，刻《增補文選六臣注》六十卷，見丁《志》，明翻元本。大德乙巳九年，刻宋沈括《夢溪筆談》二十六卷，見丁《志》。無年號刻《文選補遺》四十卷，見《天祿琳琅》十。」[4]而據劉志盛的研究，陳仁子所刻之書目前可考者多達12種[5]。因此，陳仁子不僅在《文選》學史上可有一席之地，在刻書史上也十分重要。
不過，陳氏《文選補遺》及《牧萊脞語》雖存，但後世對二書之評價並不高，甚至頗多批評。《四庫全書總目•文選補遺提要》云：
是書前有廬陵趙文序，述仁子之言，謂《文選》存《封禪書》，何如存《天人三策》；存《劇秦美新》，何如存更生《封事》；存《魏公九錫文》，何如存蕃固《諸賢列傳》。《出師表》不當刪去後表，《九歌》不當止存《少司命》《山鬼》，《九章》不當止存《涉江》。漢詔令取武帝不取高文，史論贊取班、範不取司馬遷。淵明詩家冠冕，十不存三。又不當以詩賦先詔令奏疏，使君臣失位，質文先後失宜。其排斥蕭統甚至，蓋與劉履《選詩補注》皆私淑《文章正宗》之說者。然《正宗》主於明理，《文選》原止於論文，言豈一端，要各有當。仁子以彼概此，非通方之論也。且所補司馬談《六家要旨論》，則齊黃老於六經。魯仲連《遺燕將書》，則教人以叛主。高帝《鴻鵠歌》情鐘嬖愛，揚雄《反離騷》事異忠貞，蔡琰《胡笳十八拍》非節烈之言，《越人歌》《李延年歌》直淫褻之語，班固《燕然山銘》實為貢諛權臣，董仲舒《火災對》亦不免附會經義。律以《正宗》之法，皆為自亂其例，亦非能恪守真氏者。至於宋王微《詠賦》訛為宋玉《微詠賦》，則姓名時代並訛。引佛經橫陳之說以注《諷賦》，則龐雜已甚。荊軻《易水歌》與《文選》重出，亦為不檢。觀所著《牧萊脞語》，於古文時文之格律尚未分明。則排斥古人，亦貿貿然徒大言耳。然其說雲補《文選》，不雲竟以廢《文選》。使兩書並行，各明一義，用以濟專尚華藻之偏，亦不可謂之無功。較諸舉一而廢百者，固尚有間焉。[6]
《四庫》館臣對《文選補遺》的評價雖然比較嚴厲，但認為此書尚可「用以濟專尚華藻之偏」，故將其收入《四庫全書》之中。至於陳氏《牧萊脞語》，則因水準較低，故僅列入《四庫全書存目》之中。《牧萊脞語提要》有云：「仁子作《文選拾遺》，襲真德秀《文章正宗》之說，進退古今作者，若有特識。今觀所作，則殊為猥濫。諸序皆推其《南嶽賦》，特以壓卷。鄧光薦比之相如，蕭龍友比之班固……恐馬、班決無是語。又多以表啟駢詞語錄俚字入之古文……不惟自韓歐以來無此文格，即春風夜月四字，尚可謂之有根據乎。殆好為大言者耳。」[7]傅增湘《牧萊脞語跋》起初懷疑這是館臣「故為苛論」，其後「披檢及之，粗觀一過，蕪詞濫語，充盈篇軸，塵容俗狀，縈繞筆端。時或偶騁詞華，自矜新穎，而學步效顰，愈形其陋，纖仄詭瑣，覽之欲噦……惟其識見既卑，文字複劣，全集之中，黃茅白葦，彌望皆然，無可悅目。……始歎《四庫》屏棄不收，良為卓識」[8]。綜合四庫館臣及傅氏之說，可知陳仁子《文選補遺》一書尚有「濟專尚華藻之偏」的文章學價值，而《牧萊脞語》則徒災梨棗而已。
蓋因《文選補遺》在編選文章時「私淑《文章正宗》之說」，所以清人王梓材、馮雲濠編撰《宋元學案補遺》時便將陳仁子列入《西山真氏學案補遺》下，並約取《四庫全書總目》之說而作《漕舉陳古愚先生仁子傳》，傳末王梓材按語雲：「《一統志》載其宋末薦舉，不仕於元，營別墅於東山，博學好古云。」[9]今按，《一統志》即《大清一統志》，此書卷三百五十七載：「陳仁子，茶陵人，宋末膺薦舉，不仕於元，博學好古，輯《文選補遺》四十卷，營別墅於東山，市人因呼為東山陳氏。同時有王顯謨者，亦抗節隱鶩山。」[10]此處謂陳仁子「不仕於元」、「抗節」，《牧萊脞語提要》也說「宋亡不仕」，蓋皆沿襲自前引《楚寶》所說「屬國亡，絕意仕進」一語。但是，事實恐怕並非如此。傅增湘《牧萊脞語跋》有雲：「集中之文字多署紀元年號，於宋則有咸淳、德祐，於元則有至元、元貞、大德。其於至元辛卯誅桑哥也，則撰《誅大奸頌》；於至元庚寅詔免儒人差役也，則上《儒戶免役頌》。是仁子入元代已三十餘年矣，雖未入仕於朝，然已歌頌功德，不在遺逸之列，應改入元代。《提要》題作宋人，殆末及詳考耶！」[11]據傅先生之說，可知陳仁子雖確實「宋亡不仕」，但絕非「抗節」之人。他既然屢上歌功頌德之文，則亦恐非「絕意仕進」之人。又因陳氏入元代已經三十多年，故《四庫全書總目》題作「宋人」確實不妥，而今日學界沿襲館臣誤說者仍夥，實不應該。
