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刊巾箱本 《萬卷菁華》考論
宋刊巾箱本 《萬卷菁華》考論
李致忠
太學新增合璧聯珠聲律萬卷菁華前集六十卷 （宋）李昭玘輯 後集八十卷（宋）李似之輯 宋刻本。框高10.5釐米，寬7.0釐米。每半葉十五行，行二十至二十一字不等，細黑口，左右雙邊。
李昭玘（？-1126）字成季，號樂靜先生，濟南（今屬山東）人，或作鉅野（今山東菏澤）人。少與晁補之齊名，又從游蘇軾，為東坡所稱道。北宋元豐二年（1079）進士，為徐州教授。又因李清臣舉薦，為秘書省正字，改校書郎，加秘閣校理，通判潞州。召為秘書丞、開封府推官。歷提點永興軍、京西、京東三路刑獄。後坐元符黨籍奪官。徽宗即位，復召為右司員外郎，遷太常少卿。但以「嘗傾搖先烈，每改元豐敕條，倡從寬之邪說」為陳次升論劾，出知滄州。崇寧初，主管鴻慶宮，復入元祐黨籍，從此閑居十五年。靖康元年（1126），復召為起居舍人，詔下已卒。南宋紹興初，追復直徽猷閣。閒放後，寓意於法書名畫，貯於十囊，命曰「燕游十友」，並序云：「與今之人友，或趨附而陷於禍，吾寧與十者友，久益有味也。」（《宋史》卷三四七《本傳》）為文曠蕩磊落，歌詩奇麗愜適，有《靜樂先生集》行世。可知，昭玘辭世時，正當北宋末帝欽宗即位的靖康元年，則其所輯《萬卷菁華》前編，必在是年之前。從入元祐黨籍至謝世，李昭玘有過十五年的閑居，《萬卷菁華》前編六十卷，或即輯稿於其時，亦未可知。
《後集》輯者李似之（生卒年不詳），初名彌遠，後易名彌遜，自號筠翁，又號普現居士，一說仙井監（今屬四川）人，一說吳縣（今屬蘇州）人。北宋大觀三年（1109）進士，官起居郎。以封事鯁切，貶知廬山縣，改奉嵩山祠。宣和末，起知冀州。建炎三年（1129），復官起居郎，累遷至戶部侍郎。秦檜主議和，似之抗疏力爭，檜邀至私第，甜言蜜語說服之。似之曰：「彌遜受國厚恩，何敢見利忘義！顧今日之事，國人皆以為不可，獨有一去可報相公。」（清彭紹升《居士傳》卷三十一）檜黯然。似之再上疏，爭益力。紹興九年（1139）出知端州，改漳州。明年乞罷職居連江西山，築菴以居十餘年。連江，屬福州。可知李似之不僅在閩建做過官，罷職後又隱居福州連江十餘年，可謂半個閩建人。卒後，朝廷思其忠，追贈敷文閣待制。
《萬卷菁華》後編卷前有似之自序，謂「《前編》六十卷，為鉅野李君樂靜先生所著，僅成半璧，未剖全牛，愚故續以《後編》八十卷。星霜幾變，會萃彌勤，此中必有苦心。敢向邯鄲而學步，當世詎無同志冀隨碔砆以俱珍雲爾。建炎二年連江後學李似之書。」因知《萬卷菁華》後編八十卷，脫稿當不晚於南宋之初的建炎二年。李似之邯鄲學步，續輯《萬卷菁華》，旨在剖全牛，成全璧。未料，此旨卻為書鋪子鐫印此書在書名上穿靴戴帽以求廣告效應留下了空間。「太學新增合璧聯珠」，便是書鋪子加上去的桂冠。「太學」，乃中國古代的最高學府，連最高學府都要增添或編輯這樣「合璧聯珠」之書，其他府學、郡庠、書院、家塾，乃至舉子書生，還不趕快搶購，豈非廣告者何！
