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尾圖解

魚尾圖解

黃威、羅雙

摘要

魚尾作為冊頁古書中常見的一種識別符號。學界一般從樣式上將魚尾分為黑魚尾、白魚尾、線魚尾、花魚尾，然而少有人注意到每類魚尾內部存在的細節差異。魚尾是書簽實物符號化的產物，其起源可追溯至簡冊時期已廣泛使用的簽牌；捲軸時期，與之相對應者為捲軸古書書帙題、包首題上方的識別符號。魚尾主要位於版心，也出現在書籍的卷首、卷尾、目錄、插圖、正文等處，主要功用為標示標題、卷數或頁碼等信息，以達到方便裝幀工清理頁碼或讀者閱讀的目的；其後又發展出輔助折葉與裝飾的功能。

關鍵詞：

魚尾，書簽，包首題符號，版心

引言

魚尾是冊頁古籍中常見的，形狀與魚類分叉形尾鰭相似的一種符號。魚尾廣泛地存在於古籍版面中，是雕版古書版式特徵重要的組成部分。然而清葉德輝《書林餘話》卷下則云：

日本松崎鶴雄書來問版本之事，雲書版有雙線、單線、白口、黑口、魚尾、耳子等名，往往見於藏書家書目及諸家題跋文中，不詳其義，亦不知其在版中何處。乞余答覆。余向撰《書林清話》，以為此等處無關要義，故亦略之。[1]

葉氏認為包括魚尾在內的版本術語「無關要義」的觀點影響深遠，乃至今日仍有學者秉持之。我們認為此說值得商榷：一則魚尾是冊頁古書版心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冊頁古籍發展成熟的重要標誌，釐清其起源、發展與功用問題，對書籍史研究意義重大。二則因魚尾有其發展的時代性特徵，對此問題的揭示將為古籍版本鑒定提供直接證據[2]。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學界逐漸意識到了魚尾的功用與價值，魚尾成為版本學、文獻學、書籍史類專著關注的對象，曹之《中國古籍版本學》[3]、李致忠《古書版本鑒定》[4]、杜澤遜《文獻學概要》[5]等專著均有所涉及。然而，限於著述體例與內容等因素，這些論著在論及魚尾時多一筆帶過，缺乏深度與系統性。也有學者撰文專門探討魚尾問題，如何遠景[6]、李娜華[7]探討了魚尾的起源，向輝則對魚尾的功用進行了考察(詳下)。然而，我們認為關於魚尾的形制、起源、演變及功能等問題，仍未得到很好地解答。鑒於此，本文擬以典籍實物為據，系統考察魚尾的類型與樣式特徵，並嘗試揭示其起源、演變、功用問題，祈請方家指正。

一、魚尾的類型與樣式

魚尾類型較為多元化，一般認為可分為黑魚尾、白魚尾、線魚尾、花魚尾幾種：魚尾輪廓用墨填實的叫黑魚尾；魚尾只有外部輪廓，內部完全不著墨者為白魚尾；由若干線條所組成的魚尾為線魚尾；魚尾分叉處為曲線或內部有圖案者為花魚尾[8]。實際上，若做更為細緻的考察便可發現，即便是同一類型的魚尾，在樣式上也存在諸多差異，遠比上述情況複雜。我們通過對古籍實物魚尾的考察，製作表1以呈現這種差異於下：

表1：四種類型魚尾示例[9]

（一）黑魚尾

在黑魚尾中，樣式最為簡單者作「︻」形狀，魚尾的下邊緣分叉處可以是直折線，也可以是弧形折線，前者如表1-1國圖藏宋本《毛詩訓詁傳》卷一第十一葉版心魚尾[13]，後者如表1-2國圖藏南宋建安黃善夫本《史記》卷四第十一葉版心魚尾。同樣是黑魚尾，有的則在魚尾上多出一條細黑線，如表1-3國圖藏元大德八年（1304）丁思敬刻本《元豐類稿》卷三第十三葉；表1-4國圖藏明嘉靖九年（1522）內府刻本《大明集禮》卷一第五十五葉，屬於此類。而有的黑魚尾，則是在魚尾下方分叉處多出一條細折線，如表1-5國圖藏宋紹興（1131-162）刻本《戰國策》卷一第一葉；表1-6國圖藏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胡宗憲刻本《詩說解頤總論正釋》卷六第五葉。有的魚尾上、下都有細黑線，如表1-7國圖藏元刻本《伊川程先生周易經傳》卷一第十五葉；表1-8國圖藏明正德六年（1511）司禮監刻本《大明會典》卷一第九葉。這種形制魚尾下方的細折線有直線和弧線兩種，究竟為哪種樣式，多與魚尾下邊緣的樣式保持一致。

據實物資料看，黑魚尾在冊頁古書中是出現得較早且使用最為廣泛的一種魚尾。究其原因，當與我國古代採用陽文雕版生產書籍方式有直接關係，黑魚尾只需要將魚尾的線條雕刻出來，不用挖去多餘的木料，工序簡單、省時省力當為這種魚尾受到刻工青睞的重要原因。

（二）白魚尾

表1五例白魚尾的具體信息依次為：表1-11國圖藏明嘉靖（1522-1566）刻本《殿閣詞林記》卷五第六葉版心魚尾；表1-12國圖藏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嚴嵩刻本《書法鈎玄》卷一第一葉版心魚尾；表1-13國圖藏清初毛氏汲古閣抄本《絕妙好詞》卷一第一葉版心魚尾；表1-14國圖藏宋紹興（1131-162）刻本《戰國策》卷一第四葉版心魚尾；表1-15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1628-1644）貫華堂刻本《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卷六第七葉版心魚尾。從以上五例中可以看出，白魚尾內部也有樣式上的細節差異，這種差異與黑魚尾的內部樣式差異類似：一為魚尾上方有橫線（表1-12、1-13、1-15）或無橫線（表1-11、1-14）；二為魚尾下邊緣分叉處是直線（表1-13、1-14）或是弧線（表1-11、1-12、1-15）；三為魚尾下方有折線（表1-14、1-15）或是無折線（表1-11、1-12）。

