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籍交流與政治：東亞書籍史研究方法再檢討之一（下）
書籍交流與政治：東亞書籍史研究方法再檢討之一（下）
張伯偉
四、「政治過濾網」與書籍交流
政治因素對於書籍交流的影響，具有正面和負面的兩類。就以往的研究而言，注意力多在其中的正面因素卻又往往忽略其中的政治性，如果更換一種眼光，就可以成爲另外一種敘事。比如《增補文獻備考•藝文考》，其第一類「歷代書籍」中的總論、購書賜書、獻書、進書中朝等條目，都是含有濃厚政治意味的書籍交流敘事。一個「賜」字，便活脫脫地畫出了中國皇帝居高臨下的賞賜嘴臉（就其遣辭的本意而言，卻又是感恩戴德之情的表露）。無論是皇帝的主動「賜之」，還是應國王的「奏請」，無論是儒家經典、中國古史，還是佛、道二藏，這些「賜書」都反映了特定時代的國家意識形態，通過由上而下、由中心而邊緣的方式強行推擴，只是籠罩了一層封建時代的「溫情脈脈的面紗」（1）。至於「賜」哪些書、「不許」哪些書，或彼時「不許」，而此時「又賜」，體現的也依然是「王權」的威嚴（2）。由「賜書」形成的等級觀念，再經朝鮮國王的「複製」，遂向地方社會乃至個人家庭滲透。
在現存的朝鮮時代書目中，有一類被我界定爲「地方書目」，其中包括各地鄉校、書院的藏書目録。鄉校屬於官學系統（包括太學、四部學堂、鄉校），書院屬私學。鄉校的書籍一律來自官方頒賜。《世宗實録》十七年乙卯（1435）十一月癸亥載：「傳旨各道監司：《性理大全》及《四書五經大全》……實理學之淵源，學者當先講究者也……欲印置於鄉校者。」（3）同書二十三年辛酉(1441)十月辛巳載：「印《直解小學》二百本，頒賜各官、鄉校及文臣。」（4）上述經學、理學著作皆來自中國，頒賜本是在朝鮮各道重新雕版印刷的，有的書則是對中國典籍的注釋講解。至於書院，自朝鮮明宗五年（1550）國王賜額「紹修書院」始，也有了頒賜書籍的先例，四年後，以鄭夢周生長之地創建書院，也就以此爲先例要求賜書。現存的《嶺南各邑校院書冊綠》中載玉山書院的藏書，首列自《禮記》三十卷到《御定朱書百選》三卷等十五種，都屬於「宣賜」本（5）。這是國家意識形態通過教育途徑向社會擴散的表現。
至於個人家藏書籍，較爲典型的例證是同春堂宋浚吉後裔所藏《家藏書籍簿》，其藏書據來源分作五類：內賜二十八種，家印二百三十七種，借來八種，不歸類二十種，書帖一百零八種（6）。內賜二十八種以儒家經典爲主，另有極少量的史書（如《通鑒》等）、文學（如《文選》《瀛奎律髓》）和醫學(《醫學正傅》)類書。無論是鄉校、書院抑或個人，獲得國王的「賜書」都是一種無上的殊榮，在所有的藏書中也佔有最高地位，在不同書目中皆列於首位。在這些書目中，絶對看不到佛、道二教的蹤影，也絶對看不到通俗小説的蹤影，雖然這並不意味著儒生或士大夫絶對不讀小説。
由此可見，東亞的書籍交流，從國家、社會到個人，其最爲重要的部分（未必總是數量最多的部分），既不是出於個人的自然需求，也不是來自商業的自由貿易，而是由政治決定的。從中國皇帝與朝鮮國王的關係看，或者從朝鮮國王與其臣民的關係看，賜什麼書，買什麼書，讀什麼書，藏什麼書，往往透過「政治過濾網」的篩選。最高統治者的意志，經過層層「複製」，最終抵達社會和家庭，而處於此社會中的個人以「被格式化」的思維習慣自覺地「過濾」和「控制」自身。當然，這只是就普遍化的一般情形而言，每個時代總有不那麽循規蹈矩的思想「出格」的人，並且由這種思想産生「奇言怪行」甚至「異端邪説」。
