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燁齋學古筆記（二）下
宏燁齋學古筆記（二）下
Ancient Book Reading Notes in Hongyezhai: Part Two
沈津
摘要
所謂「不動筆墨不讀書」，前賢如顧廷龍、冀淑英先生者皆有隨時筆記之習慣。本文之作亦來自於數十年積累的學術筆記，內容基於多年古籍實踐工作與研究心得，旨在蒐集整理稀見文獻學資料，以供學界同仁參考與利用。此為第二篇。
關鍵詞：讀書筆記，版本，古籍
26. 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中國方志的數量，如果和中國大陸館藏作一比較，那它的數量也可排名於前列。大陸所藏方志最多者為中國國家圖書館，為6060（包括1949年後所補充的新抄本、油印本、膠卷及60年代的影印本等），如刪去1000部，當為5000部。上海圖書館為大陸最為重要的省市館，藏量如刪去1000部應為4400部左右。又南京大學地理研究所為3500-4000部之間，而國會館所藏為4000部，完全可以比美於大陸一些重要省市館的館藏。在美國來說，這個數字也較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的要多，但善本方志則旗鼓相當，可以頡頏。據朱士嘉統計，國會館方志最多的是河北省282部，山東省279部，江蘇、四川省各252部，山西省234部。而我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工作時，所選出的善本則以山東及山西省為最多，各為104部，其次為河南省90部，河北省79部，陝西省74部。至於廣西、雲南、貴州、遼寧及東北、西北等省的善本方志都屈指可數，都不超過5部。
27. 2017年8月，津在美國國會圖書館挑選善本方志過程中，發現有數種清代方志屬較為難得者，如：福建省的《永春縣誌》，清康熙刻本。,此為全帙，國內僅國圖有殘本：《安溪縣誌》，清康熙刻本，國內僅國圖一部。廣東省的《惠來縣誌》，清康熙刻本，國內僅天津、湖北二館有入藏。陝西省的《永壽縣新志》，清康熙刻本，國內僅國圖、台灣各一部。甘肅省的《莊浪縣誌略》，清乾隆刻本，國內僅甘肅、上海辭書、南京大學地理所三部。浙江省的《蕭山縣誌》，清康熙刻本，國內三部。
28.《美國國會圖書館地方誌目錄》中沒有著錄的有：浙江省的《江山縣志》，清康熙刻本，國內有四部。河南省的《武陟縣誌》，清康熙刻本，國內有六部。《方志目錄》中不屬於方志的有：江西省的《潯陽跖醢》，清康熙刻本，此為地理類中之雜誌，非方志。
29.《美國國會圖書館地方誌目錄》中版本項鑒定錯誤：如江蘇省《吳江縣志》，原作「清乾隆十二年石印本」，應為「民國石印本」。廣東省《保昌縣誌》，原作「清乾隆十八年木活字印本」，應為「清乾隆十八年刻本」。河南省《汝陽縣誌》，原作「清康熙二十九年木活字印本」，應為「清康熙二十九年刻本」。陝西省《華陰縣誌》，原作「清康熙五十二年木活字印本」，應為「清康熙五十二年刻本」。四川省《奉節縣誌》，原作「清乾隆十年木活字印本」，應為「清乾隆十年刻本」。《夔州府志》，原作「清乾隆十一年木活字印本」，應為「清乾隆十一年刻本」。
30.《美國國會圖書館地方誌目錄》有些方志鈐印的修正、辨誤，如浙江省的《蕭山縣誌》，「浙東朱起翔四十八後所見善本」，應為「浙東朱遂翔四十以後所見善本」。山東省《齊乘》，「食跖口圖書」，應為「食跖軒圖書」。