白魚尾在宋代就已經出現，其數量整體上不如黑魚尾多，主要集中在明、清版古籍中。白魚尾是將版心雕刻出魚尾輪廓後，將魚尾內部挖去，陽文凸起處只留下外部線條，工序較為精細也相對耗時，這或許是白魚尾在古書中不及黑魚尾應用範圍廣的一大原因。因為白魚尾會使書口處著墨較少，雕印者若追求書口處的簡潔多會使用白魚尾，正因為如此，白魚尾的書籍往往為單魚尾[14]、白口，表1五例白魚尾所在書均為此類；此外，國圖藏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刻本《鈐山堂集》，國圖藏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甄敬刻本《詩紀》，國圖藏明萬曆（1573-1620）刻本《建文朝野匯編》，國圖藏明崇禎五年（1632）錢士升、陳龍正等刻本《高子遺書》等書總體上版心均有此特徵，反映出明代刻書追求版式簡潔的一種傾向。

（三）線魚尾

所謂線魚尾，學界多籠統地指出是由線條構成的魚尾，這一解釋未能將其與白魚尾做出區分，需進行補訂。從被前人描述為白魚尾的書籍實物看，線魚尾除魚尾分叉由一條或兩條「線條」構成外，其與白魚尾的區別在於：白魚尾是四周的線條構成一個封閉的圖案，而線魚尾分叉處的細線並不與版心左右界行線相接，為相對獨立的線條。線魚尾多出現在明代以後的各種活字本印刷品中，如表1-16國圖藏明萬曆元年（1573）木活字藍印本《越吟》卷一第一葉版心魚尾；表1-17國圖藏明弘治（1488-1505）碧雲館活字印本《鶡冠子》卷下第三葉版心魚尾；表1-18遼寧省圖書館清康熙（1662-1722）內府銅活字印本《律呂正義》上編第四十三葉版心魚尾；表1-19國圖藏明萬曆（1573-1620）活字本《春秋國華》卷一第三葉版心魚尾；表1-20清道光十一年(1831)六安晁氏活字本《學海類編》目錄第五葉版心魚尾，等等。

因此，我們認為線魚尾實際是活字印刷中因模仿白魚尾所造成的特殊樣式。活字本典籍在排版時，因每行夾板的高度往往低於活字，使活字印刷的書籍多沒有類似雕版印刷古籍所具有的界行線，即便有些典籍的夾板會斷斷續續地在書面中呈現出來，活字與夾板之間的厚度也會使版心魚尾與印出的夾板線之間存在間隙，從而使魚尾呈現表1五例線魚尾的樣式。

（四）花魚尾

花魚尾最突出的特徵體現在兩處：一處為魚尾分叉處邊緣線形狀多樣，如表1-21國圖藏明天順五年（1461）內府刻本《大明一統志》卷一第一葉版心魚尾為波浪形；表1-22國圖藏宋開慶元年（1259）刻本《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目錄第二十一葉卷標「卷之十二」上方有一魚尾，邊緣線輪廓類似山形；表1-23國圖藏清道光五年（1825）秀亭抄本《弦索十三套琵琶譜》，該書第一冊第一葉版心距上邊欄四分之一處有單魚尾，形狀呈山形；表1-24國圖藏宋刻本《文選》目錄第一葉版心魚尾為孔洞形等。另一處為在魚尾內部刻划如花瓣、圓孔等圖案，如1-25國圖藏元刻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目錄「卷之二」上方魚尾內部圖案為花瓣形；表1-26國圖藏宋刻本《攻媿先生文集》卷九第一葉魚尾內部有圓孔形符號；表1-27國圖藏元建安宗文書堂鄭天澤刻本《太平惠民合劑局方》卷一第一葉，該葉標題「治諸風」上方有一樣式繁復的花狀魚尾；表1-28南京圖書館藏元刻本《太平惠民合劑局方》卷二第一葉，該葉標題「治傷害」上方亦有一複雜花狀魚尾，等等。

花魚尾在宋代已經出現，在元本中最為常見，樣式也最為繁復。由於花魚尾比較複雜，需要的空間加大，而版心一般比較狹窄，所以花樣繁復的花魚尾一般不見於版心，而多出現在版面的其他位置。

以上四種類型的魚尾，若從開口方向上看，又有順魚尾、逆魚尾和側魚尾的區別。魚尾分叉處朝下的魚尾為順魚尾，表1中除1-9、1-10、1-29、1-30外均為順魚尾。魚尾分叉處開口朝上的魚尾為逆魚尾，如表1-9國圖藏元刻本《伊川程先生周易經傳》卷一第一葉版心下魚尾，表1-10國圖藏元大德（1297-1307）刻明修本《儀禮集說》卷一第六葉下魚尾，開口方向均朝上。此外，我們注意到古書中還存在著開口方向朝左和朝右的魚尾，仿照學界順、逆魚尾的稱謂，可稱為側魚尾，如表1-29、表1-30見國圖藏元本《周易程朱先生傳義》篇首所錄《河圖》標題中，這一對魚尾開口方向相對，中間為「河圖」二字，這類魚尾多用於書籍封面或插圖中，用於修飾或凸顯書名、插圖標題等內容。

二、魚尾的數量與位置

從典籍實物來看，不是所有的冊頁古書都有魚尾。在有魚尾的古籍中，其數量、位置也存在差異。今按「版心魚尾」「版心外魚尾」甄選典型資料製為表2以示其異。

表2：版心內、外魚尾示例 

（一）版心魚尾

從時代上看，自唐五代至清，各時代都有個別書籍版心無魚尾。如表2-1國圖藏宋淳佑（1241-1251）刻本《儀禮要義》便無版心和魚尾；表2-2國圖藏明崇禎（1628-1644）毛氏汲古閣刻本《宋名家詞》卷一第一葉版心無魚尾，僅在距上邊欄四分之一處刻有一條橫線。此外，古籍中還存在一些正文部分有魚尾的冊頁古書，但在序言及凡例版面無魚尾，如國圖藏清康熙五年（1666）刻本《通雅》，其自序首葉及凡例首葉版心均無魚尾。

版心處有一魚尾者如：表2-3國圖藏宋嘉泰四年（1204）刻本《皇朝文鑒》卷十六第三葉，該葉版心有一個黑魚尾，位於距上邊欄四分之一處，魚尾上方象鼻左側刻版面字數，魚尾下刻書名簡稱與卷數「文鑒十六」，版心下距離下欄四分之一處無魚尾，其位置刻有頁碼「三」，版心底端刻有刻工姓名「濮宣」。當古籍版心有一個魚尾時，魚尾有時還會位於距上邊欄的三分之一位置，表2-4國圖藏明萬曆（1573-1620）刻本《孝經列傳》版心魚尾即是，如該書卷七第十三葉版心三分之一處有一黑魚尾，魚尾上方象鼻處刻書名「孝經列傳」，魚尾下方刻卷數信息「卷之七」。