儘管公私目錄所著錄的陳氏著作只有四種，但陳氏實際著作可能更多。今《永樂大典》卷四千九百二十三至卷四千九百三十四「玄」字韻中，抄錄有陳仁子《太玄輯注》一書，相關引文之前皆題「陳仁子《輯注》」五字。那麼，此陳仁子是否就是《牧萊脞語》之作者陳仁子呢？畢竟，古人同名者不少，而前引文獻又皆未提及陳仁子編撰過《太玄輯注》。但是，在《牧萊脞語》卷七中有《太玄經序》一文，其中論及《太玄》，與《太玄輯注》中「愚曰」（即陳仁子曰）之觀點如出一轍[12]。又此序同樣見於《永樂大典》卷四千九百二十三，題作「宋陳仁子序」，可見此即《太玄輯注》之序。由此，便可確定《太玄輯注》之作者陳仁子與《牧萊脞語》之作者陳仁子為同一人，故可知陳氏著作尚有《太玄輯注》一種。只不過《輯注》一書不僅前代公私目錄未見著錄，其他文獻亦未見提及，而《永樂大典》又流布未廣，故而《輯注》也就長期不為人所知。及至傅增湘先生作《宋刊胡次和太玄經集注跋》，始因《太玄輯注》與胡次和《太玄集注》並見存於《永樂大典》中，方才提及此書。傅氏只是寥寥一語帶過，其後便罕有提及《太玄輯注》者，遑論利用其書進行學術研究，是以此書雖存而如未存。但是，從學術史角度來看，此書理應引起我們的重視。
我們知道，《太玄》一書自問世之後，由於艱深晦澀，故曾長期湮沒無聞，研習者甚少，班固作《揚雄傳贊》說：「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13]然自漢末宋衷作《太玄解詁》之後，註解《太玄》者便漸漸多起來，至宋代而達到了高峰。朱彝尊《經義考》「擬經」類曾詳細列舉了清代以前注《玄》之作，其中可考知時代者，漢代2種，魏晉南北朝時期6種，唐五代時期5種，宋代39種，金代1種，明代6種。至於清代，注釋《太玄》者也不少，其中較有代表性的如陳本禮《太玄闡秘》、劉斯組《太玄別訓》等。從這些統計數據來看，在《太玄》注釋史上，元代似乎是缺席的。如果說朱彝尊的統計可能有遺漏的話，不妨再看劉韶軍先生《〈太玄〉版本考》中的數據。據劉先生的統計，自漢至清共有121種《太玄》版本，其中亡佚本65種，現存者56種。[14]在這121種《太玄》版本中，元代僅有吳澄（1249-1333）《校正太玄經》一種，而且今已亡佚。相比之下，其餘各個朝代的《太玄》著作雖然也亡佚不少，但仍有代表性著作存世，或單本流傳，或保存於集注本之中，故據之猶可窺見各自時代的《太玄》傳播情況。唯獨元代，雖繼宋代「尊揚」高潮之後，卻沒有一種《太玄》著作存世，這就使得學界在考察元代的《太玄》接受史時文獻無徴。那麼，陳仁子《太玄輯注》能否彌補這一缺憾呢？我們據前引傅增湘先生之說，可知陳氏在宋亡之後入元至少已達三十年之久，所以實際上應被視為元人。又《牧萊脞語》卷七《太玄經序》末尾落款為「元貞丙申秋陳某書」。「元貞丙申」即元成宗元貞二年（1296），此時距離南宋滅亡已有17年之久，所以《太玄輯注》之成書必在元代無疑。因此，陳仁子《太玄輯注》的重新發現，在某種程度上無疑便具有了彌補學術史空白的價值和意義。
陳氏現存的《文選補遺》及《牧萊脞語》二書頗受後人非議，那麼其《太玄輯注》的品質水準又如何呢？換言之，《太玄輯注》具體的學術價值又如何呢？這是我們接下來需要重點考察的問題。
二、《輯注》的文獻校勘價值
今據《永樂大典》，可知陳仁子曾將范望《太玄解贊》全部輯入《太玄輯注》之中，而今存最早的《太玄解贊》版本為明代嘉靖三年郝梁刻本，最為通行的版本則為嘉靖六年孫沐萬玉堂本。《太玄輯注》的文獻價值，通過與郝刻本、萬玉堂本相比較，便可見一斑。
需要說明的是，《太玄輯注》既然名為「輯注」，則至少應彙集兩家以上的《太玄》注，但《永樂大典》中所錄《輯注》僅有范望一家，這是何緣故呢？筆者推測，這應該是《大典》抄錄時故意刪減所致。《大典》「玄」字韻中同時抄錄了胡次和《太玄集注》，而胡氏《集注》不僅包括了司馬光《太玄集注》的全部內容，同時還增加了邵氏、鄭氏、章氏等多家注，可以說是集諸家注之大成。陳仁子所輯諸家注中，很可能與胡氏所輯相重合，所以《大典》抄錄時便將重合部分予以刪除。同樣的原因，《大典》在抄錄胡氏《集注》時，儘管胡氏《集注》中也包含范望注，但由於陳仁子《輯注》中已有，所以在「胡次和集注」之下便省略了范注。由此，在《大典》所錄《輯注》中僅保留了范望注，《集注》中則保留了除范望注之外的諸家注。儘管《大典》本《輯注》並非原本，其中錯訛頗多，但仍能夠利用它來校勘《太玄解贊》。