宋人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及其《附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等，均未著錄此書。明代官修《文淵閣書目》卷三「類書類」著錄「《萬卷菁華》一部五冊」，未知是否為全書。明代朱睦（木挈）《萬卷堂書目》卷四著錄「《增修聲律萬卷菁華》九十二卷」。清代范邦甸《天一閣書目》卷一著錄「《萬卷菁華前集》八十卷又一百十四卷」；卷三又著錄「《太學增修聲律萬卷菁華前集》八十卷，藍絲闌繭紙鈔本」。清《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七子部「類書類」著錄「《萬卷菁華前集》八十卷《後集》八十卷《續集》三十四卷」。這些著錄，書名不一，卷數不一，顯然各有增損，難言出自誰手，故都不著撰人名氏。《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斷此書為「宋人科舉之書」，「皆餖飣殘賸之學，殊無可取」。蓋《四庫》所指之本，乃浙江范懋柱家藏本。這個本子《前集》多出二十卷，又增《續集》三十四卷，顯係後人烏龍闌入，已非原書之貌，故「殊無可取」。
而今山東省圖書館所藏之本，及近年拍賣市場所見零帙，卷前後扉葉皆鈐「五福五代堂寶」、「八徵髦念」、「太上皇帝」三陽文方印；開卷右上角鈐「天祿繼鑒」陽文方印；中間騎上欄鈐橢圓形「乾隆御覽之寶」，表明此部《萬卷菁華》曾是清宮天祿琳琅舊物，後由溥儀以賞賜之名賜予溥傑，攜出禁宮，轉道天津，再到長春。1945年日本投降，再從長春偽宮散出，分別落入圖書館或個人之手，其中山東省圖書館所獲最多，但亦不全。今拍賣市場所見零帙，乃一部書之散落者，故其鈐章、裝潢皆同。
乾隆九年（1744），嘗命內直諸臣檢閱秘府藏書，擇其善本進呈御覽，並於昭仁殿列架庋置，賜名「天祿琳琅」，並御題「天祿琳琅」匾額高懸殿內。從此，天祿琳琅便成了清宮裡面的皇家藏書樓，亦或稱為乾隆皇帝御用的藏書樓。至乾隆四十年（1775），于敏中、王際華、彭元瑞等諸臣奉敕編成《欽定天祿琳琅書目》，著錄宋版書71部，金版書1部、元版書 85部、明版書252部、影宋抄本20部，凡429 部。可謂「秘籍珍函，蒐羅益富，又以詔求遺籍，充四庫之藏，宛委叢編，嫏嬛墜簡，咸出應昌期。」（《四庫全書總目.天祿琳琅書目》提要）。此即所謂天祿琳琅的前編書。
嘉慶二年（1797）十月二十一日，乾清宮失火，延及昭仁殿，天䘵琳琅藏書亦遭回䘵之厄，秘籍盡焚。大學士彭元瑞又受命清點天祿琳琅燼餘之書，並移御花園及各殿藏書於昭仁殿，重編《天䘵琳琅書目》，著錄圖書663 部，12258冊，已逾《四庫全書》三分之一，編成《天䘵琳琅書目後編》二十卷。《昭仁殿天䘵琳琅續編》云：「臣等謹案嘉慶二年丁巳十月，敕尚書彭元瑞等仿《前編》體例，重編《天䘵琳琅續編》，維時遍理珠囊，詳驗楮墨，旁稽互證，各有源流，而其規模析而彌精，恢而愈富」。為此，彭元瑞特於目後跋稱：「前編宋元明外，僅金刻一種，後編則宋、遼、金、元、明五朝俱全。凡皆宛委琅函，嫏嬛寶簡，前人評跋、名家印記，確有所證，絕無翻雕贋刻，為坊肆書賈及好事之家所偽託者……。足徵我朝右文之盛，藏書之富，聖學高深，不特下視夫鄴架曹倉，抑且遠逾於麗正嘉則。」因知天祿琳琅失火後，藏書較之災前不減反增，不僅視東漢藏書家曹曾和唐代藏書家李泌的私藏，亦遠超隋之嘉則殿、唐之麗正書院等皇家藏書。此部《太學新增合璧聯珠聲律萬卷菁華》既鈐有「天祿琳琅」藏印，又鈐有「天祿繼鑒」藏印，表明它既可能是天祿琳琅的燼餘之物，也可能是乾隆四十年《天祿琳琅書目》編竣之後，又陸續從各殿甄選出來也應進入天祿琳琅而暫貯御花園且鈐有「天祿琳琅」方印的書。果如是，表明此書確有其特殊的經歷。