「賜書」是一種以上對下的行爲，另一種行爲是「徵書」，即要求高麗、朝鮮方面「獻書」。《高麗史•宣宗世家》八年（1091）載，李資義從宋朝帶回哲宗皇帝之命，要求高麗獻書128種，「雖有卷第不足者，亦須傳寫附來」（7）。語氣是峻烈的，不容討價還價。《增補文獻備考》的編者懷疑此「是遠外傳聞懸度之事」，也許不會有如此大規模的「徵書」（8），但高麗獻書則是事實。《玉海》記載：「元祐七年五月十九日，秘省言高麗獻書多異本，館閣所無。」據《朱子語類》記尤延之（袤）語雲：「《孟子》‘仁也者人也’章下，高麗本雲：‘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合而言之，道也。’」並首肯雲：「此説近是。」（9）朱熹《孟子集注•盡心章句下》引用「外國本」雲雲，即尤氏所謂高麗本。而據李瀷（星湖）的説法，多出20字的《孟子》版本在十八世紀的朝鮮已不復可睹，「今不可得見，可勝嘆哉」（10）。然而朝鮮國王也同樣「複製」此類「徵書」之舉，對內命民間獻書，史籍不絶於書，對外則要求文化地位及國家實力稍遜者獻書，如世宗七年（1425）對琉球使者雲：「予今付送中朝尋訪書目，歸報國王，所有書冊送之可也。以天下而失其本，況海外之國，未必有也。然幸有一二本，須宜送之。」（11）同時又「賜書」琉球使者，完全是以上臨下的姿態。而「須宜送之」雲雲，顯然模仿了宋哲宗「須傳寫附來」的語氣，只是稍作委婉而已。徵書、獻書，無非某種政治權力的體現。
以上是就政治影響的正面因素而言，所謂「正面」，就是指對書籍交流起積極作用的因素，但負面因素的影響也極爲重要，這突出表現爲「禁書」。對於禁書的歷史學研究，無論中西，都有學者加以詳細探討（12），但在書籍史的研究中，這項內容往往是缺席的（13）。1999年由卡洛萊茲(Nicholas J. Karolides)等人合著的《禁書》，將西方的禁書分爲四類：性愛類、社會類、宗教類、政治類。嚴格地説，東亞的禁書主要是出於政治的原因和目的，宗教往往是政治化的，社會類（比如涉及民族、種族的措詞等）也只是在與政治相關時纔遭禁或被刪被改。至於色情類的禁書，屬於古今中外的通例，往往流於官樣文章或口頭禁忌，在東亞書籍交流中，這類書甚至得以大行，至少沒有受到太多限制。就以孫楷第的《中國通俗小説書目》《日本東京所見小説書目》《大連圖書館所見小説書目》爲例，後二者都是日本藏書，其中「煙粉類」甚多（14）。陳慶浩、王秋桂主編《思無邪匯寶》，收録艷情小説五十種，「大部分資料採自日本、俄羅斯、英國、法國、荷蘭、美國等諸國圖書館及私人藏書」（15），其中又以日本佔多數，這當然是有原因的（16）。至於朝鮮時代，雖然有對通俗小説的「禁令」，卻往往有禁不止或有令難行（17）。中國的情況大體相類，李夢生説：「在禁書中，有違礙語的禁得很嚴，今存世大多是孤本、殘本；其次是淫穢小説；最寬的是才子佳人小説，書坊幾乎沒有遵守禁令。」（18）所謂「違礙語」，大抵涉及政治。所以，就「禁書」而言，最大的禁忌是「時忌」，也就是關乎當時的政治的。
中國傅統歷史上禁書的高峰是清代，尤其是事關明清易代的作者及作品。1790年，朝鮮徐浩修以進賀兼謝恩副使身份入清，在熱河見到鐵保，而有這番詢問：「《牧齋集》方爲禁書，閣下何從得見？」鐵保答復道：「凡禁書之法，止公府所藏而已，天下私藏，安得盡去？」（19）禁書的目標是要限制乃至杜絶書籍的流通，但實際效果卻往往激發了人們的好奇乃至獵奇，「禁書」反而成爲覓書、購書的首選，就如法國作家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説的：「不許我們做的事，也就是煽動我們慾望的事。」（20）入清以後，朝鮮使團在往返路途中，經常向當地人士覓購禁書，時見於記綠。而更爲集中的展現，則是在北京琉璃廠書肆的活動，禁書特別引發了他們搜羅、購買的興趣和熱情。書籍管制、禁忌在某種程度上對這些書籍的擴散作用，證明瞭文化專制者的愚蠢和失敗。金錫胄於康熙二十一年(1682)赴京，其《買書》詩有「前代禁書仍十失」（21）之句，表達了對禁書苛虐之政的憤慨。李德懋於乾隆四十三年（1778）赴京，托琉璃廠五柳居陶生代購禁書，曾記録書狀官沈念祖的話：「左右嘗盛言顧亭林炎武之耿介，爲明末之第一人物。購其集於五柳居陶生，陶生以爲當今之禁書三百餘種，《亭林集》居其一。申申托其秘藏歸來，余於轎中盡讀之，果然明末遺民之第一流人也。」（22）李永得道光二年（1822）入京，其《燕行雜録》載：「往文盛堂買書……所買書冊多禁書。」（23）購書本屬商業行爲，但朝鮮燕行使者在北京熱衷購買禁書，卻體現了政治因素向商業活動的滲透。僅以上述所舉三例來看，這種意識已經延續了一百四十年，實際則更長。清朝民間廣泛聞知的三百餘種禁書，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爲朝鮮人潛在的購書向導。
