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印本刪改舉例
影印本刪改舉例
胡文輝
近日因《中國近代各地小報匯刊續編》（朝華出版社2019年版）的挖空和刪改問題，頗引起眾議。其實此問題由來已久，只是過去一般皆「低調處理」，不似如今「明目張膽」而已。我最早注意到的，是馬敘倫筆記《石屋餘瀋》「歡喜佛」一條的刪節，當時曾在《世間已無〈雙峰記〉》（另見公號附錄）一文裡提及。查檢文檔，此文至少寫於2004年以前，當時見聞尚寡，很有點少見多怪，然而亦因此，以後即頗留意同類現象，陸續積累了一些線索。今錄出排比於此，以供讀者參考。需要說明的是，影印本的刪改，實有兩大類型：一種是因原本有闕誤而作補改，可稱為「技術性刪改」；一種是原本內容有違時忌而作補改，可稱為「觀念性刪改」，其中最常見的自然是「政治性刪改」。早期影印文獻，用意重在流通而非校勘（參蘭園居士《淺議古籍影印理念的變遷》），故技術性刪改我覺得是可以諒解的，而觀念性刪改則是應該盡可能避免。相對來說，技術性刪改一般無損於文本，而觀念性刪改則反之，往往攔截了文本原有的重要信息——觀念性刪改其實是一種微型的「禁書」，是與「讀書無禁區」的理念正相反的文獻處理方式。以下所舉的例子，亦只限於觀念性刪改。
張元濟刊行《四部叢刊》，多據日本所藏漢籍，其《初編》所收《劉夢得文集》，卷末保存了藤田綠子所錄的董康識語及內藤湖南跋文，但《三編》所收《尚書正義》則刪去了卷末的內藤湖南跋文，所收的《禮記正義》亦止說明是「日本影印卷子本」，也未說明其原書來自岩崎氏所藏鈔本《禮記疏》殘卷及「東方文化叢書」所刊宋版《禮記正義》。此據蘇枕書《近代中日兩國漢籍複製交流史[1928－1937]》（《歲華一枝：京都讀書散記》，中華書局2019年版）。蘇枕書認為，張元濟前後處理不一，可能跟三十年代中日關係逐漸惡化這一政治背景有關，其說可從。
鄭振鐸主持編印的《古本戲曲叢刊初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54年版），除了技術性的問題，也存在有意的刪削：如明刻本《古本荊釵記》原有金兆蕃題跋，《楊東來先生批評西遊記》系依據日本東京斯文會印本，卷末原有鹽谷溫的漢文跋語，皆被刪去；又如董康和周越然的印章，也皆被抹去。這應跟董、週二氏的「落水」經歷有關。此據梁健康《〈古本戲曲叢刊初集〉底本敘錄》（電子版）。
《皇明條法事類纂》一書，原來由日軍軍官竹中安太郎在庚子事變時得於中國，日本原刊本正文首頁標明「東京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日軍土井大佐竹中安太郎寄贈」，而台灣影印版則刪去此頁（[台]文海出版社民國63年版）。此據尹敏志《早稻田原風景：五十嵐書店》（《東京蠹餘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
明代高岐撰有《福建市舶提舉司志》，我最初是在《琉球文獻史料彙編》（海洋出版社2014年版）裡見到的，係據民國版影印；後來在孔夫子舊書網見到民國版書影，始知書末本有署名「燕人」的一大段識語，為《琉球文獻史料彙編》所刪去。此書刊行於民國28年，但似未注明刊行地點，我懷疑是刊於淪陷區。從這段識語來看，刊行者也是專門家，其真實身份待考。
甲戌本《石頭記》原為胡適所藏，其影印本最先在台灣刊行，次年大陸即有翻印，書名作《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書前有說明：「其原鈔本於解放前為胡適所竊據……因此書為我國學術界研究所需，我所特加以複製，去盡胡適塗抹痕跡，個別缺字，間加移補。」（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2年版）。此據鄭重《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現藏何外》（夏荷編《鄭重文選》，夏荷文學社2024年印）。
按：我手頭有後來的影印本《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石頭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這個版本已完全恢復了胡適藏本的原貎，甚至連書前胡氏《影印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的緣起》一文所署的「民國五十年，二月十二日，在南港」，也一仍其舊。另據鄭先生《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現藏何外》一文，甲戌本《石頭記》原本已由胡適後人轉讓給上海博物館，原書估價100萬美元，協商後以83萬美元成交。