31.《美國國會圖書館地方誌目錄》中非方志圖書，但屬地理類的書中不多見者，如《雪莊西湖漁唱》七卷《題詞》一卷，清乾隆刻本，此書中國大陸僅復旦、遼寧、南京館入藏。《廣輿古今鈔》二卷，清乾隆有誠堂刻本，大陸僅上圖、清華大學、安徽師大館三館入藏。《問水漫錄》四卷，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柚堂刻本，蘇州市館、杭州市館、嘉興市館三館入藏。《懷玉山志》八卷，清乾隆四十年（1775）懷玉書院刻本，北大館入藏。《南通州五山全志》二十卷，乾隆十四年（1749）徐嶺刻本，國圖、天津、四川省、清華館入藏。《鼎湖山慶雲寺志》八卷，康熙刻後印本，國圖、清華、上圖、中國人大館入藏。《靈岩志》六卷，康熙三十五年（1696）刻本，上圖入藏。《武夷山志》二十四卷，乾隆刻本，國圖有全帙。《玉泉山寺志》三卷，康熙刻本，中科院館入藏。《蘭亭志》十一卷，乾隆十七年（1752）凝秀堂刻本，上圖入藏。《楚南苗志》六卷，乾隆二十三年（1758）刻本，國圖入藏。
32. 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地方誌收藏，據吳文津先生的統計，為3858種（原本方志3241種，膠卷及複製本617種），在歐美地區排名第二位，僅次於美國國會圖書館。計宋代38種，元代19種，明代579種，清代2483種，民國739種。其中明代所刻善本方志32種，清代646種，在3000餘種方志中所屬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江蘇、浙江省為多。如和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6000餘種（也含膠卷等）比較，種數佔64%。如浙江省的方志總數在600種左右，今浙江省圖書館藏有370餘種，而哈佛燕京則有300餘種。
33.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家譜的收藏。家譜之刊刻是私家行為，和內廷官家、書坊刻書不同，是不牟利的，所以傳世不多，只是自家宗族的分支世系才會得到，除非遇到大的變故或戰爭或政治上的原因，才會散出。目前歐美地區藏家譜最多的應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共有1040部，數量比較大，至於大陸的其他一些省市一級的公共圖書館，如果和它相比的話，真正超過它的也沒有幾家。哥大的這些家譜，置放在書架上，每一部書都有函套，真的是整整齊齊，沒有什麼破損，保管得非常好，全部都按書名的四角號碼排列。哥大這批家譜是在抗日戰爭期間，申請到一筆可觀的購書經費，請一位叫顧子剛的人在北京收集的。他能在珍珠港事變的前後，用四年的時間幫哥大收集到900多部，也是不易之事，後來數字又增至1000部以上。較之上海圖書館的收藏來說，上圖雖然數量很多，有一萬多種，但是其中有相當部分都是殘缺的，想再補全它，則概率很小。那是因為這些家譜的得來，很多是在上海或其他一些地方的造紙廠的化漿池邊搶救出來的。哥大的家譜最突出的一點就是完整。
34. 哈佛燕京圖書館也有一些家譜，約200餘種，在善本書庫裡的40餘種中有一些較為難得的刻本及未刊稿本，如明嘉靖刻本《休寧蓀語二溪程氏宗譜》稿本《梯山汪氏家譜》稿本《漎溪李氏族譜》稿本《周氏家世述》稿本《荻溪章氏支譜》稿本《武林黃氏宗譜》稿本《山陰遺風龐氏宗譜》稿本《連平顏氏宗譜》，清嘉慶寫本《開國佐運功臣弘毅公家譜》，清初抄本《沱川余氏世紀》等。美國國會圖書館也有一些，但不多。