政治因素對圖書貿易的影響，同樣體現在中日書籍交流中。最典型的案例，當然就是有關江戶時代的禁書與書籍檢查的制度。由於禁止的對象主要是基督教教義，而書籍的審查較之於一般商品更爲複雜，所以在長崎奉行屬下事設「書物改役」一職。最有代表性的研究，允屬日本思想史、基督教史學者伊東多三郎的《禁書の研究》(1936)和歷史學者大庭脩的《江戶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1967)、《江戶時代における中國文化受容の研究》(1984)，後者譯爲中文時改題爲《江戶時代中國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堪稱名副其實。大庭脩在比較伊東氏與自己的研究時説：「他考察有哪些書被禁止輸入，而我卻是調查有哪些書被允許入境。」（24）江戶幕府頒布了很多禁書目録，如貞享二年(1685)的《國禁耶穌書》，京都書坊明和八年(1771)的《禁書目録》等。不僅列在目録中的禁書不能入境，其他與基督教主題無關的書，往往因爲其中含有西洋人的詩作或書信，也同樣遭禁，如《福建通志》《地緯》《帝京景物略》等。當然，幕府的政策時緊時鬆，並非一貫，但無論怎樣，中國輸入日本的書籍，都要經過政治、宗教過濾網的篩選，被認爲是「安全的」，方可放行。在中日書籍交流的研究中，人們極爲重視的珍貴資料，無論如齎來書目、大意書、交易帳（書籍元帳、見帳、直組帳、落札帳）等第一手資料，還是如各類《舶載書目》《唐本目録》等第二手資料，其實都是在政教因素干涉下催生的副産品。它表明當時的書籍貿易並不是純粹的商業活動，而是經受了「政治審查」的乾預、處分後的結果。如果忽略了這項重要的因素，就難以瞭解當時中日書籍交流的真相。面對如此普遍存在的歷史現象，我們可以從中獲得一個強烈的印象，那就是，與西方書籍史研究重視商業活動不同，東亞書籍史研究應該更重視政治因素的作用。政治就如同社會生命體中的主動脈，透過毛細血管網的作用，滲透到每一個細胞，任何領域、任何個人都注定無處可逃。
在日本，不止基督教書籍難以入境，《孟子》的命運也屬多舛，儘管它是儒家經典，平安時代的大學寮明經科甚至不以它爲教科書。《孟子》在日本「運交華蓋」，原因在於其書強調「易姓革命」的正當性，這與日本萬世一姓的天皇制度的「國體」不合，所以很受排斥。謝肇淛《五雜組》曾記載：「倭奴亦重儒書，信佛法，凡中國經書皆以重價購之，獨無《孟子》，雲有攜其書往者，舟輒覆溺。」（25）日本方面的記載中，如藤原貞幹《好古日録》、桂川中良《桂林漫錄》、冢田虎《隨意録》等書都曾轉録上述記載。直到德川幕府勢力抬頭，與天皇分庭抗禮，《孟子》纔受到人們的重視，所以寬文年間(1661—1673)刊行的和刻本《五雜組》中，上文引録的一則就被刪去。其後，隨著尊王（朝廷）賤霸（幕府）思想的逐步抬頭，像高松芳孫（貝陵）這樣的尊王派就對孟子惡語相加，所謂「軻也是仁義之賊，聖人之大罪人，君子之宜所誅討者」（26）。到明治維新時國學與漢學發生爭辯，大學不允許將《孟子》列入正科，同時還禁止人們私下閱讀（27），這幾乎又像是回到了平安時代。當政治力量介入的時候，即便是儒家經典也難逃厄運。但比起朱元璋讀到《孟子》「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而大怒，幾乎動了殺心，最後罷其配享，並命人刪改其書近百條之多（28），日本君臣對《孟子》的態度就算得上溫和而節制了許多。
