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學的外圍「三觀」與「新」靈魂

文獻學的外圍「三觀」與「新」靈魂

葉曄

尊敬的劉玉才教授，各位文獻學界的師友，大家下午好：

非常榮幸被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聘為兼任研究員。對我來說，這是不算長的學術人生中很值得記錄的一個時刻。為什麼這麼說，因為我在碩士生階段，協助浙江大學周明初教授完成了《全明詞補編》，博士則畢業於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對一位古代文學專業的年輕人來說，形塑我學術品格與風格的最重要的兩個學習階段，都與文獻學有著密切的關係。雖然後來的學術發展軌跡，慢慢地在向傳統的文學史議題靠攏，以致於更晚一輩的年輕人，對我的第一印象可能是擅長宏觀思考，擅長對問題的捕捉與對概念的提煉，但我想，所有的一切基於水到渠成，而要想通渠，必須得有大量的活水儲備。對一位古代文學的研究者來說，未必要求如文獻學專業的師生那樣，非常精細地考鏡源流、校勘異文，但我也有作為一名旁觀者的「文獻三觀」，即大量的原始文獻閱讀，立體的文獻形態感知，動態的文獻流變思維，並要求我的研究生在這方面必須「三觀要正」。畢竟文獻學作為一門基本功，對任何一個有關古代文史研究的學科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

今天在這裡暢談「古文獻研究中心的未來」，對我來說實在是誠惶誠恐。我想作為一名兼任研究員，我首先應該做好的工作，是多推出與文獻研究有關的學術成果。然後以一位80後學人對文獻學的外圍感觸，說一些自己的看法。

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是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也是全國高校中唯一的古文獻學科重點研究基地。在某種程度上，「古文獻研究的未來」，就是「古文獻研究中心的未來」。那麼，古文獻研究的未來是什麼？從80後學人的眼中看出去，我首先看到的當然是同齡人，即充滿了學術生命力和創造力的、行業分布相當寬廣的青年學人群體；然後是伴隨並滋養著我們這一輩學人成長，充滿了革命力量又難料其「路在何方」的數字人文技術；最後則是在學科評估的指揮棒引導下，在高校「非升即走」的新體制考核中，青年學者如何面對越來越追求體量、而在質量上沒有及時跟上腳步的古籍整理事業。

對古文獻研究中心來說，發揮這一平台的北大優勢，團結各行業的青年優秀人才，尤為重要。更具體地說，應多舉辦各類圍繞文獻學為中心的多學科、多行業的學術交流活動，引領時代之先聲。我翻了南江濤主編的《嚶其鳴矣：青年學者說文獻學》，在座的董岑仕老師也做了很多工作。這本書有意識地將青年學者分為青年教師、青年館員、青年編輯三類群體，行業各不同，又都術業有專攻。我有時候會想，古代文學專業的青年學者，其行業分布似乎沒有這麼寬闊；或者說，古代文學專業的博士，一旦進入了出版社、圖書館等機構，也就被改造成了一名文獻學者。書中接受採訪的數十位學人，可以代表現在的文獻學青年群體，固然多數以文獻研究為主業，但也有不少從事經學研究、史學研究、文學研究等的學人。從一個側面，很好地反映了文獻學的學科特質，那就是作為所有學術研究的共同基石，可以將各學科、各行業的學者有效地團結起來。

我舉一例自己的切身感受。我和上海圖書館的郭立暄老師，是復旦古籍所的同屆博士，他的學問很大，我作為一個門外漢，其實是沒有能力去評論的，但我不妨談一談自己對他學問的理解所經歷的三個不同階段，這多少反映了更普遍意義上的像我這樣的非文獻專業的青年人，對文獻學專業的前沿動態及理論建設的一些觀感。我讀書的時候，剛聽說他的選題時，其實對其學術價值的認識是比較模糊的，知道這是絕學，也明白較之同時代主流的文獻學做法，這是非常精深與獨創的一種研究路徑，但並沒有意識到他可能會對其他學科產生重要的影響。畢業後過了若干年，《中國古籍原刻翻刻與初印後印研究》出版，又接觸了李開升《明嘉靖刻本研究》等一些成果，逐漸認識到這種重視實物印本的思維方式，有可能借助書籍史、閱讀史等路徑，在一定程度上改變文學史、知識史的思考方式。但心裡還是覺得，我學習到的只能是一種理念，而不具備對文獻實物的可操作性，因為圖書館古籍部老師「近水樓台先得月」的職業身份與工作環境，我們作為高校學者是無法複製的。但最近三五年，隨著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及海內外各大藏書機構的漢籍在線共享，配合使用由清華大學資助、安徽大學唐宸教授設計研發的「全球漢籍影像開放集成系統」，我深刻地感受到，即使在操作、研究方法的全流程上，我與古籍部老師們的距離也在越來越近。高清影像固然仍有一些無法替代實物書籍的缺憾，但總的來說，只要「文獻三觀」夠正，已經有足夠的渠道讓我們像文獻學者一樣，從一本書籍或一則史料的起點做起。如果人生可以重來，如果有更密集的交流機會，我也許能更早就領會其中的奧義，更及時地跟進古籍數字化的前沿動態，那我現在的學問也許可以更好一些。