35. 芝大館還收藏了不少清人信札，如梁鼎芬的《節庵先生電稿》，兩冊，二百零一通。梁鼎芬為光緒六年（1880）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辭官後，為張之洞所聘，為肇慶端溪書院院長、廣雅書院首任院長。此本多為梁氏光緒二十九年（1903）電稿與函札，其內容可補吳天任撰《梁節庵先生年譜》之缺失。潘祖蔭的《潘文勤公手札》，兩大冊，538通，是寫給李鴻藻的。潘祖蔭為咸豐二年（1852）一甲第三名探花，歷任侍讀學士、光祿寺卿、左副都御史，做過三部尚書、刑部尚書兵部尚書、軍機大臣，可謂重臣。李鴻藻亦為咸豐二年（1852）進士，歷任五部尚書，被李鴻章視為政敵。這些信札過去為李宗侗（玄伯）先生收藏，李是李鴻藻之孫，早年曾為故宮博物院秘書長，後任北平中法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院長，去台灣地區後台灣大學教授。這批信札是李先生帶到台灣地區後，再賣給了芝加哥大學遠東圖書館。這些信札若影印出版，將有利於學術研究。
36. 我去過芝加哥大學遠東圖書館數次，在它的善本庫和大書庫裡，最引起我注意的是經部圖書，其中有明刻本，再加上其他的普通線裝書，總共有1700部之多，數量上非常可觀，而且在質量也非常之好。「物以稀為貴」，為了驗證這個看法，我憑直覺選了32部書名不常見的書，與《四庫全書總目》核對，居然有一半未見著錄。然後再將沒有著錄的書，和《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作對比，也未見著錄。後來我又把它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做核對，其中有好幾部未收錄。在數量上,與北京圖書館20世紀50年代所出版的《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經部作比較，發現「書類」的收藏比北京圖書館還要多。如果和台北的「國家圖書館」相比的話，差不多。讓人意外，在北美的一個大學東亞圖書館裡居然有那麼豐富的館藏。
37.上海某圖書館藏的《讀詩疏箋鈔》不分卷，清程晉芳撰。卷一第一頁有「歙程晉芳學」字樣，並鈐有「魚門」白文小印。原著錄作「手稿本」。程晉芳，字魚門，安徽歙縣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進士，是重要的《四庫全書》纂修官。1961年時某館定為二級藏品。1981年我在複審此書時，調出原書細看，發現「歙程晉芳學」之「歙程晉芳」四字系挖補後所加。如此，作程晉芳「手稿本」就有疑問了。一般來說，作者都很重視自己的著作，所以在第一頁上書寫自己名字以示慎重，而此本卻在作者名字上去作挖補，那就有問題了。實際上，這部書並非程晉芳的著作，作者應是另一位不知名的人，書之第一頁上原應為「□□□口學」。只是因為書上鈐有「魚門」的印，別有用心者就將「□□□□」剜去，另配相同紙色補寫「歙程晉芳」，由於有程氏「魚門」之印，這樣就可以使人認為這是程晉芳的稿本。對於書估來說，只要能賺錢，他必定會使這種伎倆發揮作用，而購書者稍有不慎，或眼力不濟，那絕對是會上當受騙的。
38.某《收藏》雜誌上，曾介紹過一位「古籍版本學家」，並將此位專家鑒定過的幾部明版善本配圖印了出來。然而仔細一看，所舉的幾部「明版善本」都有問題。第一種是清嘉慶十四年（1809）胡克家影宋刻本。所謂的「宋淳熙本重雕鄱陽胡氏藏版」，是指江南布政使胡克家請太倉胡兆蓀據宋淳熙本《文選》校訂重刻，這就是著名的胡克家本《文選》。胡本流傳甚多，是極普通的版本，《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所著錄的胡克家本《文選》，一定要有名人批校方才收錄。另一種《增補古今醫鑒》，當是清代坊刻本，看上去也到不了清初。所以說,把普通線裝書當作明代版本來鑒定，也可知所謂「版本學家」的鑒定水平名不符實。