書籍史和歷史研究、文學研究的最大不同，是要以書籍和閱讀爲中心，將焦點凝聚在書籍自身和實際的閱讀活動。從這一點出發，我們還要注意政治因素對書籍的內容、署名、字體、裝幀、收藏等諸多方面的影響。
首先看內容。日本正德元年(1711)，朝鮮通信使正副使趙泰億、任守幹與日本新井白石有一番筆談，經記綠整理後成書。任守幹整理（署趙泰億名)者爲《江關筆談》，新井白石整理者爲《坐間筆語》（一題《朝鮮使燕樂筆語》)，這是第一次由官方層面展開的兩國外交之間的「文戰」記録（29）。在《坐間筆語》中，新井氏口口聲聲自稱日本爲「天朝」，這固然是一種自大的表現，但也還可以理解。至於其中記録朝鮮使臣語，以「皇京」稱日本京都，則絶對經過改換。按朝鮮人的習慣用法，僅以「皇京」稱明朝國都，以「燕京」稱清朝國都，而以「倭京」稱日本國都。至於《江關筆談》，朝鮮方面有任守幹《東槎日記》附録本，日本方面亦有刊本，兩者差異頗多。茲舉一例以比對之。《東槎日記》本載：
（新井）白石曰：「當今西方諸國，皆用大清冠服之制，貴邦獨有大明之舊儀者，何也？」平泉（趙泰億）日：「天下皆左衽，而獨我國不改華制，清國以我爲禮義之邦，亦不敢加之以非禮。普天之下，我獨爲東周，貴邦亦有用華之意否？今看文教方興，深有望於一變之義也。」（30）
這裹的答話，顯然帶有朝鮮使臣的文化自傲，「一變之義」壓縮了孔子的話，所謂「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31），暗示日本需要向朝鮮學習。同樣是這個場景，日本刊本卻是如下文字：
白石曰：「當今大清易代改物，因其國俗，創制天下。如貴邦及琉球，亦既北面稱藩，而二國所以得免辮髮左衽者，大清果若周之以德而不以疆(彊)然否？抑二國有假靈我東方？亦未可知也。」（32）
這裹顯示的則是日本方面的文化自傲甚至自大。在新井白石的言説系統中，朝鮮能夠免於「辮髮左衽」，要麽是清朝的以德服人（這是一個虛設），要麽是受到日本精神的感發(「假靈我東方」)。《江關筆談》原本由朝鮮方面整理，日本刊本的署名也還是「通政大夫吏曹參議知制教趙泰億輯」，是以朝鮮本爲藍本的。兩者之間出現的差異，集中在對朝鮮的貶低和對自我的抬舉，顯然是日本方面出於「文化自大」的心理而實施的政治性修辭術或「易容術」，是體現其國家意識形態的僞詐之詞。這一書籍交流過程中從朝鮮本到和刻本的變化，絶非跨國傳抄、刊行過程中自然形成的訛脫衍倒，僅僅從文獻學角度校其異同，補其闕漏，而不進一步洞察其異文背後政治性的本國文化敘事，就只能得出些浮表幼稚的結論。
至於在朝鮮和清朝之間，由於當時人的文集都以崇禎紀元後多少年繫年，在具體作品中也多有對清朝的醜化之詞，所以肅宗四年（1678）「清使侍衛噶等求觀東國文籍」，提供的文集作者都是生卒於明代的。咸豐九年（1859）吳稼軒與朝鮮使者金永爵筆談，金氏雲：「我國書籍未嘗不多，而無一攜帶入京者，以於明季國初事多有忌諱故也。」（33）朝鮮人至嘉慶年間在著述中依然對清帝以「胡皇」稱之，就可以推想當時文字中有多少忌諱、違礙、不恭的用語。肅宗三十九年（1713），「因清帝求觀東國詩文，令大提學抄出前後東人詩文，刪定印出」（34）。在這樣的書籍交流中，因爲出於時忌，所以要「刪定印出」，更改其內容。
其次看署名。許筠在光海君十年（1618）以謀逆罪被誅殺，其名遂成忌諱，著述亦頗有散佚。約六十年後的金錫胄編《海東辭賦》，作者二十七人，辭賦五十八篇，其中有《思舊賦》《竹樓賦》《北歸賦》《東林城賦》《夢歸賦》五篇，署名「無名氏」。1991年韓國太學社影印此書，請東國大學校金起東教授撰寫解題，也仍然説此五篇作品爲無名氏之作（35），實則皆爲許筠作品。他由於「刑死'」而蒙受「惡名」，但其文才甚美（36），若以人廢言，實在可惜，故金錫胄以「無名氏署之。金氏此書編次以作者生年爲序（極個別者略有出入），「無名氏」編於象村（申欽）之後，申欽的生年爲朝鮮明宗二十一年（1566），而許筠爲宣宗二年（1569），顯然，金錫胄是知道這五篇賦的真正作者的，只是出於政治忌諱，遂改變了其書的署名方式。這一類書可存、名當廢或名當改的避忌，即便在二十一世紀的東亞，也還能夠看到其後遺症。