版心處有二魚尾者如：表2-5國圖藏南宋建安黃善夫家塾刻本《史記》卷八十三第八葉，該葉版心有兩個魚尾，分別位於距上、下邊欄四分之一處，上魚尾為順魚尾，下魚尾為逆魚尾，上魚尾下方刻書名簡稱、卷名與卷數，作「史列傳二十三」，下魚尾上方刻頁碼「八」。又，表2-6國圖藏明正德六年（1511）《新增全相湖海新奇剪燈余話大全》卷一第一葉版心亦為二魚尾，與上述例子不同的是，兩個魚尾方向一致同為順魚尾，上魚尾下方刻一花型圖案，下魚尾下方刻頁碼「乙」（筆者按：即「一」）。

版心處有三魚尾者如：表2-7國圖藏元明遞修本《漢書》卷三十第十四葉版心有三個魚尾，第一個魚尾位於距離上欄四分之一處，魚尾上方刻該版面具體字數，魚尾下刻標題「前漢藝文志十」，另外兩個魚尾位於距離下邊欄四分之一處，順逆相對，兩個魚尾中間的空間刻有頁碼「十四」。著名的《永樂大典》為手抄本，但版式模仿刻本書，版心為三魚尾，如表2-8為該書卷九百八十一卷第一葉，第一個為順魚尾，位於整個版心距上邊欄三分之一處，魚尾下方題標題「永樂大典卷九百八十一」；第二個亦為順魚尾，位於整個版心距下邊欄三分之一處；第三個為逆魚尾，位於整個版心距下邊欄四分之一處；因第二、三個魚尾順逆相對且距離較近，二者形成了一個「括號」，內刻頁碼「一」，第二、三魚尾的樣式與後世的括號「【】」極為相似，加之二者中間寫有頁碼，今日中括號形式的編號當直接源於此。

版心處有四魚尾者如：表2-9國圖藏明嘉靖十七年（1538）周藩刻《金丹正理大全》卷五第二葉版心有四個魚尾，它們兩兩相對把版心平均分為四份，第一、二個魚尾之間刻書名簡稱「金丹大要」，第三、四個魚尾內刻目錄葉碼「卷五之二」。又，表2-10國圖藏明成化三年（1467）紫陽書院刻本《瀛奎律髓》卷一第一葉，四個魚尾兩兩相對，第一個魚尾開口朝下，位於距版心上邊欄四分之一處；第二個魚尾位於版心中間，開口朝上，中間刻標題「律髓卷一」；第三個魚尾則緊鄰第二個魚尾，開口朝下，第四個魚尾位於距版心下邊欄四分之一處，開口朝上，二者中間為頁碼「一」。

五魚尾者暫未見。

六魚尾者僅見兩例：一為哈佛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八年（1620）安徽鳳陽刻本《御世仁風》，表2-11為該書卷一第三葉版心，該版心共有六個魚尾，它們兩兩相對將版心平均分為三部分，第一對內刻書名「御世仁風」，第二對內刻「卷之一」，最下一對內刻頁碼「三」，非常特別。二為國圖藏明崇禎十一年（1638）刻本《瑞世良英》，表2-12為該書卷一第一葉版心，該版心亦為兩兩相對的六魚尾，第一對內刻書名「瑞世良英」，第二對內刻「卷之一」，最下一對內刻頁碼「一」。從以上兩部書籍的刊刻時間以及版式、字體特徵看，二者當為同一書坊所刊。

綜上可見，版心魚尾的數量會影響到魚尾的位置和方向：當版心為一個魚尾時，魚尾往往為順魚尾；當版心為雙魚尾時，兩個魚尾或均為順魚尾，或上為順魚尾、下為逆魚尾；當版心為三個魚尾時，通常是第一、二個魚尾為順魚尾，第三個魚尾為逆魚尾，第二、三魚尾構成類似於一個括號的結構；當版心魚尾數量在四個以上時，魚尾數量為偶數且兩兩相對，這樣可將相關信息刻於兩個對魚尾之間，顯得版心較為整齊，這一點當為現存古籍實物版心有四或六魚尾，而沒有發現五魚尾的重要原因。

（二）版心外魚尾

魚尾除出現在版心處外，有時還會出現在書籍版面的其他位置：

其一，卷首標題上方。表2-13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明本《改並五音類聚四聲篇》卷一第一葉，該葉卷首題「改並五音類聚四聲篇卷第二」上方有一黑魚尾。又，表2-14國圖藏明正德六年（1511）楊氏清江書堂刻本《新增全相湖海新奇剪燈新話大全》卷一第一葉，卷首題「新增補相剪燈新話大全卷之一」上方有一花魚尾。

其二，卷尾標題上方。表2-15國圖藏宋刻本《纂圖互注周禮》卷一第二十一葉，該葉為卷一末葉，正文後僅余一行，無法按正常版式空兩行再刻尾題，只能將標題「纂圖互注周禮卷第一」刻於該葉僅存的一行中，為了與正文相區別，在標題首字上方刻有魚尾加以凸顯。類似的情況又見於表2-16國圖藏宋建安三桂堂刻本《童溪王先生易傳》卷五第十二葉，該葉為此書卷五結尾，正文末句恰位於此葉最後一行，如果將標題按照慣例空兩行刊刻，則又需耗費一版，因該葉末行文字較少，刻工便將標題「童溪王先生易傳卷之五」接續在正文末，為了凸顯標題又不至於與正文混淆，因此在標題上方刻有一黑魚尾。

其三，目錄中篇章標題上。魚尾常用在古書的目錄中來標識二級標題或三級標題。如國圖藏宋淳熙（1174-1189）本《史記》目錄，大概是出於區分不同層級標題的緣故，其中標題「帝紀十二卷」（表2-17）「年表十卷」「八書八卷」「世家三十卷」「列傳七十卷」上方均有一黑魚尾，各標題下統攝具體篇名則無。又，上海圖書館藏元刻本《周易本義啓蒙翼傳》全書共四部分，在目錄中「上篇」（表2-18）「中篇」「下篇」「外篇」四部分標題上方分別有一花魚尾。