39.1949 年前，陳存仁先生在他的回憶錄《銀元時代生活史》中《故都訪古籍》一節裡，專門講到當年北平琉璃廠的坊肆裡，有人擅作摹仿古畫，可以得一模一樣。連皇帝的印和藏家的印，也由專人製作，可以將新的製成舊的，幾能亂真。而「北平有許多人藏著古箋、乾隆箋、道光箋，已不算稀奇，有一家人家會自造麻布箋，這是專門摹仿蘇東坡寫字用的，墨也是宋墨，請專寫蘇體字的人摹寫偽作。買到的人，看到似漆一般的宋墨，必然信以為真，其實也是『西貝貨』。所謂『西貝』,即是與『假』’同音的『賈』字。現在這些摹仿假畫的老先生們，已逐漸凋謝，然而假字假畫也是很貴的。目今還有一位老先生能仿寫乾隆御筆，請他題一首詩，或是鈐一方『乾隆御覽』玉璽章。要價也不便宜」。
40. 我對於藏書印真偽鑒定的看法是；既想知真，必須知假：不能知假，焉能辨真。任何文物，真有真的規律，假有假的規律，偽印往往是畫蛇添足，露出破綻。總之，有一條，就是必須有大量的實踐，實踐再實踐，就會得到真知。也即真的假的都要看，有的假印要多看多比對，因為你一比啊，就大相徑庭，你就會得出一個結論，這方印為什麼是假的，那方印為什麼是真的？就能找出規律來。當然，偽印也有仿刻得逼真的，像明末清初常熟毛晉汲古閣的印章，有一方為「汲古主人」，真印和偽印相比，僅「人」字的末筆稍有區別，如果不多看真印，不多加比對，是極易上當的。一般來說，假印是據真印所翻刻，因此較粗，要肥一些，如勞格的印，真印「格」字細朱文，假的「格」字就肥。勞格的偽印是木刻的，印質不同，這也使印文筆畫的效果發生了變化。
41. 一般的明清刻本、清抄本鈐有偽印並不奇怪，但是有些很重要的版本也有偽印，這很特殊，也要引起注意。即書好跋真，但藏印卻偽。我曾見有一部《兩漢詔令》，封面題「宋板兩漢詔令」，有清姚畹真、方若蘅跋，並劉世珩跋。《兩漢詔令》是沒有宋本傳世的，元代僅有元至正九年（1349）蘇天爵刻本。此本鈐有「停雲」「毛晉秘篋」「汲古閣」印，此外又有張蓉鏡鈐印。按「停雲」為明文徵明印，後二方為毛晉印，三印均偽。潘師景鄭先生告我，偽印乃張蓉鏡所為，當時聽過也就過去了，沒有細問究竟。張蓉鏡為藏書家，道光間人。此本應為元至正九年（1349）蘇天爵刻本，較他館所藏為好，蓋因他館卷二第一頁皆缺。潘師景鄭先生還曾告訴我，明萬曆間姚宗儀纂修的《常熟私志》二十八卷，稿本，存卷一至五，書上鈐有項元汴、毛晉的偽印。又如明初刻本《壽親養老新書》四卷，有黃丕烈跋，但書中的黃氏印卻是偽印。再如哈佛燕京藏舊抄本《廣成集》十二卷，書中有佚名錄清黃丕烈跋，黃跋後鈐有「蕘夫」小印，又有「汲古閣收藏」，皆偽印也。此書另有張氏「曾藏張蓉鏡家」「小琅嬛福地秘籍」等印。三種書上的偽印，皆為張蓉鏡所鈐。究其原因，是由於書估或個別藏家處有前代著名藏書家的各種偽印，卻又生怕別人不知道某書之珍貴，於是在所得的珍本上遍鈐名家偽印。記得十多年前，我在台北的某大學圖書館善本書庫參觀時，看見一個玻璃櫃，裡面有幾種善本書，陪同者告訴我說，這是前幾天展覽後撤下來的。我看到其中一部抄本，藏書印是張蓉鏡的，而且是假的，看來張氏的假印亦不少。