檢《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七宋版集部確實著錄《新增合璧聯珠萬卷菁華》十函一百冊，並雲：「書一百四十卷。前有建炎二年連江李似之序，略云「前編六十卷，為鉅野李君樂靜先生所著，僅成半璧，未剖全牛，愚故續以後編八十卷’。……其書前集百二十門，為天文、地理、君道、治道、人品之屬；後集百七十六門，為經籍、職官、禮樂、兵戎、衣服、儀衛、器用、食貨、技藝、祥瑞、物頖之屬。皆各分子目，每目列名君事鑒、名臣事鑒、聖賢事鑒、群書事鑒、諸史事鑒。取成句之可為對偶者曰『書林合璧』，單用者曰『書圃聯珠』；事之相似者曰『譬喻』，相反者曰『反說』；撮取二字可為題者曰『體題』，數字可檃栝其事者曰『體字』；兼有圖像。蓋專為應試之用，故題曰『太學新增』。於兎園冊中，最為條理博大，而書肆盛行之籍也。」「兎園冊」者，乃「類書」之別名，意「謂薈萃諸書而成者也」。這類書後世多為應試之用，類乎當今的高考輔導材料，舉子多，市場大，書坊有利可圖，故熱衷於此，所以成為「書肆盛行之籍也」。《四庫全書》著錄者，經後人亂加增益，故「殊無可取」；《天祿琳琅書目後編》著錄者，乃宋人李昭玘、李似之輯錄之原書，所以被彭元瑞說成「於兎園冊中，最為條理博大，而書肆盛行之籍也」，近為恰評。且仿《天祿琳琅書目》前編體例，在敍錄後又加評此本「袖珍本，槧法極工細。為元鮮于樞家藏。樞字伯機，漁陽人。官浙東宣慰經歷，累遷太常典簿。著有《困學齋集》《後集》。」進一步印證了此書的版本地位。
此書於《天祿琳琅書目後編》中被著錄在宋版集部，表明以彭元瑞為首的編目諸臣認定其為宋刻。又謂「書肆盛行之籍」，進一步認定其乃書肆刻本。可謂眼光犀利，一語中的。這與彭元瑞的學識緊密相關，與他的鑒定實踐也有關。大家知道，彭元瑞既與編《天祿琳琅書目》前編，又主編《天祿琳琅書目》後編，編目實踐豐富，鑒定能力極強。
今檢《天祿琳琅書目》卷一著錄「《五經》一函六冊」。並云：「《易》《書》《詩》《禮記》經文《春秋左氏經傳》不分卷。巾箱本，行密字展，朗若列眉。中構字闕筆，慎字瑗字不闕，乃高宗時刊。上方列字音。」
又卷一著錄「《東萊家塾讀詩記》二函十六冊」。並雲：「巾箱本，不載鋟刻年月。按陳振孫《書錄解題》云『自公劉以後，編纂已備，條例未竟，學者惜之』。是本公劉首章下識云，先兄修是書，至此終。自公劉次章訖終篇，則往歲所纂輯，未及刊定。今不敢損益，姑從其舊’。則此書乃其弟所校刊也。」更引乾隆御題，謂此本「卷約字工，猶屬閩中舊刻，其珍惜之」。
又卷二著錄「《南華真經》二函十冊」。並云：「今巾箱刊本，無所不備，是宋時巾箱本盛行於世。此書版高不及半尺，較之經部《五經》及《東萊家塾讀詩記》尺寸猶縮，而字畫倍加纖朗，紙貭墨光，亦極瑩緻，乃巾箱本之最佳者。」
又卷三著錄「《唐文粹》四函四十冊」。並云：「版高半尺，乃巾箱本，亦宋所盛行者。字朗紙堅，瑩然可寶。」