其四，書籍插圖中。表2-19揚州博物館藏《新刊明本大字孝經》書前插畫標題「孔曾傳誦孝經」被兩個花魚尾橫向括起；表2-20見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八年（1600）萃慶堂余氏刊本《大備對宗》卷首插圖中，插圖標題「蘇武牧羊」被一對魚尾括起。又，武漢大學藏元明間刻本《新編西方子明堂灸經》卷一第一葉插圖標題「正人頭面之圖」被一對花魚尾括起[23]，亦屬此類。

其五，正文篇章題上方。如表2-21中山大學藏明刊本《對類》卷一第一葉正文標題「天文門」佔用兩行的位置，其上有一花魚尾。又，表2-22國圖藏元刻本《新刊分類江湖紀聞》卷六第一葉，為了凸顯篇題「藝術」兩字，在其上方刻有一花魚尾。

其六，古書牌記中。表2-23國圖藏宋王叔邊刻本《後漢書》目錄第十六葉中的牌記，該牌記上下各有一個花魚尾；又，國圖藏明本《大廣益會玉篇》書前牌記中有表刊刻時間的「弘治壬子孟夏之吉」（表2-24）及表示刊刻機構的「詹氏進德書堂重刊」之語，兩句話分別被一對魚尾括起。牌記中的魚尾裝飾意味濃厚，多為形式多樣的花魚尾。

三、魚尾的起源與演變

關於魚尾的起源問題，清趙慎畛《榆巢雜識》曰：「書中開縫每畫名魚尾，象形也，始於唐太宗。」[24]趙氏此語既無任何材料支撐亦無從覈實，考慮到其為清人追記唐代事，蓋與倉頡造字、伏羲演卦、蒙恬造筆類似，為將漸進式形成的事物附會於一人的作法，殆不可信。上引李娜華《中國古書版式與魚尾來源初探》、何遠景《魚尾的起源》二文曾對這一問題有深入考察。李娜華認為魚尾源於古代作為信物憑證的魚符，然而，文章的依據主要是二者形狀相似，並沒有提供魚尾是由魚符演變而來的直接證據，值得商榷；與之相比，何遠景通過簡冊契口與魚尾形狀及功用的比較，認為魚尾源於簡冊契口，頗具啓發意義。然而，何先生跳過捲軸時期，將分別屬於簡冊古書與冊頁古書的兩個對象直接聯繫在一起，並不符合事物發展規律；其「竹木簡上的這種用以固定編繩的小直角三角形(筆者按：指契口)，如果對稱相連，就是一個魚尾」的觀點同樣值得商榷。

首先，從形狀上看，何文所說契口不僅有直角三角形、銳角三角形、鈍角三角形，甚至包括類似於半個括號的圓弧形、方形等形狀[25]。其次，退一步講，即便將直角三角形視為典型契口，用兩個契口去合成一個魚尾也頗為困難。因為單支簡上的契口多刻於簡的右側，在同一編簡冊上契口的開口方向實際是趨於整齊劃一的，這一規則執行比較嚴格，少有例外。然則，欲將兩個契口「對稱相連」構成魚尾，就需要對其進行翻轉後再合併的複雜操作。試想，唐五代之後的人們在刊刻書籍時，借鑒早已不在日常生活中出現的簡冊契口，再經過翻轉、合併，最後創造出魚尾並用於刻書活動，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

中國古籍發展史是一個無間斷的演進過程，其主體階段可以分為簡冊、捲軸、冊頁三個歷史時期，後世書籍中所呈現的物質屬性特徵往往可以追溯至前代。例如：冊頁時期的界欄承襲捲軸時期的烏絲欄，而烏絲欄又源於對竹木簡的摹仿；冊頁古書的封面演變自捲軸古書的包首[26]，包首則源於簡冊古書的贅簡。基於這一思路，我們認為魚尾實際是書簽實物符號化的產物，其源頭可追溯至簡冊時期就已使用的簽牌，捲軸時期與之相對應者為帙簽題或包首題上方的標識符號，至冊頁時期才最終演變為魚尾。

（一）簡冊時期的簽牌

簽牌是懸掛在物品之外記錄名稱、數量等信息，起標識作用的木質標籤，古代稱之為「楬」。西北地區出土的簡牘中保存有大量的木質簽牌實物，表明此物在漢代使用廣泛。今據出土實物制表3以示其形制於下：

表3：漢代簽牌實物示例 

從所標識之物的屬性看，簽牌又可分為實物簽和文書簽兩種，上表中前者有3-1「王門廣新隊」、3-3「六石系承弦一完」、3-4「官駝一頭齒十五」、3-5「第九隧膠二䩠重十三兩」、3-6「王仲薪餉」、3-7「東部深目」；後者有3-8「始建國天鳳二年正月盡十二月郵書驛馬課」、3-9「吏卒被兵簿」、3-10「建始五年四月府所下禮分算書」。從形制上看，簽牌上部為半圓（表3-1、3-3、3-10）、梯形（表3-2、3-9）、圭形（表3-4、3-7、3-8）或直角（表3-5、3-6），並多有用墨塗黑（表3-2、3-7）或畫以網狀紋（表3-3、3-8、3-9、3-10）的現象。從簽牌與標識物系聯方式看，一種為在簽牌頂端稍下位置中部打孔以穿繩（表3-1、3-3、3-7、3-8、3-9、3-10）；另一種為在簽牌頂端稍下位置的左右兩側（表3-2、3-5）或一側（表3-6）刻槽以系繩。

（二）卷軸時期的書簽

漢代以後簽牌仍沿用不廢，如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中有大量簽牌，這些簽牌均為木質，形制上看與表3-2簽牌較為相似[34]。因用途與使用場合不同，三國時期還出現了石質簽牌，如曹操高陵M2號墓出土石牌66塊，其中有圭形石牌10件，六邊形石牌55件（另有一件形狀不明）[35]，圭形石牌與表3-7、3-8形狀一致，六邊形石牌則與表3-9形狀相似。

尤其是作為簽牌一種之書簽，在紙張取代竹木成為主要書寫載體，書籍制度進入捲軸時期以後，書簽仍被廣泛使用並對周邊國家書籍形制產生了影響。今日可見書簽實物如下表：

表4 捲軸古書書簽實物示例 

如表4所示，卷軸時期的書簽均呈多元化發展趨勢，並因材質、樣式或所處位置的不同，出現了多種異稱。

其一，牙簽。牙簽即象牙所制書簽。這種書簽在卷軸時期頗為流行。例如，韓愈《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詩曰：