其一，從內容上來看，《輯注》中部分注文較萬玉堂本更符合《太玄》原文之意。較為明顯的是，有些注文，《輯注》本與萬玉堂本含義正好相反，但與《太玄》原文之意保持一致。比如《徯》首次四測辭「屈角直足，不伎剌也」下，萬玉堂本注：「角而屈屈，故刺害之也。」[15]《輯注》作：「角而反屈，故不刺害也。」[16]按，測辭云「不伎剌」，而萬玉堂本注謂「刺害之」，恰與原文之意相反，而陳本云「故不刺害也」，與原文之意相合。類似的，《樂》首上九贊辭：「極樂之幾，不移日而悲，則哭泣之資 。」萬玉堂本注：「九為極，家性為樂，樂極憂興，故哭泣。 資，憂哀之貌也。《易》曰『齎資涕洟』，此之謂也。窮上反下，災在下旬，故移日而悲哀也。」（《太玄經》卷二，第2689頁）按，《輯注》「故移日而悲哀也」作「故不移日而悲哀也」（《大典》卷四九二七，第8071頁），多一「不」字，與贊辭之意合，而萬玉堂本無此「不」字，意正與贊辭相反。司馬光《太玄集注》引王涯注云：「居樂之極而又當夜，故不待移日而悲至矣，則哭泣嗟咨也。」[17]這也與陳本范注之意相合。再如《唐》首次五贊辭「奔鹿懷鼷，得不訾」，萬玉堂本注云：「鹿以諭賢，鼷以諭不肖。懷，來也。賢不肖不別，賢奔亡，不肖者來，故言『不訾』，不得不訾，毀於賢者也。」（《太玄經》卷四，第2711-2712頁）《輯注》「不得不訾，毀於賢者也」作「不得訾毀於賢也」（《大典》卷四九二九，第8126頁）。按，《輯注》與贊辭「得不訾」之意合，而萬玉堂本注雙重否定表肯定，則其意為「得訾」，恰與贊辭本意相反，故不如《輯注》本之注。當然，也有些注文，萬玉堂本與《太玄》原文之意相合，而《輯注》本則相反。比如《積》首次八「積善辰禍，維先之罪」，萬玉堂本注雲：「金到秋而治於木者，木乃為火高祖父，故致此禍，非己之罪也。」（《太玄經》卷六，第2720頁）《輯注》本最後一句則作「乃己之罪也」（《大典》四九三〇，第8148頁）。其實，贊辭已說「維先之罪」，測辭又說「積善辰禍，非己辜也」，所以萬玉堂本注合乎本意，《輯注》本注則恰好相反。類似的例子並不少，這也說明《輯注》本存在的問題也較多。因此，就注文與原文的貼合程度而言，萬玉堂本和《輯注》本互有得失，若能取長補短，則對解讀《太玄》必有裨益。
此外，有一些注文，《輯注》本文字與《太玄》原文同，而萬玉堂本則不同，故相比之下，《輯注》本亦更優。如《夷》首次五測辭「中夷之利，其道多也」下，萬玉堂本注：「化利天下，故言多也。」（《太玄經》卷二，第2688頁）《輯注》本「言」作「道」，與測辭合，似要優於萬玉堂本。又如《睟》首次八測辭：「睟惡無善，終不可佐也。」萬玉堂本注：「無善之人，何可佐也。」（《太玄經》卷三，第2700頁）《輯注》本「何」作「不」，恰與測辭合，顯然要優於萬玉堂本。亦有文字順序與《太玄》原文相同者，如《大》首次二測辭「大其慮，為思所傷也」，萬玉堂本注作「故為所思傷也」（《太玄經》卷四，第2707頁），《輯注》則作「故為思所傷也」（《大典》卷四九二八，第8114頁），文字順序與測辭同。還有一些注文，《輯注》本能在其他注文中找到呼應，而萬玉堂本注文則沒有，故遜色於《輯注》。如《親》首次六測辭「厚厚君子，得人無疆也」下，萬玉堂本注：「君子過厚，故得人也。」（《太玄經》卷三，第2698頁）《輯注》本「過」作「德」。按，次六贊辭雲「厚厚君子，秉鬥」，注雲：「六亦為水，雖克其本，能以厚德處中居正，猶君子執中直之心，無欲於人也。」（《太玄經》卷三，第2698頁）故知作「德」者與贊辭注合，亦更合乎測辭之意。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異文，《輯注》本與萬玉堂本意義完全不同。比如《密》首次七：「密有口小鰓，大君在，無後。」《輯注》本引范注云「鰓，骨也」（《大典》卷四九二七，第8089頁），而萬玉堂本云「鰓，難也」（《太玄經》卷三，第2697頁）。按，《一切經音義》云：「鰓，魚頰中骨也。《桂苑珠叢》云『魚頰內實也』，從魚悤聲。」[18]故知訓「鰓」為骨，乃是用其本義。