文獻學學科發展至2020年代，數字人文已是一個必須直面的話題。在北京大學的文科各院系，包括信息管理系的王軍教授，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的史睿教授，古文獻研究中心的李林芳、高樹偉等年輕人，都是在該領域極具號召力的學者。如何集聚力量進行立足於中國古典文獻的數字人文建設，我想在座的不少專家比我更有發言權。在去年出版的《中國古典學》的第四卷中，我發表了一篇名為《明集整理的一種前景：「細讀」「遠讀」轉換及其潛能》的論文，在這方面，我與明代文學文獻領域有志於數字化建設的中青年學者如徐永明、侯榮川、湯志波等先生一直保持著交流，大家也都明白，明清文獻的浩瀚規模，光靠一家力量是不足以建造起摩天大廈的。但作為一位在技術上已跟不上年輕人腳步的「傳統」學者，我更關注的是數字人文的建設與研究，到底是以前台還是後台的姿態出現在古代文史的討論之中？到底能給傳統的文學史研究和古籍校箋注釋之法提供哪些新的幫助？「遠讀」到底能不能進一步深化「細讀」，還是在對海量明清文獻的「遠讀」關聯中，向文本或史料內部的「細讀」已不再重要，總希望有人能給出一個讓大家都滿意的答案或路徑。數字人才的培養和古典數據庫的建設固然很重要，但這是很多高校都可以去做的事，像林芳、樹偉這樣優秀的青年學者，應該在與傳統方法論的積極對話中承擔起更大的使命來。往大里說，這不僅是個別有志於數字人文的文獻學人的使命，更是所有在新時代中成長起來的90後文獻學人都應該去思考的一個問題，你可以不會技術，但你不可以拒絕思考。

從接受教育部考核的角度來說，古籍整理是比較立竿見影地反映學術成績的一種成果樣式，特別是影印類圖書，孤本秘籍，部頭又大，較容易得到國家出版基金的青睞。但從對文獻學年輕人的培養來說，我們是否應鼓勵年輕人拿出一部體量適中、但可能成為某一文獻領域之代表作的古籍整理圖書，並將之納入文獻學專業的聘任考核範圍？我不知道這樣的建議，是充分發揮了文獻學博士的特長，還是增加了青年學人的負擔，這主要取決於發表一篇頂刊論文，與出版一部高質量的古籍整理圖書，到底哪一種做法佔用他們的學術時間更多？我自己一直以至今未深度整理過一部經典作家的別集為遺憾，個人以為，這種遺憾如果放在文獻學界，是會被進一步放大的。我有時候給研究生列宋代文學、明代文學、詞學的原典推薦書目，看著上面某部宋人或明人文集整理本的點校者姓名，會感慨某些研究專著還是速朽的，很多老先生最終以這種形式與古人同在。上個月在張鴻鳴博士的答辯會上，答辯委員會一致認為，出一部《文苑英華》的高質量點校本，才是真正潛下心來的名山事業，我也深以為然。既然復旦大學的唐雯、仇鹿鳴、夏婧、李猛等老師，可以在協助陳尚君先生的《舊五代史》《新五代史》《舊唐書》《資治通鑒》的修訂事業中，成長為獨當一面的優秀人才，做到整理、文章兩不誤，那麼，北大的年輕人當然也可以。我們不能因為預聘-長聘制而自亂手腳，北大文獻學的使命是培養一流的、全面的人才，而不只是合格的、特長的人才。

以上是我一些不成規矩的想法，諸位師友姑妄聽之。在我的心目中，古文獻研究中心的未來，一直代表著古文獻研究的未來。最後，我再提一個很具體的建議，那就是中心學術集刊的數字化工作有待完善。《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一直沒進入中國知網，只有2013-2021年的論文見於萬方期刊數據庫，但沒有更早的第1-12輯，至今又有2-3年沒有更新了，這對古文獻中心師生的最新研究成果的推廣來說，多少有些吃虧。在這方面，應該借鑒《中國古典學》的成功經驗，我拿到第四卷的樣書不到一個月，所有的文章都可以在知網上下載了。現在的學術論文全靠網絡傳播，缺少論文庫可供下載，沒有微信公眾號的推送，一篇文章的生命力最起碼打一半的折扣。我曾有一篇文章發表在一本新創的學術集刊上，由於沒有進入知網，互聯網上可以檢索到的信息較少，後來有幸被某公眾號推送，當時我也只覺得可以讓更多的讀者知道。但不久就有海外學者聯繫我，希望將這篇文章翻譯成外文，我才真切地感受到網絡傳播的力量。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我想古籍也好，文獻也罷，其作為「物」，雖注定根源於舊的體貌，但作為「學」，卻應該擁有一顆同樣可以影響未來世界的新的靈魂。

以上淺見，貽笑大方。謝謝大家！

本文原刊書之為物公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