再看字體、裝幀。朝鮮顯宗九年（1668），「上以眼患，艱於看書，令玉堂寫進《四書》《五經》，大其字樣，以便覽閱」（37）。這種大字本當然是特殊的字體和裝幀，也是僅僅屬於國王一人擁有的「特權」。好讀書本身無可非議，但利用手中的政治權力以達到其目的，多少可以滿足帝王的虛榮心。如果觀察同一時代的清朝，開始於康熙年間刊刻書籍風行的「軟字」（即正楷書寫體），就與康熙、乾隆對於書法的趣味有關，這也是政治因素對於書籍刊刻字體影響之例（38）。
最後再來看藏書。朝鮮各地多有書院，每個書院都有享祀之主，故其藏書也富有特色。以《慶州府校院書冊目録》爲例，其著録次序除儒家經典外，以被享祀者著作居首。如鶴崗書院祀李齊賢，故在《禮記》之後便繼之以其《益齋集》《櫟翁稗説》；東江書院祀孫仲暾，《周禮》後繼之以其《愚齋集》；仁山書院祀宋時烈，即以其《尤庵集》居首。然而到了朝鮮時代後期，黨爭頻生，書院風氣受到很大影響。仁祖二十二年（1644）林墰上啓，指責衆多書院由「尊賢尚德之義轉成私黨」（39）。英祖時已呈現「黨議紛爭，多起於書院」（40）的狀況。書院的藏書和刻書也就染上黨爭色彩，屬於同一派別的個人文集的增多就是一個象徵（41）。此類書籍藏量的增多，也就象徵著某一黨派勢力的壯大以及聲音的宏亮，反之，則是勢力的萎縮和聲音的細弱。
以上描述東亞書籍史上的現象，多涉及書籍本身的內容、外觀和藏棄，雖未必都與書籍交流有關，但都反映了政治與書籍史的或輕或重、或遠或近的關係，體現了東亞書籍史的特徵。在研究漢籍交流的時候，超越了文獻學的方法，引入書籍史的視角，理應對政治因素的強大而又複雜的影響予以充分重視。如果把統治者，尤其是強勢的專制君王的思想比作一個社會的主動脈，那麽，透過由上而下、由近及遠的層層滲透，就如同毛細血管網，最終抵達個人（42）。在傳統社會中，「良民」對於政治的反應大多是順從的，但也有少數特出之士，以「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作出謹慎的或激烈的反抗。如果他們的反抗體現了某種同理心，那麽，就會贏得越來越多的同情、理解、回應和支持，並最終使社會得到改善或導致革命。以書籍史的角度繼續深入研究，需要從流通領域進入書籍的閱讀，但這就應該另外寫一篇論文了（43）。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初稿
二〇二三年一月二十七日改定
【附記】
本文曾於2022年11月19日在韓國高麗大學、中國南京大學、日本立命館大學聯合舉辦的「東亞漢籍交流國際學術會議專題演講會」上演講，茲以演講稿爲基礎，略加充實，提交《古典文獻研究》，以紀念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曹虹教授榮休。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共産黨宣言》指出：「資産階級在它已經取得了統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係都破壞了……資産階級撕下了罩在家庭關係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把這種關係變成了純粹的金錢關係。」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0頁。