但是，「鰓」字亦可與「葸」同，錢大昕云：「葸，《論語》『慎而無禮則葸』，當作『諰』。《荀子》『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漢書》『諰』作『鰓』，蘇林：『讀如慎而無禮則葸之葸。』『諰』正字，『鰓』、『葸』皆別字。」[19]按，錢氏所引蘇林注見《漢書•刑法志》，蘇氏又云：「鰓，懼貌也。」[20]《玉篇》亦云：「葸，畏懼也。」由畏懼引申之，便有「難」意，故知萬玉堂本範注訓「鰓」為「難」，實際是將「鰓」視為「諰」之別字。從上下文來看，兩種訓釋都說得通。訓為「骨」，則是形象的描述爭訟之人的外貌，「鰓」與「口」並列；訓為「難」，則是以爭訟為難，訟由口出。但是，「鰓」釋為「難」需輾轉相訓，而訓為「骨」則比較直接。又司馬光《太玄集注》云：「鰓，蘇來切。」[21]讀「蘇來切」則是照本字讀，若以其通「葸」，則應注為「胥裏切」。因此，在「鰓」字的訓釋上，《輯注》本要優於萬玉堂本。
其二，《輯注》本部分注文較萬玉堂本更為通順，茲舉數例如下：
上表所列注文，萬玉堂本或在邏輯上，或在語法、語義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問題，相比之下，《輯注》本則要通順得多。故就此角度而言，《輯注》本也有優於萬玉堂本得地方。
其三，利用《輯注》本亦可改正萬玉堂本不少訛脫。萬玉堂本中有許多形近而訛的字，如《從》首次四：「鳴從不臧，有女承其血，匡亡。」萬玉堂本注：「四，酉也，為雞，故稱鳴。臧，善也。其位陰廢，故鳴不善也。陰，故稱女，亦稱血。血，憂也。匡，所以盛也。女不親詳 ，承憂自盛，故亡也。」（《太玄經》卷二，第2685頁）按，「女不親詳」之「詳」，《四庫》本《太玄解贊》作「祥」，《輯注》本則作「許」。據《公羊傳•僖公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於防，使鄫子來朝」下，何休注雲：「禮，男不親求，女不親許。」[22]故知作「許」為是。類似的例子很多，再舉數例如下：
（一）《格》首次六：「息金消石，往小來奕。」 萬玉堂本注：「弈，大也。美稱金，惡稱石。金生水，善畏惡除，故小去大來也。」按，《輯注》「畏」作「長」，與郝刻本同。今據文意，當以作「長」者為是。
（二）《毅》首次四贊辭：「君子說器，其言柔且毅。」萬玉堂本注云：「金為口舌，故稱『言』。金性剛疆，今在陽家，陽家之陰，故柔且毅也。剛柔相戴，故稱君子。君子之人，故能申說器用於人也。」按，《輯注》本「稱言」作「稱說」，則針對贊辭「君子說器」之「說」而發，與「故能申說器用於人也」相呼應。萬玉堂本作「言」者，蓋「說」字脫去右邊之「兌」而訛。
（三）《斂》首次二贊辭「墨斂韯韯，寖我匪貞」，萬玉堂本注：「貞，正也。二，火也。韯，少也。匪，不也。為陰中之火，故小斂也。斂積之家，取非其正，故不貞也。」按，「韯，少也」，郝本、《四庫》本同，《輯注》本「少」作「小」。據注文所雲「故小斂也」，恰可證作「小」為是，作「少」者，形近而訛。
（四）《居》首次八贊辭「反其幾，雙其牝」，萬玉堂本注云：「牝，非也。」郝本同，《四庫》本「非」作「牲」，《輯注》本「非」作「雌」。《說文》云：「牝，畜母也。」可見當以《輯注》本為是。
萬玉堂本所存在的脫文情況也不少。如《裝》首上九測辭：「裝於昬，尚可避也。」萬玉堂本注：「昬忘之事也。」（《太玄經》卷三，第2695頁）《輯注》本注：「昬亡之事，尚可避也。」（《大典》卷四九二七，第8085頁）據此，則萬玉堂本脫「尚可避也」四字。再如《去》首上九贊辭注：「此木行也，而金克之。家性為去，故去之也。其求之也，不西則北，北則金子，子求母本，是其義也。」（《太玄經》卷五，第2726頁）萬玉堂本脫「北則金子」一句，恰可據《輯注》本補。又如《窮》首次七贊辭注：「七，火也，亦稱君子，君子之道，正直而已，而以盛火為水所克，世窮見克，若蹛獄也。」（《太玄經》卷六，第2729頁）萬玉堂本脫「君子之道」之「君子」二字，亦可據《輯注》本補。凡此之類，恰體現了《輯注》的文獻校勘價值。
總之，《永樂大典》中所保存的陳仁子《太玄輯注》雖然也存在不少訛誤，但通過將其與萬玉堂本《太玄解贊》進行對比，可知其所保存的範注異文仍舊具有較大的校勘價值，可為整理和研究《太玄解贊》提供幫助。