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簽，新若手未觸。[41]

又，《舊唐書•經籍志》曰：

開元時，甲乙丙丁四部書各為一庫，置知書官八人分掌之。凡四部庫書，兩京各一本，共一十二萬五千九百六十卷，皆以益州麻紙寫。其集賢院御書：經庫皆鈿白牙軸，黃縹帶，紅牙簽；史書庫鈿青牙軸，縹帶，綠牙簽；子庫皆雕紫檀軸，紫帶，碧牙簽；集庫皆綠牙軸，朱帶，白牙簽，以分別之。[42]

牙簽在捲軸時期使用之廣，於以上兩例可見一斑。此類牙簽尚存有實物，可據以窺見其形製。如表4-1為黃浚《衡齋金石識小錄》所錄「漢王公逸象牙書簽」。據張政烺考察，該物當為《王逸集》之書簽，長3.5釐米，寬2釐米，正反兩面各刻字三行，正面作「初元中，王公逸為校/書郎，著《楚辭章句》,/及誄書、雜文二十一篇」；背面作「又作《漢書》一百二十三/篇。子延壽，有俊才，/作《靈光殿賦》」；原物上部當有穿繩之鼻，今因折損而失之；據其介於楷隸之間的字體特徵以及首行誤倒「元初」為「初元」來看，當不是漢代之物而屬於魏晉或北朝時物[43]。又，表4-3為日本正倉院藏佛教經帙所系牙簽，據正倉院網站解說文字，該物為象牙制，上題「小乘經雜第十帙」。觀其外形，此物上端為圓弧形，中部有系繩之孔（即「鼻」）。正倉院藏品多為公元8世紀唐朝之物，此物或傳自中國或受唐捲軸制度影響而制。

其二，往來軸簽。表4-2是日本正倉院所藏文書的書軸，書軸在日本稱為「往來」，這三例往來軸的特殊之處在於，木軸頂部有形狀不一的木片與軸相連，木片上題有標題。此物顯然與用線垂掛的書簽具有相同的功用。三個木片的形狀恰與表3三種形狀的簽牌相對應，承襲痕跡明顯，當為受簽牌制度的影響而出現。然而國內目前並未發現類似形制的書軸，其在我國是否也有使用尚待考察。

其三，帙簽。從字面上看，所謂帙簽就是掛繫於書帙外的題簽。以此角度視之，上文所舉兩例牙簽實物也可視為帙簽。從現存實物看，帙簽由兩種不同材料製作。一為布帛，表4-4、4-10均屬於這種帙簽，這種材質的書簽需縫於書帙上，表4-4尚保留了縫連的原始狀態，帙簽的下端呈圭形，上端為方便縫連為直角；類似的例子尚有法藏敦煌文獻P.5013「大般若經第三十五祑」帙簽題，以及俄藏敦煌文獻Дх03834「大般若經第卌六祑」、Дх05769「大般若經第卅一祑」，以及《俄藏敦煌藝術品》Дх275「大般若經第卌四祑」[44]等。二為硬紙，表4-7、4-8為此類帙簽，這類帙簽是粘貼於書帙上的，從圖像中可見表4-7頂端仍粘連在紙質書帙殘片上；類似的例子尚有，英藏敦煌文獻S.4689、S.5064、S.11325、S.11367、S.11376等。帙簽材質的選擇當與書帙材質有密切關係：如果書帙為紙質，採用硬紙製作的題簽更便於粘連；如果書帙為布帛或竹質，使用布帛或象牙製作題簽，無論是從裝幀等級匹配度還是與書帙系聯牢固性上看，均是更好的選擇。

其四，面簽。即書面題簽。面簽在捲軸古書及冊頁古書中均普遍存在。在捲軸古書中，面簽一般貼於包首左上角、左側邊緣緊貼天桿處[45]。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卷四「唐張懷瓘《二王等書錄》」條云：

梁武帝尤好圖書，搜訪天下，大有所獲。以舊裝堅強，字有損壞，天監中，敕朱異、徐僧權、唐懷允、姚懷珍、沈熾文析而裝之，更加題檢，二王書大凡七十八帙，七百六十七卷，並珊瑚軸織成帶，金題玉躞。[46]

引文中的「題檢」即這種面簽，「金題」本指題簽上用泥金題寫的標題，其後也用於指代題簽。明方以智《通雅•器用》云:

金題，書簽也，海岳《書史》雲:「隋唐藏書，皆金題玉躞。」智按，梁虞和《論書表》有「金題玉躞織成帶」，注：金題，押頭也，猶今書面簽題也。[47]

方以智（1611-1671）生活的時代書籍主要為冊頁裝，他認為隋唐藏書的「金題」就是明代的「書面簽題」。實際上，面簽在捲軸時期已經存在，敦煌文獻中即保存有此類面簽，如表4-5為用瓷青紙做底，以泥金書寫的題簽；表4-6、4-9二題簽雖不以泥金書寫，但用紙考究，字跡工整，製作精美。英藏敦煌文獻S.11077、S.11227、S.10977等均為此類面簽實物。

尤可注意的是，在捲軸古書帙簽題、面簽題中，有相當一部分標題上方有一對雙勾形符號，如表4-5、4-6、4-7、4-9、4-10五例均如此。若將此五例書簽與表3-2、3-4兩個簽牌放在一起對比便不難發現，這種「雙勾符號+標題」的組合形式，與雙側契口型簽牌之「契口+標題」均極為相似：一則「雙勾符號」與簽牌的雙契口形狀近似；二則「雙勾符號」與簽牌契口下方均題寫書籍標題，均有書名提示物的功用。因此，我們認為該雙勾符號為簽牌契口的模仿，是簽牌材質改變後無法在布帛或紙質書簽刻劃契口後，對契口符號化處理的結果。