（2）《增補文獻備考•藝文考》載，高麗朝宣宗十年(1093)，「遣使如宋，請《太平御覽》，不許」；肅宗六年(1101)，「王嘏、吳延寵等朝宋還，帝賜《太平御覽》一千卷……此使之能也」。實際上，相距八年，一予一奪，皆是王權的體現。
（3）《朝鮮王朝實録》第3冊，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1955年影印本，第657頁。
（4）《朝鮮王朝實録》第4冊，第367頁。
（5）《朝鮮時代書目叢刊》第五冊，第2290—2292頁。
（6）손계영(Son Ke-Young)《동춘당 후손가 가전 ｢家藏書籍簿｣의 작성시기에 대한 고찰》(《對同春堂後裔家傳（家藏書籍簿）作成時期的考察》)，載韓國《書志學研究》第38輯，2007年12月。
（7）《高麗史》卷十，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89頁。
（8）關於朝鮮文默中這一記載的研究，參見屈萬里《元祐六年宋朝向高麗訪求佚書問題》，載《東方雜志》復刊第8卷第8期，1975年。
（9）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三，中華書局，1986年，第3191頁。（10）李瀷著，安鼎福編《星湖僿説類選》下輯卷六上「高麗古經」條，明文堂，1982年，第6頁。案：此書乃安鼎福編輯其師李瀷言論而成，《增補文獻備考•藝文考》徑作安鼎福語，誤。
（11）《國朝寶鑒》卷十二「世祖朝三」，又《增補文就備考•藝文考》亦有記載。
（12）參見陳正宏、談蓓芳《中國禁書簡史》，學林出版社，2004年。今田洋三《江戶の禁書》，吉川弘文館，2007年。卡洛萊茲(Nicholas J. Karolides)、伯德(Margaret Bald)、索瓦(Dawn B. Sova)《禁書：l00部曾被禁的世界經典作品》(l00 Banned Books: Literature Suppressed on Political,Religious, Sexual and Social Grounds),吳庶任譯，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
（13）在我的閱讀範圍中，只有羅伯特•達恩頓和丹尼爾•羅什合編的《印刷中的革命》第一部分「革命前形勢」的三篇文章涉及了這一課題。
（14）參見《中國通俗小説書目（外二種）》，中華書局，2012年。
（15）陳慶浩《思無邪匯寶•總序》，熹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第12頁。
（16）原因雖有多種，但最主要的是江戶時代的日本人提倡藉助通俗小説（含色情小説）學習漢語。雨森芳洲《橘窗茶話》卷上雲：「我東人欲學唐話，除小説無下手處。」又評論精通「唐話」的岡島冠山説：「岡島援之只有《肉蒲團》一本，朝夕念誦，不頃刻歇。他一生唐話從一本《肉蒲團》中來。」雨森氏又自謂「所讀小説亦不下四五十部」(《芳洲文集》，日本関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1980年，第157—158頁)。雖或有些誇張，但時人重視利用通俗小説學習漢語則是事實。
（17）參見張伯偉《朝鮮書目與時代及地域之關係》，載《延邊大學學報》2004年第4期；又《從朝鮮書目看漢籍交流》，載《書籍之路與文化交流》，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年。
（18）李夢生《中國禁毀小説百話•前言》，上海辭書出版社，2017年，第3頁。
（19）徐浩修《熱河紀游》卷二，林基中編《燕行録全集》第51冊，東國大學校出版社，2001年，第484頁。