三、陳氏《玄》學的特色
《太玄輯注》雖然主要是輯他家之注，但陳仁子在各首或篇之前往往通過「愚曰」的方式表達自己的理解，此皆陳仁子論《玄》之語，從中可窺見陳氏《玄》學之一斑。
首先，由於《太玄》本是擬《易》之作，所以陳仁子特別注重《易》《玄》之比較，此一特點可稱為「以《易》論《玄》」。在《太玄輯注序》中，陳氏對《易》《玄》之高下有一個基本的論斷，其云：「雄之說，亦得《易》之一也。《易》不敢以一定詰，而雄欲一定求之，鄰於淺而近，宜也。雖然，《玄》亦一家之書也。」（《大典》卷四九二三，第7978-7979頁）可知陳仁子並不認為《太玄》可以和《周易》並駕齊驅，故而只將《太玄》視為一家之書，而《太玄》所明之道只不過是《易》道之一端。陳氏對《太玄》各首的理解，便是在此前提下進行。《玄》首准《易》卦，故而陳仁子「愚曰」中所經常討論的一個問題，便是《玄》首如何准《易》卦。《礥》首之下，陳氏云：「陽之初生至微而甚難，非若陰生之易也。君子崇陽而抑陰，於陽氣方復則惜其難長，《易》曰『出入無疾』是也。於陰氣方壯則畏其易盛，《易》曰『勿用取女』是也。故《易》於《復》之辭則致嚴於出入無疾，而《玄》於《周》首之後継以《礥》《閑》，其崇養微陽至矣。」（《大典》卷四九二四，第8022頁）此即指出《太玄》和《周易》都旨在崇陽而抑陰，《周易》於《復》卦曰「出入無疾」，《太玄》在《周》首之後設立《礥》《閑》二首，都是崇陽的體現。陳氏以《易》觀《玄》的論述頗多，再舉數例如下：
《少》首云：「《易》以九三一陽方居內卦之上，欲其下濟而光明，故受之以《謙》。《玄》以微陽方居天五之位，欲其溓然而保養，故受之以《少》。」（《大典》卷四九二五，第8026頁）
《戾》首云：「《易》因《離》《兌》之相會，寓戒乎《睽》；《玄》因陰陽之相交，致戒乎《戾》。」（《大典》卷四九二五，第8029頁）
《上》首云：「《易》因《坤》體《巽》下，陰既沈滯而陽騰則為《升》，《玄》因陰家地六陰離乖戾，而陽愈騰則為《上》。」（《大典》卷四九二五，第8031頁）
《（爻守）》首云：「《易》以陽進而淩逼於陰曰《臨》，《玄》以陽進而䟽大於陰曰《（爻守）》，同一大也。」（《大典》卷四九二五，第8036頁）
《童》首云：「《易》以陽阻於險而止，未有所適，則以《蒙》體之。《玄》以陽次於過，而來未有所立，則以《童》體之。」（《大典》卷四九二五，第8043頁）
以上諸例，都是通過對比《易》卦與《玄》首來揭示揚雄擬《易》作《玄》的方法，這一方面固然是以《易》明《玄》，但反過來恰也印證了後來吳汝綸所提出的《太玄》乃《周易》古義藪之說[23]。又以上諸條所論基本局限於單一的《易》卦和《玄》首，而實際上陳仁子也注意到不同《易》卦之間的聯繫，以及不同《玄》首之聯繫，並常將二者勾連起來，從發展變化的角度來探討《玄》首安排之深意。如《增》首下雲：「天下事未有不自微而始，《易》之《益》，從《否》變者也，居五得位，損九四之陽而益陰。《玄》之《增》，從《童》來者也。童蒙無適，以地四之陰而交陽，故九贊之中，若二增方，七高仭，九岟崥，增而益增，蓋別三日刮目相待之謂也，豈真童哉！」（《大典》卷四九二六，第8045頁）《益》卦（ ）《震》下《巽》上，《否》卦（ ）《坤》下《乾》上，《否》變為《益》，可較為直觀的體現在卦爻的變化上，即《否》卦上九變為初九即成《益》。相比之下，《太玄》之由《童》（ ）到《增》（ ）的過程，從《玄》首符號上很難直觀體現。但是，由於陳仁子將《童》《增》之發展過程與《否》《益》之變化過程相提並論，無形之中就使得《玄》首之變化也變得形象起來而更便於理解。
不能忽視的是，《玄》首與《易》卦固然相似之處很多，但也存在差異。對此，陳仁子也常有較為細緻的分辨。比如《銳》首雲：「《玄》之《銳》，象《易》之《漸》也。《漸》之二體，陽皆歸上而又得五位；《銳》之二陽，勢皆侵上而數得天五。初一之蟹不一，初二之『一無不達』，三之『不能處一』，皆一於陽而銳者也。特《漸》之義以序而進，《銳》之義以勇而進，其功力似不同。」（《大典》卷四九二六，第8047-8048頁）《銳》首雖擬《漸》卦，但一為「以序而進」，一為「以勇而進」，所進雖同，所以進則異。又如《進》首下云：「夫《易》以日出地上而曰《晉》，則陽光普照而天下明也。《玄》以陽遇二火而曰《進》，則陽氣騰振而天行健也，故《進》者不息之功，而《晉》兼無私之義，愈不息則愈無私矣。」（《大典》卷四九二六，第8061頁）《進》擬《晉》卦，《彖》曰「晉，進也」，但陳仁子認為《進》首側重於前進不息之貌，而《晉》卦之進還有無私之意。此一說法，恰與陳仁子《太玄輯注序》所秉持的《太玄》「得《易》之一」的基本觀點一致。