又卷三著錄「《選青賦箋》一函四冊」。並云：「是書卷中所錄，盡當時省試之作。目錄後有『建安王懋甫刻梓於桂堂』木記，乃書賈所輯以頒行者。……此類小版細書，作巾箱本。其製甚精，亦宋時佳槧，足供秘玩者也。」又引證乾隆御題，稱「此宋人省試諸賦選本，即唐人試帖及今館課之類，蓋一時坊刻也。特筆法精鑱，為宋本中絶佳者」。
又卷三所著錄之「《聖宋文選》二函十二冊」。並云：「書中未載刊刻年月，觀其小楷書，筆法森嚴，密行中自見清朗，蓋亦巾箱本之最佳者。」
一部十卷本的《天祿琳琅書目》，竟收錄這麼多典型的宋刻巾箱小冊，足可使編目諸臣眼觀心識，增長鑒別它們的能力，故《天祿琳琅書目後編》著錄之《太學新增合璧聯珠聲律萬卷菁華前集》六十卷《後集》八十卷，被定為宋刻本，絕非憑空臆想，而是有參照有比對有根據的鑒定意見，當屬可信，不容輕率置疑。
這類不利正面教育、誘導士子終南取巧、有害人才銓選的應試之書，本不該隨意雕版印行，充斥市場。但書鋪子看到的不是社會效益，而是它既能節材省工，方便篋藏兜帶，且收益良多的經濟效益，所以一刻再刻這類帖括應試之書。宋時閩建私家書坊，在這方面表現得尤為突出。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風格，呈現出某些可供判別它們的特色，諸如字體近柳，稜角俏勵；字跡清晰，刀法精工；俗簡異體字多，避諱隨意等特點就凸顯出來，也就多為人們所認識所掌握。
今觀此書，字體稜角俏勵，確有柳字筆意。槧法精工，筆畫精整。細竹紙印造，墨色瑩潔。滿篇散髮著南宋書坊所刻巾箱本應試之作的氣息。
粗檢版面文字，簡體字、俗體字、異體字不可勝記。例將「與」寫成「与」；「辭」寫成「辝」；「萬」寫成「万」；「舉」寫成「㪯」；「寳」寫成「宝」；「國」寫成「囯」；「覧」寫成「览」；「變」寫成「变」；「稱」寫成「称」；「歸」寫成「帰」；「釐」寫成「厘」；「齋」寫成「斎」；「歟」寫成「欤」等，可謂隨處可見，比比皆是。這是南宋書鋪子刻應試之書的一大特點。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沒有什麼深奧的道理，就是寫樣者省工，刻字者省力，降低了工本，增強了市場競爭能力，有利可圖。
此書卷帙不小，完整準確檢出全部諱字，難以做到。僅粗略翻檢，可見《前集》卷十五《六府》中「政殷六府」之「殷」字；卷十七《反說》中「殷商」之「殷」字，皆不缺筆為諱。但北宋仁宗趙禎的名諱「禎」字則缺筆為諱。表現得很隨意。卷十九「桓帝朝」中之「桓」字則缺末筆，表示回避此字。這是南宋刻書，特別是官刻書的通例。原因是當金兵緊逼北宋首都汴梁時，徽宗卻讓位太子趙桓，是為欽宗。豈料寶座未暖，則開封失陷，徽、欽二帝及其子嗣、皇后、宮妃三千餘口，皆被金人虜而北還。在那裡遭受百般屈辱，死於非命。其時徽宗第九子趙構，在外勤王，免遭同厄，得即皇位，故對宰執曰：「少帝事上皇，仁孝升聞，蓋自臨御，沈機淵嘿，聖不可測，乃遭厄運，蹔為北狩。朕念手足之恩，常若神會。」（宋熊克《宋中興紀事本末》卷一上）高宗趙構的同情敬仰之情，感染了眾多的普通百姓，也包括南宋從事刻書業的許多寫工刻手，他們對別的已祧皇帝之諱可以馬虎，惟於欽宗的御名嫌諱，則必要回避，以示尊重。此書「桓」字缺筆，蓋即此意，恰是南宋刻梓之一證。
此書《前集》卷十七《反說》中「溝洫」之「溝」字有避有不避。有避有不避，本質還是避，只是隨意而已。