42. 明末毛晉的「汲古閣」「汲古得修綆」「毛晉」等，清黃丕烈的「士禮居」「百宋一廛」「蕘圃」「復翁」等印，也不知為書估們摹刻多少次了。潘師景鄭先生曾告訴我，他親眼所見書商製作的偽印。潘先生是蘇州人，他跟很多書店的老闆都很熟，譬如說早先的蘇州文學山房主人。書商賺錢，天經地義，但賺錢要有道，沒道不行，但不能走歪門邪道。潘先生說，他當時就看到文學山房的主人一拉開抽屜，全是假印，都是有名的，你想要誰的就打誰的，你說要黃丕烈的，想要文徵明的，那書的價格地就上去了。一抽屜的偽印，都是數十方以上，什麼惠定宇、顧廣圻、莫友芝等等應有盡有，想用誰的就順手鈐上。還不光是這一家書店,好多家書店都這麼做。周正舉《印林散葉》（成都時代出版社2008年版）第6頁記載：「解放前北京琉璃廠百年老字號『銳古齋』，由號稱『韓小麻子』的韓博文經營過二十年，至1956年公私合營時，韓交出以前作假畫時所刻的三百多方假印章，其中有米芾、董其昌、劉墉等人的名號印。」
43. 2012年5月14至15日，我在澳門參加了由澳門文獻信息學會及北京大學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主辦的「海外漢籍與中國文化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會後則專門去了一次澳門「中央圖書館」，同去者有韋力兄、駱偉教授、鄧駿捷教授,以及廣西師大出版社董事長何林夏先生、文獻分社社長雷回興女士。由此，我們知道了澳門「中央圖書館」的珍貴古籍，包括民國間著名藏書家劉承幹嘉業堂的16種藏書、清代一批宗教翻譯書籍、早期的中葡字典及教科書、地方史料等。我還記得澳門「中央圖書館」二樓為古籍藏書庫，右面的一面牆上懸掛著何東爵士的巨幅油畫，另三邊的玻璃櫃裡存放著古籍善本，聞名已久的劉氏嘉業堂16種善本書就藏在這裡。從10時至12時，整整兩個小時，我們就在爵士的「監督」下，將16種善本全部經眼一過。
44. 澳門「中央圖書館」藏嘉業堂16種藏書中，有兩種屬佼佼者，那是必須要著重介紹的。一是清翁方綱手稿本《四庫全書提要稿》，共150冊，這是現今存世的參與編纂《四庫全書》以及撰寫《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最大宗重要文獻。翁氏的各種稿本，津所見最多，蓋因撰寫《翁方綱年譜》及編《翁方綱題跋手札集錄》也。30多年前，我在上海圖書館的普通線裝書庫內發現《四庫全書提要》稿本24冊，內裡書法秀麗的行書確為翁氏親筆無疑。後在上圖整理抄家圖書時，見有四庫提要稿十餘紙，均裝裱成冊頁，諦審字跡的為翁氏手書，這也使我在1989年完成了《翁方綱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文（見《書韻悠悠一脈香》）。之前，我輾轉知道澳門何東館藏有翁氏手稿《四庫全書提要》150冊，舊藏於劉氏嘉業堂。承何東館鄧愛貞女士的幫忙，她寄給我數張稿本的複印件。經過比對，我發現何東館所藏與上圖的十餘紙都是一批之物，當然，上圖所藏或也是從嘉業堂中散出。「央館」的翁氏提要稿，我又翻了十餘冊，那是經摺裝，是「央館」於1950年時得於一位葡萄牙人。查劉承幹未刻稿本《求恕齋日記》，在1913年8月12日有「是日張菊生來函，前以翁覃溪學士手纂《四庫全書提要》稿本見示，勸余購買，今已將四千元為余購取矣，計二十四箱，每箱六帙，其書即以今日送來云」。8月18日又記有「至長吉里張菊生處，伊前日送來之翁覃溪學士手纂《四庫全書提要》墨跡，共計二十四箱，每箱六冊，茲已購取，計洋四千元，亦於是日打票，親自交之，談良久乃出」。故可知此稿乃張元濟先生之介紹，方由劉氏購得。後1942年自嘉業堂流出。