（三）冊頁時期的魚尾

捲軸古書標題「雙勾型」符號在傳抄過程中，逐漸演化出一種將「雙勾」外側的筆划簡化，從而形成類似漢字「八」形狀的書寫樣式，如S.490，該符號從外觀上看很像漢字「八」，但仔細觀察可以發現，「八」的撇筆實際保留了勾的形狀，只是起筆處被簡化，「八」的右筆在向左下轉折之前為向上勾起的筆勢。S.10889 、S.11126 、P.2239 等都屬於這種情況，至於S.11248號卷軸包首符號 ，S.11499號包首符號更為接近漢字「八」的寫法。如果將此類似符號用於書簽製作，籤條邊緣與「八」形符號組合後就會自然形成魚尾的形狀，如表4-5書簽，簽上標題「大乘密嚴經卷中」上方的符號形為兩個對勾，但其左勾起筆處與右勾收筆處均有所簡化，作 ，從中已可以看出漢字「八」的形態，且這些符號的功能與魚尾一樣主要就是標識書名，在形狀、功用上與典型的白魚尾「 」（國圖藏明萬曆刻本《建文朝野匯編》卷一第十一葉版心）已差異不大，可視為魚尾的雛形。

至於魚尾的流行與演化出多種樣式的原因，蓋與北宋時期卷軸裝與冊頁裝古書長期共存有直接關係。北宋時期魚尾就已開始應用於標示版心標題信息，如國家圖書館藏北宋遞修本《漢書》、北宋遞修本《後漢書》、北宋刊本《范文正公文集》三套典籍版心均有魚尾。北宋初年冊頁裝已廣為流行，但唐、五代時期的捲軸古書在當時應該仍大量留存，宋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二錄時人李長民《廣汴都賦》云：

至若秘書之建，典籍是藏。法西昆之玉府，萃東壁之靈光。凡微言大義之淵源，秘錄幽經之浩博，貫九流，包七略，四部星分，萬卷綺錯，犀軸牙簽，輝耀有爍，金匱石室，載嚴封鑰。[48]

李氏這裡描述的是北宋國家藏書之盛況，從其「萬卷綺錯，犀軸牙簽」之語可知，北宋國家藏書仍有大量捲軸裝藏品，而這些書籍仍廣泛地使用懸掛式書簽也是可以預見的。在捲軸與冊頁長期並存的情況下，冊頁裝作為典籍裝幀的新形式，沿襲捲軸古書簽牌的若干特徵製作出適應新裝幀形式的書簽便是自然之事。因簽牌形制的多樣性，使模仿並不僅限於契口型簽牌一種，從而使魚尾從其產生之初便有多元化的特點。例如，表1-4、1-19、1-21以及表2-9、2-15、2-18等所示魚尾下方均有圓圈符號，當為對穿繩型書簽之「鼻」的模仿。又如，若將表2-21與表3-7、3-8圭形簽牌對比可以發現，表2-21所示圖像與表3-7、3-8圭形簽牌有沿襲關係。實際上，若將表2、表3、表4按「表3—表4—表2」的順序並觀，恰可反映出魚尾起源、演變、定型的歷程。

四、魚尾的功用

通過對版面不同位置魚尾的考察可知，魚尾在冊頁古書中承擔著標識題名、輔助折葉、裝飾版面三種重要功用。然而，這三種功能並非完全對等，標識題名當為魚尾的主要功能，輔助折葉與裝飾版面則為魚尾的次生功能。

（一）標識題名

魚尾出現在版心之初，其功用即為標識書名與頁碼，以方便書籍裝幀時排序。從典籍實物來看，版心處的魚尾多與書名同時出現，除無魚尾的情況外，書名總會以首個魚尾為參照，題寫於其下方或上方。總體而言，版心標題多刻於首個魚尾下方，宋元版古書少有例外。明清以後，標題刻於魚尾之下者亦常見，但此時也出現了一種新的題名方式：將題名刻於魚尾上方象鼻內，魚尾下只刻卷數信息。例如，國圖藏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刻本《汴京遺跡志》該書版心只有一個白魚尾，位於版心上邊欄三分之一處，魚尾上方象鼻中題寫書名簡稱「遺跡志」，魚尾下刻卷數信息。又，國圖藏明弘光元年（1644）文來閣刻本《春秋存俟》，該書總體上為白單魚尾(個別頁碼如「總論」第四葉為黑魚尾)，書名「春秋存俟」刻於魚尾上方象鼻內，魚尾下方刻卷數信息。

與版心魚尾相關聯的書名，既有簡稱也有全稱之例。版心書名為簡稱者如：國圖藏宋刻本《毛詩詁訓傳》卷一第十一葉，該葉版心書名位於魚尾下方，標題省作「毛一」；國圖藏宋刻元修本《說文解字》版心書名簡化為「說」，如該書卷一下第八葉版心魚尾題名作「說一下」；國圖藏元雪窗書院刻本《爾雅》卷上第十五葉版心魚尾下刻標題「爾上」。以上皆為葉德輝所謂「書名只摘一字」者[49]。版心書名為全稱者如，國圖藏明內府刻本《大明一統志》卷一第一葉，該葉魚尾下刻書名全稱及卷名「大明一統志卷一」；又，國圖藏清乾隆刻本《庚子銷夏記》卷四第十一葉，該葉版心魚尾下刻書名全名及卷數「庚子銷夏記卷四」等。

魚尾除位於版心、卷首題、卷尾題、目錄等處外，有時還被應用於正文標題中，其主要功用仍為凸顯與標識其下方文字。這一點在字書、韻書以及類書中體現尤為突出。例如，國圖藏元延佑二年（1315）圓沙書院刻本《大廣益會玉篇》卷一第一葉，該版右半葉第二行部首標題「一部第一」上方緊貼上邊欄處刻有花魚尾用以凸顯標題，該版左半葉第一行標題「上部第二」上方也有樣式相同的魚尾。又，國圖藏宋紹定三年（1230）藏書閣刻本《附釋文互注禮部韻略》卷一第四葉，該葉包含「二冬」「三鐘」兩個韻部標題，其中「二冬」獨立佔一行，極為醒目易識，因此標題上方無任何標識；標題「三鐘」則與正文同行，如不能與正文加以區別很容易混淆，因此其上方刻有一黑魚尾。以上兩例標題清晰地表明瞭魚尾在正文中凸顯標題、區分類別的功用。