《前集》卷七「名君星辰門.明君事鑒」「魯子曰聖人慎守」句中之「慎」字不缺筆。但至《前集》卷十三「書圃聯珠」「刻許慎《說文》」句中之「慎」字，則又缺末筆，以示避諱。表現得仍是很隨意。
「敦」字也是有避有不避，如卷二十五「王莽」中「劉敦爲御史，武庫火發，尚書郭彰不救火，敦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敦勃然曰『君何敢持寵作威福』！晉《劉敦傳》」短短幾句話中「敦」字四出，都不缺筆回避。所有這些有避有不避的現象，表明的只是該書避諱的隨意性，但並不是不避，所以它能說明此書之梓行，當是南宋中後期的書鋪子。
此書的鈐印中有的泛紫，這不足爲奇。眾所周知，印泥的製作材料，主要是朱砂、艾絨、蓖麻油或茶油、白陶土、麝香、冰片等。朱砂的學名稱為硫化汞，是天然的礦物質，是印泥取色的主要成分。艾絨是用乾的艾草葉搗碎而成，是調和印泥不可或缺的成分。白陶土又名高嶺土、瓷土，是調和印泥的成分之一。麝香，在印泥中起調味作用。冰片，在印泥中起防腐並有芳香效果。朱砂研成極細的粉末後可以調制兩種印泥：一種稱為「朱鏢印泥」，也有寫成「朱磦印泥」者，它是漂制朱砂粉末時漂在乳鉢上層的朱砂液，與艾絨、蓖麻油或茶油、白陶土、麝香、冰片等調制而成的印泥。這種印泥鈐蓋出來的印跡紅中而略透微黃，顯得鮮明清雅，賞心悅目。還有一種印泥，稱為朱砂印泥，他是漂制朱砂粉液時沈澱在乳鉢最底層的朱砂液，與上述那些必備的材料調制而成的印泥。這種印泥鈐蓋出來的印跡，紅中而略透微紫，顯得沈著厚重，最為美觀。但這種印泥，鈐蓋之後若遇熱，紫色還會加深，所以觀察印跡，不僅要注意印泥的品類，還要想到它的鈐蓋季節和溫度，不能見到反鉛泛紫，就是印泥質量差，因而就判定是偽印，並由此否定所鈐書的版本。此外還要看印章的篆法與刀法，全面分析之後再下結論。今所見天祿琳琅舊藏《萬卷菁華》所鈐「天録繼鑒」及「乾隆御覽之寶」，印章本身篆法靈動，刀法剔透，氣度高雅，絕非出自俗人之手，毫無問題，只是印跡略有泛紫，大概用的就是朱砂印泥，加之可能鈐於天氣較熱之際，不必以此懷疑它所鈐蓋書本自身的真偽。
且該書前後所加扉葉的幾顆乾隆御壐「五福五代堂寶」、「八徵髦念」、「太上皇帝」，非但印色精雅，皇家氣派，印記內容亦皆符合時空的轉換。天祿琳琅的不少書上所鈐不是「五福五代堂寶」，而是「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原因是那時乾隆皇帝雖年逾古稀，但仍是御極的天子。嘉慶元年（1796）已傳位顒琰，自己做了太上皇帝，就不宜再稱古稀天子，所以天祿琳琅後編書所鈐即變成了「五福五代寶」，並且加蓋了一顆新印「太上皇帝」，非常符合天祿琳琅後編書形成時代的乾隆身份。這一切亦反過來印證那兩顆有些泛紫的「天祿繼鑒」和「乾隆御覽之寶」不假。我在東北見過假造天祿琳琅的藏書，那就不僅是印泥印色不對，印章大小、字體、篆法、刀法也很拙劣，一看便知。
前邊所述《天祿琳琅書目後編》關於《萬卷菁華》的鑒定意見；其書簡體字、異題字、俗題字比比皆是的表徵；回避宋帝諸諱但又有避有不避的隨意表現；版刻的字體刀法、印紙墨色等反映出來的風格特色，前人據以將之定為南宋閩建書坊刻本，是有道理的，毋庸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