《太玄》八十一首，而《周易》僅六十四卦，這就勢必出現兩個《玄》首准一個《易》卦的情況。對此現象，範望沒有作特別的解釋，司馬光則認為：「以兩首准一卦者，猶閏月之正四時也。」[24]此說只是為兩首准一卦現象提供了意義，卻並未說明揚雄在准《易》時，是如何確定那些《易》卦用兩首來擬，哪些又用一首來擬。對此，陳仁子給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之所以有一首准一卦和兩首准一卦的情形，是由《易》卦的含義決定的。有些《易》卦只有一種基本含義或狀態，所以用一個《玄》首來模擬便可；而有些《易》卦本身含有兩重甚至更多層次的含義或階段，所以需要兩個《玄》首來分別模擬不同的卦義。如《傒》首下雲：「夫《玄》象《易》之《需》有二首，而《易》之《需》亦有二義，有自須者，有人須者，故須五爻，若須沙、需郊、需酒食，皆自須也。獨上六敬客之辭，則人須也。故《䎡》者，陽交地八之陰，自反而須之，可進而不輕進也。《傒》者，陽交天九之陽，相求而須之，可進而必進者也。九贊之中，曰傒昌，曰傒貞，曰傒後時，其進者我也，而所以進者人也。」（《大典》卷四九二六，第8056頁）《易》之《需》卦有自須、人須二義，所以揚雄便以《䎡》《傒》二首分別擬之。又如《交》首下雲：「《玄》象《泰》有二首，《達》者如木乾霄，勢不可阻，《泰》之初也；《交》者如雲垂水立，勢不可間，《泰》之極也。故《泰》者，《達》之大者也。《達》不足以盡《泰》，而繼以《交》。」（《大典》卷四九二六，第8052頁）《泰》之初與《泰》之極狀態不同，所以揚雄設計了《達》與《交》二首來分別模擬兩種狀態。又《太玄》准《易》之《蠱》卦有二首，即《務》首、《事》首，陳仁子認為此二首分別從「我」與「物」的角度立意，其雲：「《玄經》云『《務》自憙』，傳者曰『自勉強憙為也』，蓋自我而言也。《玄經》云『《事》上作』，傳者曰『萬物各致其力也』，蓋自物而言也。《務》則以我而勉飭其蠱，《事》則舉天下之物而各飭其蠱，此無不事之《事》，再繼於《務》也。」（《大典》卷四九二七，第8076頁）其他如《大》《廓》准《豐》，陳氏認為分別是從「體」與「用」的角度立意，故謂《大》首是「陰生之時見陽之體猶盛」，《廓》首則是「陰生之時見陽之用猶大」。《止》《堅》准《艮》，陳氏認為是分別就陰氣的「靜」與「凝」兩種不同狀態立意，故謂「《止》則陰氣之靜，《堅》則陰氣之凝」。凡此，皆言之在理，相比司馬光籠統之說顯然更進了一步，對於我們認識兩首准一卦現象頗有啟發意義。
其二，在判定《玄》首陰陽屬性時，陳仁子基本信從傳統的範望說，而與宋代學者的主流觀點不同。王涯《說玄》云：「首有陰陽，贊有奇耦。」《玄》首的陰陽屬性由位置決定，而判定《玄》首的位置則有兩種不同的方法。一是看某首在八十一首中的位置，即按八十一首順序來定序數，序數為奇則首性為陽，為偶則首性為陰。宋代學者中，如章詧《太玄經疏》、邵雍《太玄准易圖》、司馬光《太玄集注》、晁說之《易玄星紀譜》、張行成《八十一首准卦氣自五音而起圖》等，都是採用此種判定方法。二是以九首為一「天」，八十一首分為九天，故某首在「天」之中的位置則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中的一種。同樣的，序數為奇則首性為陽，為偶則首性為陰。在筆者所見注《玄》諸家之中，僅有範望採用第二種方法。由於標準不一樣，所以對某首陰陽屬性的判定也會有不同。比如《羨》首在八十一首中序數為十，則為陰家；而在九天之「羨天」中序數為一，則為陽家。從陳仁子的論述中，可以確定他判斷《玄》首家性時，採用的也是第二種方法。陳氏雖沒有明確說某首為陰家或陽家，但常用天數、地數來討論相關《玄》首。《易•系辭》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25]《太玄》八十一首分為「九天」，一「天」僅有九首，故捨地十而不用。