魚尾此功能是為方便檢閱服務的。對於印刷工來說，魚尾及其相關聯的書名是其確定書葉排放順序的重要依據。在雕版印刷程序中，當進行到折葉這一流程時，由於單葉紙張繁多，加之雕版印刷所用紙柔薄，在檢取時容易夾帶，裝幀工人需要依照魚尾處所刻的卷數、葉數編號進行分書、理清頁碼。魚尾的這一功用在一類版面中可以得到證明：表2-6為國圖藏《新增全相湖海新奇剪燈余話》卷一首葉版心，該葉卷端有標題「新增全相湖海新奇剪燈余話卷之一」，版心處原本應刊刻書名處以花型符號代之，並無書名，而卷一中其他頁面版心魚尾下的標題則作「新話大全一卷」。又如，國圖藏宋淳熙七年（1180）蘇詡筠州公使庫刻本《詩集傳》卷一第一葉版心第一個魚尾下為花型符號，無書名；卷一末葉（第二十四葉）版心第一個魚尾下為空白，卷一其他版面則作「詩一」。這種現象表明，當一個版面位於一卷的開篇或結尾，魚尾下可以不再刻寫書名或以一個花型符號替代。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該葉版面其他位置已有書名，在版心位置不再刊刻相關信息也可以在排葉時確定該葉順序。在這種情況下，不刻文字最為節省工時；花形符號也較文字刊刻容易且兼有裝飾功能，這當是刻工如此處理的主要原因。此類例子清晰地表明瞭版心魚尾與其下書名在書籍裝幀中的排序與檢索功能。

（二）輔助折葉

魏隱儒[50]、施廷鏞[51]、程千帆[52]、張秀民[53]等學者均認為魚尾有對折書葉參照物的功用；施勇勤進一步指出了魚尾出現的商業動機，即私人書坊出於牟利經營的目的而使用魚尾來提高折葉速度和效率[54]。然而，向輝認為魚尾作為對折線的功能無直接證據，為揣測之詞[55]。我們認為，典籍實物中存在魚尾作為輔助折葉功能的直接證據。

圖 1

魚尾伴隨著冊頁制度的建立而普及，冊頁書籍早期裝幀形式為蝴蝶裝，蝴蝶裝需以版心為中線折疊裝訂，在折葉這一環節中，魚尾承擔了確定折疊基線的功能。魚尾最初不是為折葉而創造，但自其出現在書籍版心位置後，輔助折葉便成為其重要功用。總體來說，版心無魚尾也可以進行折葉工作，但從效率來看，有魚尾者無疑會更勝一籌。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為：古代刻工折疊書葉並不取印刷紙張中心線為標準，而是以雕版版心為中心，而魚尾的分叉處恰位於版心中在線，將書葉以之為準對折並迭加成冊後，每葉的上下、左右邊欄才是對齊的，有魚尾作為參照，無疑會提高折葉效率。

從特殊頁面魚尾的樣式看，魚尾輔助折葉的功能體現得愈發明顯。例如，國圖藏宋淳熙八年（1181）刻本《禹貢論》全書有《歷代大河誤證圖》《漢以後九河舊圖》《今定九江圖》《孔安國三江圖》（圖1）等共計30幅山川地形圖，每葉均無版心，但在中心線位置上、下邊欄附近，往往各有一個比較小的黑魚尾，當是為了保持圖像的完整性同時又照顧裝訂工折葉方便而設。又如，上海圖書館藏元刻本《周易本義啓蒙翼傳》一書，當書中插圖為整版時，該葉無版心，且在版面中心線緊貼上下邊欄處各有一個較小的黑魚尾，如該書中的《伏羲六十四卦方圓圖》《文王十二月卦氣圖》《卦氣直日圖》《太元方州部家八十一首圖》等均有此特徵。可見，在無法雕刻版心的情況下，魚尾獨立承擔著版心折疊書葉的功能，雕版者希望利用其標識版面的中心線，採用兩點確定一線的方式輔助折葉。

（三）裝飾版面

除以上實用功能外，魚尾在發展過程中還衍生出裝飾功能，最為明顯的例子就是花魚尾的出現。如上所述，花魚尾在宋代已經出現，其繁盛期則在元明時期，清代以後較少使用。具體原因則與元明時期經濟發展及商品經濟繁榮有密切關係。元代藩王、書院均有刻書機構，二者經濟實力雄厚，在充足的物質基礎上有實力去求精求美，這是上揭元版古籍花魚尾之例出現的重要原因。明代商品經濟繁榮，書籍作為商品，書商在進行圖書生產時，版式的精美是其增加銷量的重要手段，花魚尾正是這種追求的具體顯現。從刻版上來看，花魚尾雕刻技術複雜，樣式多樣，追求裝飾效果的意圖明顯，具體例子可參表1、表2所錄花魚尾，茲不復舉。

值得一提的是，當單個的魚尾接連組合在一起時構成連魚尾。例如，國圖藏宋王叔邊刻本《後漢書》目錄第十六葉中的牌記(圖2)，從圖片中可見，該牌記由上、下邊框五個花魚尾橫向拼合而成，裝飾效果明顯。又，國圖藏宋眉山萬卷堂刻本《新編近時十便良方》牌記所在葉，該葉除牌記外在七行界行中分兩列刻有十四個藥方，每個藥方首字上方均有一個黑魚尾[56]，樣式獨特，裝飾效果尤為突出。

圖2

結語

本文基於古籍實物，據魚尾、版心圖像史料描述了魚尾的物質特徵，並將之置於簡帛、捲軸、冊頁這一書籍發展歷程中，考察其起源、演變及功用問題。所得主要結論有：

1.魚尾按樣式劃分可分為黑魚尾、白魚尾、花魚尾、線魚尾四種。黑魚尾出現最早、使用最為廣泛；花魚尾在元代最為流行；白魚尾在宋代已經出現，但在明清時期使用最為頻繁；線魚尾則是活字印刷本特有的魚尾樣式，出現在明代中後期。

2.魚尾的起源可追溯到簡冊時期已開始使用的簽牌；捲軸時期，紙質、絲綢材質的書簽上的「雙勾」型標識符號為對木質簽牌契口的模仿；冊頁時期，在各種不同形制書簽的影響下，魚尾最終出現並演化出多種樣式。可以說，魚尾是書簽實物符號化的產物。

3.魚尾有標識題名、輔助折葉、裝飾版面三大功用。其中，標識標題信息以方便裝訂排序或閱讀為主要功能，輔助折葉與裝飾版面則為次生功用。

附記：本文投寄至《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後，匿名評審專家提出了中肯的審閱意見，並幫助修訂了文中表述、參考文獻等方面存在的問題，謹致謝忱！

注釋：

*[基金項目] 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敦煌文獻漢文寫本物質形態研究」（項目批准號：20BZW075）階段性成果。

[1]（清）葉德輝：《書林清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39-240頁。

[2]向輝：《試論古籍版式中的魚尾及其在版本鑒定中的功能》，《版本目錄學研究》第六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581-593頁。