《四庫全書提要稿》，2000年就由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出版了，但我一直沒有時間去看，大約是研究的對象告一段落後，就不再有興趣去注意了，更何況要做的題目很多，而且來不及做。朋友告訴我,澳門「中央圖書館」《四庫全書提要稿》已人選第三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這是必然的，絕對應該收的。《國家珍貴古籍名錄》裡有一小部分並不「珍貴」，那真的是質量要大打折扣的。附帶寫一句，在澳門開會期間，北大潘建國教授送了一本《海東金石零記》給我，那是韓國2010年12月據翁方綱手稿影印的，印得很精緻。上個月，我在嘉興一個朋友的飯局上，某先生遞過來的一部書，竟是翁方綱的筆記手稿，那是他前幾年在拍賣場上所得，價為人民幣15萬元。
45.《太平御覽》，這是中國古代類書，是北宋前期官修「四大書」之一，是宋太宗命李昉等14人編輯，始於太平興國二年（977），成於太平興國八年（983）。初名《太平總類》，太宗按日閱覽，改題《太平御覽》。全書1000卷，分55部，每部之下又分若干子目，共4558類。以引證廣博見稱。所引用的古書十之七八已失傳，是保存古代佚書最為豐富的類書之一。按澳門「中央圖書館」此書為明抄本，存99冊。全帙應為100冊，1000卷的大部頭書，今缺卷七四一至七五○，亦即失去一冊。此抄本用紙有兩種，一為白紙，一為黃紙，黑格，右書耳均印有「楊氏私記」（是否是「記」字，想不起來了），故應作「明楊氏黑格抄本」。是書明代萬曆元年（1573）倪炳刻本，明萬曆二年（1574）周堂銅活字印本。明代除刻本及活字印本外，僅有明抄本傳世，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明抄本全帙僅有一部，藏北京市文物局，其他11館所藏皆殘，其中國家圖書館藏本缺卷二百七十八、三百九十三至三百九十五、七百二十一至七百三十。明抄本中最好者為明鈕氏世學樓抄本，但僅存43卷。此何東本為明楊氏黑格抄本，時間上似乎應在嘉靖間，較之國內各圖書館藏本來說，似為各本之白眉也。
46. 在澳門「中央圖書館」看書費去時間最多的，竟在一部《罪惟錄》上。此書為清查繼佐撰，民國初年時，繆荃孫、張宗祥都審稿本。張宗祥曾云：「志敘兩篇為伊璜先生手寫，即書中諸稿凡行書者皆手筆也。」前兩年有兩位內地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的版本專家先後去鑒定過，前一位審定為稿本，後一位認為非稿本，乃清初抄本。但此書打開後，竟有不少疑問，當時，我的感覺是，從紙張到字體、墨色，怎麼也看不到「清初」，雖然室內的燈光不似外面的自然光，但那時外面下著毛毛小雨，工作人員說不利善本的保護，所以也就無話可說。韋力、駱偉和我花了不少時間去翻書，查找作為稿本或清初抄本的證據。遺憾的是，卻發現正文前的手寫序文，書法並不流暢，當是他人臨摹所成，並無一氣呵成之感。其二是沒有作者的任何一方鈐印，連收藏印也不見。從版本鑒定的依據來說，凡稿本當有作者的鈐印，可此本竟沒有。三是「弘」字避諱，這說明在避乾隆帝諱了。韋力甚至發現「國」字去一點，這是太平天國時期避諱。查繼佐為明崇禎六年（1633）舉人，卒於清康熙十五年（1676）。所以翻書所得，竟然使在座諸位得出：此書既非稿本，也非清初抄本，而是清乾隆或乾隆以後的抄本，或徑稱「清抄本」可也。
（沈津，復旦大學中華古籍保護研究院特聘教授）
本文原刊古籍保護研究第12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