按照陽奇陰偶的排列方法，「九天」中各首便依次可稱之為「天一之陽」、「地二之陰」、「天三之陽」、「地四之陰」等。陳仁子在討論各首時，便經常用到此類術語，如《毅》首下雲：「《毅》本天三之陽，則本其自任斷者，遇物而裁者也。」（《大典》卷四九二七，第8082頁）此即謂《毅》首家性為陽，這與範望一致，而司馬光等皆以為陰。又如《眾》首下云：「《裝》為地四之陰也，《眾》為天五之陽也。」（《大典》卷四九二七，第8087頁）這也和范望觀點一致，即以《裝》首家性為陰，《眾》首為陽，而司馬光等恰好相反。范望判定《玄》首家性的方法，宋代學者基本皆棄而不用，陳仁子本是由宋入元之人，照理來說應該熟知宋人觀點，但卻依舊採用範說，這與當時的主流學術圈似乎有些不合拍。
其三，儘管在判定《玄》首家性的方法上，陳仁子似乎與時代脫節，但在論述《玄》首思想時，卻體現出明顯的宋明理學色彩。如《中》首之下解題云：「《大易》六十四卦，以《乾》《坤》為冠，兼氣言也。《大玄》八十一首，以《中》為冠，指理言也。氣包乎理，理禦乎氣，一而已矣。」（《大典》卷四九二四，第8015頁）《周》首解題下云：「周者，天道運周，至是又復而始之機也。天下之理，極者必復，而中者後能復。天之復也得其中，則周乎氣之正；人之復也得其中，則周乎理之善。」（《大典》卷四九二四，第8019頁）從天理的角度論《玄》，宋人多有之，如陳淳在《太玄辨》中就說：「《中》首曰『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其中』，而《養》首又曰『藏心於淵，美厥靈根』，則天理始終迴圈無間之義，似亦察矣。」[26]本來，《太玄》中的「氣」主要指周流運行於天地間的陰陽二氣，揚雄以二氣隨著時間的消長來安排八十一首，與宋儒所講的「理氣」之「氣」側重點不同。而陳仁子、陳淳等在解釋《玄》首時，故意淡化了《太玄》自然哲學的傾向，而以理氣論《玄》，由此闡釋路徑一變而沾染了濃烈的理學色彩。宋儒又常以天理與人欲並論，故而論《玄》時也同樣有此習氣，比如林希逸《鬳齋集》云：「玄者，心也。神者，心之用也。擇乎理欲之間，而此心未定，互有消長，猶兩陣之交戰也。」（《大典》卷四九二四，第8017頁）陳仁子在《減》首下也以理欲對立來論述，其雲：「減者，陰盛而日損乎陽也。天下事當損而損，與不當損而損，皆過也。故損人欲以益天理，損上而益下，皆當損也。反是，則非所當損而損矣。」（《大典》卷四九二九，第8036頁）
此外，我們也注意到，陳仁子在論《玄》時也吸收了一些時人的觀點，比如《度》首解題云：「《恆》有二，有不易之《恆》，有不已之《恆》。故以不易言，則晝之有夜，暑之有寒，窮天地而不容易者也，故《易》之‘恆利貞’以之。自不已言，則晝夜逓遷，寒暑逓運，亙古今而不自已者也，故《易》之‘利有攸徃’以之。」（《大典》卷四九二九，第8129頁）熟悉《易》學史的學者很快會意識到，《恆》有二解之說，其實並非陳仁子首創。《周易會通》引徐氏曰：「聞之師曰，《恆》有二義，有不易之恆，有不已之恆。『利貞』者，不易之恆也。『利有攸往』者，不已之恆也。合而言之乃常道也，倚於一偏，則非道矣。」[27]徐氏即徐幾，字自與，號進齋，曾受學於真德秀，撰有《易輯》《易義》等，其言「聞之師」之師，蓋即真德秀。如此，則《恆》有二解之說可能是真德秀的發明。陳仁子在引用他說時，並未注明出自何人，就此來推測，所謂「愚曰」之文字中，恐怕還保留了不少其他宋元學者的意見。
由上，可歸納陳仁子論《玄》的幾個基本特點，一是以《易》論《玄》，二是在判定《玄》首家性時基本遵奉範望舊說，三是具有較為明顯的宋明理學色彩。就具體觀點而言，其中雖有一些誤說或迂說，但真知灼見也不少，所以無疑也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
注釋：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太玄》文獻整理與研究」（批准號：22CZW015）、全國高校古委會直接資助項目「宋胡次和《太玄集注》復原整理與研究」（批准號：2266）階段性成果。
[1]周聖楷編纂，鄧顯鶴增輯：《楚寶》卷十八，嶽麓書社，2016年，第599頁。