[3]曹之：《中國古籍版本學》，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37-38頁

[4]李致忠：《古書版本鑒定》，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41頁。

[5]杜澤遜：《文獻學概要》，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127頁。

[6]何遠景：《魚尾的起源》，《文獻》1999年第4期，第247-253頁。

[7]李娜華：《中國古書版式與魚尾來源初探》，《圖書館雜誌》2011年第9期，第95-96頁。

[8]關於魚尾的定義諸家之說大同小異，已成為共識，除上揭曹之、李致忠、杜澤遜先生的專著外，可資參考的論著又如：姚伯岳：《版本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85頁；劉兆佑：《認識古籍版刻與藏書家》，台北：台灣書店，1997年，第20頁；黃永年：《古籍版本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64頁。

[9]若無特別說明，本文所涉冊頁古書實物材料，均取自《中華再造善本》初、續編影印古籍，下文不再一一標示此叢書信息。

[10]（清）曹溶輯，（清）陶樾增訂：《學海類編》，上海涵芬樓據清道光十一年(1831)六安晁氏木活字本影印，1920年。該影印本為半葉一攝，此魚尾為據兩個半葉重新拼合而成。

[11]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國家古籍保護中心編：《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第3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年，第45頁。

[12]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國家古籍保護中心編：《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第3冊，第46頁。

[13]因同一部雕版古籍不同版面版心魚尾樣式可能存在差異，本文引述魚尾材料時均具體到頁碼，作「卷某第某葉」。

[14]國家圖書館藏明弘治十年張鼐刻本《精選古今名賢叢話詩林廣記》版心魚尾為白雙魚尾，較為少見。

[15]哈佛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八年(1620)安徽鳳陽刻本《御世仁風》版心，此為據該書圖版拼合而成。圖版見哈佛大學圖書館網站：https://i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54241358$24i。

[16]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一年（1638）刻本《瑞世良英》版心，此圖為據該書圖版拼合而成。圖版見國家圖書館網站：http://read.nlc.cn/OutOpenBook/OpenObjectBook?aid=892&bid=157235.0。

[17]此處兩組圖像在原書中為橫向，為方便排版此處做順時針旋轉90度處理。

[18]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國家古籍保護中心編：《第三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第2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年，第313頁。

[19] 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國家古籍保護中心編：《第三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第2冊，第245頁。

[20]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20•版畫》，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8年，第56頁。

[21]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國家古籍保護中心編：《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第7冊，第103頁。

[22]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國家古籍保護中心編：《第三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第2冊，第296頁。

[23]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國家古籍保護中心編：《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第3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第115頁。

[24]（清）趙慎畛：《榆巢雜識》，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27頁。

[25]關於簡冊契口的形制和位置問題，詳參張顯成：《簡帛文獻學通論》，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121頁；程鵬萬：《簡牘帛書格式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8頁。

[26]所謂包首，是指接續在捲軸裝書籍卷端的一段起保護內文作用的紙張或絲綢。

[27]「Or.8211」為英國圖書館（The British Library）藏斯坦因中國西北考古所獲文物編號，圖像取自「國際敦煌項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網站（http://idp.bl.uk），本表余皆仿此。

[28]魏堅主編：《額濟納漢簡》，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27頁。

[29]候燦，楊代欣編著：《樓蘭漢文紙簡文書集成》，成都：天地出版社，1999年，第140頁。

[30]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敦煌漢簡》上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圖版壹三伍。

[31]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居延新簡》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570頁。

[32]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居延新簡》下冊，第141頁。

[33]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居延新簡》下冊，第164頁。

[34]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著：《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莂》上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33頁。

[3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編著：《曹操高陵》，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166-168頁；圖片見「圖版七九」至「圖版九〇」。

[36]黃浚輯：《衡齋金石識小錄》卷下，北京：尊古齋，1935年，第46頁。

[37]該物為日本正倉院所藏文物，「中倉22」為收藏編號，原圖見：https://shosoin.kunaicho.go.jp/treasures?id=0000011748&index=15。

[38]該物為日本正倉院所藏文物，「中倉61」為收藏編號，原圖見：https://shosoin.kunaicho.go.jp/treasures?id=0000011966&index=1。

[39]表中編號以「S」開頭者為斯坦因所獲敦煌文獻，編號以「P」開頭者為伯希和所獲敦煌文獻，圖像均取自「國際敦煌項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網站（http://idp.bl.uk）。另，下文所涉以「S」或「P」為編號的圖像均與此處同，不再一一出注。

[40]俄羅斯國立艾爾米塔什博物館，上海古籍出版社編：《俄藏敦煌藝術品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96～197頁；圖版編號為210。

[41] 屈守元，常思春主編：《韓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941頁。

[42]（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卷四七，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082頁。

[43]張政烺：《王逸集牙簽考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四本，1948年，第243-248頁。錢存訓先生認同並曾引述此觀點。參錢存訓編著：《書於竹帛》，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第132頁。

[44]俄羅斯國立艾爾米塔什博物館，上海古籍出版社編：《俄藏敦煌藝術品Ⅱ》，第197頁；圖版編號為211。

[45]所謂包首，又稱褾、玉池、引首，是指接續在捲軸裝書籍卷端的一段起保護內文作用的紙張或絲綢；所謂天桿，又稱天軸，是捲軸古書包裹在包首邊緣處的一根細木條（片），有輔助收展捲軸、固定裱帶等功用。

[46]（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4年，第147頁。

[47]（明）方以智：《通雅》，《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57冊，台北：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618頁。

[48]（宋）王明清：《投轄錄•玉照新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3頁。

[49]（清）葉德輝：《書林清話》，第240頁。

[50]魏隱儒：《古籍版本鑒賞》，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第61頁。

[51]施廷鏞：《中國古籍版本概要》，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0頁。

[52]程千帆，徐有富：《校讎廣義•版本編》，濟南：齊魯書社，1991年，第96頁。

[53]張秀民：《中國印刷史》(插圖珍藏增訂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8頁。

[54]施勇勤：《古刻本版心之構成與功用》，《出版與印刷》2001年第3期，66-69頁。

[55]向輝：《試論古籍版式中的魚尾及其在版本鑒定中的功能》，第581-593頁。

[56]林申清編著：《宋元書刻牌記圖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第13、61頁。

本文原刊於《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第二十六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