《翁同龢日記》的刪改問題，早為學界矚目，尤其是關於戊戌政變前後的記錄。其中既有翁氏生前自己的刪改，也有翁氏後人在刊行影印版時的刪改。此據孔祥吉《〈翁文恭公日記〉稿本與刊本之比較—兼論翁同龢對日記的刪改》（《清人日記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姜鳴《字裡行間的細節》、《朝開鐵路，夕死可矣》（《秋風寶劍孤臣淚：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續編》，三聯書店2015年版）。
簡又文三十年代主編的《逸經》雜誌，台灣影印時刪去紅軍、共產黨之類內容；朱樸四十年代主編的《古今》雜誌，大陸影印時則刪去漢奸之類內容。此據謝其章告知，又可見其《簡又文和〈逸經〉雜誌》（《掌故》第八集，中華書局2021年版）。
《花隨人聖盦摭憶》係瞿兌之刊於四十年代，後來香港、大陸先後有影印本，後者有挖改（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版、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年版）。此據宋希於告知。
鄧廣銘《稼軒詞編年箋注》初版於民國，後增訂再版（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2年新一版），手頭有個台灣版即據後者影印，但將書前《略論辛稼軒及其詞》、《增訂再版題記》、《題記》、《例言》各篇的公元紀年都改為民國紀年—不過，附錄的《書諸家跋四卷本稼軒詞後》一文的「一九四○年七月寫於昆明靛花巷三號 一九五八年六月改寫於北京大學」則未改。
馬敘倫《石屋餘瀋》、《石屋續瀋》，通行本據民國時建文書店版影印（上海書店1984年版），但實有刪改；後來我買到民國叢書本（第三編第87，上海書店版），才是真正的影印版。兩相對照，我注意到通行本有以下差別：《余瀋》的「程硯秋」、「歡喜佛」、「清季雜誌」幾篇皆有刪削或補改，《續瀋》完全刪去「房中術」、「車夫之言」兩條。按：此事近年楊焄的《房中術與歡喜佛》一文亦已揭示（見《尋幽殊未歇：從古典詩文到現代學人》，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另，據黃裳回憶，馬敘倫的原稿名《香影樓日札》，《石屋》兩種系黃先生據其原稿抄出，並連續於他所編的副刊，建文書店版即據報紙版刊行，但抄出者尚不及原《日札》的五分之一（《憶馬敘倫》，《負暄錄》，收入《黃裳文集•珠還卷》，上海書店1998年版）。
《余嘉錫論學雜著》初版有周祖謨前言（中華書局1963年版），我手頭有個台灣影印本，生硬地挖去了前言開頭的「本書為已故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專門委員會」半行，以及周祖謨的署名和年月（[台]河洛圖書出版社民國65年影印版）。
《王鍾翰手寫甲丁日記》原來有個自印本，甚為難得，我所有的是昔年王老貴忱先生所贈；此書後來正式刊行（學苑出版社2020年版），但刪去了1957年全年日記—自印本有475頁，而正式版只有322頁。此據宋希於告知。
最後補說一點。影印本的成立，自然是基於近代的影印技術，故以上所舉，皆屬民國以來的事例。但廣義來說，這種「影印本刪改」現象又可說是古已有之的。古人印書用刻版，重印的時候，刻版可作修補或刪改。如《漁洋山人精華錄箋注》卷二《蓉江寄牧翁先生》一首，早出的印本原有小注三行，晚出的印本刪去一行，更晚出的印本則更完全刪去小注（據郭立暄《中國古籍原刻翻刻與初印後印研究》通論編第五章，中西書局2015年版）。這種修改書版的現象，其性質實與「影印本刪改」無異。
附記：
影印本尚且多有刪改問題，不難想象，將舊文獻重排出版，刪改的現象就必定更普遍，也更難以察覺了。在此，我想舉出一個比較特殊的現象：舊式著作多有師友題詞之例，這類著作後來排印出版時，出於所謂「現代」學術的標準和規範，往往刪去了原有的題詞。試舉幾例：
關於揚雄《法言》，自來最用力的整理者要數近代的汪榮寶，先有《法言疏證》之作（金薤琳琅齋刊），後更增補為《法言義疏》，而以陳仲夫的點校本最為通行（中華書局1987年版）。我偶然不知從那裡留意到，《疏證》刊本原有章鈺題詩一首，為通行本《義疏》不載。
《骨董瑣記》一書，書甚常見，版本不少，我後來買到民國叢書本（第五編第84，上海書店版），始知原版《瑣記》（1924年）書前本有袁勵准、葉恭綽、楊庶堪、葉瀚的序，又有鄧之誠自己的題詩三首，卷一前還有鄧氏的一大段識語；《續記》（1933年）書前又有張爾田題詞一篇。
戴裔煊的《乾蘭——西南中國原始住宅的研究》，比較易見的版本是《戴裔煊文集》（蔡鴻生編，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後來我買到一個原書的復印版（嶺南大學西南社會經濟研究所民國37年版），才知原版的副標題並非「西南中國」，而是「南中國」，此外扉頁處更錄出了一首與乾蘭建築有關的唐詩。
以上這些題詞，實構成原著的一部分，直接刪去，不但是不尊重原著，也影響了我們對作者的著述意圖和學術交際的認識。就算從「現代」學術體例考慮，題詞本也可以作為附錄來處理的。
本文原刊歷史的擦邊球公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