[2]周聖楷編纂，鄧顯鶴增輯：《楚寶》卷十八，嶽麓書社，2016年，第600頁。
[3]《文選補遺》及《牧萊脞語》較為常見，《續文選補遺》則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有一部，題為《新刊續補文選纂注》十二卷，十二冊，宋陳仁子編，明張鳳翼增訂，明萬曆間刻本，見屈萬里《國立中央圖書館善目本書目初稿》，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5年，第260頁。
[4]葉德輝：《書林清話》卷四，中華書局，1957年，第96-97頁。
[5]詳見劉志盛：《茶陵東山書院刻書考》，施金炎主編：《圖書館學研究文集（1949-1989）》，湖南圖書館，1989年，第463-472頁
[6]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八十七，中華書局，1965年，第1703-1704頁。
[7]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七十四，中華書局，1965年，第1543頁。
[8]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773-774頁
[9]見王梓材、馮雲濠編撰：《宋元學案補遺》卷八十一，中華書局，2012年，第4684頁。
[10]穆彰阿等纂修：《大清一統志》卷三百五十七，《續修四庫全書》第620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79頁。
[11]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774頁
[12]此點下文將專門論及，此處暫且從略。
[13]班固：《漢書》卷八十七下，中華書局，1962年，第3585頁。
[14]見劉韶軍：《楊雄與〈太玄〉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8頁。
[15]揚雄撰，範望解贊：《太玄經》，巴蜀書社影印明嘉靖萬玉堂本，收入周斌、黎春林主編：《揚雄著述版本薈萃》第5冊，2018年，第2684頁。下引萬玉堂本，皆據此本，為避冗餘，皆隨文加註。
[16]解縉等輯：《永樂大典》卷四九二六，中華書局，1986年，第8058頁。下引《太玄輯注》文，皆據此本，為避冗餘，皆隨文加註。
[17]司馬光：《太玄集注》卷二，中華書局，1998年，第53頁。
[18]釋慧琳撰：《一切經音義》卷六十三，《續修四庫全書》第197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23頁。
[19]錢大昕：《經典文字考異》，鳳凰出版社，2016年，第294頁。
[20]班固：《漢書》卷二十三，中華書局，1962年，第1088頁。
[21]司馬光：《太玄集注》卷三，中華書局，1998年，第69頁。
[22]阮元校刻：《春秋公羊傳註疏》卷十一，中華書局影印嘉慶本，2009年，第4894頁。
[23]吳說見江紹原：《太玄新解》，原載《華北日報》1936年3月22日「中國古佔術專刊」，後收入《江紹原民俗學論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309頁。
[24]司馬光：《太玄集注》卷一，中華書局，1998年，第4頁。
[25]朱熹：《周易本義》卷三，中華書局，2009年，第233頁。
[26]陳淳：《北溪大全集》卷二十一，《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68冊，臺灣商務印書館，第668頁。
[27]董真卿：《周易會通》卷七，《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6冊，臺灣商務印書館，第348頁。
本文原刊於《中國四庫學》第十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