（20）《蒙田隨筆全集》第二卷，馬振騁譯，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第274頁。
（21）金錫胄《搗椒録》卷下，《燕行録全集》第24冊，第93頁。
（22）李德懋《入燕記》卷下，《燕行録全集》第57冊，第324頁。
（23）舊題徐有素《燕行録》，《燕行録全集》第81冊，第171頁。案：此書舊題有誤，其《燕行雜録》部分實出自李永得，參見張伯偉《名稱•文獻•方法——關於「燕行録」研究的若干問題》，載《南國學術》 2015年第1期。
（24）大庭脩《江戶時代中國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戚印平、王勇、王寶平譯，杭州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53頁。
（25）謝肇淛《五瓣組》卷四，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第86頁。
（26）《正學指南》卷二，関儀一郎編《日本儒林叢書》第十一卷，第46頁。案：原文爲日語。
（27）參見宇野精一《明治以後的儒教》，許正雄編譯《日本儒學史概論》，文津出版社，1993年，第 115頁。
（28）參見吳晗《朱元璋傳》，北京聯合出版社，2020年，第119—120頁。
（29）參見張伯偉《「文和」與「文戰」：東亞詩賦外交的兩種模式》，載《中華文史論叢》2022年第2期。
（30）任守幹《東槎日記》附《江關筆談》，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朝鮮通信使文獻選編》第三冊，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00頁。
（31）朱熹《論語集注•雍也》，《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第90頁。
（32）平安譽肆群玉堂天明已酉(1789)刊本，日本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
（33）董文渙《韓客詩存•韓客文存》，書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266頁。
（34）《增補文獻備考•藝文考》，《朝鮮時代書目叢刊》第陸冊，第2902—2903頁。
（35）《海東辭賦》卷首「解題」，韓國太學社，1991年。
（36）洪萬宗《小華詩評》卷下載：「朱太史之藩（蕃）嘗稱：端甫（許筠字）雖在中朝，亦居八九人中。」趙鍾業編《韓國詩話叢編》第三冊，韓國太學社，1996年，第525頁。
（37）《增補文獻備考•藝文考》，《朝鮮時代書目叢刊》第陸冊，第2879頁。（38）參見鄭幸《清代刻工與版刻字體》，中華書局，2022年，第263—267頁。
（39）《仁祖實録》卷四十五，《朝鮮王朝實録》第35冊，第191頁。
（40）《英祖實録》卷一百二十七，《朝鮮王朝實録》第44冊，第543頁。
（41）參見李春熙《朝鮮朝教育文庫的相關研究》第四章「書院疊設置弊端與後期之書院文庫」，韓國景仁文化社，1989年，第34一48頁。
（42）王汎森在《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文獻中「自我壓抑」的現象》一文中，對清代的政治壓力之下，在文化領域中，尤其是寫作、出版、藏書等方面無所不在的自我壓抑、自我刪節的現象作了詳細分析，收入其《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可參看。
（43）關於這個間題，我將在下一篇文章《「雙重傳統」與書籍閱讀：東亞書籍史研究方法再檢討之二》中加以討論。
本文原刊《古典文獻研究》2023年第2期